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春梅（甘肅省甘谷縣第二中學）
★談及蒲松齡，相信大家對其作品《聊齋志異》相當熟悉，這是一部借狐、鬼來揭露封建社會的種種腐朽和黑暗，寄托作者對封建禮教束縛的反抗的文言小說集。課文《促織》是其中的一篇，深刻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殘暴和對人民的壓迫，具有現實性的社會意義。
說它是一篇偉大的史詩也不為過。第一，這篇經典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荒誕的社會，極大地還原了當時社會的現實。一個皇帝因為自己喜歡斗促織——無聊的游戲，居然讓朝廷內外，整個國家、社會都圍著他轉，下面的百姓為了弄到一只好的促織，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傾家蕩產，而一旦一個人能夠進貢一只好的、善斗的促織，就能擁有良田百畝，“雞犬升天”，這荒誕不荒誕呢？第二，它表達了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無限同情。古代封建社會，本來生產力就已經相當低下，能夠滿足“口腹之欲”都極為難得，怎么能夠承擔另外的“苛政”呢？所以，嚴苛之下，百姓賣妻鬻子，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促織》展現了作者對下層勞苦百姓的深切同情。第三，勸誡統治者心系百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一個王朝能夠獲得民眾的支持，那么這個朝代自然長久；
如果一個王朝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它的覆滅只是時間的問題，蒲松齡就是希望統治者能夠心系百姓（“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創造人人能夠安居樂業的社會。蒲松齡能夠由己及人、及社會、及國家，這是《促織》偉大的一面，然而其荒誕更成為千百年來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本文就來談談它的幾個荒誕的悲劇表現。
古往今來，在父母眼里，兒子本應成龍，女兒本應成鳳，這是為人父母者內心最樸素的愿望。但是，在《促織》里面，蒲松齡卻讓主人公的兒子成蟲，為什么這樣呢？本來，主人公在駝背巫的提示下，抓到了一只“巨身修尾，青項金翅”的好促織，但因九歲兒子一時好奇貪玩而致死。后來，兒子投井自殺，被救后“氣息惙然”，隨后竟“半夜復蘇”，卻“神氣癡木”。故事的最后，我們知道，原來小孩的魂魄竟然化為促織，斗蟲、斗雞戰無不勝，簡直是促織中的“戰斗機”，帶領一家人過上官宦世家都羨慕的生活，成為“人生贏家”。這里的故事情節設計值得細細品味，蒲松齡的想象無疑是無比奇特的，他設計的這個“兒子變蟲”的故事情節，看似荒誕離奇、偏離生活軌道，但是還原了統治者因一時的癖好給底層老百姓帶來的悲劇歷史，寄托的是作者本人的“孤憤”。讓兒子成為“蟲”，這是萬萬不能想象的舉動，這也正是實實在在的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悲劇。
曾記得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吟誦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句詩歌表達了作者熾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在封建時代，這也是每一個窮苦百姓的樸素愿望：能夠有居所以遮風擋雨，能夠有食物以三餐飽腹，能夠安穩以安居樂業。百姓當然希望封建統治者能夠勤政愛民，為百姓營造一個和平、安穩的環境。誠然，由于封建社會的局限性，讓統治者能夠想百姓之所想無疑是一種奢望，但求溫飽、有序應該是統治者的初衷。我們先來了解《促織》的背景。《促織》的故事背景是明宣宗時期，明宣宗朱瞻基算是一個少有的賢君，在他的領導下，明朝整體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社會秩序穩定，他統治的時代被稱為“仁宣之治”。然而，朱瞻基有一個癖好“促織之戲”，他瘋狂迷戀促織，《明朝小史》曾這樣評價這位皇帝：“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帝王朱瞻基喜歡蟋蟀，常常派人去江南找蟋蟀，所以蟋蟀的價格迅速升高，達到十多金。）本來，一個皇帝有點小愛好無可厚非，但是迷戀到讓一只微不足道的昆蟲比黃金還貴重，簡直讓人不可思議。比黃金貴重也就罷了，更可怕的是它幾乎動搖了朝廷的根基。《明朝小史》記載，當地的郡督派一位糧長出去為皇帝找好促織，如能發現好促織，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用最好的馬匹去換都行。我們都知道，在古代，鹽、鐵、酒等物資是不能隨意買賣的，作為冷兵器時代作戰用的戰馬更不能隨意買賣，這些為官之人居然敢這樣做，那就是動搖了封建朝廷統治的根基，后果相當可怕。所以，朱瞻基也得到了“促織皇帝”的稱號，這是一個皇帝的悲劇，也是百姓的悲劇。
朱瞻基對促織的癡迷癖好，可以從一道敕書（誡約朝臣的文書）中看出來：“宣德九年七月敕蘇州知府況鐘：‘比者內官安兒吉祥采取促織。今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進運，自要一千個。敕至，而可協同他干辦，不要誤了！故敕。’”一個皇帝因為促織而給臣子下敕，還特用三個“敕”字，朱瞻基對促織的喜愛，可見一斑。但是臣屬在執行政令的時候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扭曲。《促織》提及的華陰縣，本來不產促織，但是縣令為了巴結上司，還是呈上了一只，結果上司大喜，硬要他常供，而他將供應的差事派給各鄉的里正，于是市上的那些游手好閑的年輕人就將好的促織“囤積居奇”，差役們又借這個機會向百姓們攤派費用，最終導致“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真是悲慘至極。而成名就是其中一個里正，因為他老實本分，基本上耗盡了自己的錢財去購買促織完成差役任務，到了沒有錢去購買促織的時候，就親自去抓，但又抓不到，即使抓到又不符合要求，打了上百板子，兩條腿膿血淋漓，連促織也不能去捉了，在床上翻來覆去只想自殺（“轉側床頭，惟思自盡”）。后來偶然得到一只，又被兒子弄死，兒子怕被成名追究，只得投井。這樣的暴政、這樣的扭曲讓一個老實本分的人走上了絕路，一個家庭最終家破人亡。從《促織》的故事來看，成名是幸運的，但是歷史上那些像成名一樣老實巴交，處于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呢？他們既沒有錢去買促織，更沒有能力去進貢促織，最終的下場豈不是更加慘不忍睹？
《促織》塑造了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形象——成名。“成名”這個名字的本身就具有足夠的諷刺意味。古往今來，我們說一個人成名，一般都帶有“褒義”的色彩，在古代，一個人可以是金榜題名以成名，如蘇軾，年僅21歲進士及第,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而深受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賞識；
可以是舍生取義以成名，如文天祥，反對侵略，保衛國家，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魄書寫壯麗的篇章；
可以是勤奮苦學以成名，如陸游書巢勤學，一生留下了數不清的經典……但《促織》主人公成名的“成名”原因是什么呢？是因為一只微不足道的促織。因為這只“善斗”的促織，他被免除了“勞役”，成為自由之民；
因為促織，縣主考官讓成名中了秀才，圓了讀書人的愿望；
因為促織，他顯達于世人，居然“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
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擁有豪華住舍、牛羊無數，穿綾羅綢緞，騎高大駿馬，可謂一步登天，但這種功成名就實在是一個可悲的成名史。
我們說一部作品是偉大的作品，在于其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作品深刻反映社會現實。《促織》是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能體現其偉大的一面。它通過離奇的故事，向我們展現出一幅皇帝昏庸無能、官吏媚上欺下、底層民不聊生的灰暗圖景。蒲松齡值得千百年來文人的敬佩，因為他敢于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專制暴政的黑暗腐朽，甚至上至天子，下至撫軍縣令，乃至小吏，這一份訴諸筆端的勇敢值得世人敬仰。另外，關于本文的悲劇，不同的視角當有不同的悲劇點，本文認為的悲劇則在于其既給了人希望（成名的顯達），又給了人絕望（成名的被打、兒子的意外），絕望與希望相互交叉，值得人深深同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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