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佩英，黎潔*，任林靜
（1.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2. 西北工業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2）
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貧困治理的重點轉向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返貧，解決相對貧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有效銜接鄉村振興，產業發展是基礎和關鍵[1]。精準脫貧實施以來，包括鄉村旅游在內的產業發展、益貧式發展環境創造等為脫貧成果鞏固和有效銜接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2]。但區別于城市周邊游，我國脫貧地區鄉村旅游多處于自然資源富集區和生態脆弱區疊加區域，環境脆弱、規模小和產業基礎薄弱等問題較為突出[3]。對西部山區而言，一方面，旅游開發提供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促使農戶生計資本增量明顯，生計策略漸趨多元化，農戶環境適應力得到提高[4]；
另一方面，旅游發展在自然災害、市場波動、季節性和貧困等因素疊加影響下面臨較高風險和壓力[5]，農戶生計活動在旅游開發擾動下更易遭受沖擊，參與旅游經濟收益面臨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后脫貧時代旅游扶貧的重點應突破短期增收目標，著眼于增強農戶風險抵御能力，消除產生返貧致貧的障礙因素，降低脆弱性。在此背景下，探究鄉村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及其機制，對于如何利用脫貧攻堅的產業基礎和政策體系、促進旅游產業提質升級與持續改善農戶貧困狀況，以有效銜接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世界銀行早在2000年將“脆弱性”視角引入貧困研究，認為貧困脆弱性是指在某種風險沖擊下個體或家庭未來陷入貧困或更加貧困的概率[6]。根據該定義，減貧不單意味著以收入為主的福利增進，還包括因外部風險沖擊導致未來福祉變化[7]。因而，貧困脆弱性是對貧困的事前預測，其前瞻性特征能夠克服收入測度靜態性、單一性的不足，便于提前采取針對性的政策干預，確保減貧成果的穩定性[8]。學者們對貧困脆弱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圍繞產業扶貧的貧困脆弱性減緩效果進行了較多討論，多數得出產業扶貧能夠降低貧困脆弱性，但減貧效果存在產業類型和地區差異[9-10]，同時參與產業扶貧過程的市場不確定性因素會加深農戶的貧困脆弱性[11]。
國內外既有文獻有關旅游減貧效果的研究十分豐富。國外學者對旅游發展中的居民受益狀況進行了評估，認為旅游業發展有利于貧困減緩，如提供就業、增加收入和提高農戶生活質量[12-14]；
但另一種觀點認為旅游發展并未改善社區從業人員及其家庭的貧困狀況[15]。在國內，多數研究指出鄉村旅游可促進家庭收入增加[16-19]、生計資本提升[20]從而產生良好的減貧效果。也有學者指出，由于農戶能力或資產的非均質性，雖然鄉村旅游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呈現出一致性，但扶貧效果不盡理想[21]；
貧困地區囿于人力資本水平低、技能和資金欠缺，存在農戶旅游參與形式單一、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22]。此外，個別學者指出旅游發展的一些宏觀要素如景區帶村模式會產生農戶參與旅游的經濟效率差異[23]，同時旅游精準幫扶政策實施有利于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24]，進而影響脫貧效果，但仍需結合減貧效果評估進一步深入。總體來看，學者針對旅游對農戶減貧效果評估主要使用家庭收入、生計資本等反映家庭當前福利狀況的指標，雖有個別學者注意到參與旅游的返貧風險[25]，但關于旅游參與對農戶未來貧困的影響效應及機制缺乏深入探究。旅游開發背景下農戶參與旅游行為是一種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家庭自主選擇，其受益過程必然會受到家庭稟賦等自身結構性脆弱和旅游市場需求、環境沖擊等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存在一定風險。因此旅游扶貧研究需要與貧困脆弱性聯系起來，關注旅游扶貧的事前干預效果，尤其是結合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過程中旅游產業的關鍵要素如景區帶村、旅游精準幫扶措施等探討旅游如何降低脆弱性、增強抗風險能力，以及旅游通過何種機制影響農戶貧困脆弱性。
鑒于此，本文基于貧困脆弱性理論，利用脫貧攻堅時期陜西22個旅游扶貧村的農戶調查數據，運用擴展回歸模型（ERM），分析農戶參與旅游及貧困脆弱狀況，探討鄉村旅游對西部山區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及機制。具體運用ERM模型克服農戶參與旅游的內生性偏誤，測算鄉村旅游對貧困脆弱性影響的凈效應，并考察脫貧攻堅中不同景區帶村、旅游精準幫扶及農戶不同旅游參與形式下的效應差異；
進一步結合西部山區農戶參與旅游的增收途徑、風險和生計方式特點，剖析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機制；
以期為西部山區鄉村旅游地脫貧成果鞏固從而有效銜接鄉村振興，進一步完善相關扶貧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隨著貧困脆弱性概念的提出，學者將貧困研究的視角由“事后評價”逐漸轉向對貧困的事前預測。不同于收入貧困或多維貧困研究，貧困脆弱性理論更關注貧困的長期性、動態性、減貧的穩定性和返貧的可能性[26-27]。當前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成為減貧可持續性的判斷依據，還應考慮內外部風險沖擊及其應對策略對個體未來福利的影響。農戶參與鄉村旅游既是創造收入、增加家庭收益的過程，同時也與家庭內部勞動力在旅游和非旅游產業之間的配置過程相關。本文依據貧困脆弱性理論，并結合西部山區農戶旅游從業特點，從鄉村旅游收入水平、收入不確定性和生計多樣化方面分析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機制。
1.1 鄉村旅游、家庭收入水平與貧困脆弱性
收入水平提升是緩解家庭貧困脆弱性、平滑消費和減少返貧風險的最直接有效途徑[11]。從收入結構來看，我國鄉村旅游扶貧通過對農戶收入的作用路徑，能夠提高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進而提高家庭總收入[17]。此外，旅游扶貧增收亦有一般產業扶貧增收的共性，即以項目開發吸納土地、資金入股或資產收益等方式增加農戶的財產性收入[28]。
結合西部山區鄉村旅游實踐，旅游能給當地帶來直接增收效應的主要是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首先，農戶可通過開辦農家樂、鄉村民宿、特色農產品銷售、小吃攤點等參與旅游并獲取經營性收入。其次，部分家庭成員通過被旅游企業正式雇用或臨時性就業等方式獲得務工收入，增強了工資性收入對家庭總收入的貢獻。第三，一些旅游開發項目整合農村閑置宅基地、流轉土地經營權開發休閑農業、田園綜合體等新業態，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契機。但囿于目前當地旅游產業基礎薄弱、產業融合度低等，來自旅游的財產性收入仍非常有限。轉移性收入則主要是以獎代補、實物補貼等間接方式獲得，故不作分析。基于此，本文認為西部山區鄉村旅游主要通過增加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進而提高家庭總收入，從而改善家庭貧困脆弱性。
1.2 鄉村旅游、收入不確定性與貧困脆弱性
Chaudhuri等[7]認為脆弱性的成因主要包括結構（低均值）和風險（高波動）兩個方面。因此，以收入波動為表現形式的收入不確定性也是貧困脆弱性的根源之一。因此，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主要通過收入水平提升與收入不確定性降低的共同效應來實現。
我國西部山區鄉村旅游多處在自然資源豐富與生態脆弱疊加區域，易受環境、氣候、自然災害等自然地理因素沖擊和旅游季節性約束。因而，旅游從業過程中面臨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沖擊，致使家庭來自旅游的收入不確定性更為突出，成為加劇貧困脆弱性的傳導機制。從自然風險來看，西部山區鄉村旅游主要以自然生態景觀為旅游吸引物，易受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等沖擊，旅游從業缺乏穩定性；
從市場風險來看，鄉村旅游經營通常需要優勢的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但由于資本匱乏、技能不足和正規信貸約束，大多數農戶參與旅游經營的規模有限，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較弱[22]。此外，旅游基礎設施、交通便利度和公共服務水平也會影響游客的休閑體驗，從而使旅游從業戶面臨收入的不確定性。因此，提出西部山區鄉村旅游在增加農戶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同時，也伴隨著收入的不確定性，進而不利于降低貧困脆弱性。
1.3 生計多樣化的調節作用
生計多樣化也稱非農多樣化，是指農戶出于生存和提高生活水平之目的而構建的多樣化生計活動組合和社會支持的過程，是農村家庭面對各種風險沖擊和不確定性提高適應能力、降低脆弱性的重要策略[29]。家庭不同生計活動之間相輔相成的互補性有助于降低單一化生計風險，增強生計韌性。作為西部山區重要生計活動之一，鄉村旅游與其他生計方式存在緊密關聯，農戶參與旅游同時因季節性、風險、勞動力剩余等因素通常會選擇多樣化生計，進而會對貧困脆弱性產生重要影響。
第一，鄉村旅游與農業。西部山區鄉村旅游對自然資源依賴性較強，旅游季節性與農業耕作時間形成交錯，使參與旅游農戶兼業普遍。兼業有利于家庭內部勞動力合理分配，拓寬收入來源，減少旅游從業過程的風險暴露。一方面，農戶參與旅游經營可帶動當地農林養殖產品生產[30]，部分農產品可作為旅游經營的原材料以降低投入成本，緩解流動性約束，或作為特色旅游產品售賣；
另一方面，兼業有助于緩解旅游非充分就業、發揮土地的就業保障功能，同時克服旅游經營收益不高、家庭背負較大債務等缺陷[31]，彌補參與旅游帶來的風險或損失。
第二，旅游與外出務工。除農業外，一些家庭往往采取更為多樣化的生計方式，如在淡季時外出務工，或家庭留守成員從事旅游業、年輕子女就地務工。多樣化生計能夠確保家庭出現某項收入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其他收入能夠維持日常開支，實現風險轉移，降低農戶的脆弱性[32]。相反，若生計高度依賴旅游業，可能面臨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沖擊，出現返貧或致貧。也有研究注意到旅游提高家庭收入的同時造成單一旅游生計的高度依賴而產生潛在風險[22]。
據此提出，生計多樣化對旅游影響農戶貧困脆弱性具有調節作用。生計多樣化程度高有助于強化鄉村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減緩作用，而依賴單一旅游從業的生計模式可能加大農戶未來貧困的風險，影響脫貧效果的可持續性。
2.1 模型設定
一般情況下，農戶參與鄉村旅游是家庭基于內外部條件權衡的自主選擇行為，存在樣本選擇問題，且參與旅游與貧困可能存在互為因果導致核心自變量具有內生性。本文采用擴展回歸模型（ERM）糾正內生性偏誤實證分析鄉村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與傳統處理內生性的模型相比，ERM模型的最大優點是可以將自變量或控制變量的內生性、處理效應中處理變量的非隨機分配性和內生性的樣本選擇等三大內生性問題放在同一個框架下進行處理[33]，并且能夠對應其內在的不同子塊分析變量之間的影響作用，進行處理效應測算。同時，對變量之間的影響機制分析具有較強的適用性。首先利用ERM中內生工具變量法修正參數估計偏差，分析參與鄉村旅游及其他因素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以此展現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和工具變量的有效性；
之后，運用其內含的內生處理效應模型測算參與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大小，并進行不同群組之間的效應比較。基于內生工具變量法設定模型為：
式（1）為貧困脆弱性方程，式（2）為旅游參與方程。式中：Vi是第i個農戶的貧困脆弱性值；
Li為核心自變量，表示農戶i是否參與旅游，參與記為1，未參與記為0；
由于該變量為二分類變量，將式（2）設定為Probit模型；
Xi為控制變量，Ii為Li的工具變量，ωi和εi為隨機誤差項。α0、γ、τ、β1、β2為待估參數。
假設隨機誤差項（ωi,εi）服從期望值為0的二維正態分布，即：
式中：ωi的方差被標準化為1，ρ為(ωi,εi)的相關系數。對核心自變量的內生性檢驗通過檢驗“H0∶ρ=0”來進行。
由于工具變量法模型系數僅能反映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方向，進一步將參與旅游作為內生處理變量，運用內生處理效應模型子塊測算參與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減緩效應，其基本原理是基于“反事實框架”測算處理組（旅游參與戶）的平均處理效應（ATT）和全樣本的平均處理效應（ATE），剔除不可觀測因素對模型的影響偏差，提高效應估計的精度。
結合農戶參與旅游的現實狀況和相關研究[30,34]，本文選取房屋與核心景區距離、人均住房面積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房屋與核心景區的距離較近的農戶參與旅游具有天然便利[34]，家庭住房條件優越利于農戶從事農家樂等旅游經營活動[30]；
另一方面，脆弱性本質上是家庭未來福利下降或陷入貧困的概率，而住房更多是旅游地農戶參與旅游經營改善貧困狀況的前置條件，因而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2.2 變量選取
1）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貧困脆弱性。參考Chaudhuri等[7]的研究，使用預期貧困脆弱性（VEP）方法測算貧困脆弱性，通過估計未來消費均值和方差預測家庭消費低于貧困線的概率。使用消費而非收入指標測算貧困脆弱性，主要基于兩個方面考慮：其一，由于鄉村旅游收入受市場需求、游客偏好、自然環境等影響較大而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使用收入指標會因一些不可控因素的限制而存在測量誤差；
相較而言，家庭消費一般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平滑性[11]；
其二，使用消費指標可一定程度克服參與旅游與家庭收入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以便更準確估計旅游對家庭未來福利的改善狀況。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中：Pr(·)為概率函數，?(·)為正態分布函數，Vi為貧困脆弱性值，exp(ci)和exp(δ2)分別為預期的人均消費均值和消費方差。Z為貧困線，使用脫貧攻堅時期陜西省3 015元脫貧標準作為貧困線。同時，將世界銀行人均每天1.9美元線作為對照和穩健性檢驗。對于exp(ci)和exp(δ2)的估計，選取家庭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土地和人口等影響持久性收入的變量（Xi）回歸觀察到的支出，將方程擬合值作為預期消費期望，用殘差平方項估計消費方差[7]。最后，使用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消除截面數據的異質性進行估算。
2）核心自變量。農戶是否參與旅游（“旅游參與”）為本文的核心自變量。西部山區參與旅游的主要形式有從事農家樂、民宿、土特產銷售和小吃攤點等經營活動，在旅游景區從事服務接待、附近餐飲店打工或景區務工，個別以房屋租賃、土地流轉和入股分紅等形式參與。農戶參與其中一種并獲得相應收益即視為參與旅游。
3）影響機制變量。收入水平、收入不確定性和生計多樣化為影響機制變量。收入水平方面，結合理論分析，分別選用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數、人均經營性收入對數和人均工資性收入對數作為收入水平變量，分析鄉村旅游對家庭總收入、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影響。收入不確定性方面，采用兩步法測度收入不確定性，分別建立家庭人均純收入、人均經營性收入和人均工資性收入的收入決定方程，并運用方程得到的暫時性收入測量收入不確定性，具體測算方法參見錢文榮和李寶值[35]的研究，在此省略。參考此方法建立的收入決定方程中其影響因素選取與本文式（1）中的控制變量相同。生計多樣化方面，參照Gautam和Andersen[29]的研究，使用“生計多樣性指數”反映家庭生計多樣化。具體而言，對家庭除旅游外從事的每種生計活動賦值為1來計算生計多樣性指數，如單個家庭同時從事農業、旅游和非旅游外出務工，則其多樣化指數值為3，以此類推。
4）控制變量。農戶貧困脆弱性因家庭規模、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家庭資產和生計環境等狀況而具有明顯差異。通過對已有文獻梳理[9-10,32]，本文控制變量包括戶主特征（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勞動力規模、可求助親友數、家庭資產、耕地面積、林地面積、財產損失）和村莊特征（村鎮距離、所在地區）三個方面。以上變量定義及統計結果見表1。
2.3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課題組2017年6—8月在秦巴山區所做的旅游扶貧與農戶生計專項調查。秦巴山區是我國原集中連片貧困區和西部重點生態功能區疊加地區，轄區內自然資源豐富但生態脆弱，經濟基礎薄弱、生計水平偏低、致貧原因復雜，許多農戶貧困退出后生計仍具有脆弱性，返貧風險較高。選取該區域的陜西省第一批旅游扶貧村為樣本框，采取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選取安康、漢中、商洛和寶雞4市22個村展開入戶調查。在收集數據過程中，首先與旅游局、扶貧部門負責人和村鎮干部進行深度訪談，總體了解當地旅游發展情況和農戶生計特點，之后采取便利抽樣和結構化農戶問卷，對調查時點居家的18～65歲戶主或其配偶進行隨機訪談，調查內容包括家庭人口特征、生計資本、生計活動、旅游參與形式與收益、獲得精準幫扶狀況等。共發放問卷875份，回收有效問卷841份，問卷有效率為96.11%。
3.1 鄉村旅游與農戶貧困脆弱性分析
在全部樣本中，參與旅游農戶311戶，占比36.98%，這一比例與調查地實際參與旅游的農戶比例基本吻合。參照王超等[36]的研究，將旅游參與形式分為旅游經營、旅游務工和其他形式（房屋出租、土地流轉等）三種。樣本旅游參與戶中有75%從事旅游經營，18.06%進行旅游務工，6.94%的農戶以房屋出租等其他形式參與。以上數據表明，調查地農戶總體參與旅游比例不到40%，且以旅游經營為主。由于旅游開發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部分居民因人力資本和從業技能限制與旅游企業正式用工要求也存在差距，旅游務工空間仍有待挖掘。其他形式參與比例低是因為調查地旅游開發與村莊資源聯系不夠緊密，對農戶土地、房屋等資源價值盤活較為有限。
在省脫貧線下，選取目前使用最廣泛的50%為貧困脆弱率的閾值，樣本農戶中有29.58%的參與旅游農戶處于貧困脆弱性狀態，即將近1/3的旅游參與戶未來陷入貧困風險較高，且非旅游參與戶的脆弱率為52.08%（表2），相對更高，說明這一地區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十分必要。采用1.9美元貧困線的結果呈現相同趨勢，但脆弱率要低。從脆弱性均值差異來看，旅游參與戶的貧困脆弱性均值顯著低于非旅游參與戶，表明相較而言旅游參與戶陷入未來貧困的風險更低。結合調查數據，可能是由于較好的資本稟賦能夠緩沖風險沖擊造成的損失或返貧可能性。
表2 不同貧困線下的農戶貧困脆弱率與脆弱性Table 2 Poverty vulnerability ratios and values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different poverty lines
全樣本中旅游參與戶和非旅游參與戶除耕地、林地面積無顯著差異外，前者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網絡都相對更優，如旅游參與戶戶主平均年齡為49.06歲，戶均勞動力規模為3.106人，遇大筆開支可求助的戶數為4.321戶，均顯著高于非參與戶。但這并不意味著參與旅游與農戶貧困脆弱性之間的因果關系，相反，兩組之間的顯著差異說明樣本選擇偏誤不可忽視[17]，因此有必要采用ERM模型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
3.2 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影響分析
基于ERM工具變量法將參與旅游作為二分內生變量分析其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貧困脆弱性方程和旅游參與選擇方程回歸誤差項的相關系數ρ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3），說明核心自變量具有內生性，ERM模型適用。旅游參與方程估計結果表明，工具變量房屋與核心景區的距離對是否參與旅游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人均住房面積呈顯著正向影響，證明了工具變量的合理性。貧困脆弱性方程估計結果表明，旅游參與與貧困脆弱性呈顯著負向影響，說明鄉村旅游顯著降低了農戶貧困脆弱性。且不同貧困線下模型所有變量影響方向均相同。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山區農戶通過參與鄉村旅游能夠提升抵御風險的能力，降低未來陷入貧困的可能性。
表3 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影響的ERM工具變量法估計Table 3 ERM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households’ poverty vulnerability
控制變量影響方面，戶主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夠顯著降低農戶貧困脆弱性；
家庭勞動力規模、可求助親友數、家庭資產與貧困脆弱性呈顯著負向影響，表明家庭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物質資本對抵御生計風險具有積極作用；
耕地面積和林地面積對貧困脆弱性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自然資本是西部山區農戶滿足生存需要的基本保障。此外，家庭遭受財產損失對貧困脆弱性造成正向沖擊，增加家庭未來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村鎮距離越遠，村莊的物理通達性和市場化程度越差，不利于降低脆弱性，但并不顯著。
基于ERM內生處理效應模型測算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表4）。依據反事實框架，ATT系數結果表明，在省脫貧線下，參與旅游農戶的貧困脆弱性比如果沒有參與時降低13.7%。ATE為全樣本的平均處理效應，即參與旅游與未參與旅游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平均差異，表明參與旅游具有顯著的貧困脆弱性降解效應。
表4 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估計Table 4 Estimation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3.3 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考察不同景區帶村模式、旅游精準幫扶和旅游參與形式下鄉村旅游對貧困脆弱性影響的可能差異，本文分別按照村莊所臨近的核心景區星級、家庭是否受到旅游精準幫扶和農戶旅游參與形式進行效應差異分析。
通常，景區帶村作為一種重要的旅游扶貧模式，是指依托核心景區帶來大量游客，帶動周邊農戶參與到旅游活動中，通過增加收入達到“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目標[23]。景區旅游產業的發展狀況決定了農戶受益的基本面，使用村莊所臨近的核心景區星級來反映當地旅游產業發展狀況，并分別測算不同星級景區帶動下參與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結果顯示，4A級及以上景區旅游發展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效應顯著為負，4A級以下景區作用不顯著（表5），表明4A級及以上旅游景區帶村模式有助于降低農戶貧困脆弱性，能有效地防止返貧。結合調研觀察，西部山區4A級以下景區旅游開發規模小，實踐中往往面臨資金不足、項目短期化、市場競爭力有限等問題，限制了旅游減貧效果可持續；
4A級及以上景區多由外部招商引資開發，具有實力雄厚、資金充足、開發規模大，旅游品牌知名度高等優勢，對周邊輻射力度大。以往研究指出，外部資本強逐利動機使景區帶村主動性不強，扶貧可持續性較差[37]。本文研究發現與此不同，可能原因是這些景區一般客流穩定、基礎設施條件便利和就業機會較多，一些農戶在旅游發展初期便參與到旅游活動中，逐漸積累了從業能力和資源，收益較為穩定。此外，在精準脫貧政策推動下，景區與社區逐漸形成了 “旅游企業+合作社/集體經濟組織+農戶”等利益聯結模式，能夠起到助脫貧、降低脆弱性的作用。
從旅游精準幫扶效應來看，受到和未受到幫扶的農戶參與旅游對貧困脆弱性都具有顯著負向效應（表5）。西部山區旅游精準幫扶包括以獎代補、產業補貼、小額信貸、稅收減免、農家樂掛牌與星級評定、旅游相關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區別于兜底保障等手段，旅游精準幫扶措施主要側重培育貧困主體的內生發展能力[24]。如烹飪、服務接待禮儀等旅游相關技能培訓彌補了農戶的從業技能短板；
產業獎補、小額信貸等政策主要瞄準農戶金融資本不足，撬動生計資本存量，提升家庭抗風險能力。但從效應差異看，未受到幫扶的農戶旅游對其貧困脆弱性的減緩效應更大，可能解釋是旅游扶貧過程存在家庭資本準入門檻[22]，受到幫扶的大多為低收入群體，其受稟賦約束從旅游中獲益較少，而一些村莊能人精英雖在政策瞄準的范圍之外，但因自身家庭資本充足、社會資源較多更易抓住發展機會，通過參與旅游其未來貧困概率更低。
基于旅游參與形式的效應測算結果顯示，農戶從事旅游經營和旅游務工均能顯著降低貧困脆弱性，且旅游經營的影響效應較大；
以其他形式參與因樣本量少、對家庭收入貢獻有限而作用不顯著（表5）。旅游經營是西部山區農戶參與旅游的主要形式，這類家庭大多數生計資本豐富，遇到風險沖擊時可通過儲蓄、存量資產和社會網絡等進行脆弱性緩解或返貧預防，有較強的風險防范和恢復能力；
而旅游務工家庭一般兼業化程度高、除單純旅游打工外兼顧農業或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彌補了旅游打工收益低、臨時性突出且不穩定的不足，使家庭遭遇沖擊時可采取應對策略來緩沖風險。以上分析表明，旅游參與形式選擇亦是鄉村旅游影響貧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表5 鄉村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效應差異Table 5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3.4 影響機制檢驗分析
1）鄉村旅游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使用ERM內生工具變量法檢驗鄉村旅游對家庭總收入、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水平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量后，參與旅游對家庭人均純收入和人均經營性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表6），表明參與旅游能夠增加家庭總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從而降低農戶未來陷入貧困或持續貧困的可能性，但工資性收入并未因參與旅游顯著增加，不利于脆弱性降低。以上分析表明，西部山區鄉村旅游主要通過帶動農戶從事旅游經營活動增收，降低未來貧困概率。旅游發展雖也為居民提供了部分務工崗位，但這些崗位大多是臨時性和非正規就業，缺乏正規勞動合同和福利保障[38]，收入缺乏穩定性，其對緩解貧困脆弱性作用不突出。
表6 鄉村旅游對農戶收入的影響Table 6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2）鄉村旅游對收入不確定性的影響。結果顯示，參與旅游與家庭總收入、經營性收入不確定性呈顯著正向影響，而對工資性收入不確定性作用不顯著（表6），表明參與旅游使農村家庭總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加，不利于降低貧困脆弱性。與理論分析一致，在旅游精準幫扶下，家庭發展產業仍須遵循市場邏輯。農戶參與旅游經營勢必面臨季節性、游客偏好變化等風險，成為減少脆弱性的不利因素。
3）生計多樣化的調節作用。鑒于ERM模型的包容性，同樣使用其內生工具變量法進行生計多樣化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生計多樣化系數顯著為負，即調節變量獨立作用呈負向顯著（表7，模型1），說明除旅游外的多樣化生計有助于分散風險，降低脆弱性；
旅游參與和生計多樣化交互項系數為正，說明旅游與其他生計方式在降低貧困脆弱性方面具有某種程度的替代，但并不顯著，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鑒于調查地農戶除旅游外主要以務農或外出務工居多，進一步探究參與旅游與務農、外出務工結合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結果發現，是否務農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不顯著，而旅游參與和是否務農的交互項顯著為負（模型2），表明務農在旅游對貧困脆弱性負向影響中起到強化作用；
是否外出務工對貧困脆弱性有顯著負向影響，其與旅游參與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模型3），但系數為正說明外出務工與參與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具有一定替代關系。
表7 生計多樣化的調節作用Table 7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上述分析表明，西部山區農戶參與旅游兼顧傳統農業強化了旅游降低脆弱性的作用，與理論假設相符。雖受氣候變化、農產品價格等制約導致當地農業收益普遍較低，單純的農業生產無法保障家庭擺脫貧困陷阱，而旅游兼業務農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旅游經營風險、降低成本，化解旅游淡季隱性失業矛盾，有利于產生與生計多樣化伴隨的“范圍經濟”效應和更高收益回報[29]。相反，旅游作為一種替代生計減少了外出務工時間和勞動力分配[30]，二者結合對家庭風險應對、改善脆弱性的作用不明顯可能是因為旅游淡季外出務工機會具有臨時性和偶然性，在不易獲得的情況下農戶會選擇賦閑在家或務農。總體而言，旅游地生計多樣化在旅游參與對農戶貧困脆弱性影響過程中起到一定調節作用，但未來減貧成果持續鞏固還有待參與旅游與淡季務工或就近非農就業的緊密結合。
4.1 結論
研究表明，參與鄉村旅游顯著降低了西部山區農戶貧困脆弱性。與未參與時相比，參與旅游使農戶貧困脆弱性降低了13.7%。4A級及以上景區帶村和受到旅游精準幫扶農戶參與旅游具有顯著的降脆防貧作用，脫貧攻堅期景區帶村模式和到戶旅游精準幫扶措施對防止農戶返貧、降低脆弱性具有明顯效果；
旅游參與形式選擇亦是影響農戶貧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旅游經營的減貧效應更大。
影響機制分析表明，鄉村旅游通過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貧困脆弱性，但旅游影響的經營性收入不確定性是加劇脆弱性、引致返貧風險的隱患，工資性收入對緩解貧困脆弱性無顯著正向作用。在西部山區旅游兼業普遍狀況下，生計多樣化在旅游參與降低貧困脆弱性中起到一定調節作用，其中兼顧傳統農業強化了旅游參與對貧困脆弱性的減緩效果，而旅游與外出務工一定程度上形成替代，二者未形成減貧合力。
西部山區旅游產業發展對農戶持續增收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意義重大。本文從農戶旅游參與行為切入，考察了鄉村旅游對貧困脆弱性的影響，彌補了以往研究忽視旅游對未來貧困作用的不足。限于數據可得性，本文樣本來自于脫貧攻堅時期，且受疫情影響無法獲得最新的追蹤數據，以更準確把握旅游對農戶貧困脆弱性的效應變化。盡管如此，鑒于旅游從業農戶兼業生計方式一直普遍存在，參與旅游仍是多樣化生計的選擇之一，旅游與農業等傳統生計的結合使其在面臨沖擊時具有一定適應能力。此外，當前防返貧進程中“四個不摘”原則落實保證了扶貧政策的延續性，部分低收入群體仍可通過旅游精準幫扶維持穩定脫貧。因此，本文研究結論對聚焦西部脫貧地區旅游參與戶的返貧風險和旅游扶貧進一步精準施策、防范返貧致貧和有效銜接鄉村振興提供了參考依據。旅游產業是市場導向的扶貧手段，其減貧過程易受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流行病等沖擊及個體內生動力制約，未來需要進一步關注鄉村旅游市場風險、產業精準幫扶、農戶內生發展動力等對旅游減貧成效持續鞏固的影響。
4.2 建議
1）正視鄉村旅游產業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確定性，以農戶持續增收為目標，推動西部山區鄉村旅游長效發展。現階段，鄉村旅游需要外部沖擊后的產業復蘇和促進高質量發展，要立足脫貧攻堅期的旅游產業發展基礎，進一步完善產業布局規劃、加大旅游開發投入，加快西部山區自然生態資源價值轉化；
擴大周邊游和本地旅游產品供給，注重民宿、露營、研學和康養等中高端休閑產品開發，提升鄉村旅游消費品質，降低因旺季時間短、產業單一等造成的旅游增收風險。同時，充分利用目前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和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建設契機，在西部山區打造一批“景區帶村”的典型示范，科學引入工商資本，進一步挖掘景區帶貧潛力。
2）保持旅游扶貧政策穩定，統籌兼顧普惠性政策和精準幫扶措施。降低貧困脆弱性，需著眼于農戶旅游參與能力和風險防范意識培育。為此，一方面需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并與旅游企業、職業院校、行業協會等部門緊密合作，確立旅游職業技能培訓完整菜單，加強農戶旅游經營、現代營銷手段、網絡推介、服務技能等方面培訓，通過普惠性政策全方位提升個體旅游從業能力和市場意識。另一方面，本文發現，受到旅游精準幫扶農戶參與旅游降低脆弱性的效應較低。因此，應繼續保持瞄準型旅游幫扶政策的穩定性，提高瞄準精度并擴大覆蓋范圍，將小額信貸、產業獎補、優先旅游就業等精準幫扶措施向包含脫貧戶在內的低收入群體傾斜，減少返貧概率。
3）延伸旅游產業鏈、促進農旅融合，加強利益聯結。鑒于鄉村旅游與農業具有天然聯系，以及本文研究發現傳統農業對旅游降低貧困脆弱性的強化作用，建議積極推進農旅融合，發展旅游產業上游的農產品加工業和下游休閑觀光業，打造全產業鏈，將農戶嵌入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促進旅游生計多樣化，降低單一生計風險引致的脆弱性。利益聯結方面，需要加強旅游企業、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等與農戶的利益聯結，通過訂單生產、股份合作、就業帶動等拓展旅游增收渠道，讓農戶獲得更多旅游收益。此外，考慮以農家樂協會或鄉村旅游合作社為平臺，在政府扶持下構建旅游個體經營風險防范與補償機制，降低旅游產業沖擊下的農戶脆弱性，防范返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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