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元培是一位學貫中西的高等教育家，他既善于遠取中國古代大學教育之精華，又樂于近師歐美大學教育之長處，熔為一爐，為其所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大學職能思想。蔡元培的大學職能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全面而正確地理解其大學職能思想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蔡元培；大學職能；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服務社會

中圖分類號：G649．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28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王玉生：蔡元培大學職能思想探源

大學職能是指大學依據其社會分工所應有的職責與功能。蔡元培認為，大學具有培養人才、發展科學和服務社會的職能。大學的這三個職能是一個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有機體，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大學職能思想體系。研究蔡元培的大學職能思想，有助于探索阻礙我國當代大學職能開展的棘手問題與解決對策，必將促進我國當代大學職能的順利實現。而深入探討蔡元培大學職能思想的淵源，有助于我們全面而正確地理解其大學職能思想。

一、善于汲取中國古代大學教育的精華

中國古代具有發達的大學教育。中國古代大學教育和近代大學教育之間存在緊密的歷史聯系，近代大學教育是以古代大學教育為基點而嬗變發展來的，帶有深刻的古代大學教育精華的烙印。蔡元培是一位著名的近現代高等教育家，善于汲取中國古代大學教育的精華，為其大學職能思想服務。

(一）善于汲取中國古代官立大學教育的精華

中國古代官立大學有悠久的教育歷史。蔡元培說：“這個時期（從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到孟子的時代）可以認為是一個在教育上取得顯著成就的時期。其中，更重大的發展，乃是陳舊的教育機構的衰亡，代之而興起的，是更大規模的叫做‘成均’的大型學院機構。我們對此應該給予充分的評價，它的意義在于創立了現代由國家資助的高等教育機構的雛型。”［1］253“成均”亦稱“南學”，為西周的中央官立大學，為樂德、樂語、樂舞之地。《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2］鄭玄說：“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2\]由此推知成均之學以樂教為主。鄭玄又說：“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2\]即成均的樂教傳統流傳后世，成為古代教育的借鑒，以致西周大司樂所掌仍為“成均之法”，以樂教貴胄子弟。可見，“成均”是樂師以樂教貴胄子弟的高等教育機構，以不斷培養具有音樂素質的各級執政者和政務官員。中國古代的大學，漢稱“太學”，晉稱“國子學”（實則國子監之濫觴），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蔡元培認為，中國古代教育采用個別教學形式，“進行這種個別教學的高等學校，早在兩千年前就出現了，當時稱之為‘太學’。以后在此基礎上又演變為‘國子監’的一種教育體制”［1］134。公元前124年，漢武帝下詔在長安設立“太學”，標志著我國封建官立大學制度的確立，旨在培養精通儒經并能“尊王明倫”的治術人才。“國子監”兼具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的兩重性質，其教育內容各代都有明確的規定，既有儒家經學，亦有書學、律學、算學等專科教育，旨在培養出“忠君”的官僚和“致治”的文臣。蔡元培認為，“國子監”的教育，重在道德的涵養，也兼重政治和文學。總之，中國古代的大學教育是不同時期國家的最高層次的教育，旨在為社會培養高層次的專門人才。有鑒于此，蔡元培提出，大學“為養成專門人才之機關”，必須“應社會之需要”，“造成專門人才”或“培植專門人才”。

（二）善于汲取中國古代私立大學教育的精華

春秋戰國是奴隸制的崩潰和封建制的誕生的社會劇變時代，官學衰廢，私學興盛，百家爭鳴。從大學教育這一角度上分析，孔子、墨子、孟子和荀子的私學是春秋戰國時期辦得較成功的私學。蔡元培尤為贊賞孔子和墨子的私學。他說：“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我國一些相當于古希臘學院的私學，成為教育界突出的，有影響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開始出現兩大顯學，這兩派的形成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他們對于各種問題各自作出不同的解釋。一方面是孔子以四科，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教導中國，而另一方面則是墨子在策略方面教導中國，他傳授一種具有邏輯性的、形象化的辯證的工作方法。”［1］253254他認為，專以人生哲學為教育，而以問答為教授的孔子，“很像Socrates”，孔子曾開辦私學“以授弟子”，“弟子凡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藝者七十人”。而以數學、物理學、論理學、政治學和道德學教人的墨子，“很像Aristotle”，墨子也曾開辦私學廣收弟子，“墨子之弟子甚多，其著者，有禽滑厘、隨巢、胡非之屬”。孔子和墨子在創辦私學培養人才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總結了系統的教育理論，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價值取向奠定了基礎。“孔墨時代的這種與古希臘學院相當的私人講學形式，在當時教育界中是頗為突出的、有影響的組成部分。即使在最近的二百年中，這類學校仍可以說是具有一種深遠的教育意義”［1］345。其具有的深遠教育意義主要表現為：培育了大批的杰出人才；奠定了中國古代大學教育的理論基礎。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特有的一種以私人創辦和主持為主的大學教育形式，是一種融藏書、教學與學術研究于一體的教育組織。它存在了近千年之久。“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3］193。在長期發展歷程中，書院不斷積淀和凝煉了一些自己的優良傳統及文化意蘊，胡適首次將其命名為“書院精神”，并概括出三點“書院精神”，即：“代表時代精神”；“講學與議政”；“自修與研究”［3］195196。蔡元培則善于傳承和創新書院精神。他擔任紹郡中西學堂總理時，創立名為“養新書藏”的圖書室，購買具有時代精神的新書；擔任嵊縣剡山和二戴書院院長時，多次為書院諸生講學，教導其“以益己、益世為宗旨”；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稍參書院方式”指導學生自學，培養個性鮮明的人才；任職北京大學校長時，崇尚書院“自由研究，故能自由發展”的長處，極力倡導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等等。蔡元培還熟悉書院的發展歷程，重視其重要的教育影響與作用。他說：“夫書院之設，于古未聞，宋興之初，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岳麓四書院，有司以上聞，輒為賜書賜額以優重之。……我國家尊儒術，重人才，凡列學校者，有不砥礪于廉隅哉。”［4］5556白鹿洞等書院，既是藏書場所，又是教學和學術研究機構，還是某個學派的學術研究與傳播基地。書院“本為培植人才而設”，有鑒于此，蔡元培重視北大的教學活動，不斷培養個性發展的人才，也持續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書院教學以學生自學研究為主，由院長指示學生一條路，由學生自己讀書，到考的時候再會集起來考試，有鑒于此，他注重培養北大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獨立研究能力。書院本為學者提供“專門研究之機會”，倡導學術爭鳴，有鑒于此，他重視北大的學術研究活動，主張“要以學者自力研究為本旨，學術以外無他鵠的”，鼓勵師生在思想自由與兼容并包的氛圍中自由研究各種學術，以發明真理與發展科學，造就學術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可見，書院精神和書院發展歷史給了蔡元培改革北大和構建大學職能思想以許多有益的啟示。“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的成功經驗，使書院精神煥發出新的生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網羅眾家、囊括大典，教育獨立、專家治校，崇尚自然、發展個性，民主管理，學生自治，既吸收了西方民主主義教育的先進思想，特別是德國大學教育的新鮮經驗，又創造性地繼承了書院精神的真諦。”［5］

(三）善于汲取中國古代《大學》教育思想精華

《大學》是中國和世界大學教育史上首創的大學教育專著。蔡元培認為，孔子的學生曾參撰寫了《大學》。他說：“前六世紀的哲學者孔子，分政治進化為三級……他的學生曾參作《大學》，就于治國以外，再辦天下。”［1］89他特別重視《大學》的三綱領和八條目，指出：“《周官·司徒》稱以鄉三物教萬民……是為普通教育。其高等教育之主義，則見于《禮記》之《大學》篇。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循天下國家疏近之序，而歸于修身。又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修身之方法，固已見學理之端緒矣。”［4］475可見，《大學》開門見山地確定了大學的宗旨。大學的宗旨在于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親近人民而為之服務，在于使人達到最完善的境界。“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是傳統大學的教育目標，就是朱熹所謂的《大學》教育目標的“三綱領”。這個“三綱領”對后世的太學、書院和大學等影響深遠。《大學》將儒家大學教育分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個步驟，朱熹稱其為“八條目”。“八條目”是儒家一貫倡導的修己治人的全部過程，體現了一種由心理涵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到倫理境界（“修身”、“齊家”）再到政治理想（“治國”、“平天下”）的大學教育全過程，充分反映了我國傳統大學強調學者應有的格物致知、修身立德的學術操守與“齊治平”的躬行相統一的社會責任，最早表達了大學研究學術和服務社會的理念。實際上，格物致知的過程既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研究的過程，否則將可能缺乏修身立德的基礎，而修身立德是格物致知的結果，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我們從中看出了現代大學三大職能的端倪，蔡元培也從中受益匪淺。

二、樂于博采歐美大學教育的長處

歐美大學是指德、法、英、美等西方先進國家的大學。歐美大學教育是最早代表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優秀的教育，促進了歐美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蔡元培能夠正視中國與歐美大學教育的差距，旗幟鮮明地堅持我國大學教育“應采用歐美之長”，努力縮小與歐美大學教育的差距，不斷實現我國大學的職能。

（一）樂于采用德國大學教育的長處

鑒于“世界學術德最尊”，抱著“游學……非德國不可”的堅定信念，蔡元培曾三次到德國的兩所大學學習和研究，獲取新知，謀求我國大學教育的發展與革新。1907年5月，蔡元培離開北京赴德國留學，7月抵達柏林，先在此地學習德語，編譯書籍，作入學前的準備。1908年10月15日，蔡元培進入萊比錫大學聽課，到1911年夏，共聽了6個學期的課，選了40門課程，主要苦讀了哲學、美學與實驗心理學等課程，沐浴在德國大學特有的教學和學術氛圍之中。1912年11月，他又到萊比錫大學學習，主要研究哲學和美學。1924年11月，他到漢堡大學學習，主要研究民族學。蔡元培留學德國期間，廣收博取，融會貫通，開闊了學術眼界。同時，蔡元培顯然通過萊比錫大學和漢堡大學認真地考察德國的大學教育，并深為其教學與研究有機結合的大學觀念所折服，為其大學職能思想的提出準備了最扎實的基礎。

在萊比錫大學學習期間，蔡元培利用課余時間翻譯了《德意志大學之特色》等文章。他為該篇譯文專門寫了簡短的按語：“此篇為故伯林大學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學》總論。博士在德國學界有重名，是篇又為名著，頗足供參考。”［6］這里所謂的伯林大學，就是柏林大學。這位巴留岑博士，就是泡爾生，今譯包爾生。包爾生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學家和教育史家，1894年在柏林大學任哲學和教育學教授。包爾生曾出版《中世紀到當代的德國中學和大學教育史》（1885年）和《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1902年）這兩本很有名氣的著作。蔡元培所說的《德意志大學》就是《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他所翻譯的就是該書的引言。包爾生在引言中指出：“歐洲近代，大學勃興，其數多不可計。然可約之為三種：即別各國大學為英國風、法國風、德意志風三者是也。”［7］446包爾生比較了英、法、德三個國家的大學特點，他以英、法大學為陪襯，用很大的篇幅陳述了德國大學的特色。包爾生指出，德國的大學“為研究科學之實驗場。而一方且為教授普通及專門知識高等學科之黌舍，此為德國大學之特質……故德國大學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為一”，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教學與研究相統一”的原則。包爾生繼而恰當地論述了德國大學與德意志民族、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他寫道：“大學教授之事實，所以定國民他日地位勢力之左券”［7］449。“亦以凡足為一國之指導者，大學皆有羅而致之之能力，故大學能團結國民之精神，而維持其地位焉”［7］451。這實際上是論證了德國大學的社會功能與地位。“德國大學在德國歷史社會中的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想必給蔡元培留下至深的印象，這是他日后傾力改造北京大學的根本動力所在”［8］。

1921年3月，蔡元培考察了多所德國大學。12日，考察了科隆大學的各種研究所。17日，訪柏林大學校長賽佛爾，詢大學情形。賽佛爾認為，大學開展學術研究，毫不受革命影響，獨立如故。23日，訪法蘭克福大學校長該賴赫，同觀實驗心理研究所，有時間分析機，可分至千秒之一。“云是素曼教授所創制，除柏林大學外，惟此校有之”［9］121。24日，訪慕尼黑大學校長佛蘭克，該校羅克斯教授導觀地質學研究所和動物學、人類學陳列所。與此同時，蔡元培還造訪了德國教育次長貝克，詢大學近有何等改革。貝克說，德國只有各邦大學，無國立者。大約學問研究上完全自由，而行政經濟上受國家監督。

蔡元培通過上述學習、翻譯和考察活動，深受德國大學理念的影響和啟發。金耀基實事求是地指出，德國大學的模型影響美國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的校長吉爾門和哈佛大學的校長艾略特。“同樣的，德國大學的模型也給蔡先生很大的啟發性。……蔡先生重視研究的功能，重視研究所、研究院的發展，都是因為他要糾正大學‘專己守殘’的學風，要長遠地為中國學術建立自主性、獨立性”［10］。蔡元培也坦承，他主張大學設立各種研究所，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問題解決后，始能畢業，就是“仿德國大學制”。德國大學不僅重視大學的研究功能，而且能融合大學的教學與研究為一體。麥克萊蘭說：“近代西方社會所有的大學中，德國的大學可能是最有意義的。他們首先將教學和研究職能結合起來，從而創造了近代大學模式。它們是大量近代學術和科學的源泉。在本世紀初，德國大學制度是最令世人贊美的。”［11］蔡元培不僅十分贊美與推崇“教學與研究相統一”的原則，而且在北京大學不遺余力地推行這一原則。他改革北大的一個目標是“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12］。這是典型的德國式大學理想。可以說，蔡元培關于大學具有發展科學的職能的思想主要來源于德國大學。

（二）樂于采用法國大學教育的長處

1913年10月至1916年10月，蔡元培留學法國，主要從事著述、勤工儉學會及華法教育會等工作，也通過可能的渠道了解法國的大學教育。一是參觀巴黎大學。1913年10月25日，蔡元培與譚熙鴻、華林、陳子寬一同“參觀巴黎大學”。巴黎大學是一所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綜合大學，被譽為“歐洲大學之母”，是此時歐洲最重要的教學與學術中心。巴黎大學呈現出生氣勃勃的教學景象，涌現出大批著名學者，出現了許多新學科，發表了大量科研成果。她吸引了世界各地學生到此留學，也吸引了蔡元培及其朋友到此感受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氛圍。二是組建華法教育會。1916年3月29日，中方的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以及法方的穆岱、歐樂、裴納等人組建了華法教育會，“本會宗旨在發展中法兩國之交通，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智識、經濟之發展”［13］。本日到會者及通信報名者，中國方面有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吳玉章、譚熙鴻等三十人；法國方面有穆岱、愛友、萬桑、馬萊亞（均國會議員），歐樂、柏唐、南逵、施亞宜、邵可侶（均大學教授）等三十二人。蔡元培和歐樂當選為中方和法方會長。華法教育會計劃做三件事情，即“曰‘哲理與精神’，以書說為傳達。曰‘科學與教育’，以學會、學校為組織。曰‘經濟與社會’，為實業與華工問題”［13］。該會為謀高等教育的普及，成立了一所平民大學——華工學校，以養譯才。“然非僅傳達言語而已，且為立身之先導，以助其鄉人也”［13］。法國的大學教授在華法教育會中的作用非常巨大，他們任教于華工學校、從事通俗教育與平民教育以培養人才，開展學術講演以增進文化學術交流，促進中法兩國經濟以服務社會。蔡元培耳濡目染他們的所言所行，受其鼓舞，“常以促進教育、改良社會之責任互相策勉”，決定：若他日歸國，必“吸取所長”。

蔡元培于1916年10月離法回國，12月到達北京。27日，他發表了《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會演說詞》，說：“鄙人出游列邦日久，于祖國內情，諸多隔閡。……茲將此次游歷各國時，于通俗教育上所見所聞，為諸君子縷陳之。……至法國則有所謂平民大學，為大學教員所組織，專在夜間講演，無論何人均得入校聽講，不因貧富年齡之故稍有歧異。凡此皆所以濟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14］1918年2月，他“特仿外國平民大學之例”，與同人在北大發起學術講演會，“請國立高等學校各教員，以其專門研究之學術，分期講演，冀以喚起國人研究學術之興趣，而力求進步”［15］271。“因為大學教員的責任，并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的教育，在外國叫作平民大學”［15］457。他在北大創辦了校役夜校，開設了平民夜校，助成了平民教育演講團，就是要體現其大學教育平民化和大學服務社會的理念。曹靖華高度評價蔡元培的上述理念，說：“他在北大時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掌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北大）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后的……蔡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6］法國大學辦平民大學以服務社會的做法強化了蔡元培關于大學服務社會的理念。

1920年冬，蔡元培受當時政府的派遣，以北大校長的身份率團赴歐美各國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出國前夕，他在旅滬北大同仁宴送會上發表演講，認為，法國大學注重創造。因為，他在法國較久，深悉法國學制，其大學“亦注重研究學問”。1921年2月，他又回到闊別已久的法國，再次感同身受法國大學“注重研究學問”的濃厚氛圍。他參觀了斯特拉斯堡大學的動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質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參觀了南錫大學的化學、電機、數理等研究所，參觀了巴黎大學地理研究所之埃爾柴斯、羅來納二州的多幅浮雕式圖、語言學研究所之語言試驗機以及地質學陳列所、病理學陳列所、藥物陳列所、化學分析室、物理學研究室等。2月24日午前，他到國立大學及其他學校之辦公處訪沛諦都德夷，“詢法國各大學研究所情形，據言：學生預備博士論文，有八年或十年始完者，多賴獎學金補助；亦有一面預備，一面在中學任教員者”［9］111。

根據此次考察，蔡元培認為，法國與德國大學有同有異。兩國大學的共同點是：每科學問“必有一種研究所”，“專重研究學問”。不同點是：法國大學“注重發明新法的研究”，而德國大學“注重精細分析的研究”。他考察回國后，更加強調“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理念。在北大歡迎蔡校長考察歐美教育回國大會上的演說詞中，他說：“大約歐洲大學是偏重提高的。……有研究的能力與興會的，都可以利用圖書館、試驗室，在教員指導之下自由研究，而教員也是不絕的研究。”［17］395他希望北大教師與學生借鑒法國與德國大學注重研究學問的長處，不斷研究高深學問，努力發展科學。

（三）樂于采用英國大學教育的長處

英國大學教育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大學教育相比，具有自己的特點。1910年12月，蔡元培翻譯的《德意志大學之特色》指出：英國風之大學，牛津和劍橋大學為年至久，有尊嚴之歷史，足為大學之代表。英國大學教育之目的，“在造成紳士必需之資格，而與以深邃之教養。彼科學之研究，職業之訓練，實在大學正當權限以外”［7］446。1919年3月29日，蔡元培發表的《歐戰后之教育問題》再次強調了上述觀點，說：“紳士教育以養成一部分紳士為目的，所謂Gentleman是也。得以英國為代表。如劍橋、牛津諸大學，初不以科學為重，而在養紳士之態度。此其最著者。其他各種學校，亦多有此習慣。”［15］593英國的紳士教育是近代英國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一種教育理論，就其特點與發展過程而言具有典型的英國特色，是英國經濟、傳統、文化、教育長期發展與積淀的結果。其目的是培養青年紳士，他們必須具備強健的身體，集德行、智慧、禮儀和學問于一身，成為人格完滿的實業家。蔡元培認為，英國的紳士教育與中國儒家的君子教育是“完全相同”的。兩年后的5月，他來到英國，實地考察了英國的紳士教育。他考察了牛津大學，晤副校長、惠通學院院長、圖書館長及其他重要教員；考察了劍橋大學，參觀了各個著名學院，晤副校長齊勒，齊勒招午餐，“餐后導觀大學陳列室及圖書館，看宋版各書”；考察了倫敦大學，渥來斯教授導觀倫敦大學之一部分；考察了愛丁堡大學，“參觀心理學實驗室”。具有悠久歷史的牛津、劍橋和愛丁堡等大學，“具有‘紳士’教育的特點，強調大學教育的‘神圣和特殊性’”［18］。蔡元培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深邃的思維力，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在他看來，英國大學非常注重學生人格之陶冶，訓練其養成紳士資格，“如劍橋、牛津兩大學，則特別注重人格之陶冶，對于學生一舉一動隨時加以深刻注意，學生言語行動，須紳士化，出外一律須著制服，教職員常常出外監督學生行動，使學生絕對養成高尚之人格”［19］。此外，英國大學還注重通過體育運動來鍛煉學生的身體，“于運動中養成公德”，培養學生的合群精神。

根據上述實地考察與訪問，蔡元培總結道：“英國大學，如烏克斯福①及康白尼哲②，重在陶養學生道德，使成為縉紳之士，其方法有二：（一）學校設許多規條，并定監學及罰款，以范圍學生，而約束其人格。（二）提倡合群運動，使其將來在社會上有合群之精神，而不互相傾陷。”［17］375376他認為，中國大學教育要仿效英國大學注重培養人格的做法，不斷培養人格健全的學生。所以，蔡元培關于大學具有培養人才的職能的思想更多來源于英國大學。

（四）樂于采用美國大學教育的長處

現代大學教育之發達，首推美國。蔡元培認為，中國每省應設一所大學，“取美國制”；大學兼任社會教育，“用美國制”；大學將來頒布學位制，“或采美國制”。蔡元培青睞美國制，與其了解與考察美國大學教育息息相關。1918年12月6日，蔡元培收到北大經濟門畢業生劉光頤自美國麥迪遜的來函，“告以已入惠斯康新大學③研究院，隨伊利（Ely）、泰勞（Taylor）等教授研究分配問題，旁及勞動立法暨社會學。并云‘該校校外服務（University Extension Service）為美國各大學冠，……宗旨在供給全州人民之不能來大學者以專門或普通智識。吾國教育，尚屬幼稚，北京大學為灌輸高深智識之唯一機關，倘能酌量情形，仿歐美校外服務辦法，供給國人之不能來校者以求學之機會，夫子其許之乎？’”［20］141。為了加深了解美國大學教育，1921年6月到8月，蔡元培考察了多所美國大學。6月，他考察了哥倫比亞大學，考察了哈佛大學并參觀了該校實驗心理學研究所，考察了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并參觀了該校心理實驗室和生物學實驗寶，還赴該處中國留學生歡宴，“席間蔡先生演說，謂對于該校自由研究之精神，極留好感。……欲學術之進步，首重研究事業；學生固當有一番研究工夫之根底，將來方可談學問；而教授尤當研究，且與學生作共同之研究。約翰斯·霍布金斯大學為美國首先提倡研究事業之學校，且教員多能招呼得過來，望諸君勿失此機會云云”［20］412。他還考察了芝加哥大學并參觀了該校地理教室、圖書館、理化實驗室。6月25日，他到達以服務社會而譽滿世界的威斯康星大學，該大學以經濟學、化學、農學較為著名。是日，“參觀圖書館、儀器室，皆未啟。觀校外教育科，有函授部、詢問部（供給各種材料）、幻燈演講部（幻燈片中有中國風景一套），一年分五路巡游講演。圖書部中有巡回圖書館”［9］142。7月到8月，考察了西雅圖、夏威夷等大學。同時，蔡元培還參觀了卡內基研究院和斯密斯·梭尼研究院；參觀了國立科學研究評議會，該會旨在鼓勵全國從事物質科學與生物科學之研究，并輔助各大學之研究事業。晤該會主持人凱羅士博士。“據言：從前實業家以倍于大學之俸給延科學家特別為之研究，而成效不佳。因知研究學術，終當以大學及專門研究所為適當之機關”［9］140。

蔡元培在美國時，就盛贊“美國人服務社會之精神，不可多得”；回國后，更加強調大學服務社會的職能。在北大歡迎蔡校長考察歐美教育回國大會上，蔡元培總結說：“美國大學最多，大學生亦最多。……大學的目的，要把個個學生都養成有一種服務社會的能力。社會上需要的技術，不在中等普通學校范圍的，都可在大學設科。而且一切文化事業，都由大學包辦，如巡回圖書館、巡回影戲片、函授教育等等。在工商業的都會，大學就指導工廠、商業；在農業的州府，大學就指導農人。這是偏重普及的。”“美國大學，近來也漸漸注重研究。有幾個大學，全以教習與學生共同研究為主旨，還限定學額的。”［17］395這是偏重提高的。可見，普及與提高，“本是并行不悖”。北京大學既要辦好平民夜校及平民教育講演團等偏重普及的事情，也要辦好研究所和學術社團等偏重提高的事情，做好服務社會和發展科學這兩件大事。可見，蔡元培關于大學具有服務社會的職能的思想主要來源于美國大學，但他也極為贊賞美國大學發展科學的職能。

概言之，蔡元培的大學職能思想遠取中國古代大學教育之精華，近師歐美大學教育之長處，熔為一爐，為其所用，體現了其大學職能思想的繼承性、創新性、時代性和科學性。

注釋：

① 烏克斯福，即牛津（Oxford）的音譯。

② 康白尼哲，即劍橋（Cambridge）的音譯。

③ 惠斯康新大學，今譯為威斯康星大學，位于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創立于1848年。范海斯（Charles Ｒ·Van Hise）主掌校務時，該校形成了以直接服務社會為核心的“威斯康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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