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以病態(tài)的目光觀照世界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切便會與正常時候截然不同。而今的我就是這樣一個比誰都病態(tài)的人。我已經(jīng)在目前這個城市生活了許多年，由于日復一日的耳鬢廝磨和推心置腹，我曾經(jīng)對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以至于不管在什么地點，遇到外地人向我打聽任何一條街道的所在，我都能隨手指出一條具體而直接的行走路線，并且告訴他可以通過一個什么樣的標識，譬如商場、酒店、影劇院、廣告牌和電車站牌，來認定自己已經(jīng)找到了那里。但是自從我在某一天里突然進入病態(tài)，這種情形便發(fā)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當我再次來到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發(fā)現(xiàn)我恍若無意間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不管看什么都覺得聞所未聞，似乎這里的一切都不曾與我有過任何關系，即使再熟悉的街道和建筑也難以使我感到絲毫的似曾相識，一時間我?guī)缀跬耆珕适Я俗鴺烁泻头较蚋校兂闪艘粋€東張西望、無所適從的人，就像那些頭一回離鄉(xiāng)背井進城謀生的人一樣。這使得我不由得產(chǎn)生了這樣的疑問：我真的曾在這個城市里生活過么?
在我意識到我有病之前，我的病便已持續(xù)很長一段時日了。在此之前差不多半年時間里，我都覺得自己面色蒼白、困倦乏力，并且時斷時續(xù)的頭暈和低燒，但我對此一直沒怎么太在意。在這期間我只去了一次醫(yī)院，去了也跟沒去差不多。我本來只是想隨便開點兒藥吃吃，醫(yī)生卻給我開了一大摞各種名目的化驗單，到劃價處一劃價我?guī)缀醢央y聽話說出來：“你們他媽的窮瘋了?”醫(yī)院竟想借口化驗謀害我?guī)装賶K錢。我是一個這樣的人，毛**曾將我這種人稱做三分之二受苦人，在這世上什么都不缺就缺錢，大學畢業(yè)時我曾有機會到政府部門做個小公務員，正由于嫌錢少我才放棄了，而選擇了一家外資公司。而今一點兒的頭疼腦熱竟要瓦解掉我這么多錢，對于我來說這簡直就跟拿刀殺我差不多，因此，我什么化驗也沒做便離開了該死的醫(yī)院。
直到有一天我的病情突然惡化了，我才明白我已經(jīng)是個病入膏肓的人。我所就職的外資公司，準確地說是一家日本公司，那段時間它正在努力向某國內(nèi)企業(yè)推銷一條生產(chǎn)線，這條線用我們的俗話說是在日本辦了病退手續(xù)的，而我們國內(nèi)企業(yè)卻懵然無知地以為它新得一塵都未染，望著這些國企領導傻樣的臉我的心情用痛心疾首來形容都不過分。這時候的我雖然吃著日本的壽司，但骨子里卻是個柏楊同志所說的丑陋的中國人，在這種事情上怎么也無法若無其事為日本人干活。結果我在談判的關鍵時刻揣著明白裝糊涂，故意貽誤了稍縱即逝的商機，使得那家國企放棄我們轉而購買了德國公司的生產(chǎn)線。不用說，這一結局當然把日本經(jīng)理氣壞了。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以打耳光而著稱的民族，特別是當他們要表達憤怒這樣的激烈情緒時。結果是日本經(jīng)理來到我面前二話不說就是一記三乓地給，而事情出就出在這記耳光上。這記耳光當場把我的鼻子打出了血。本來流點兒鼻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兒，倘在平時我根本不會放眼里，但是這次卻不知怎么了，我的血流得前呼后擁，無論怎么止都止不住，仿佛全身血液都要從這個缺口流干淌盡似的，最后把打我的日本經(jīng)理都嚇白了臉，不得不讓人將血乎淋拉的我送進了醫(yī)院。又一次來到醫(yī)院的我再想走已經(jīng)沒那么容易了，神色凝重的醫(yī)生為我止了血以后，又給我開了一大摞和上次一模一樣的化驗單，要求我無論如何也要做完所有這些化驗，而且把丑話說在前，否則我有什么三長兩短他不負責。化驗結果是在幾天之后出來的，這一結果對我來說是那么的突兀和意外。我被診斷為患了白血病，而且類型還是所有白血病中最嚴重的一種。醫(yī)生告訴我白血病就是血癌，根據(jù)我們目前的醫(yī)療技術和條件，這種病治愈的可能性很小，比俗話常說的微乎其微還要小，除非進行骨髓移植，但那要花很多很多的錢，估計沒有個十幾萬二十萬的連想都不要想……
我是在一段時間之后才接受了我是病人這樣的現(xiàn)實，這期間我的心理發(fā)生了三次顯而易見的變化。我先是如同拒絕什么不屬于我的東西那樣，以異乎尋常的激烈嗓門堅決否定道：“不，這不可能!”那聲音就像是在一場各執(zhí)一詞的爭吵當中，明明理虧的一方卻硬是強詞奪理一般。這一時期里的我走遍了這個城市的所有醫(yī)院，但又不容分說地懷疑所有的醫(yī)生和他們的診斷。接著我變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罵不絕口的人，就仿佛遭受了多么大的不公正待遇似的。我知道我其實是在宣泄積郁心中的一種憤恨，類似于那些不走運的人氣急敗壞地問天問地：“我他媽得罪你們誰了?為什么倒霉事兒偏偏輪上了我?”我外表的窮兇極惡恰恰說明了實質的不堪一擊。后來有一天當我從又一家醫(yī)院走出來時，我的這種虛弱終于掩飾不住地流露了出來，二十幾歲的我竟然雙手抱頭蹲在馬路沿兒，像個孩子似的嗚地哭出了聲。我哭得那么的抑揚頓挫、迂回曲折、痛心疾首、失魂落魄，致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都沒想到我是個病人而誤以為我是個孝子。我知道到這時候再說什么都沒用了，我的哭泣說明我終于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已經(jīng)是一個身患絕癥的、不可救藥的、不久人世的人。
當我終于認識到我的病不能推卸和不可回避后，當即毫不猶豫做了兩件事兒——一是告訴醫(yī)生我愿意接受骨髓移植，二是辭去了我在日本公司的那份工作。這兩件事兒實際上等于是一碼事兒，那就是我認為我自己還很年輕，就像俗話常說的，“一切的一切才剛剛開始，今后的路還很長很長”。當然不能就這么算了，說什么也得跟讓我過不去的東西遞遞招兒，至于是不是它的對手那是另外一回事兒，哪怕根本不是個兒呢，我也不后悔不遺憾了。
我的辭職使日本經(jīng)理深感意外和吃驚。事實上他到現(xiàn)在也不知道那筆生意是我有意放棄的，由于這些年來我給他的印象一直是個誠實可靠的人(我在通常情況下也確實是一個這樣的人)，所以他始終將事情弄到那一步歸咎于我神思的一時恍惚和渙散，因而接到我辭呈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誤認為我仍對挨打耿耿于懷，當即便以我們在電影里常見的日本方式向我鄭重道了歉。我知道對方這么做的意思是想挽留我，但是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我說我之所以要走并不是因為他打了我，而是要另找一個收入更高的地方。對方一聽我嫌錢少立刻松了一口氣，表示只要我能留下，錢的事情好商量。我問：“你能把我的薪水漲到每月二十萬么?”對方瞠目結舌望了我半天，說了一句很可能是他所會的最長的中國話：“你瘋了!”我說：“那就算了，你還是讓我走人吧。”說完我連屬于我自己的東西也沒拿，離開這家公司直接去了我們城市的人才市場。這時的我目的很明確，既然我已經(jīng)決定了說什么也要治好我的病，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盡快找一件能掙錢的事兒，越快越好地掙到治病所需要的錢。
盡管我已對可能遇到的麻煩做了最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接著所遭受的打擊程度仍然遠遠超出了我的抗打擊能力，使得我的心情變得日甚一日的灰暗和沮喪。先是我被醫(yī)生告知可以為我進行骨髓移植，但移植具體定在什么時間卻很難說，因為這事兒不是他們所能夠決定的。盡管他們那里不乏骨髓捐獻的志愿者，但移植對這些志愿者的骨髓是有許多條件要求的，只要志愿者與我的條件有一條不符合，我便不能接受他們的捐獻。也就是說我現(xiàn)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再等待，一直等待到那個與我條件完全符合的人的到來，有可能那個人明天就會出現(xiàn)在我面前，但也有可能那個人這輩子都不會出現(xiàn)。接著我在人才市場里也猛撞了一下南墻，當我將他們的五花八門的招聘信息全部瀏覽一遍后，才發(fā)現(xiàn)我來這兒是找錯了地方。因為那些信息中所許諾的最高月薪也不過三五千塊，而且還是許給各行當中特別高精尖的人才的，像我這種隔行如隔山的人別說人家不會要，就是要我能不能去還得兩說著。因為如果按照這樣的速度去掙錢，即使我把皮帶緊到最后一個眼兒攢夠二十萬也得好些年，而到那時說不定我都已經(jīng)死了幾回了。也就是說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已經(jīng)沒有時間通過正當和正常的手段，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去掙取我所需要的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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