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政治理論學習心得體會,供大家參考。
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
在 18 世紀工業革命之前， 有一千多年的時間， 中國文化的成就處于世界頂峰。
工業革命以后， 西方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 經濟發展一日千里， 中國的經濟和國際地位急劇下滑， 到了 19 世紀中葉后， 當亞非拉許多地方成為西方強權的殖民地或是勢力范圍時， 中國也變成為一個貧窮落后、 割地、 賠款、 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
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地民族主義風起云涌， 民族自覺之聲此起彼伏，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終于迎來擺脫殖民統治， 獨立建國， 自主發展的機會。
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以天下為己任， 從鴉片戰爭到現在的 160 多年時間里， 一直在探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 不少國內、 國外學者把中國的落后歸結為中國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 提出打倒孔家店， 認為中國要復興必須徹底鏟除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顯然并未如上述學者所思考的那樣， 先進行文化的改造再取得經濟的發展。
1979 年到 2010 年間，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 9. 9%， 總量增長了20. 6 倍，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國際地位大為提升。
在人口這么眾多、 條件這么差的基礎之上， 能夠維持這么長時間的高速的發展， 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而且， 自 2008年全球金融、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 中國經濟維持強勁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拉動力。
現在許多國內外學者和國際機構的研究認為， 中國經濟很有可能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到 2030 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其他不同文化體系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將充滿活力，共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 二十一世紀將會是全球經濟多極增長的世紀。
我們將從經濟的發展是否代表著文化的復興， 幾千年綿延不斷的中國文化是否可承載中國的現代化等問題為切入點來探討中國文化復興的問題， 并論證二十一世紀多極增長的世界格局里， 將可能是各個不同文化體系的國家一起發展， 共同繁榮， 相互輝映的世紀。
文化的內涵
人類文化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
器物層次， 也就是生產、 生活工具和生產方式； 組織層次， 包括社會、 經濟、 政治組織； 精神層次， 即人的倫理、 價值取向等。
要回答中國經濟的發展， 是否代表文化的復興， 必須了 解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復興。
根據漢語大詞典的定義，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可代代相傳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然而不同的學者因分析的方便， 對文化的內涵會有不同的劃分，我個人在研究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時傾向于使用費孝通先生的老師——人類文化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劃分法， 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
器物層次， 也就是生產、 生活工具和生產方式； 組織層次， 包括社會、 經濟、 政治組織； 精神層次， 即人的倫理、 價值取向等。
其實， 這三個層次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應來看，器物、 生產、 生活工具、 生產方式是經濟基礎， 而組織和倫理、 價值是上層建筑。
一個文化體， 在沒有外來文化撞擊的時候， 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會形成一個自洽的實體。
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很低， 公社的組織方式有利于發揮打獵時的規模經濟， 共有共享的倫理價值則有利于克服因為生產力水平低、 食物不可儲存給每個人的生存帶來的風險。所以， 這種價值倫理和組織方式和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是相洽的。
后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獵進入到農耕， 由以石頭為工具進入到以銅器、 鐵器為工具， 組織的方式則演進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 倫理、 價值由原來的共有變為私有。
這種演變歸因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在農耕的生產方式中， 只要每個人努力生產、 收獲多少是可以預期的。
而且， 生產出來的糧食是可以儲存的。
所以， 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組織和私有制的價值倫理有利于提高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 和單個家庭為克服各種風險透過血緣的紐帶解決生存保障的問題。
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沖擊， 在長期的實踐中， 每個文化體應該都會是器物、 組織、 價值三個層次自洽的實體。
文化復興的內涵
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其決定的標準在于經濟基礎。
文化復興的概念應該與“先進文化、 落后文化” 及“綿延不斷的文化” 相對應。
談文化的復興表示我們的文化過去曾經是先進的文化， 而現在變為落后的文化。
那么， 何謂先進文化？ 何謂落后文化？ 另外， 如果不是一個“綿延不斷的文化” 也就無所謂復興不復興的問題， 如果一切都是重新開始， 何言復興？
第一， 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其決定的標準在于經濟基礎。
當兩個文化相沖突時， 其差異性會在前面提到的三個層次上表現出來。
1840 年鴉片戰爭時， 從器物層次看， 中國的生產活動以農耕為主， 西方已進入到工業化生產， 中國的戰爭武器是弓箭、 長矛， 西方則是鐵甲船、 大炮。
組織層次上， 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制， 西方則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憲。
價值層次看， 中國是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而西方則是以***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當文化的三個層次都存在差異時， 何謂先進？ 何謂落后？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共有、 共享與農耕社會里的私有相比， 前者有利于分擔風險， 保障生存， 后者有利于調動積極性，各有利弊。
儒家的核心倫理價值“仁” 和***的“愛” ， 都有“愛人” 之義， 前者從自己的內心感受出發， 而有親疏遠近之分， 后者以神為紐帶， 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別， 也難分高下。
其實， 把人類文化分為先進與落后的主要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 也就是器物這個層次， 如生產工具、 戰爭工具等等。
當我國還在用耕牛時， 西方國家已用拖拉機， 生產效率高下不言而喻。
19 世紀時， 我國使用大刀、 長矛， 而西方使用洋槍、 大炮， 因此英法聯軍能以兩萬余人， 長驅直入北京城， 火燒圓明園。
所以， 文化的先進、 落后在于經濟基礎的差異。
第二， 文化的綿延不斷則在于其核心價值的延續不斷。
文化的綿延不斷， 是與文化的消亡相對應的。
埃及、 羅馬、 希臘、 巴比倫， 這些都是聞名的文明古國， 但是今天這些名詞對應的僅為政治和經濟實體， 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經消失了。
但是， 消失的是什幺？ 中國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文化， 指的又是什么？ 從文化三個層次中的經濟基礎來看， 中國有著名的四大發明， 火藥、 羅盤、 指南針、 印刷術， 這些發明讓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經有一段技術發展相對快速的時期， 有些學者還把它稱為是中國的工業革命。
因此， 在過去 5000 年中， 中國的器物和經濟基礎是在不斷變化的。
從組織的層次看， 周朝時為井田制， 為近似農奴社會的一種制度安排。
秦漢以后，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 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
明朝初期資本主義萌芽， 開始了 資本主義的組織與生產關系， 中國的經濟組織方式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變化而不斷演進的。
從政治組織來看， 周朝是封建社會， 秦朝廢除封建， 設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漢朝以后一直延續
這種方式。
既然經濟基礎、 經濟與政治組織方式均在變化， 那么何者讓中華文化綿延不斷？ 綿延不斷所指應為儒家以“仁” 為核心的倫理價值體系。
孔子稱“仁者愛人” ， “愛人” 是“仁” 的本性。
馮友蘭認為：
“《論語》 中言仁處甚多， 總而言之， 仁者， 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禮的流露， 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
”
2008 年 5 月汶川大地震時， 死傷甚多， 雖然， 與死者、 傷者素不相認， 但見此景此情，國人內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難者為自己親人一樣， 這就是所謂的“仁” 。
這種以“仁” 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在中國數千年未變， 所以， 中國文化也就數千年綿延不斷。
同理， 西方社會， 經濟上從原來的封建地主制變成現在的工業化大生產， 政治上從君權神授變成現在的民主共和， 讓西方作為文化實體繼續存在的則是**世紀脫胎于希臘、 羅馬古典文明以來， 未變的以***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 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自己發明； 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 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于三個問題。
第一， 儒家文化以“仁” 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 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 創新， 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
第二， 在以“仁” 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 第三，以“仁” 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 經濟、 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 并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 組織、 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 從經濟基礎來看， 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
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
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 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
以西方為例， Maddison 的研究認為， 在 18 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里面， 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 0. 05%， 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
18 世紀以后， 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 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 1%， 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這一百多年， 平均每年是 2%， 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 世紀前后巨變的關鍵是在 18 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后， 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 ， 而且， 還在不斷地加快。
中國在 19 世紀之前領先于西方， 以后迅速滑落， 其原因在于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 中國人多， 工人農民的數量多， 生產經驗多， 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 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
所以， 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后， 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 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
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于世界的最前沿， 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
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 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自己發明； 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 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哪一種方式比較好？ 根據定義， 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 不見得需要是最新、 最前沿的發明。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 效益孰高。
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 風險高、 成功的概率小； 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 風險低、 成功的概率高。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了日本的奇跡， 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 這些奇跡背后的實質秘密就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 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
引進技術， 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的速度快， 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
中國在 1978 年改革前后的經驗也證明了 這一點：在 1978 年之前， 中國自力更生， 自己發明技術， 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 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 1978 年以后， 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 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 以后的 30 年， 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 9. 9%的成績， 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
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
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 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 中國在未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 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 對于這一點關鍵在于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 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 21%， 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 在這個差距縮小前， 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
根據麥迪遜的估計， 中國在 2008 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于日本 1951 年、 臺灣地區 1975 年、 韓國 1977 年的水平。
日本在 1951-1971 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 2%， 臺灣地區在 1975-1995 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 8. 3%， 韓國在 1977-1997 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
7. 6%。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 臺灣地區、 韓國相同， 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 20 年年均增長 8%的潛力。
日本、 臺灣地區和韓國在 1971、 1975 和1977 年時， 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 65. 6%， 54. 2%和 50. 2%， 到 2030 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 50%， 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 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
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 最強的國家。
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 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 要靠保持政治穩定、 社會和諧， 要靠提高教育、 產業水平， 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 管理， 并逐漸加強自主研發。
只有做到這些， 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 在以“仁” 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 經濟組織方面， 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 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
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于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 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
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 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 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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