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后，畢加索回憶說，小時候，媽媽對他說：“如果你當士兵，你會成為將軍;如果你當修道士，你會成為教皇。”他接著說：“我本來想成為畫家，然而卻成為了畢加索。”這句話其實是在強調他天賦異稟，如他自己所說，自己12歲的時候，就像拉斐爾一樣畫畫。
可天才是怎么誕生的呢？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正在舉辦的畢加索作品大展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大的畢加索作品展，包括了34件繪畫、14件雕塑以及55件紙上作品，共計103件。這些創作于1893年至1921年間的作品，共同展示了這位現代藝術史上最為大膽、最具原創性、最為多產的天才的藝術演變過程。據UCCA館長田霏宇介紹，這批展品價值9億美元。
“看不懂”的畢加索
上世紀的中國曾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一天，畢加索的居室被竊，歹徒們翻箱倒柜，把屋子弄得一團糟，甚至還在他的寫字臺上用槍打了個洞。回家后的畢加索見到此情此狀后氣急敗壞，朋友問他：“強盜偷走什么貴重的東西了嗎？”畢加索回答說只是拿了幾件襯衣，朋友不解：“那么你為什么動氣 呢？”
“我氣的是他們竟蠢得不拿我的畫！”畢加索氣得跳腳。這則在1946年《明朗周報》上刊登的名為《畢加索怨賊蠢》的故事，詼諧之余也表明了一個尷尬的事實：在1920到1940年代，雖然業內已經認同畢加索的藝術成就，但大眾對他作品的了解程度卻不高，還直呼“看不懂”：人們驚呼于他作品中那些扭曲、變形的人體，甚至是完全不像人體的存在，還有那些打破了紙上常規的空間表現的圖形，讓人霧里看花。
1930年，藝術家豐子愷在《西洋畫派十二講》一書中專門論述立體派，其中有半篇篇幅都在談論畢加索，但第二年時，他卻在《西洋名畫巡禮》中口風一轉：“無論何等復雜的物象，總不過是有許多的三角形、圓形、錐形等的湊合而成的……所以他的畫中，不見物體的形狀，而只見種種的幾何物體，人們看了都不懂。”話里透露著對畢加索的調侃與不滿。除了豐子愷，畫家徐悲鴻對畢加索也不待見，直言畢加索的藝術沒有價值。
《彈曼陀林的男子》就是這樣的一幅畫作。畫中盡是各種立體圖形的堆積，從中完全看不出寫實的真實事物。面對這類作品，人們時常喊出“看不懂”的感嘆與驚訝。但另一方面，畢加索那些“看不懂”的作品卻又時常賣出天價。2015年，畢加索油畫《阿爾及爾女人（O版）》在紐約佳士得“展望過去”夜場拍賣中以1.7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1.12億元）成交，創下了當時藝術品拍賣成交價的最高紀錄。對此，田霏宇說：“藝術品的售價總是跟他們美術史地位相關，特別是這些已經沉淀了幾十年了，甚至一百年的作品。這跟它的出版記錄、展覽記錄也都是息息相關的。”
不過，即便作品被評價為“看不懂”，畢加索本人卻不樂于看到自己被劃分到抽象派、立體主義的分野中去。他喊：“我不懂什么是抽象派，什么是立體派，我只知道創造，創造，再創造！”對于畢加索來說，每一幅畫都是裝滿自己血液的小瓶子，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畢加索有話要說
小學四年級時，田霏宇曾臨摹過畢加索的畫作，是一幅畢加索的自畫像。出生于美國費城的他，記得人們在小學、初中的藝術課堂里都會接觸到畢加索。而自從在大學修讀藝術學的課程后，田霏宇開始“補課”，到處去各種美術館看畢加索的作品。“即使沒有那么著迷，他也可能是任何一個對現代藝術感興趣的人的成長過程的一部分。”
在巴黎和巴塞羅那等地，田霏宇在各大博物館里觀察到了畢加索的多面創作。“畢加索是當代最有趣的藝術家，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在籌備這次展覽的過程中，田霏宇研究了畢加索的整個創作生涯，他覺得畢加索是一個有無限的創作欲望的人，一生中通過不同的語言、媒介、形式來進行表達，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他一直是有話要說”。
例如，1901年到1904年，畢加索經歷了好友自殺去世、第一次畫展失意等挫折，加上當時在巴黎謀生時經濟拮據，種種現狀使得他心理壓抑，在畫作中大面積地使用藍色，故這一時期的創作被稱為“藍色”時期。在《自畫像》中，他將背景涂抹成大面積的藍色，襯得冷靜的面容愈發滄桑。
本次展覽由國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藏品總監艾米莉亞·菲利普策劃，展品也全部來自于該博物館，他們有著全世界最全的畢加索作品的收藏。這次的展覽中還隱藏著一些“彩蛋”。如果觀眾在看展過程中觀察得比較仔細，則能發現前后兩個章節都會有些意義上的聯結。比如，展覽中第一個章節里的最后一幅作品是《卡薩吉馬斯之死》，是畢加索為了悼念亡友而畫的畫作。第二個章節中的第一幅作品則是“藍色”時期的《自畫像》，而畢加索的創作之所以進入到“藍色”時期的原因之一則是因為受卡薩吉馬斯之死的影響。之所以這樣安排，也是田霏宇希望觀眾可以更好地看懂畢加索。“一個好的機構其實就是在降低這種看不懂的概率。”
91歲時，畢加索創作了一幅名為《年輕的畫家》的自畫像。畫中，他戴著一個大草帽，“感覺像是一個幾歲的小孩”，富有童趣。這幅畫與他在二十多歲時在“藍色”時期創作的《自畫像》相比截然不同，而這恰好證明了畢加索是一個“沒有風格”的藝術家。從這些對比中，觀眾也可以更好地看懂畢加索及他一生的創作。
田霏宇也不認為畢加索的作品真正抽離了現實，成為了真正的“抽象”。“畢加索其實從來沒有過真正的抽象化，他其實是認為他畫得還是那回事、那個東西、那么一個人、一個實物，只不過他用他認為更真實的視覺語言再現。”
畢加索與中國
在豐子愷與徐悲鴻都不待見畢加索的同時，另一位藝術家張仃卻畢生都在追隨畢加索。1932年，張仃考上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從圖冊上接觸到了畢加索，鐘愛其“藍色”時期的風格與創作。
而畢加索也對中國藝術十分喜歡。據艾米莉亞·菲利普介紹，上世紀五十年代，畢加索聽說畫家張大千來到巴黎，就特意帶著自己臨摹的齊白石畫冊前來拜訪張大千。張大千用毛筆寫下了畢加索的名字，向其展示中國繪畫是如何運筆的。畢加索看了之后激動地說，我不知道為什么你們這些中國人還要來巴黎學畫，這個世界上就只有你們中國是最懂藝術的，然后就是非洲，像我們這些白種人真的不懂藝術。
而畢加索的一生（1881—1973）恰恰也是中國巨變的一段時期，所以中國對畢加索的接受史受時代影響巨大，經歷了多次反復。
1944，畢加索加入法國共產黨，消息傳到延安后，他立刻被中共引為同路人。1949年至1952年，畢加索三次為世界和平大會創作了《和平鴿》，這只鴿子成為了人們渴求和平的象征。新中國成立后第三天、第四天，《人民日報》接連報道了畢加索的《和平鴿》，畢加索的鴿子與斯大林、毛澤東像同時出現在報紙頭版。
但到了“**”，畢加索又被打為“資產階級藝術”和“毒草”，他的作品在中國美術領域也成為了禁忌。
直到1980年，“畢加索有毒”的情況才徹底扭轉。批評家栗憲庭在那一年的《美術》雜志上寫道：“要像畢加索那樣，探索永無止境。” 三年后，中國美術館舉辦了“畢加索繪畫原作展覽”，展出了33件畢加索創作的油畫、版畫類作品。2011年10月，上海世博園中國館也舉行了“畢加索中國大展”，其中共有62件原作，時間跨度也從畢加索的少年到了晚年。2014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則展覽了一批畢加索的版畫。
而此次UCCA畢加索展覽上的作品集中于畢加索的前30年創作時期。“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策展線索，就是在講他的一個成長。”對于這場“真正在講畢加索如何成為畢加索的展覽”，田霏宇介紹UCCA沒有刻意強調它與中國的關系，即使把它放在中國以外的其它地方也是吸引人的。
自6月15日展覽開幕以來，UCCA每日客流量都有上千，而這一數字在周末時甚至達到了7000人，其中，35歲以下的觀眾占比達到了60%，可以說是這個夏天國內最火的展覽。對此，田霏宇很滿意：“我們的觀眾群是任何一個西方美術館的館長都會羨慕的，因為他們都在想如何去吸引年輕人。”
（感謝郭希接受采訪，參考資料：吳雪杉《畢加索在中國：19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