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林憶，孫紹勇
(1.安徽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西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72)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就“共同富裕”提出了許多富有深厚創見性、科學指導性、鮮明時代性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表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重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1]共同富裕是使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漸進共富，是基于當今平臺經濟深刻改變中國經濟格局，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基礎上的普遍富裕。
平臺經濟是以龐大的數字化平臺為依托、以先進的數字技術體系為驅動、以發達的信息網絡為協同的新型經濟組織形式。進言之，以數據為核心要素的平臺經濟具有廣泛聯結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和整合不同市場主體之間資源的能力，能夠促進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從而實現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最大化。[2]作為數字經濟的一種特定形態，平臺經濟在實現經濟循環與周轉的過程中，以軟硬件相結合的強大算力，重塑了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3]，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必要的物質財富基礎。然而，平臺經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加速財富積累的同時，也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負向價值。因此，我們必須要厘清平臺經濟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邏輯關聯，正視推進共同富裕進程中面臨的現實挑戰，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促使新發展階段平臺經濟更好地為推動共同富裕作貢獻。
平臺經濟越來越成為提高社會主義生產力和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的新興經濟業態。不論是從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從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需求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來看，平臺經濟的發展都已深深地植根于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進程。
(一)理論一致性：秉承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社會主義本質是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屬性和質的規定性的集中體現，涵蓋了“何為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何為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等理論構建和實踐探索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明確使用“社會主義本質”這一表述，但是他們基于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及其剝削本質的認知與把握，逐漸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系統性共識，深刻地揭示出未來應建立一個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53為本質特征的“自由人聯合體”[5]96。在這樣的“聯合體”中，整個社會已具備實現共同富裕的生產力基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6]200。這便是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即能夠實現生產力解放和生產力發展內在統一、實現個人解放和社會發展直接統一的共同富裕。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平臺經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與必要條件，為推動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發展平臺經濟與促進共同富裕之間存在著“必要手段”與“最終目的”的相輔相成關系。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質思想的賡續和創新，反映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并且貫穿于社會主義發展始終。一方面，“富裕”體現的是生產力發展的高度[7]。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財富富足和經濟活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蓬勃發展的平臺經濟憑借其零邊際成本、規模效應、網絡外部性等特征或優勢[8]，使原先分散的經濟組織能夠超越時空界限而聚集于數字化平臺開展經濟活動。不論是從基礎設施層還是平臺企業層亦或是平臺用戶層來看，平臺經濟都能集結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活動的信息，“賦活”各類生產要素，提高要素效能，在轉變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實現生產力高度發展。另一方面，“共同”體現的是生產關系的性質[7]。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要求。平臺組織依靠強大的信息通信技術吸納了平臺內經營者的大量資金投入流通領域，直接推動了網約配送、網絡微商、直播帶貨等各種零工勞動形式，培育了更加多元的就業形態和更為靈活的就業方式，成為人民群眾就業創業的重要力量，為促進共建共享、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現實途徑。因此，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來看，平臺經濟的發展與共同富裕的實現都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傳承與拓新，兩者具有理論一致性。
(二)使命共同性：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們所處的新發展階段的時代邏輯以及實現美好生活的價值邏輯中蘊含著推動共同富裕的具體途徑和內在使命。促進平臺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得以共享既有發展成果，從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同時，也能夠激勵廣大勞動群眾積極主動參與平臺經濟共建過程，從而不斷創造美好生活，推動共同富裕。
一方面，平臺經濟因其開放包容、資源分享、信息聚集、算法強大等特性實現了人民生活質量的穩步改善和社會生活樣態的巨大革新。平臺組織在為整個平臺經濟的運行提供數字化基礎設施的過程中，建立了開放包容的平臺資源體系，通過對現實世界包羅萬象的信息實現快速的數字化抽象同構[3]，從而吸引更多的主體參與到平臺生態系統的維持與建構中。這一過程可促使各類平臺主體向外界提供優質便捷服務、提升信息處理效率、高效實現價值交換，使平臺主體成為推動共同富裕進程的貢獻者、建設者、共享者。例如京東、淘寶這類開放性平臺組織能夠整合數以萬計的網商，并且衍生出快遞物流、中介咨詢、網約服務、在線診療等個性多樣的服務，促進各類經濟主體轉變生產方式、升級傳統服務。在此基礎上，這些能夠精準對接不同用戶、滿足用戶特色需求的高質量供給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延展了不同群體共享美好生活、推動共同富裕的現實內容。
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快速提高平臺數字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及其在勞動過程中的經濟地位，為提升人民幸福感、尊嚴感和獲得感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對于高技能平臺數字勞動者而言，他們從事軟件開發、程序編寫、數據分析等復雜勞動，因而能夠獲得技術溢價，取得更高的工資收入。“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5]230這些勞動者有更加強烈的勞動內生動力，即自覺主動通過職業培訓來提升數字技能，從而獲得人力資本積累，實現自身經濟地位的提升。對于低技能平臺數字勞動者而言，數字平臺憑借開放式的組織結構、多元化的商業模式、動態化的管理工具[9]吸納了原先分散的勞動者，重構了勞動過程，很大程度解決了失業問題。因此，激勵人民發揮勞動內生動力創造美好生活，既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也是共同富裕內含的、必須不斷實現的目標使命。
(三)原則統一性：促進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結合
共同富裕勾勒出“如何生產”“為誰生產”的實現邏輯，深刻體現出效率與公平的原則一致性，是建立在高質量發展基礎之上的生產與分配的統一。平臺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種特殊經濟形式，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進程中踐行以效率促公平的發展邏輯。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遵循以公平促效率的價值依據引領平臺經濟的普惠性發展。
第一，平臺經濟發展效率是共同富裕的生成基礎。平臺經濟效率指的是其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的比率。一方面，平臺經濟這種互聯網新業態具有的趨于零邊際成本復制的特性，助力其以更少的資源耗費獲得更多的成果產出。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所言：“互聯網通信已經實現以接近于零的邊際成本生產和共享”。[10]如淘寶等電商平臺因其具有接近于零成本開通店鋪的優勢，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商家入駐，既省去了人們高昂的線下開店成本，也為平臺帶來了巨大流量。隨著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的深入發展，抖音、快手等起初的短視頻平臺融入線上帶貨板塊，開創了降低市場開拓成本與提升平臺影響力的雙贏局面。另一方面，平臺經濟所具備的技術、資源、信息、產業鏈整合能力成為加強生產過程連續性和加快價值實現過程的新動能。以數字平臺為支撐的企業可以突破時空限制，重塑企業價值鏈、供需鏈等產業鏈。一是降低時間成本，保證不同企業之間的生產關聯不中斷，加強企業間合理化、專業化分工協作。二是降低企業間交易成本，推動產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企業收益。
第二，實現社會公平是平臺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價值歸依。一方面，平臺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設的實現機制下，促使各方經濟主體通過可操作化計量方式，能夠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歸屬、貢獻額度公平地參與分配，不僅使要素價值最大化，而且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隨著平臺技術的深度融合，平臺內經營者能夠享受到公開透明的營商環境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即逐漸弱化價格歧視現象、機會主義風險、道德風險等，增進過程公平。另一方面，平臺經濟依靠平臺技術創新驅動的天然優勢聚力共同富裕。平臺經濟通過數字平臺這一載體能夠更好地傳播慈善事業，聚合捐助人、受助人、公益機構之間的信息，促進善款的合理高效配置，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保障作用。例如，螞蟻莊園、螞蟻新村、“行走捐”等公益項目依托支付寶平臺實現了善行善舉與平臺經濟的有效融合。總之，平臺經濟在高質量發展中逐步推動共同富裕，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深度契合。
(四)制度耦合性：推動生產力發展和人的發展
平臺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構件，對共同富裕的推動作用在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發展環境。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追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性制度保障。因而，同屬于制度邏輯范疇的平臺經濟和共同富裕之間存在著制度耦合性。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平臺經濟促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學導向，是平臺經濟與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上最終實現統一的制度基礎。一方面，生產力標準是評價平臺經濟是否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標準之一。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是人的類本質對象化的產物，象征著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后能動地改造自然的能力。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必須以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前提。列寧指出：“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11]數據的采集、傳輸、運算、存儲等是平臺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支撐著數字平臺的運行與維護。隨著平臺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平臺數字勞動者隊伍的不斷壯大，數據在和勞動者、勞動對象、其它勞動資料的結合中越來越轉化為一種無形的生產力，在促進管理效率和生產效率大幅提高的基礎上，成為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數據要素參與分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也是平臺經濟促進社會財富創造的必然選擇。數據要素相較于傳統要素而言具有驅動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積極作用。數據不僅能夠通過優化各種生產要素之間的比例來間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也能夠通過產業化直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12]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評價平臺經濟是否促進共同富裕的另外一個重要標準。人的發展對于生產力發展來講具有“歸根到底”的意義。平臺經濟的發展在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顯著提高的前提下為勞動解放注入動能，使勞動的自主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平臺經濟的發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相適應，允許數據要素參與收入分配能夠極大地調動數據要素所有者參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能動性和積極性，使其自身的勞動成為一種自我確證和自我滿足的過程，并且保證勞動者基于市場經濟規律，能憑所有權參與相應份額的收入分配，以此不斷增加勞動者的自我獲得感、認同感、滿足感，推動人民群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浩大的系統性工程，平臺經濟的發展與共同富裕的實現之間存在密切的邏輯機理，但是平臺經濟在為共同富裕賦能的同時也使經濟社會發展在某些維度陷入自我矛盾與困境，影響其推動共同富裕的優勢效能的發揮。
(一)平臺剝削：加深數字平臺對勞動者的控制強度
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與過去一切時代的主要區別在于使用的勞動資料的差異。馬克思明確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5]210因此，成規模性遞增的數據和以創新驅動的數字技術正是數字經濟時代“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和“社會關系的指示器”[5]210。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會催生出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平臺經濟的發展形式對傳統生產關系進行轉變與解構，形成了一種依托數字平臺進行勞動的新型勞動方式，即數字勞動。這一過程不僅形成了以數字平臺為載體的進行生產性勞動的雇傭勞動者，而且生成了進行無酬勞動的非雇傭勞動者，即“玩勞工”。隨著平臺經濟的繁榮發展，大量的生產資料在數字邏輯下被平臺所掌控，使得數字資本對于勞動者的剝削和控制以更加隱匿的方式呈現，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造成不利影響。
平臺經濟在生產過程中因嵌入數字技術而表現為數字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和對人的控制。數字平臺“生產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的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的發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現為文明和精巧的剝削手段。”[13]平臺經濟對共同富裕的現實挑戰主要在于弱化了勞動過程中人的主體地位及本質力量。平臺企業往往利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或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方式來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例如，從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看，某些平臺企業存在“畸形加班文化”，以奮斗文化片面引導數字技術勞動者“自愿”加班，將這些看似獨立的勞動者物化為數字化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加強對勞動者本質力量的控制。從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看，平臺零工的出現使得平臺企業能夠以較低的門檻招納大量新業態勞動者，并且通過增大內部競爭來驅使勞動者不斷提高自身勞動強度，加深了對勞動者的數據監控，但又難以形成相適應的職業保障體系，造成對勞動者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壓迫，勞動逐漸變成自我犧牲、自我折磨的異化勞動[14]。“困在算法里的外賣騎手”就是平臺零工的典型表現。另外，“玩勞工”的出現使得平臺對勞動者的控制與剝削變得更具迷惑性。“玩勞工”逐漸模糊了生產和消費、工作與休閑之間的界限，使得平臺用戶在數字生活世界中創造的數據轉而變為被資本裹挾的“剩余數據”，平臺企業進而將這些“免費數據”處理加工后再轉化為“數據利潤”，鮮明地體現出平臺對勞動者復雜的隱性剝削。
(二)平臺壟斷：降低平臺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程度
平臺經濟采用互聯網信息技術手段搭建起兼具“市場+企業”雙重屬性的數字空間，通過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為供需雙方或多方提供在線交易、信息檢索、網絡社交、文化娛樂等服務，通過高精度、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數據傳輸和處理活動有效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并從中獲取利潤。平臺企業這一獨特的生產過程糅合了網絡效應、規模經濟、用戶黏性等內在邏輯特性，造成了平臺經濟天然壟斷的傾向。[15]在數字經濟時代，平臺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出現“掐尖并購”“贏者通吃”“大數據殺熟”“二選一”等壟斷局面，影響企業之間公平有序的競爭，阻礙各主體在共同富裕進程中共享平臺經濟發展成果。
第一，平臺經濟在網絡外部性的前提條件下極易產生規模效應，進而促使平臺獲得強勢的市場地位而走向壟斷。平臺企業通過創新數字技術體系、投入大量初期資金構建海量的市場網絡節點，借助網絡自身的系統性、信息交互性等特性擴大平臺規模。當每個新的連接都產生新的價值，那么大型網絡將比小型網絡享有更多的規模效益，規模經濟便由此形成。平臺企業為了攤薄前期投入資本，具有不斷拓展平臺規模、占據市場份額的傾向。早已形成規模經濟的大型平臺企業通過持續強化自身數字技術研發能力，對新興的中小平臺企業進行“降維打擊”，在雙方之間構筑起一座難以跨越的數字壁壘；
或者通過“掐尖并購”的方式吞并中小平臺企業，扼殺其技術創新與發展，從而降低企業縱向流動性。
第二，連接著生產端與消費端的平臺企業能夠攫取和壟斷呈幾何級數增長的用戶數據和流量，不僅損害了用戶權益，而且違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影響平臺經濟在共享發展中推動共同富裕。平臺企業以人工智能等分析技術過度采集和挖掘用戶數據，對用戶進行“畫像”跟蹤，并以此為依據向不同偏好的用戶有針對性地投放廣告和引導消費，在增強用戶黏性的同時有可能導致對用戶的歧視性定價，即濫用企業支配地位造成“大數據殺熟”。更進一步地，平臺企業憑借組合數據和流量優勢的能力在不同領域進行多維度擴張，形成了“贏者通吃”的局面。同時，為了搶奪流量，平臺“二選一”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入駐商、消費者等多方利益，而且遏制了其他企業的技術發展與創新，破壞市場競爭秩序。
(三)數字鴻溝：擴大各主體對數字平臺的運用差異
馬克思在分析機器性能與社會效應之間相互背反的關系時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4]580客觀來說，與歷史上任何一次生產力大變革一樣，平臺經濟在推動人類進入由“數據+算法+算力”共同締造的時代的同時，也必然會對社會中的不同主體造成一定的沖擊。
數據是平臺經濟在推動高質量均衡富裕的過程中根本的物質生產力，這一生產力并不是人們在自我選定的條件下隨心所欲創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4]470-471。換言之，人們在繼承過往社會歷史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生產的同時，必然會受到其制約和影響。所以，平臺經濟在賦能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會因為社會內部的客觀差異而產生“數字鴻溝”，橫亙在不同地區、產業、群體之間，擴大各主體對數字平臺的運用差異性。
第一，平臺經濟發展的數字鴻溝突出表現為地區發展上的不平衡，包括平臺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化人才分布不平衡。各個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與平臺經濟發展程度呈正相關。我國平臺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如北上廣深杭等更易形成平臺企業的集聚優勢，從而對中小平臺企業產生“虹吸效應”。這個動態聚集的過程加深了原先因社會生產條件不同造成的地區發展差距。再加上數字化人才的流動性，導致更多的平臺資源、發展機遇、數字稟賦因集聚效應向發達城市流動匯集，使得各地區之間變得更加“溝壑縱橫”。
第二，平臺經濟發展的數字鴻溝突出表現為各產業在平臺化轉型升級過程中的發展差異。平臺化產業相較于傳統產業而言具有較為明顯的擠出效應，造成整個社會的福利損失，阻礙平臺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以電子商務平臺為例，其對實體零售業產生銷售分流效應，線下銷售數量隨著線上渠道的拓展而削減。[16]總的來說，傳統產業數字基礎設施薄弱，平臺數據賦能尚未和產業實現深度融合，即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數字技術與產業鏈的協作程度不高，更加難以應對同領域其他數字化產業的挑戰。
第三，平臺經濟發展的數字鴻溝突出表現為，在平臺生態系統中不同群體因數字素養差異造成收入不平等、數字資源獲取與處理的渠道受限等問題。一方面，那些屬于“總體工人”的平臺勞動者只能依附于數字平臺提供的智能化流水生產線從事高強度、低技能、重復性的勞動，并且要警惕由于數字技術更新換代而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使其難以平等共享平臺經濟發展成果。另一方面，以“銀發族”為代表的數字弱勢群體的數字化生存也成為平臺經濟包容性發展的“癥結”，進一步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四)資源積聚：利用新型生產條件支配價值的分配
馬克思生產條件分配理論認為物質資料生產條件包括：“一方面是物的生產資料，客觀的生產條件，另一方面是活動著的勞動能力，有目的地發揮出來的勞動力，主觀的生產條件。”[6]458-459數字平臺是聚合參與主體、數據、信息、交易等要素的“底層架構”。平臺憑借數字技術將接入平臺的各種資源積聚起來，形成促進平臺經濟發展壯大的生產資料，并且在與勞動者相結合時形成能夠支配價值分配的力量。生產資料集中化的數字平臺與現代化勞動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數字化生產要素轉變為現實物質生產力的過程，是客觀生產條件(生產資料)和主觀生產條件(勞動力)有效結合的具體呈現。
按生產條件進行分配涉及到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占有或所有關系。在平臺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按照新型生產條件進行價值分配體現出不同所有者對生產條件的支配程度以及不同群體在分配中的地位差異。第一，平臺生產資料的形成與積聚是平臺企業維系和擴大平臺規模的基礎前提，也是使數據、勞動從屬于資本所有者的必要前提。數據、流量等各類資源源源不斷地為數字平臺的創建傳輸大量“原始生產資料”，并且經過數字技術被處理加工成有利于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數字化生產資料。然而很多由廣大用戶創造的數據和流量是具有公共分享性或私人屬性的，最后卻演變成被平臺企業獨占的生產資料。這些分散的資源經由平臺整合后成為客觀生產條件，即由平臺企業所掌控的、支配不同主體以及整個勞動過程的條件。第二，平臺企業利用新型生產條件支配不同主體獲得價值份額，并逐漸將資本的控制范圍從雇傭勞動延伸至無酬勞動領域。對于網絡零售平臺而言，網絡零售商雖然能夠超越“雇傭勞動制”，以平臺合作方的身份占有一部分生產資料，分享平臺的流量、數據、匹配技術和金融服務，但由于生產條件的限制，其仍然充當著為平臺積累資本的角色，大部分價值仍舊流向平臺企業。[17]對于外賣平臺而言，諸多美食、酒店等傳統服務性商家或企業都借助于外賣平臺做引流或推廣，但由于高昂的傭金和技術服務費，其收益被平臺企業分割掉一部分。對依附于數字平臺的勞動者而言，零工雇傭勞動者并不占有數據等生產資料，因而不論是在勞動過程還是價值分配中都處于弱勢一方，其只能以更高強度或更長時間的勞動來換取更多的收入；
平臺技術勞動者雖然能夠獲得更高的價值分配，但其面臨著因行業激烈競爭或紅利不足而被替換的“技能結構性風險”；
平臺用戶通過無酬勞動產生的數據在成為平臺生產資料后，被平臺所有者收集并轉化為用戶需要、具有潛在價值的廣告、服務等商品。總之，在新型生產條件下，大量生產資料被平臺企業掌控，將出現資本無序擴張等影響共同富裕實現的問題。
“促進共享經濟、平臺經濟健康發展”[18]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實踐要求和對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總體目標作出的現實回應，使我們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腳步更加篤定。新時代平臺經濟賦能共同富裕要在黨的領導下，以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導平臺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同向而行。
(一)構筑人民主體的平臺生態系統，實現“平臺—人民”和諧共處
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以“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為價值導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融于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從而構筑起“平臺—人民”和諧共處的平臺生態系統。然而平臺經濟的發展逐漸顛倒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使實踐主體(人)“降格”為實踐客體(物)。對此，必須找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前提下平臺經濟的價值主體——人民，這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下平臺經濟資本主體性相區分的關鍵。新時代，促進平臺經濟賦能共同富裕必須明確“為了誰、依靠誰”，在平臺經濟的發展中增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
第一，依法完善平臺企業內部勞工的休息制度，明確勞動定員定額標準。平臺企業核心員工從事復雜數字勞動，由于再生產這種勞動所耗費的生活資料較多，因此得到的補償也更多，主要表現為高技能數字勞動者能夠獲得高于社會平均薪資水平的工資。但其代價就是通過常態化加班而陷入剩余價值生產的“旋渦”中，甚至因激烈競爭卷入“自我剝削”的“黑洞”中。對此，平臺企業應強化自身責任，實施勞動定員定額標準，保護勞動者休息權，筑牢勞動報酬、勞動時間等權益底線，不能因彈性工作制、績效考核和加班文化等“強制”勞動者“自愿服從”。同時，平臺企業應向不同工種的勞動者有針對性地開展定期教育培訓，提升其個人核心競爭力，讓勞動者在嚴峻的平臺就業環境中擁有歸屬感和安全感。
第二，積極探索零工群體社會保障機制，引導構建新型和諧勞動關系。一是要對零工從業者與平臺企業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明確界定和劃分。平臺經濟下的零工群體雖然能夠擁有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的權利，但因責任體系不明而承擔了更多的潛在風險，引發了技術理性下的勞資新矛盾。因此，首要任務就是要完善《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中關于法律關系、勞動關系的界定，根據平臺零工的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工作強度、所處地位等對現有法律做出擴大解釋，為零工群體夯實權益保障防線。二是完善零工勞動者職業保障制度。平臺企業應依法維護和解決勞動者的從業安全問題，按照分類管理、突出重點的方式為其購買安全保險，充分保障勞動者人身安全和勞動安全。同時，平臺企業必須為零工群體開展生產安全、操作規范、職業衛生等就職培訓。三是積極發揮各級工會組織的作用，以行業為基礎建立數字平臺工會和行業協會，推動建立零工群體集體協商機制，對于勞動者和平臺企業之間的勞動糾紛進行正面引導和積極調解。[19]
(二)營造良好的平臺經濟發展環境，促進“平臺—主體”包容發展
相對寬松和包容的宏觀政策為平臺經濟的起步創設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成為推動共同富裕的新引擎。但是平臺經濟的發展壯大隨之帶來的是壟斷格局漸趨成型的負面效應。當資本邏輯駕馭以數字技術體系為生產力支撐的平臺經濟時，便會導致市場壟斷、競爭失序、資本擴張等問題。對此，必須要從強化反壟斷監管、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健全反壟斷制度等方面來規范平臺企業相關行為，捋順市場競爭秩序，提升平臺經濟發展的共享性。
******強調：“要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執法，依法打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20]第一，進一步完善平臺經濟的反壟斷監管。一是加強協同監管。要建立起政府主導、跨部門聯動、多領域銜接的協同監督體系，通過事前事中事后長效監管機制，推動形成高效的監管合力。如多部門聯合約談能夠實現監管效果和效率的有機統一。二是實行多元監管。一方面，平臺企業應自主監管，自覺設置數據搜集和使用的“紅綠燈”，培育自查自糾內生動力；
另一方面，應培育和調動平臺內的經營者、消費者、管理者、勞動者、政府部門等多方主體力量參與數字平臺的監管，加快建立用戶權益保障機制。三是推動創新監管。將數據分析、算法算力、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入現代化監管體系，實時監察壟斷行為的潛在風險，強化對壟斷行為的識別預警能力。[21]
第二，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是構建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和平臺壟斷的長效治理機制。限制平臺企業利用數字技術非法圈占用戶數據信息的行為，防止平臺企業利用壟斷勢力屏蔽競爭對手流量入口，以及借助數字資本遏制中小平臺企業技術創新或者打壓吞并其他潛力企業的行為。二是科學評估平臺經濟發展中各類新業態的市場運作狀態。警惕大型平臺企業濫用積累優勢和壟斷勢力跨行業、跨領域擴張經營，擠占中小平臺企業、傳統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市場份額等行為，凈化市場競爭生態。
第三，完善和細化反壟斷法律制度體系。反壟斷法律法規是促進平臺經濟健康合規發展的法治根基。一是完善數據權屬確定的相關法律法規。數據要素的價值創造既離不開“數據控制者”的數字勞動，也離不開“數據主體”的數據行為[22]。因此，必須要完善數據權屬確定與數據應用的開發規則，保護相關主體的數據權益。二是建立制度規范間的聯通機制。如“二選一”行為由于牽扯多方主體利益，引起單項法律法規適用不足或多部法律法規“規則競合”的情況，因此須實現多法互聯互通，提高治理效能。[23]
(三)激勵各主體融入平臺經濟發展，加速“共建—共享”富裕進程
共建共享是平臺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平臺經濟發展的價值指引。而數字鴻溝造成了地區、產業和群體的發展差異，成為平臺經濟推動共同富裕的重大阻礙。對此，要多措并舉讓人民群眾既能夠積極參與發展平臺經濟的共建過程，又能夠廣泛共享平臺經濟深入發展的有益成果，為“共建—共享—共富”進程按下加速鍵。
第一，推動各類數字平臺資源向欠發達地區暢通流動是消弭數字鴻溝的前置條件。平臺經濟的發展為財富創造注入了不竭動力，但不能自發地實現財富的合理分配和公平共享。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化發展水平與發達地區相比明顯偏低。為了向其提供創造財富的平等機會，增強平臺經濟賦能效果，一是要恰當運用幫扶政策來加快欠發達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一對一幫扶”等措施加大對地區平臺發展的投資力度，提升“新基建”發展速度，補齊平臺經濟發展的“硬短板”。二是創造良好的平臺經濟發展環境以吸引更多的平臺企業參與欠發達地區平臺經濟發展。如運用政策工具深入推進欠發達地區電子商務平臺的發展，助力當地優勢產業與數字平臺相融發展。三是通過人才引進政策鼓勵數字化人才下沉到欠發達地區創新創業，為平臺經濟助力地區振興增添充滿活力的新動能。
第二，加快傳統產業平臺化轉型是彌合數字鴻溝的關鍵手段。在“互聯網+”時代，運用平臺思維研發數字技術是推動各產業創新發展的“關鍵一招”，能夠快速滿足用戶的多樣性、動態化市場需求，以產業升級提升生產力，從而增加社會財富。一是要提升產業技術融合創新能力。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推動平臺技術的集群式創新突破及其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使產業生態圈內的企業成為推動共同富裕的市場主體。二是要培育產業技術融合應用能力。將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覆蓋全產業鏈、供應鏈和創新鏈，通過創造協同網絡，打造數字平臺，為構建完整產業生態圈提供發展空間。三是提升產業技術融合滲透能力。通過加強產業核心技術，打破傳統產業進入壁壘，促進數據信息的暢通流動和充分共享。
第三，加快數字素質提升是縮小數字鴻溝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加強低技能數字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數字平臺建設為其定期開展數字理論培訓和就業培訓，提升數字教育水平，使其快速融入平臺經濟的發展中。另一方面，重視老年群體數字化生存需要，基于數字平臺開設網絡知識普及、智能手機使用、網絡平臺購物等基礎技能培養的課程，在平臺經濟的加速發展中提升老年群體的數字獲得感。
(四)構建新時代的數據共同體，塑造“自由—普惠”平臺社會主義
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24]平臺經濟的運行邏輯和發展模式決定其內嵌有“共享經濟”的特征。在共享機制作用下，一方面，與數據所有權高度關聯的“數據共同體”，從側面反映了數字化生產資料與社會主義充分結合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的生產方式為分散勞動轉向聯合勞動提供了可能性。
構建數據共同體是平臺經濟發展背景下社會群體利益整合和共享的重要方式，是促進群體利益合理分配、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主體基礎。第一，合理規定數據的分享邊界是構建數據共同體的首要條件。平臺企業在運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收集全民創造的大量數據，并攫取了這些數據產生的收益。[25]平臺經濟利用數據、流量等具有“資源”與“技術”以及“公有”與“私有”多重屬性的生產資料，會對社會財富分配造成巨大影響。因此，要根據數據特點將其區分為公共數據、企業數據和個人數據，在各類主體之間確定合理高效的數據價值分配制度，賦予不同主體相應的權利義務。第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構建數據共同體的制度保障。平臺經濟應依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有序發展，既要運用平臺資本的運行邏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又要推動國有資本入股平臺企業，促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國有資本的引入既有利于實現平臺的公共性能，又有利于促進公平分配，即通過加強對平臺經濟的調控與引導，抑制其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差距過大等負效應[26]，從而增進全社會共同利益。
塑造“自由—普惠”平臺社會主義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必要手段。平臺經濟的生產條件為社會化大生產提供了可能。數字平臺的深入運用進一步變革了傳統的社會分工體系，將原先零散的時間和空間、分散的產業和職業整合為一體；
平臺經濟的發展也為計劃調節提供了技術條件，使社會成員能夠通過集中計劃共享到平臺經濟的發展成果。[27]以此為前提，必須要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平臺，堅持以社會主義目標和原則來組織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提高社會的整體協作性。對于勞動者而言，若平臺不再掌握在資本的手中，那么勞動就可以從資本的束縛中得以解放，勞動力就能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實現向個人的回歸，從而真正使人民擁有自由普惠的平臺生活。[28]
平臺經濟賦能共同富裕是數字技術變革、社會化大生產、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經濟制度創新之間交互作用的必然結果，深刻反映了平臺經濟與共同富裕內含推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進步、恪守人民性價值底線、緊扣效率與公平兩者統一以及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要求的邏輯關聯。毫無疑問，發展平臺經濟對于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平臺經濟對于共同富裕不是唯一向度的線性影響，而是呈現動態化和復雜性的作用特征，突出表現在平臺經濟以算法、算力、數據為核心技術支撐，不斷突破價值運動的時空界限，實現了更廣領域和更深層次的價值攫取。平臺經濟的發展在促使平臺勞動者得以靈活就業的同時加深了其對勞動者的數據剝削與監控；
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導致了壟斷的產生；
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導致了各主體難以公平合理地共享平臺經濟發展成果；
在推動新型生產條件生成的過程中引起價值分配的失衡。數字時代的共同富裕，歸根到底是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的的共享發展。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促使數字平臺更好地實現社會財富創造與平臺經濟成果共享，是在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中推動共同富裕的治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