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科選 韓永輝 余林徽
近年來，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快速飆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日益逼近上限，傳統比較優勢正遭遇嚴峻挑戰。也意味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大進大出”的傳統外貿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境地，積極塑造以“優進優出”戰略為代表的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已經成為“十四五”時期中國外貿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中國進口貿易呈現出了迅猛擴張的勢頭，進口貿易規模由2001年的20,159.2億元，迅猛增加至2021年的173,661億元，年均增長達11.37%，然而，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幅度卻十分有限，甚至呈現出明顯下滑的態勢。(1)趙春明、文磊、李宏兵：《進口產品質量、來源國特征與性別工資差距》，《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年第5期。而高質量產品的進口，不僅能夠極大滿足國內消費者對于優質消費品種類的急切需求、實現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殷切期許，也有助于國內企業獲得更為優質的生產資料，助力企業產品結構的快速優化與升級。(2)李磊、馬歡：《“一帶一路”倡議與高質量進口》，《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如何快速實現進口產品質量升級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難題。
與此同時，自2012年開始，中國政府陸續推出了《關于利用電子商務平臺開展對外貿易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旨在促進跨境電商快步發展的相關文件。此外，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點和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試點，在這些政策文件和政策試點(以下均簡稱為“跨境電商產業政策”)(見表1)的推動下，中國跨境電商進口也迎來了快速發展態勢。跨境電商進口交易額由2012年的0.24萬億元，到2020年提升至3.07萬億元，年均增長37.52%，是2012年的12.79倍多，占進口貿易總額的比重也由2012年的2.1%，到2020年迅速提高至21.48%，在此背景下，大量學者圍繞跨境電商對國際貿易成本降低(3)Brynjolfsson E., Hui X., Liu M., “Does Machine Translation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a Large Digital Platform”, Management Science,Vol.65,No.12,2019,pp.5449-5460.(4)鞠雪楠、趙宣凱、孫寶文：《跨境電商平臺克服了哪些貿易成本?——來自“敦煌網”數據的經驗證據》，《經濟研究》2020年第2期。(5)張洪勝、潘鋼健：《跨境電子商務與雙邊貿易成本：基于跨境電商政策的經驗研究》，《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促進國際貿易增長(6)Qin Y., Meivitawanli B., “Effec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Emerging Country in The Case of China”, Malaysian E Commerce Journal (MECJ),Vol.2,No.1,2018,pp.9-12.(7)馬述忠、房超：《跨境電商與中國出口新增長——基于信息成本和規模經濟的雙重視角》，《經濟研究》2021年第6期。(8)溫湖煒、舒斯哲、周鳳秀：《跨境電商政策的出口貿易增長效應評估》，《統計與決策》2021年第18期。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所關心的則是跨境電商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內在作用機理。有關這些問題的解答，將有助于化解當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提升過程中的難題、順利實現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的宏偉目標。
表1 代表性的跨境電商產業發展政策
近年來，進口產品質量也開始成為了國際貿易學界普遍關注的焦點和熱點話題，且主要集中于以下五個方面：貿易自由化與進口產品質量；
進口國市場的準入門檻與進口產品質量；
收入、收入差距與進口產品質量；
貿易成本與進口產品質量；
進口產品質量提升的經濟效應等。
(一)貿易自由化與進口產品質量
貿易自由化對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是當前國際貿易學界普遍關注的重點，且普遍認同貿易自由化對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具有明顯拉動作用。例如，施炳展和張雅睿(9)施炳展、張雅睿：《貿易自由化與中國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升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6年第9期。通過使用2000—2006年間的中國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并利用雙重差分法，研究了貿易自由化對中國企業進口中間產品質量的影響，結論表明，關稅每下降1%，一般貿易方進口的中間品質量就要提升0.06%—3.74%。余淼杰和李樂融(10)余淼杰、李樂融：《貿易自由化與進口中間品質量升級——來自中國海關產品層面的證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6年第2期。使用2000—2005年間中國海關企業層面的進口數據，借助Khandelwal(11)Khandelwal A., “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7,No.4,2010,pp.1450-1476.的方法測度了來自203個國家的3714種進口中間品的質量，結論發現，相對于加工貿易，貿易自由化顯著提升了一般貿易中進口中間品的質量。孫林和胡玲菲(12)孫林、胡玲菲、方巧云：《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提升中國進口食品質量了嗎——基于雙重差分模型》，《國際貿易問題》2019年第5期。探討了中國實施FTA戰略對進口食品質量的影響，結論表明，中國實施的FTA戰略顯著提升了中國進口食品的質量，同時還發現，FTA戰略對高關稅食品進口質量的提升效果要比低關稅的食品更為顯著。與此同時，Kugler and Verhoogen(13)Kugler M., Verhoogen E., “Prices, Plant Size and Product 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79,No.1,2012,pp.307-339.、Fan et al.(14)Fan H., Yao A. L., Stephen Y.,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7,No.5,2015,pp.1033-1051.、Halpern et al.(15)Halpern L., Koren M., Szeid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5,No.12,2015,pp.3660-3703.、Bas and Paunov(16)Bas M., Paunov C., “Disentangling Trade Reform Impacts on Firm Market and Production Decisions”, Université Paris1 Panthéon-Sorbonne Hal-03211401,2021.等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此外，也有部分學者得出了其他的結論。例如，劉曉寧和劉磊(17)劉曉寧、劉磊：《貿易自由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效應——基于中國微觀制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5年第8期。的研究就發現，貿易自由化會對接近和遠離世界質量前沿的企業產品質量產生截然相反的影響。Khandelwal et al.(18)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Shang J. W.,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3,No.6,2013,pp.2169-2195．通過對美國自56個進口來源國(地區)進口的10000個產品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美國的低關稅能夠使得靠近世界質量前沿的進口來源國的產品質量升級，但卻會抑制遠離質量前沿的進口來源國的產品質量升級。
(二)進口國的市場準入門檻與進口產品質量
部分學者也開始關注進口國的市場準入門檻對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并普遍支持進口國的市場準入門檻的抬升對進口產品質量具有明顯拉動作用。例如，Ghodsi and Stehrer(19)Ghodsi M., Robert S., “Non-Tariff Measures and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World Trade Review,Vol.21,No.1,2022,pp.71-92.利用1995—2011年間WTO成員國的非關稅貿易壁壘通知數據庫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進口國的TBT和SPS等措施的實施顯著提升了進口產品的質量。Massimiliano et al.(20)Massimiliano C., Marco L. M., Giorgio, P., “Gain without Pain? Non-Tariff Measures, Plants’ Productivity and Markup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9654,2021.的研究指出，印度尼西亞所采取的非關稅壁壘措施，顯著提升了進口產品的質量。Curzi and Pacca(21)Curzi D., Pacca L., “Price，Quality and Trade Costs in the Food Sector”, Food Policy,Vol.55,No.4,2015,pp.147-158.的研究發現，歐盟通過實施自愿性進口食品標準也能實現歐盟進口食品質量的升級。Olper and Paccal(22)Olpera C., Paccal L., “Do Food Standards Affect the Quality of EU Imports?”, Economics Letters,Vol.122,No.2,2014,pp.233-237.通過利用歐盟食品行業層面的進口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論表明，歐盟所推行的食品標準顯著提升了歐盟進口食品的質量。Daniel and Kevin(23)Daniel B., Kevin J., “The Impact of Quarantine Policies on the Quality of Imports”, Discussion Papers 2014-01,2014.通過對澳大利亞進口芒果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引入新的檢疫限制后，進口芒果的質量有了顯著提升。但Eum(24)Eum J.,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Quality Upgrading through Import Competition”,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2016.的研究則表明自愿性進口食品標準對歐盟進口食品質量的提升呈現顯著異質性，這又集中表現為靠近世界質量前沿的食品質量得到了快速提升，而遠離前沿質量的食品質量的提升效果則較為緩慢。
(三)收入、收入差距與進口產品質量
一般而言，進口國的收入水平與其進口產品質量之間往往存在正向關聯。進口國的收入水平越高，越傾向于進口國外高質量的產品。例如，Sun et al.(25)Sun L.,Ye L., Reed M. R., “The Impact of Income Growth on Quality Structure Improvement of Imported Food: Evidence from China’s Firm-Level Dat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Vol.12,No.4,2020,pp.647-671.的研究發現，收入是影響中國進口食品質量結構的重要因素，人均收入越高，中國進口食品質量的結構就越高。Feenstra and Romalis(26)Feenstra R. C., Romalis J., “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9,No.2,2014,pp.477-527.的研究表明，高收入國家的消費者往往對高質量的進口產品表現出更為強烈的消費偏好。Antoine and Charlotte(27)Antoine B., Charlotte E., “Crisis, and Trade: Bad Times for High Quality”,CEPII research center, 2009.的研究發現，全球收入水平的降低，將顯著降低全球進口產品的質量水平。與此同時，Crino and Epifani(28)Crino R., Epifani P., “Productivity, Quality and Export Intensities”, Working Papers, Barcelona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2010.、Fajelbaum et al.(29)Fajgelbaump, Grossman G. M., Helpman E., “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9,No.4,2011,pp.721-765.、馬弘和秦若冰(30)馬弘、秦若冰：《收入水平、收入分布與進口需求》，《經濟科學》2020年第2期。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除此以外，國家間的收入差距也會對進口產品的質量造成巨大影響。例如，Markusen(31)Markusen J. R., “Putting Per-Capital Income Back into Trade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90,No.2,2010,pp.255-265.的研究結論發現，收入差距越懸殊的國家對高質量進口產品的需求越大。Latzer and Mayneris(32)Latzer H., Mayneris F., “Trade in Qua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Enlarged EU Market”, Working Papers of Beta,2011.的研究還進一步發現，收入差距對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在高、低收入國家間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Ciani(33)Ciani A.,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imports”, DICE Discussion Papers 245,2017.的研究卻發現，進口國不平等的程度越高，進口產品的質量水平就越低。
(四)貿易成本與進口產品質量
當前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驗證“華盛頓蘋果效應”是否存在上。“華盛頓蘋果效應”最早由Alchian and Allen提出，具體指的是貿易成本同進口產品質量之間存在正向關聯。隨后，大量學者圍繞這一假說進行了大量的實證檢驗。例如，Hummels and Skiba(34)Hummels D., Klenow P. J.,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pp.704-723.的研究證實，貿易成本同進口產品質量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孫林和伊美欣(35)孫林、伊美欣、翁寧依、周科選：《中國從“一帶一路”國家進口食品質量與“華盛頓蘋果效應”》，《世界經濟研究》2019年第9期。基于2001—2013年間的中國海關企業層面的進口數據，對中國從“一帶一路”沿線的62個國家進口的食品質量進行了測算，并將運輸成本引入其中，研究結果表明，運輸成本同中國進口食品之間存在顯著正向關系，也由此驗證了“華盛頓蘋果效應”的存在。除此以外，Feenstra and Romalis、Curzi and Pacca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觀點。
(五)進口產品質量提升的經濟效應研究
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討論進口產品質量提升對進口國生產率的影響上。例如，鄭亞莉等(36)鄭亞莉、王毅、郭晶：《進口中間品質量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不同層面的實證》，《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6期。通過利用2000—2006年間的中國微觀企業層面數據，并借助于Khandelwal et al.的方法，對進口中間品的質量進行了測度，結果發現，中國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在不同層面也存現出顯著差異。鐘建軍(37)鐘建軍：《進口中間品質量與中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通過利用2000—2007年中國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采用A-C-F的方法對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進而探討了進口中間品的質量對中國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進口中間品的質量提升主要通過“學習型效應”機制、研發同進口中間品質量的“互補效應”機制等途徑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隨后Halpern et al.、Bas and Paunov、Shepotylo et al.(38)Shepotylo O., Vakhitov V., Movchan V., Panga M., “Non‐tariff measures and productivity of Ukrainian food‐processing firm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73,No.1,2022,pp.234-256.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結論。同時，部分學者也開始關注進口產品質量給進口國所帶來的其他一些方面的影響。例如，Torres and Foster-McGregor(39)Torres M. C., Foster-McGregor N., “Imported Intermediat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Brazilian Firm-Level Data”, Research Policy,Vol.50,No.1,2021,pp.3-22.的研究表明，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不僅能使企業直接受益，也能顯著增強企業出口的競爭力。Chen et al.(40)Chen G., Zhan S., Hamori S., “The Influence of Quality and Variety of New Import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Sustainability,Vol.12,No.22,2020,pp.1-20.利用2001—2007年間中國微觀企業層面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有助于中國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強。張永亮和鄒宗森(41)張永亮、鄒宗森：《進口種類、產品質量與貿易福利:基于價格指數的研究》，《世界經濟》2018年第1期。基于中國1995—2014年間的進口層面數據，并借助于嵌套模型對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進行了測度，研究結論表明，進口產品的質量能夠顯著改善中國消費者的福利水平，中國消費者平均每年從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中獲得的福利水平相當于GDP的1.24%。耿曄強和史瑞禎(42)耿曄強、史瑞禎：《進口中間品質量與企業出口績效》，《經濟評論》2018年第5期。研究了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升對企業出口績效提升的影響激勵，并利用2005—2008年間的微觀企業層面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升能夠促進企業出口績效的提升，但其促進作用也呈現出顯著的異質性。Xu and Mao(43)Xu J., Mao Q.,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Export Quality in China”,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Vol.26,No.3,2018,pp.429-467.、Andrea(44)Andrea A., “Foreign Workers, Product Quality, and Trad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CEPR Discussion Papers 14859,2020.的研究均表明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升能夠顯著增強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趙春明等的研究發現，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顯著擴大了企業性別工資差距。
綜上，當前圍繞進口產品質量的相關研究成果已頗為豐富。但涉及跨境電商對進口產品質量影響的相關研究卻十分匱乏，尤為重要的問題是，現有關于跨境電商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內在作用機理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未曾見到，這則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話題。
由此，本研究擬從以下三個方面來作出邊際貢獻：一是以跨境電商作為本研究的突破口，全面探討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研究視角較為獨特。與此同時，現階段中國積極推出的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為本課題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準自然實驗素材。二是本研究從國家—產品層面展開，對當前的研究是一個十分有益的補充。本研究將利用CEPII-BACI2001—2020年間的中國HS6分位層面的進口產品數據，并運用雙重差分法(DID)實證研究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三是本研究首次從進口學習型效應、進口競爭效應等視角深入探討跨境電商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作用機理。
進口學習效應一般指的是企業通過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從而有效推進自身技術升級和生產率水平的躍升。(45)張杰：《進口對中國制造業企業專利活動的抑制效應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15年第7期。現有研究已證實學習效應普遍存在于企業進口過程中。例如，Blalock and Veloso(46)Blalock G., Veloso F. M., “Imports,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Supply Chain Learning”, World Development,Vol.21,No.1,2007,pp.1134-1151.的研究證實，中間品的進口有助于企業在短時間內快速提高投入品的質量水平、生產出更高質量的產品。Halpern et al.(47)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CeFiG Working Papers 8,2011.的研究發現，中間品的進口，有助于企業投入品種類的增加，生產出的產品種類也隨之增長，這也是企業技術能力提高的重要標志。鐘建軍、鄭亞莉等的研究結論均得出，中間品的進口極大促進了企業生產率的提升。而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其降低國際貿易成本的功能也被廣泛證實。例如，鞠雪楠等利用“敦煌網”2013—2016年間的國際、省際及行業層面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跨境電商能夠有效降低國際貿易過程中的固定成本，且對可變成本更加敏感。張洪勝和潘鋼健基于2009—2016年間的國家—產品層面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顯著降低了中國出口和進口貿易成本，且主要借助降低搜尋成本和跨境物流成本等途徑來實現。Lendle et al.(48)Lendle A. M., Olarreaga S., Schropp., Vézina P., “There Goes Gravity: Ebay and the Death of Distance”, Economic Journal,Vol.126,No.591,2016,pp.406-441．基于eBay等跨境電商交易平臺的相關數據，全面分析了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所帶來的跨境電商發展，極大降低了地理距離的負面影響。而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所帶來的國際貿易成本降低，也有助于企業進口學習效應的顯著提升。這可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分析：一是進口模仿效應。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有助于企業進口國外更為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并通過進一步的學習借鑒、模仿、改進、集成和創新，能更好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進而促進進口學習效應的提升。二是產品差異化效應。產品種類的增加亦是企業技術獲得進步的重要表征，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能促進企業進口更多差異化的設備和技術，這又將增加企業生產的產品種類，也會增強進口的學習效應。三是進口互補效應。企業受制于資金緊張和人力資本匱乏的雙重窘境，從而無法有效組織開展先進設備和技術的研發活動，導致其自身的設備與技術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嚴重制約了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有助于企業設備和技術的進口，有效彌補了企業自身的短板，企業通過將自有設備與技術同進口的設備與技術進行有機結合，能快速提升生產率水平，并有效促進進口學習效應的增強。四是研發促進效應。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有助于促進進口設備與技術等的價格下降，不但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還顯著提升了企業的利潤，企業將有更多的資金用于產品的研發活動，有助于企業生產率水平的快速提升，對進口學習效應也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而進口學習效應的不斷增強，又會顯著提升企業進口產品的質量，最終也將有助于進口產品質量水平的整體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給出以下假設1。
假設1：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可能通過進口學習效應來提升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
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除通過進口學習效應促進進口產品質量提升外，還有可能通過進口競爭效應來推進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當前，大量研究已經證實，進口競爭效應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生產率水平(49)黃漓江、李長英：《進口競爭如何影響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率?》，《世界經濟文匯》2020年第2期。(50)錢學鋒、高婉：《進口競爭與中國制造業動態全要素生產率——基于資源配置的視角》，《國際經貿探索》2021年第10期。和核心競爭力(51)Brandt, Biesebroeck J. V., Wang L., Zhang Y., “WTO Accession and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7,No.9,2017,pp.2784-2820．。而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所引發的進口貿易成本的降低，又會顯著促進企業對國外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進口，這也會加劇國內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在此情況下，企業為能在國內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被淘汰和謀求更大的利潤空間，必然會選擇放棄其較為邊沿的產品以及非核心產品的生產及經營活動(52)Mayer T., Melitz M., Ottaviano G., “Market Size, Competition, 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4,No.2,2014,pp.495-536．(53)Manovak, Yu Z.,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Qua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09,2017,pp.116-137．(54)劉沖、張輝、吳群鋒：《進口競爭與企業產品專業化——基于中國多產品企業的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20年第3期。，轉而將其核心資源投入到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生產和銷售上來，從而最終使得其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和升級(55)周茂、陸毅、符大海：《貿易自由化與中國產業升級: 事實與機制》，《世界經濟》2016年第10期。(56)邱斌、張亮、孫少勤：《進口競爭、多產品出口與企業內資源再配置》，《國際經貿探索》2020年第3期。。伴隨著企業的產品升級和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升，企業生產的產品復雜度和附加值含量也會隨之不斷提高，這又會引致其對于國外高質量進口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從而最終帶來其進口產品質量水平的持續提升。本研究給出以下假設2。
假設2：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可能通過進口競爭效應來提升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
(一)計量模型
本研究借鑒Pierce and Schott(57)Pierce J. R., Schott P. 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6,No.7,2016,pp.1632-1662．、馬述忠和房超等的經典做法基礎上選取雙重差分法來檢驗跨境電商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lnqualityiht=β0+β1postt×treath+β2Ziht+Fih+Ft+ζiht
(1)
(1)式中，h、i、t分別代表產品、進口來源國、時間。quality表示進口產品的質量；
交叉項postt×treath用來代表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實施的政策沖擊變量，其中，postt代表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出臺的時間虛擬變量，2012年之前，postt取0，2012年及以后取1，treath是一個虛擬變量，當進口產品采用跨境電商平臺交易時，treath=1，當進口產品不采用跨境電商平臺交易時treath=0；
Ziht代表控制變量的集合；
Fih、Ft分別為進口來源國—產品、時間等層面的固定效應，ζiht則代表誤差項。
(二)變量說明
1.進口產品質量的測度。本研究借助KSW的方法來對進口產品的質量進行測度，假定進口國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滿足如下形式：
(2)
其中，Ω代表進口國消費者可以消費的產品種類(包括本國生產和進口)，j、i、h、t分別代表進口國、進口來源國、產品種類、年份，λjiht代表產品種類h的質量，qjiht代表進口國對產品種類h的需求。σ表示產品種類之間的替代彈性。且有σ>1。進一步給定進口國預算約束條件表達式：
(3)
其中，Yjt代表進口國t年的總收入。
通過對(2)在預算約束條件(3)下求解效用最大化得到需求函數表達式：
(4)
其中，Pjt代表進口國的價格指數，且有
(5)
通過對(4)兩邊取對數并進行相應整理，得到：
lnqjiht+σpjiht=lnYjt+(σ-1)lnqjiht+(σ-1)lnPjt
(6)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分別引入HS6分位進口產品、進口來源國—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來分別控制住時間、產品、進口來源國間的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對于替代彈性σ的取值，本研究借鑒Broda et al.(58)Broda C., Greenfield J., Weinstein D. E., “From Groundnuts to Globalization: A Structural Estimate of Trade and Growth”, Research in Economics,Vol.71,No.4,2017,pp.759-783.的估算，將σ的值設置為3(59)后續的穩健性檢驗中也設置了參數的其他取值。。此外，考慮到本研究所考慮的進口國僅為中國，于是將j省略，從而構造出本研究所需的質量測度方程：
lnqiht+σlnpiht=αh+αit+eiht
(7)
其中qiht和piht分別表示t年由中國從進口來源國進口的產品h的數量和價格，αh和αit分別表示產品的固定效應和進口來源國-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eiht為誤差項。通過對(7)進行OLS回歸得到殘差項eiht，并進一步通過(7)獲得進口來源國—產品—年份層面的產品質量。
(8)
由(8)所得到的質量僅適用于同一目的地—年份的組內比較，而在涉及跨時及跨國時卻不可比，由此，本研究對(8)所得到的進口產品質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質量標準化公式如下：
(9)
其中，min、max分別代表最小值、最大值。通過(9)所獲得的標準化質量嚴格位于區間[0,1]之間，且不再具有測度單位，從而可以進行跨期以及跨截面的比較。本研究也采用(9)的結果來進行相應的回歸分析。
2.核心自變量。本研究擬選取雙重差分法來檢驗跨境電商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而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科學界定實驗組與控制組、識別政策沖擊點則成為了這一方法運用是否適當的關鍵。值得慶幸的是，已有權威研究文獻為本研究的雙重差分模型構建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在對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界定上，本研究充分借鑒了Lendle et al.、馬述忠和房超的經驗做法，將在eBay平臺交易的產品以及中國財政部公布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以下簡稱“商品清單”)所涉及的進口產品作為本研究的實驗組(60)本研究的實驗組與控制組選取并非隨意行為，而是在借鑒權威專家的基礎上進行確定，首先，考慮到Lendle et al.僅將eBay平臺銷售的產品作為實驗組，而eBay平臺僅為眾多跨境電商平臺之一，使得僅采用eBay平臺的產品存在一定的偏差，而馬述忠和房超(2021)則進一步將《商品清單》所列明的產品也拉入到了實驗組的范疇，本研究也借助了該權威處理方式，得到本研究的實驗組，在此基礎上，將上述所涉及的HS6分位產品均采用聯合國網站所給出的轉換碼全部轉換為HS96版。，而將其他進口產品作為本研究的控制組，而在涉及跨境電商產業政策沖擊點的確定上，則結合了張洪勝和潘鋼健、馬述忠和房超等研究的權威說明(61)張洪勝和潘鋼健、馬述忠和房超考慮以2012年作為政策沖擊點，一方面考慮到國家級跨境電商產業政策主要自2012年才開始大量出現，另一方面，借助百度熱搜檢索“跨境電商”一詞發現，有關跨境電商的關注也主要自2012年開始，且在此之后呈現迅猛增長態勢。，將本研究的沖擊點設定為2012年，即，2001—2011年，postt取0，2012—2020年，postt取1。
3.控制變量。本研究所考慮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1)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mfn)。已有研究發現，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降低與進口產品的質量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聯，中國進口產品關稅的降低能促進進口產品的質量升級，本研究采用中國進口HS6分位產品所征收的mfn關稅取對數來表示；
(2)質量前沿臨近度(qfront)，本研究借鑒Khandelwal et al.的研究結論，將產品質量前沿定義為取指數的產品質量同每個HS6分位產品下最高質量產品的比值，即，qfront=exp(qiht)/maxh[exp(qiht)]；
(3)中國對外反傾銷數量(dump)，反傾銷也是影響進口產品質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采用各進口來源國HS6分位產品被中國實施反傾銷的累計次數來表示；
(4)中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也會造成重大影響。(62)毛其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是否影響了中國企業進口?》，《經濟研究》2020年第2期。本研究借鑒李勝旗和毛其淋(63)李勝旗、毛其淋：《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如何影響就業與工資》，《世界經濟》2018年第6期。的做法，采用中國在每個HS6分位進口產品上的約束性關稅(τbt)與最惠國關稅(τmfn)的比值取對數來表示，即，tpu=ln(τbt/τmfn)；
(5)自由貿易區虛擬變量(fta)，中國與其他國家是否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也是影響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因素，本研究采用虛擬變量來進行測度，當進口來源國與中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為1，其他為0。
(三)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實證部分的數據來源于2001—2020年間的CEPII-BACI數據庫、WTO關稅數據庫(www. tariffdata.wto.org)和世界銀行反傾銷數據庫(www.worldbank.org)。
在CEPII-BACI的數據庫的處理上，僅保留進口國為中國的HS6分位產品樣本，同時保留中國是否與該進口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等變量指標(64)其中2020年中國同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數據來自于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www.fta.mofcom.gov.cn)；
在對WTO關稅數據庫的處理上，考慮到不同年份的HS6分位產品的HS編碼版本不盡相同，本研究采用聯合國網站所給出的轉換碼將其全部統一轉化為HS96版；
在對世界銀行反傾銷數據庫的整理上，先保留被中國實施反傾銷的國家(地區)、被終裁時間、涉及的HS6分位產品等指標(65)上述所涉及的HS6分位產品均采用聯合國網站所給出的轉換碼全部轉換為HS96版，除此以外，由于世界銀行反傾銷數據庫所能獲取的反傾銷數據只到2019年，為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時效性，2020年中國對外反傾銷的數據則主要通過對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www.cacs.mofcom.gov.cn)的相關信息進行整理得到。，然后整理得出每個進口來源國(地區)的HS6分位產品歷年被中國實施反傾銷措施的累計次數；
最后，本研究先將按照上述方法處理好的CEPII-BACI數據庫、WTO關稅數據庫、世界銀行反傾銷數據庫依次按照“產品—進口來源國—年份”的標準進行匹配，從而最終構建出符合本研究所需的數據庫。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見表2。
表2 主要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一)基礎模型回歸結果
基于(1)式實證檢驗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效果，具體結果見表3方案(1)—(4)。不難發現，跨境電商產業政策與中國進口產品質量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關系，即跨境電商產業政策顯著促進了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
表3 基本回歸結果
在控制變量方面：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前沿接近度(qfront)、中國對外反傾銷的數量(dump)、中國與進口來源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等變量均與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之間存在顯著正向關系。由此表明，中國進口產品質量前沿接近程度越高、中國反傾銷數量越多、中國同進口來源國所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等都促進了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與此同時，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lnmfn)、中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均與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系。這說明，中國進口關稅水平與中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程度的降低，有助于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
(二)穩健性檢驗
1.“共同趨勢”診斷
利用雙重差分法研究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影響的一個重要的假設前提是，倘若在沒有任何外部因素的沖擊下，實驗組同控制組的變化態勢是基本一致的，不會因時間變化而呈現出任何系統性差異。為檢驗本研究的基礎回歸模型是否滿足這一基本假定，本研究在借鑒孫林和周科選(66)孫林、周科選：《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出口企業產品質量的影響——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國際貿易問題》2020年第1期。的經驗做法基礎上，先分別測算出實驗組同控制組的進口產品質量的平均值，再觀測兩組平均值的變化趨勢。從圖1可以得出，在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實施前，實驗組同控制組確實保持了整體變化的高度一致性，而在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實施后，實驗組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而控制組卻未見明顯變化，由此證實基礎回歸模型滿足“共同趨勢”的基本建設前提。
圖1 實驗組與控制組進口產品質量平均值的變化趨勢
2.反事實檢驗
本研究為消除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外其他一些政策或隨機因素的干擾，便將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實施的時間分別提前1年和2年，結論顯示(見表4方案(1)—(2))，此時的核心變量并未通過顯著性水平的檢驗，由此說明基礎回歸結論是穩健的。
3.借鑒Broda et al.取不同σ值
本研究為進一步檢驗在σ的不同取值下，回歸結果的穩定性問題，便借助Broda et al.的做法，將出口質量方程中的σ值分別設定為5和8，從而得到新的進口產品質量，回歸分析表明(見表4方案(3)—(4))，無論σ取值如何改變，所得結果仍與基礎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
4.采用非標準化的產品質量
本研究為檢驗非標準化產品質量情況下的結論穩健性問題，便選取了非標準化進口產品的質量進行回歸分析，結論發現(見表4方案(5))，基礎回歸結論并無顯著差異。
表4 反事實檢驗、Broda et al.取不同σ取值、非標準化的進口產品質量的回歸結果
5.考慮中國對外經貿合作政策和戰略
中國政府在樣本年份內對也開展了若干跨國區域經貿合作政策和戰略，例如，2001—2020年間，中國就先后同智利(2006)、巴基斯坦(2007)、新西蘭(2008)、新加坡(2008)、東盟(2010)、秘魯(2010)、哥斯達黎加(2011)、瑞士(2014)、冰島(2014)、韓國(2015)、澳大利亞(2015)、馬爾代夫(2017)、格魯吉亞(2018)等國(地區)分別簽署了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與此同時，2020年11月15日，中國政府還同東盟、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地區)正式簽訂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此外，2013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并將其提升為國家戰略，為剔除上述這些因素對進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和干擾，本研究選擇將以上政策和戰略涉及的進口來源國(地區)從樣本中予以剔除，回歸結果仍舊十分穩健(見表5方案(1))，從而證實了基礎回歸結論的穩健性。
6.內生性問題處理
本研究為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便引入了被解釋變量(quality)的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并構建出了動態GMM面板模型來進行回歸分析，結論表明(見表5方案(2)—(3))，容易發現，所得結論仍舊十分顯著，由此也證實了基準模型回歸的穩健性。
7.采用單價法來測度產品質量
本研究為檢驗在不同質量測度方法下，基礎回歸結論的穩健性問題，便在參考Hummels and Klenow等的做法基礎上，進一步選取單價法來對進口產品的質量進行重新測算，回歸結果表明(見表5方案(4))，核心變量仍舊十分顯著，由此也表明基礎回歸的穩健。
8.采用不同產品目錄作為實驗組
本研究為檢驗在實驗組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基礎回歸結論的穩健性問題，便分別采用eBay平臺交易產品、中國財政部公布的 “商品清單”分別作為實驗組，控制組仍舊保持不變，回歸結果仍舊十分穩健(見表5方案(5)—(6))。
9.考慮中國加入WTO的影響
本研究為剔除中國加入WTO這一重大事件可能帶來的噪音影響，本研究將樣本年份調整為2003—2020年并進行回歸分析發現(見表5方案(7))，所得結論仍舊十分穩健。
表5 考慮中國對外經貿合作政策和戰略、內生性問題處理、采用單價法來測度產品質量、采用不同產品目錄作為實驗組、考慮中國加入WTO的影響的回歸結果
(三)異質性分析
1.進口來源地發展水平異質
考慮到進口來源地發展水平異質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差異化影響。本研究依據2020年底聯合國所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對全球所有國家按照發展程度差異進行分類的做法，將全體樣本依次劃分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落后國家等三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組回歸，所得結果見表6方案(1)—(3)，從中不難發現，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對來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落后國家的進口產品質量均有顯著提升作用，且對發展中進口來源國的質量的提升效果更為明顯。
表6 進口來源地的不同發展水平異質、進口來源地不同的收入水平異質的回歸結果
2.進口來源地收入水平異質
考慮進口來源地收入水平異質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差異化影響。本研究將世界銀行數據庫中的低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統一歸入低收入國家，將其中的中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統一歸入高收入國家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組回歸，所得結果見表6方案(4)—(5)。結論表明，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對來自低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的產品質量的提升作用均十分顯著，且對低收入進口來源國的提升效果更為明顯。
3.進口產品質量水平異質
考慮進口產品質量的不同水平異質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差異化影響。本研究將中國進口的所有產品依據其質量水平劃歸為高、低質量二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組回歸，最終回歸結果見表7方案(1)—(2)。結論發現，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對低質量水平、高質量水平的進口產品質量均有顯著提升作用，且高質量進口產品的提升效果更為明顯。
4.進口產品要素密集度異質
考慮到進口產品要素密集度的異質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差異化影響。本研究于是將中國進口的所有產品依據其要素密集度劃歸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三組，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組回歸，最終回歸結果見表7方案(3)—(5)。結論表明，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對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密集型的進口產品質量均有顯著提升作用，且勞動密集型進口產品的提升效果更為明顯。
表7 進口產品質量水平異質、進口產品要素密集度異質的回歸結果
(一)模型構建
本部分將在前部分理論機制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中間機制效應模型，來探討進口學習效應和進口競爭效應的作用效果，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lnqualityiht=β0+β1postc×treatt+β2postt×treatc×Miht+β3Ziht+Fih+Ft+ζiht
(10)
其中，Miht表示中介機制變量，其他變量的含義均和基礎回歸模型(1)一致。在中介機制變量指標的測度上，對于進口學習效應的測度，則采用中國從每個進口來源國所進口的HS6分位產品的總金額取對數來表示，而對于進口競爭效應的測度，本研究擬用中國從每一個進口來源國進口的HS6分位產品金額占該進口來源國產品總金額的比重來表示。
(二)實證檢驗
為檢驗理論機制分析所提出的兩大機制是否成立，本研究分別對其進行了相應的實證檢驗。通過在核心自變量基礎上分別加入進口學習效應、進口競爭效應的交互項，并分別進行回歸分析(所得結果見表8方案(1)—方案(2))，結果表明，交互項的結果均顯著為正，且均在1%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由此證實跨境電商確實通過進口學習效應、進口競爭效應等兩大途徑推進了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且在這一過程中進口競爭效應所起的作用更為明顯。
表8 機制檢驗結果
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對中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影響。本研究以跨境電商產業政策的實施為切入點，通過實證研究，得到如下結論：(1)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對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具有顯著提升作用。(2)跨境電商產業政策對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提升存在顯著異質性。這主要體現在：分進口來源國發展水平異質，對自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落后國家進口的產品質量均有顯著提升，但對發展中國家的提升更為顯著；
分進口來源國收入水平異質，對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均有顯著提升，但對低收入國家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
分進口產品質量水平異質，對高、底質量水平組的進口產品質量均有顯著拉升，但對低收入國家的提升效果更為明顯；
分進口產品要素密集度異質，對勞動要素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進口產品質量的提升呈現依次衰減態勢，且對勞動密集型進口產品的提升作用最為明顯。(3)進一步通過機制檢驗發現，跨境電商產業政策主要通過進口學習效應、進口競爭效應等途徑來推進中國進口產品的質量提升。同時也發現，進口競爭效應所起的作用更大。
本研究的政策含義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進一步完善跨境電商發展的相關支撐政策。一是在全國范圍內快速推廣跨境電商進出口海外倉、跨境電商B2B直接進出口的監管新模式，并盡快完善與之相關的配套政策；
二是進一步優化跨境電商進出口退換貨的相關流程；
三是要結合國內外需求的最新動態，實時調整和完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產品的目錄清單；
四是穩步推進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藥品的試點工作；
五是要抓緊制定和完善跨境電商知識產權保護指南，大力引導各類跨境電商平臺積極防范知識產權風險。
第二，加快推進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建設步伐。一是要有序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以下均簡稱為“綜試區”)的擴容，逐步將符合條件的地區有序增列為綜試區的試點建設序列；
二是要在綜合試驗區內積極推進包括風險防控、電商誠信、信息共享、智能物流、統計監測以及金融服務等在內的“六體系”構建；
三是要鼓勵各級各類跨境電商平臺、相關服務商以及經營者等在內的各類主體積極進行自主品牌的打造；
四是要構建科學合理的綜試區動態考評指標體系和嚴格的獎懲機制，對無法在規定期限內完成綜試區建設任務的地區要堅決予以摘牌，并追求相關配套資金。
第三，加快推進跨境電商專業人才的培養。要大力支持和鼓勵普通高等院校、職業技術學校大力開設與跨境電商緊密相關的專業，并科學引導普通高等學校、職業技術學校與跨境電商企業開展全方位的校企合作，從而培養出符合跨境電商行業發展需要的管理人才以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進而快速消除當前跨境電商行業人才奇缺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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