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治國金融之道,供大家參考。
治國的金融之道 陳志武 歷史學者可能很難回避中國歷史的周期性：
平均四五十年農民起義一次， 兩三百年改朝換代一次。
這種規律似乎兩千年沒怎么變。
對中國未來感興趣的人們自然會問：
歷史規律還會不會重復？ 如果不想讓它再重復， 那又有什么招呢？
當然， 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回答。
對科學技術發展史感興趣的同仁可能會從軍事技術角度來談， 他們也許會說， 導彈、 飛機、 夜視鏡已使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幾乎不可能成功， 所以那種靠百姓武裝革命達到改朝換代的時代已結束。
試想， 在以矛盾、鐮刀斧頭為主要武器的年代里， 正規軍和起義軍在武器水平上的確很對稱：
拿起鐮刀斧頭， 你的武器就跟政府軍旗鼓相當！
更何況起義軍熱情高漲而政府軍是為別人賣命， 那時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
但在今天， 正規軍與老百姓間的武器不對稱已達到極點。原來， 革命軍可以在白天睡覺晚上活動， 但如今的夜視儀已消滅了白天黑夜的差距； 原來， 后方革命根據地可以長年累月地為革命軍提供養兵千日的條件， 但今天的飛機和高精度導彈使這類根據地也成為歷史。
因此， 現代科學技術已使昔日的改朝換代周期無法重演， 游戲規則已被重新定義。
而我們從金融技術角度也能看到， 金融技術使得現代國家難以重復過去的改朝換代規律， 當然， 這不是說金融技術把革命的問題根除了， 而是它們可以降低發生改朝換代的概率。
關于金融技術、 特別是證券技術對國家治理的作用， 以往認識較少， 過去我們集中關注金融發展對企業、 對家庭的作用， 不太注意證券、 特別是長期限債券市場對治理國家的妙處。
今天我們就來談這個題目。
近二十幾年持續增長的啟示：
政府敢于“借錢花”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最近的經歷。
正是由于現代金融和證券發展， 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國家理財策略已從本質上不同于傳統中國朝廷的手法， 能敢于利用公債市場把未來的錢借到今天花， 也不怕靠財政赤字發展今天的中國經濟。
這些新的國策使中國經濟得以持續增長， 使社會至今還沒有出現不少專家預測會發生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
1978 年開始改革開放之后， 以包產到戶和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市場激勵使中國經濟在 80 年代快速增長， 那時的增長是粗放式的， 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幫助， 只需要政府放松經濟管制并解放個人的創業權利， 讓市場發揮作用即可。
1981 年啟動國債， 政府開始把一小部分未來財政收入提前到當時花， 當年共發行 121 億元的國債和外債， 相當于那時政府全年開支的 9%左右。
但， 不管規模大不大， 對于一個習慣于反對“借錢花” 的社會來說， 啟動國債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大的觀念沖擊。
1986 年， 國家財政赤字達到 82 億元， 占財政收入的 3. 9%。
如 42 版圖 1 所示， 那年新發國債 138 億元， 比上年增長 54%。
到1988 年， 財政赤字升到 134 億元， 占財政收入的 5. 7%。
1989 年， 國家財政繼續惡化， 當年新發國債 408 億元。
自 80 年代中期開始， 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一方面來自外資支持的制造業， 另一方面來自政府財政和公債支持的基礎建設項目。
因此， 在國家財政惡化的情況下， 銀行貸款和公債市場成為經濟能否繼續增長的兩個關鍵之一。
在 1989-1991 年經濟相對低速增長期間， 三年共新發國債 1245 億元， 給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推動力。
結果， GDP 增速從 1990 年的 3. 8%回升到 1991 年的 9. 2%。
1994 年， 財政赤字上升到 575 億元， 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 11%， 創歷史新高。
為了填補赤字并支持發展， 當年國家發債 1175億元， 也創歷史新高。
在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世界都在擔心中國經濟、 繼而世界經濟會被連帶拖下水。
1998 年， 國家發債 3311 億元，1999 年再發債 3715 億元。
在 1998 年財政赤字高達 1744 億元（占財政收入的 15%）
的情況下， 這些公債融資讓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和之后保持以高于 7%的速度增長， 并帶動世界經濟度過那次危機。
截至 2004 年底， 國債余額為 29631 億元， 其中內債 28803 億元， 外債 828 億元。
國債余額占 GDP 的比重為 21. 6%， 低于國際公認的 60%的警戒線， 也低于美國約 70%的國債負擔率。
2003 年國債還本付息總額近 3000 億元， 約占當年財政收入的 14%。
這些國債數據當然不包括國有銀行、 國有證券公司、 國有保險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壞賬， 按照一些商業機構的估計， 僅銀行呆壞賬可能在四五萬億元， 是 GDP 的 29%至 36%。
如果包括這些呆壞賬， 國家負債在 GDP 的 50%至 58%之間。
從 1982 年到 2004 年， 國債余額的年增速在 25%左右。
如果再繼續按照這一速度增加國債并以此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那么在達到危機線之前還能維持多少年？ 如果這種持續多年的財政赤字發生在王朝時期， 那情況又會怎樣？ 今天的選擇跟過去又有什么區別？
朝代時期的發展模式：
最大限度地存銀子 不管是宋、 明、 清， 還是其他朝代， 各朝都遵循一種基本的財政規律， 朝代新起時期都國庫儲蓄豐盛， 隨后遞減， 再后就是財政日益吃緊， 赤字越來越不可收拾， 致使最后改朝換代。
以往， 學者主要以腐敗來解釋這種周期性規律， 基本認為朝代初期腐敗不普遍， 但正因為中國歷來沒有對權力的可靠制約與監督機制， 隨著專制體系的年齡越來越高， ****也會越加猖狂， 到最后國庫空空， 迫使朝廷在財政稅負上狗急跳墻， 然后便是官逼民反， 朝廷最終滅亡。
——權力失控和****肯定是改朝換代規律的制度性根源， 但除此之外還有國家理財策略以及金融技術上的差別。
由于清朝的財政數據相對較多， 過去對其研究得也比較細， 我們以清代為例， 看看它與當前中國的差別。
從統治者的角度講，他們最怕的應該是在國家出現危機、 社會動亂的時候， 國庫里沒錢， 財政上入不敷出。
事先規避這種危機風險的手段大致有兩種，其一是事先多存錢， 往國庫中存的越多則越好； 第二種手段是靠事先盡最大可能地發展國力， 不僅把到手的錢都花完用于發展， 而且還盡可能借錢發展， 透支未來的收入先發展。
這兩種經濟國策實際上類似于宋朝王安石、 司馬光關于開源與節流的辯論， 第一種策略強調“節流” ， 而第二種國策強調“開源” 。
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的發展國策以及美國歷年的策略都屬第二種， 而以往中國各朝的經濟方針基本屬第一種， 這種國策當然也跟儒家理財思想非常一致。
圖 2 給出了從康熙四十八年（1709）
到道光三十年（1850）
戶部庫存銀兩的變動情況。
按照傳統儒家評價國家財富的標準， 可以說清朝即使在鴉片戰爭之后、 太平天國起義之前還是非常富有的， 這種富有在乾隆后期達到頂峰， 1781 年國庫存銀 7000 萬兩，到 1789 年為 6000 萬兩左右！
1850 年時降到 800 余萬兩。
太平天國起義對朝廷開支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發生貨幣危機， 但即使在 1853 至 1863 年間， 戶部銀庫仍然年增 19 萬兩。
這不多， 但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 那至少比今天承擔越來越高國債的中國要好，更比今天負債 9 萬億美元的美國要富有。
只不過， 那種國庫財富只是反映過去收入的錢， 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來也會富有。
圖 2 基本說明， 清朝初、 中期往國庫積累了大量財富， 但從那以后就開始每況愈下， 印證了朝代財政先富后貧的周期性規律。
我們也可從國家財政收支來細看晚清的發展經歷。
圖 3 給出 1838 年后一些年份的財政收支情況。
據史載， 從康熙中葉開始，每年財政盈余約 500 萬兩， 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結余在 1000 萬兩左右。
從圖 3 看到， 鴉片戰爭之前的年度財政盈余也超過 500 萬兩，到鴉片戰爭后的 1847 年， 財政結余為 380 萬兩。
甲午戰爭前的 1893 年， 國家財政結余高達 760 萬兩。
這些數據說明， 雖然按照傳統儒家理財觀念看晚清的結余可能還太少， 但當時的經濟國策從根本上講極其荒謬， 在兩次鴉片戰爭都失敗同時又面臨日本的威脅下， 朝廷不僅不想法把未來的收入透支來加速發展國力， 反倒還一心放在“節流” 上， 只想到往國庫多存錢。
結果是， 國力相對其他國家繼續衰退。
清朝財政赤字的真正起點是甲午戰爭之后， 1896 年赤字高達 1292 萬銀兩， 1899 年為 1300 萬兩。
義和團運動帶來的庚子賠款大大沖擊了清政府的財政， 1903 年的赤字高達 3000 萬兩！
此后的清代朝廷債務纏身， 一直到 1911 年滅亡之前仍然如此。
兩種國策， 兩種結局 談到這里，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中國和清朝中國所采用的兩種經濟國策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在傳統中國財富觀念的主導下， 清朝的國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銀子， “節流” 。
在 1896 年之前的兩個半世紀， 清朝的財政基本都健康， 少有赤字， 按傳統的標準那時的中國應該很強盛。
但實際的結果是它不堪一擊， 清朝很快垮了， 守財喪命。
相比之下， 在當代中國， 自 1982 年開始， 不僅年年有財政赤字， 而且赤字由當年的 18 億元增長到 2003 年的 2916 億元， 財政赤字占 GDP 之比由 1982 年的 0. 33%上升到如今的 2. 5%。
正如前面講到， 在此期間國債也從幾乎為零增長到今天的 2. 9 萬多億元國債余額。
這種靠赤字推動發展的經濟國策當然有悖于傳統中國的儒家理財觀念， 但有了這些赤字和國債之后， 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時代都強。
兩種國策， 兩種結局， 這是怎么回事？
實際上， 依照 James Macdonald 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2003 年）
一書中提供的資料， 如果我們按 1600 年時哪國能借到大量公債、 哪國沒借公債將各個國家分成兩組， 那么你會發現， 400 年前國庫里金銀萬貫的國家今天基本貧窮落后， 而當年靠發國債發展的國家今天基本大多既實現了民主法治， 又經濟發達。
像那時的明朝國庫藏銀約 1300 萬兩， 朝廷甚至儲存了足夠吃 9 年的谷糧！
就怕天塌地陷。
可是， 越怕天塌下來， 天還真的會塌下， 不久明朝被改朝換代。
當時的印度國庫則儲藏了近 6000 萬兩金銀， 坐在那些金銀上等著被殖民化。
當然， 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長的案例莫過于美國了。
美國今天的 9 萬億美元國債使它在國債競賽中遙遙領先于任何其他國家， 但美國利用國際資本市場借來別人不愿花的錢， 他們是透支過多， 可是這種經濟國策使美國保持世界最強的地位。
晚清的財政危機到底有多嚴重？
甲午賠款和庚子賠款對滿清是致命的沖擊。
日本以及八國聯軍的侵略行為是任何中國人都不能忘記的， 那兩次賠款是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恥辱。
如果我們暫時把對戰爭以及賠款的道德評價放在一旁， 那些賠款所帶來的財政危機到底有多嚴重呢？ 假如中國當時的證券金融已很發達， 清朝的結局是否會不一樣呢？
我們先看一些數據。
按照陳鋒先生的估算， 由于這些賠款以及其他外債支付， 清政府在 1902 年后每年要付約 4700 萬銀兩， 這相當于 1903 年政府財政收入的 44. 7%（那年的財政收入為 10492 萬兩）
。
但是， 1903 年的實際財政赤字約 3000 萬兩， 占財政收入
的 28. 6%。
跟今天中國的赤字比， 這種規模是否很離譜呢？ 2000 年財政赤字是中央財政收入的 18. 6%， 從 1999 到 2003 年間， 該比率維持在 13. 5%與 18. 6%之間。
從這些比值看， 晚清的財政赤字并沒比今天中國的差太多。
如果跟英國早期比， 1697 年英國政府一年的短期債務支付是它的財政收入的 3 倍， 1710 年時是后者的近 4 倍， 但那并沒迫使英國滅亡， 實際上英國從那以后反而日益強盛。
相對于 GDP 或國民收入而言， 3000 萬銀兩的赤字、 6. 5 億兩賠款債務并非像以往歷史書說得那么可怕。
按照劉光臨先生的估算，1880 年代中國的國民收入約 27. 8 億銀兩， 老百姓稅負約占國民收入的 3. 2%。
以此稅率推算， 根據 1903 年的 10492 萬兩財政收入，那年的國民總收入約為 32. 8 億銀兩。
那么， 3000 萬銀兩的赤字只是 1903 年國民收入的 0. 9%， 低于 1998 年后中國財政赤字占 GDP的百分比， 比如， 2002 年該比例為 3%， 2003 年為 2. 5%。
按照 32. 8 億銀兩的國民收入估算， 6. 5 億兩賠款債務約為 1903 年國民收入的 20%， 比今天 2. 9 萬億元國債余額占 GDP 的比重（21. 6%）
還低一點。
從這一角度看， 晚清的財政與國債狀況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為比較， 1650 年時荷蘭的國債總額是國民總收入的 1. 3 倍， 1715 年之后是 2 倍多； 那時英國國債為其國民收入的 80%。
但那些負債率并沒使它們滅亡。
今天， 美國國債余額是 GDP 的 70%， 日本的國債余額是 GDP 的 170%。
單從這些數字看， 晚清的負債并沒以往說的那么可怕， 關鍵在于當時缺乏緩和財政赤字危機的手段， 在國家理財策略上。
靠增稅緩解財政危機的陷阱 財政危機的出現往往是由于像戰爭、 天災、 人禍等這樣的突發或者一次性事件所致， 這些事件雖然不是每月、 每年發生， 但一旦發生， 其成本開支一般會很高， 容易沖亂正常的開支安排， 說不定還會將一個國家置于滅亡之地。
這就像一個家庭， 假如張三一家的年收入為 5 萬， 在正常情況下， 這 5 萬還夠花， 甚至還有一點節余； 可是， 如果張三生場大病， 要花 20 萬元住院與手術費，這時問題就來了。
當然， 這種危機也可能因為車禍、 地震甚至強盜而發生， 等等。
對于家庭來說， 一種事先避險的辦法是多存錢， 就像過去朝廷一樣。
但正如前面講的， 這是一種非常低效的辦法， 一方面意味著犧牲今天的消費機會和創業、 投資機會， 讓張三一家無法盡最大限度地發展； 另一方面， 這樣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規避掉各類風險，特別是難以規避低概率、 高損失的風險事件。
第二種辦法是靠家族里的親戚和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