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弈 周衍平
內容提要：本文在測算2006—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基礎上分析其時空演化特征，進一步結合空間杜賓模型估計其空間效應。分析結果顯示：“一帶”地區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仍有一定提升空間，“一路”地區兩階段效率均達到有效狀態；
研究期內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呈上升態勢并伴隨極化現象；
兩階段效率均存在正空間自相關性且研發效率相關性強于轉化效率，其中，研發效率“低低(LL)”集聚主要位于“一帶”地區且時空格局較穩定，轉化效率呈現出“高高(HH)”集聚向“一路”地區演進并趨于穩定的趨勢。綜合兩階段看，對外直接投資(OFDI)、外商直接投資(FDI)、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開放和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
OFDI和FDI對鄰近地區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貿易開放對鄰近地區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存在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發揮輻射帶動作用，政府支持、知識產權保護對鄰近地區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均產生負向空間溢出，呈現空間競爭特征。研究結論可以為實現“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協同發展提供啟示。
發展專利密集型產業是提升和鞏固國家核心競爭力、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同時也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時代需求深度契合。近年來，中國積極促進高價值專利培育，鼓勵專利向產品端和產業端轉化，專利密集型產業培育工作取得了傲人成績，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產業增加值分別達到107 090億元、114 631億元和121 289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為11.6%、11.6%和11.97%。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識產權強國，《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提出了“到2025年專利密集型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3%”的戰略目標，可見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
“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已經成為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也為中國開創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提供了重大戰略機遇。近年來，中國逐漸加強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專利布局，覆蓋行業包括通用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以及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這些行業主要隸屬于專利密集型產業，為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走出去”及深度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專利密集型產品需求奠定了基礎。隨著“一帶一路”合作深入推進，***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綠色之路。2022年3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部門印發了《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提出要讓綠色切實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底色，共享綠色發展成果，大力發展高質量、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綠色產品貿易。專利密集型產品源于核心專利技術，具備高質量、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等特征，因此，積極推動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鼓勵綠色專利技術研發和轉化落地以為市場提供更多、更好的綠色專利密集型產品，是融入和服務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現實需求和關鍵著力點。作為對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戰略支點和橋頭堡，**、廣西、重慶、上海等18個“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文件圈定的省份應率先響應國家號召，全力推進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在此背景下，探討如何提升“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水平，既是當前理論研究的關鍵議題，又是助力“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重要突破口。
美國和歐盟較早對專利密集型產業展開專門調研。2012年《知識產權與美國經濟：聚焦產業》報告[1]將產業專利密度定義為產業發明專利授權量與就業人數之比，并將產業專利密度值高于平均水平的產業認定為專利密集型產業，此后均沿用該方法[2-3]。歐盟關于專利密集型產業的定義方法與美國類似，但同時考察產業專利絕對強度和相對強度[4]。國內學者徐明和姜南(2013)[5]、姜南等(2014)[6]和李黎明(2016)[7]則進一步結合中國具體情境對專利密集型產業進行了識別。范(Pham，2015)的研究顯示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在經濟價值創造和創新績效方面明顯優于其他傳統產業[8]。崔等人(Choi et al.，2016)比較了韓國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和非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發現前者明顯更高[9]。王黎螢等(2017)對浙江省專利密集型產業創新效率測算發現，雖然專利密集型產業創新效率明顯優于非專利密集型產業，但并非在各個環節均數據包絡分析(DEA)有效，而是在物化產出和價值產出階段存在一定的投入冗余[10]。為厘清專利密集型產業創新影響因素，楊武等(2019)檢驗了研發投入對專利密集型產業創新績效的非線性影響，發現資本和人員投入分別存在單一和雙重門檻效應[11]；
李柏洲和王丹(2020)進一步研究發現，政府支持、研發投入強度、競爭程度、研發外部經費均對專利密集型產業創新效率的提升有著積極影響[12]。隨著制造業綠色轉型的加快推進，以工業制造業為主體的專利密集型產業的綠色創新問題逐漸引起重視。朱承亮等(2018)分別從靜態和動態視角探究了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的綠色創新績效問題，發現專利密集型產業在綠色創新效率方面優于非專利密集型產業，但在綠色創新生產率增長及驅動機制方面要遜色于非專利密集型產業，并據此提出了單邊突破式、循序漸進式和刺激跳躍式三條提升路徑[13]。侯建和陳恒(2018)研究發現，樣本期內中國高專利密集度制造業綠色創新轉型績效整體未達到有效水平，且行業分異十分明顯，企業規模要素、資本深化、市場競爭和外資引進對績效提升發揮積極影響[14]。袁茜等(2020)在考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內部差距時發現，強專利密集型行業趨向共同穩態和自身穩態收斂，弱專利密集型行業則僅趨向自身穩態收斂，行業集中度和規模、研發投入對不同強度專利密集型行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會產生異質性影響[15]。
上述研究對本文有重要啟示，但也存在以下研究缺口：第一，已有針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的研究均基于行業中觀尺度展開，而缺乏區域宏觀視角的分析，忽略了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差異可能對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能力造成的影響，這會導致研究結果示范性與指導性的不足，而當前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背景下，作為倡議實施支點和門戶的“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問題亟待深入考察。第二，已有研究在測算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時并未考慮到創新系統內部的階段性和連續性特征，事實上，將創新過程視作“黑箱”會掩蓋創新系統內部的價值鏈傳遞機制[16-17]，而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是產業內綠色價值創造、傳遞和實現的漸進過程，對這一過程的解析缺失不利于深入剖析不同要素投入和創新目標下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異質性特征和優化路徑。第三，隨著空間經濟學的發展，學者發現區域間綠色創新效率呈現顯著的空間相關性[18-19]，而已有研究通常是在空間均質和空間獨立假設上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展開分析，雖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的提升機制與路徑、行業異質性以及驅動因素等的相關經驗，但忽視了空間異質條件下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聯動，可能導致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時空演化規律及空間效應認識不足的問題。
那么，創新價值鏈視角下“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如何？具有何種時空格局演化特征？其空間效應是怎樣表現的？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選取2005—2019年相關樣本數據，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時空格局演化以及效率影響因素的空間效應進行了探討，邊際貢獻如下：第一，立足于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倡議，以“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為對象展開研究，豐富了專利密集型產業的研究情景，同時為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新的視角。第二，將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解析為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兩個子階段，并結合基于松弛變量的超效率模型(Super-SBM)分別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進行測度分析，為制定差異化、針對性的產業綠色創新政策提供了理論指引。第三，將關于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的研究拓展到了空間維度，發現了“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正相關性，進一步，基于雙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SDM)的檢驗揭示了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開放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影響因素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本地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相關結論為統籌協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提供了有益的實證依據。
(一)研究方法
1.基于非期望產出的Super-SBM
本文基于托恩(Tone，2002)[20]和李等人(Li et al.，2013)[21]的研究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進行測算。假設n個省份構成n個決策單元(DMU)以構造生產前沿，每個DMU由m個投入x∈Rm、s1個期望產出yg∈Rs1和s2個非期望產出yb∈Rs2組成。定義X、Yg和Yb分別為投入、期望產出及非期望產出矩陣，表達式如下：
(1)
2.核密度估計
核密度估計[22]是一種用于估計概率密度函數的非參數方法，其優點在于無須進行任何參數模型假設，能用連續的密度曲線描述隨機變量的動態分布和演進特征。函數表達式為：
(2)
式(2)中，n為樣本量，xi為樣本觀測值，x為均值，h為帶寬，K(·)為核函數。本文采用高斯核函數繪制核密度曲線，通過曲線特征揭示“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時序演進特征。
3.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作為代表性空間關聯分析模型，可用來分析研究單元空間集聚模式，計算指標主要有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莫蘭指數(Local Moran’s I)。全局莫蘭指數可用來檢驗某一屬性在全域空間分布上的空間集聚效應，局部莫蘭指數則反映該屬性在特定局部區域內的集聚情況。全局和局部莫蘭指數分別表示為：
(3)
(4)
4.空間計量模型
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效應進行探索。空間計量能有效解決模型中復雜的空間關聯性與空間依賴性，根據空間依賴形式不同可分為空間滯后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模型的一般化形式如下：
y=ρW×y+αX+βW×X+μi+ηt+εit
(5)
(6)
其中，W為空間權重矩陣，X表征自變量，在本文中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開放、知識產權保護等核心解釋變量及一系列控制變量，y為“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μi和ηt分別表示個體和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當β=0、λ=0且ρ≠0時為一般SAR模型；
當β=0、ρ=0且λ≠0時為SEM，此時，隨機擾動項表現出空間依賴性，不可觀測的隨機沖擊或不包含在X中但對y有影響的遺漏變量存在空間相關性；
當ρ≠0，β≠0且λ=0時，應考慮SDM。具體采用何種模型應視相關檢驗參數決定。
(二)投入產出指標體系及影響因素
1.投入產出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基于創新價值鏈思想將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過程分為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兩個子階段，并參考佘碩等(2020)[23]和朱于珂等(2022)[24]的研究，將能源消耗和環境效益納入綠色創新效率考察中。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指從產業投入綠色研發資源到實現綠色科技產出(綠色專利等)的過程，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階段則是從資本、勞動和綠色科技投入到實現產業創新的經濟與環境雙重效益的過程。其中，將研發階段的產出繼續作為轉化階段的部分投入，體現了創新活動的連續性。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的投入產出指標見表1。
表1 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投入產出指標
由于當前沒有針對綠色研發經費和人員的統計，參考畢克新等(2011)[25]和錢麗等(2021)[26]的做法，本文選取傳統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和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進行替代，主要在于創新活動在帶來經濟績效增加的同時，往往也會引致環境績效的改善，將傳統和綠色研發資源分離是比較困難的，研發資金和人力的總投入可在很大程度上衡量綠色研發投入。此外，省級專利密集型產業非期望產出的衡量需要明確省級分行業工業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的統計口徑，但目前相關口徑缺失，考慮到工業污染物排放與二氧化碳排放同根同源，兩者具有極強相關性[27-29]，故選取二氧化碳排放指標表征非期望產出，這也與綠色低碳轉型的時代發展主題相符。
2.空間計量影響因素選取
在參考已有研究[30-35]基礎上，本文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補充和完善，選取對外直接投資等變量為核心解釋變量；
為控制其他因素干擾，選取產業結構、金融環境支持、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和產業規模為控制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的含義為：
(1)對外直接投資(OFDI)。對外直接投資可通過跨國并購、模仿、學習、交流以及競爭倒逼產生逆向綠色技術溢出[36-38]，專利密集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可通過在綠色技術密集的國家或地區設立協同研發中心、跨國并購擁有核心綠色技術的企業以及綠色專利轉讓、授權等渠道提高自身綠色創新能力，并將其反饋至國內。同時，根據邊際產業轉移理論[39-40]，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關鍵生產資源特別是綠色創新要素轉移至回報率更高的專利密集型產業中，實現綠色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最終提高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本文利用“一帶一路”沿線省份OFDI存量數據進行分析，處理時結合歷年平均匯率將用美元表示的非金融類OFDI存量數據換算為人民幣單位。
(2)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通常產生于競爭、勞動力流動和示范的過程[41]，并通過橫向(行業內)和縱向(行業間)兩條路徑對東道國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積極影響[42]。近年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結構持續優化，積極引導優質外資進入清潔能源、綠色低碳制造等領域，外商直接投資的綠色創新外溢效應也十分顯著[43]。本文以“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實際利用外資額流量指標來表征外商直接投資，并根據相應年份匯率將其折算為人民幣單位。
(3)政府支持。政府部門通過實施產業政策及提供財稅資金支持為專利密集型產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以科技研發補貼為例，一方面，研發補貼具有很強的“擠入效應”[44]，在為企業提供流動性資產的同時，能很大程度上分擔企業從事綠色專利密集型產品創新活動的成本和風險，大幅增強專利密集型企業從事綠色創新活動的主觀意愿。另一方面，研發補助作為引導企業綠色發展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可視為政府部門支持企業綠色創新的承諾[45]。本文選取“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科技研發支出占政府財政總支出比重來衡量政府的支持力度。
(4)基礎設施建設。專利密集型產業與上下游產業關聯密切，交通運輸設施建設有助于提高專利密集型產業供應鏈整體水平和協調能力，促進創新資源要素有效流動[46]；
通信設施建設有助于企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47]；
能源基礎設施的完善則為專利密集型產業高效生產提供了基本保障。此外，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等基礎設施的改善，能通過提供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更全面的生活保障促進綠色創新型人員集聚，為區域綠色創新奠定人才基礎。基于數據可得性和代表性，本文采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作為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代理指標。
(5)貿易開放。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強海外布局專利，這些專利技術所屬的產業多為專利密集型產業。在海外知識產權權益得到保障的基礎上，貿易開放度的提高能促使產品出口規模大幅擴張[48]，為企業帶來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有更多資金投入綠色技術的研發和轉化活動中，形成良性運轉，從而提高綠色創新效率。此外，出口貿易需求可能會通過“倒逼效應”激勵企業重視綠色創新以確保出口產品滿足相關要求[49]。本文選取貨物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來表征貿易開放程度。
(6)知識產權保護。綠色創新雙外部性特征決定了制度環境是激勵綠色創新開展的基本保障[32]。在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價值鏈中，綠色專利技術及其組合始終是最核心的無形資產。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處理好綠色創新活力和秩序之間的關系，營造良好的綠色創新市場氛圍，促進綠色創新要素高效流動和綠色創新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提升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本文參考胡凱等(2012)[50]、田紅彬和郝雯雯(2020)[51]的方法，采用技術市場交易額與GDP比重來衡量知識產權保護強度。
本文的變量定義與說明見表2。
表2 變量定義與說明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圈定的18個重點省份2005—2019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西藏部分數據缺失，未納入)。在保證數據可得原則上，結合美國專利商標局和歐洲專利局的經驗并充分考慮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發展需求，識別得到煙草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其他制造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以及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12個專利密集型行業，將行業數據加總得到“一帶一路”沿線各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數據。文中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統計年鑒、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之星數據庫、萬得(Wind)數據庫、中國碳核算數據庫、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采用插值法及外推法計算得到個別存在年份缺失問題的指標數據。同時，考慮到通貨膨脹影響，本文采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以2005年為不變基期，對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新產品開發經費和新產品銷售收入指標進行平減，以剔除價格對指標數值的影響。考慮到綠色創新投入產出的時滯性，本文在兩階段效率測算時均將指標值作滯后1年處理。此外，為了消除各變量由于量綱不同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在回歸前對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金融環境支持、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規模等變量作對數化處理。
(一)總體效率分析
基于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uper-SBM測算得到2006—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值，考察期內各省份效率均值見表3。“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均值分別為0.997和1.095，按不同經濟帶劃分(1)“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沿線省份包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重慶、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西藏；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沿線省份包括：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均值分別為0.881和0.927，可以計算出在現有技術條件和資源投入下分別有11.9%和7.3%的提升潛力，現階段應通過優化內部組織結構、提升運營管理水平等路徑最大限度發揮綠色創新潛力，提高綠色創新效率，促進綠色創新最佳生產可能性邊界不斷向技術前沿面逼近；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均值分別為1.276和1.498，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活動最佳生產可能性邊界均已達到技術前沿面，進一步提高綠色創新效率需要結合技術變革，依靠技術進步路徑使技術前沿面外移。具體而言，青海、廣東、**、海南、上海、浙江和云南的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均值大于1，吉林、廣西、重慶、甘肅等沿線省份的效率均值小于1；
青海、海南、寧夏、廣東、上海、福建、浙江和**的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均值大于1，內蒙古、重慶、甘肅、廣西等沿線省份效率均值小于1。云南、寧夏和福建出現了研發和轉化失衡的情況，其中，云南的研發效率大于1，但轉化效率僅為0.232，其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達到有效狀態，但將科技成果轉化為實際綠色經濟和環境效益的能力較弱；
寧夏和福建的轉化效率處于有效狀態，但綠色技術研發水平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表3 2006—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均值
(二)時序演變特征分析
為系統分析“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時序演變特征，依據2006—2019年效率測度結果繪制核密度曲線二維圖(圖1)。由圖1可得：(1)從曲線位置看，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的核密度曲線中心均逐漸向右移動，表明研究期內“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呈逐步提升的演變態勢。(2)從曲線波峰數量看，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核密度曲線由2006年的單峰演變為2013的多個小側峰，再到2018年出現三峰，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核密度曲線在2007年和2014年均為雙峰，并于2019年演變為三峰，以上演變過程揭示研究期內“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分布均表現出較明顯的極化現象。(3)從曲線主峰形態看，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核密度曲線主峰高度在2013—2018年大幅提高，且由寬峰向窄峰形態變化，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值的區域差異顯著縮小，地區間非均質性減弱，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的曲線主峰形態演化則提示其區域差異變化不大。(4)從曲線拖尾看，研究期內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核密度曲線右側拖尾出現了延長且抬厚趨勢，即綠色技術研發效率處于高值區的省份數量占比提升，部分“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綠色研發發展勢頭迅猛，成為新領跑者；
研究期內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核密度曲線左拖尾及右拖尾均有縮短跡象，即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值分布趨于收斂。
圖1 “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核密度曲線
(三)空間格局特征分析
1.全局空間格局特征
為了考察“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是否存在全局空間自相關，本文對研究時段內全局莫蘭指數進行了測度(使用軟件Stata 15.1進行操作，后文采用相同的處理方式)。從表4可見，無論是研發還是轉化階段，全局莫蘭指數均為正值并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區域而言，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在空間上均并非隨機分布，而是均呈現顯著的空間正相關，出現了相似水平綠色創新效率集聚的空間特征。結合指數大小進一步判斷，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空間正相關性要強于綠色成果轉化效率，“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特征在綠色技術研發環節更為突出。綠色技術研發階段主要依靠研發經費和研發人員投入，科研機構區域之間往往存在頻繁的資金和人員流動，同時，研發產出主要表現為綠色專利等顯性技術知識，易于學習吸收，這種情形下，綠色技術研發的區域聯動現象更為明顯。相比之下，綠色成果轉化主要涉及綠色新產品的管理、銷售與市場分割等內隱性知識，地方保護主義和區域間的激烈市場競爭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的空間集聚程度。
表4 “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全局莫蘭指數值
2.局部空間格局特征
為體現“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局部空間格局的演化特征，本文設定考察期初、“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年份(2013年)與考察期末為節點，繪制了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的局部莫蘭指數散點圖(圖2)。從圖中可見大部分省份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總體呈現“HH-高效型”集聚和“LL-低效型”集聚的分布特征。其中，在綠色技術研發階段，效率空間格局變化幅度不大，“LL-低效型”集聚類型占比相對最高，且主要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地區，上海、浙江和海南于研究期末實現了向“HH-高效型”集聚的轉變。在綠色成果轉化階段，效率空間格局呈現出顯著的“HH-高效型”集聚向東南沿海集中的現象，考察期末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等全部五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份全部演化為“HH-高效型”集聚。
圖2 “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局部莫蘭指數散點圖
(四)時空躍遷分析
本文參考雷伊(Rey，2001)[52]提出的時空躍遷法進一步揭示“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時空格局的動態躍遷特征，將時空躍遷劃分為4種類型(見表5)，并整理時空躍遷轉移概率矩陣(見表6)。從時空躍遷轉移數量看：在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方面，2006—2013年發生IV型躍遷的“一帶一路”沿線省份有11個，占全部沿線區域的64.7%，表明該時期“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空間關聯演化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特征，空間穩定性較強。2013—2018年發生IV型躍遷的“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增至12個，占比超七成，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局部空間關聯格局更加穩定。在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方面，2007—2014年過半數“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空間相對位置發生變化，該時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的空間格局較不穩定，其中發生Ⅰ型、Ⅱ型和Ⅲ型躍遷的省份數量分別為2、4和3個。2014—2019年未發生時空躍遷的省份數量大幅增至14個，占比超八成，說明該時期“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躍遷阻力顯著增強，時空格局逐漸趨于穩定。從時空躍遷轉移概率看：在綠色技術研發階段，2006—2013年對角線上相同集聚類型轉移的概率較高，非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較低。在非對角線上，實現向“HH-高效型”演化的概率相對較高，其中，“LH-空心型”向“HH-高效型”轉移的概率為0.333，“LL-低效型”向“HH-高效型”轉移的概率為0.222，“HL-極化型”向“HH-高效型”轉移的概率為0.333，表明該時期在空間關聯相對位置發生變化的情形中，正向協同增長趨勢更為常見。2013—2018年“LL-低效型”維持不變的概率為1，該時期原先隸屬于低效型的省份與鄰近省份形成了很強的空間鎖定效應。在綠色成果轉化階段，2007—2014年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值并非均顯著大于非對角線概率值，其中對于“LH-空心型”而言，發生向“LL-低效型”形式躍遷的概率(0.667)比維持原狀的概率(0.333)更大，該情形下本地的低效率不僅沒有得到改善，還可能會對鄰地產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2014—2019年對角線上轉移概率均大于非對角線的轉移概率，最低值為0.667，最高值為1，即“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空間關聯在該時期保持原集聚形式的可能性較大，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可能通過鼓勵和引導沿線區域間的統籌和協調發展間接推動了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較為穩定的空間格局的形成。此外，該時期非對角線上“HH-高效型”與“LH-空心型”“LL-低效型”“HL-極化型”之間均不存在轉移的現象，且“LL-低效型”向“HH-高效型”轉移的概率也為0，這表明該時期對于“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而言，高效型地區之間能通過良性互動和溢出不斷鞏固區域優勢，同時，實現從低效型向高效型的上游躍遷比較困難，低效型地區間容易形成相互鎖定效應。
表5 時空躍遷基本類型劃分
表6 局部莫蘭指數時空躍遷轉移概率矩陣
(一)模型選擇
“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可能存在空間效應，故對其展開進一步探討。首先要選取合適的空間計量模型，并判斷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見表7。兩階段的空間自回歸滯后變量模型(LM-Lag)、空間自相關誤差模型(LM-error以及相應的穩健性檢驗(Robust LM-Lag和Robust LM-error)結果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樣本可能適用SAR模型和SEM之一，亦可能適用SDM。進一步對SDM進行似然比(LR)和沃爾德(Wald)檢驗，觀察能否將SDM簡化為SAR模型或SEM，結果表明拒絕將SDM簡化。兩階段的豪斯曼(Hausman)檢驗值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拒絕了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說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合理。同時，固定效應分為時間固定、個體固定和個體時間雙固定效應，分別將SDM設定為三種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見表8。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和貝葉斯信息準則(BIC)，AIC值及BIC值越小，模型解釋力越高，對數似然值和R2統計值越大，模型擬合度越好，比對表中檢驗結果發現，選擇雙固定效應模型更優。綜上，本文采用雙固定效應SDM的回歸結果進行空間效應分析。
表7 空間計量模型的檢驗結果
(二)空間效應回歸分析
表8顯示，在雙固定效應SDM下，“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GTR)空間自回歸系數(rho)為0.070，綠色成果轉化效率(GAT)空間自回歸系數(rho)為0.056，且兩者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均存在正向空間溢出現象，即本地綠色創新效率與鄰地綠色創新效率密切正相關。此外，研發階段rho大于轉化階段，即“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空間相關性強于綠色成果轉化效率。
表8 “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SDM估計結果
為進一步討論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開放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影響因素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影響效應，本文基于偏導矩陣法[53]計算各影響因素對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結果見表9。
表9 “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空間效應分解結果
表9(續)
1.綠色技術研發階段空間效應
總效應反映了影響因素對包括本地和鄰近地區的區域范圍的影響，表9結果顯示除了貿易開放的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均與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顯著正相關。
直接效應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省份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有顯著正向影響，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逆向綠色技術溢出帶動了本地綠色研發技術改造和升級；
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邊際產業擴散效應協助促進了本地綠色創新要素的優化配置。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提升有利，外商直接投資綠色技術溢出在這一環節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支持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產生了積極影響，政府提供的財稅補貼優惠，幫助專利密集型企業稀釋了從事綠色技術研發的高投入、長回報周期風險，有效激發了企業從事綠色技術研發的主觀意愿。基礎設施建設會促進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提升，更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專利密集型產業創造了更優質的硬件條件，提高了產業供應鏈運作和管理效率，同時也促進了綠色研發知識的交流與吸收。貿易開放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影響不顯著。知識產權保護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提高有顯著作用，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氛圍、增強本地專利密集型企業綠色研發信心，對于改善效率非常關鍵。
間接效應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對鄰近“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本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逆向綠色技術溢出獲得的先進綠色技術研發知識和經驗，會通過學習交流、合作以及適度模仿的路徑產生“涓滴”影響，間接提高鄰近省份的綠色研發要素水平，從而對綠色研發效率產生正向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提升有積極作用，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引進的先進綠色技術研發和經驗，同樣會經過學習交流、合作及模仿吸收輻射至周邊地區，帶動周邊地區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提升。政府支持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現為負向空間溢出，本地政府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的財稅優惠和引導扶持力度越大，給鄰近省份帶來的競爭壓力也越大，鄰近省份可能會面臨優秀創新型企業外遷的不利局面，進而出現研發效率的下降。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開放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空間影響效應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具有一定抑制作用，表現為負向空間溢出，呈現出空間競爭現象，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雖大幅提高了本地專利密集型企業的綠色研發信心和意愿，但對鄰近省份的相關企業也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會在一定程度上極化吸收鄰近省份的綠色研發要素，最終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產生不利影響。
2.綠色成果轉化階段空間效應
總效應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開放和知識產權保護與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顯著正相關，政府支持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直接效應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均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省份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的提升，綠色成果轉化是將綠色技術成果從科研單位轉移到社會生產部門，促進新產品增加、工藝改進的過程，同時還需要兼顧經濟與環境效益的協調，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雙向技術溢出渠道不僅能為當地帶來先進的綠色研發知識和經驗，還能帶來先進的綠色生產制造技術和管理理念，從而提高綠色成果轉移轉化和市場化落地能力，此外，對外直接投資的創新要素優化配置效應也間接促進了本地效率的提高。政府支持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提升有顯著正向影響，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轉化和市場化落地帶來的環境效益是政府綠色治理所需，然而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高收益和高風險并存的突出特征，技術成熟度、市場反饋以及同行模仿等潛在因素均會影響轉化主體對轉化效益的預期，進而導致綠色技術成果擱置和轉化不足的問題，政府提供的各項財稅補貼能很大程度上激勵轉化主體的轉化意愿。基礎設施建設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有顯著正向影響，綠色新產品的生產制造和市場化落地離不開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的支持。與研發階段不同，貿易開放對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有積極影響，貿易開放度的提高促進了專利密集型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為專利密集型企業帶來了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有更強的動力繼續促進綠色專利技術成果的轉化和市場化落地。知識產權保護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競爭者過度模仿和仿造是科技成果轉化方面臨的重要風險，知識產權保護為綠色技術成果轉化受益人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是促進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間接效應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均有利于鄰近“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提升，產生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逆向和正向綠色技術溢出渠道提升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制造工藝水平及管理理念后，會進一步溢出至鄰近省份并促進其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提高。政府支持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產生負向空間溢出，即表現為空間競爭效應，突出的政策優勢會吸引鄰近省份綠色成果轉化所需技術和人才要素向本地流動，從而抑制鄰地綠色技術成果的市場化轉化。基礎設施建設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的空間影響效應并不顯著。不同于研發階段，貿易開放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產生正向空間溢出，貿易開放度的提高增加了專利密集型產品的海外市場出口需求，這一需求會刺激帶動鄰近省份的專利密集型產品生產，從而對鄰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知識產權保護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表現出空間競爭的現象，出于對潛在市場風險的擔憂，綠色科技成果持有者往往更傾向于在知識產權行政和司法保護更好的鄰近地區開展后續實驗開發、產品應用和市場化推廣，這也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低地區的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受到不利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由于空間計量模型對空間權重矩陣的選擇較為敏感的原因，本文借鑒胡才龍和魏建國(2022)[54]的方法，采用將鄰接空間權重矩陣更換為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的方式來進行穩健性檢驗。更換空間權重矩陣后的雙固定效應SDM的估計結果(2)限于篇幅，省略穩健性檢驗結果，備索。顯示，各影響因素的系數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佐證了前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一)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結論如下：(1)考察期內“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的總體均值分別為0.997與1.095，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分別有11.9%和7.3%的提升空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活動最佳生產可能性邊界均已達到技術前沿面。(2)時間序列上，“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均呈逐步提升態勢并伴隨極化現象；
空間格局上，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均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且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空間相關性強于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綠色創新效率的空間集聚特征在綠色技術研發環節表現更為突出，綠色技術研發效率的時空躍遷表現出較高的穩定性，路徑依賴性較強，占比最高的“LL-低效型”集聚主要位于部分“一帶”區域，轉化階段呈現出“HH-高效型”集聚區向位于東南沿海的“一路”區域集中的趨勢，且時空格局逐漸趨于穩定。(3)對于綠色技術研發階段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與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顯著正相關，貿易開放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對于綠色成果轉化階段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政府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貿易開放和知識產權保護均有利于本地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提升。(4)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成果轉化效率均產生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發揮輻射帶動作用，政府支持和知識產權保護則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均有負向空間溢出影響，呈現出空間競爭特征，貿易開放對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化效率產生正向空間溢出，基礎設施建設與鄰近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兩階段綠色創新效率均未表現出顯著空間關聯。
(二)政策建議
本文的政策建議包括：(1)“一帶”沿線省份應持續引導專利密集型產業優化綠色創新要素配置，加大綠色創新型人才引進、培育力度，鼓勵綠色新技術研發和低碳突破性創新，提高綠色技術研發效率，同時需積極促進綠色科技成果轉化風險補償制度落地，完善產品化和市場化全鏈條服務體系，進一步促進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移轉化。“一路”沿線省份應大膽開展技術變革，加大綠色低碳轉型前沿技術項目投入，引入先進綠色生產制造技術和管理理念，進一步提升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此外，還要加強綠色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協同，嘗試構建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科技成果常態化對接機制，避免出現兩階段創新脫節的現象。(2)“一帶一路”沿線省份應充分利用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的空間集聚優勢，加強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發展規劃、綠色招商引資、綠色人力資源和綠色運營管理等方面的整合，深化專利密集型產業與上下游關聯產業的配套合作，形成一批布局合理、分工明確、綠色競爭力強的專利密集型產業集聚區。要發揮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技術研發活動的空間聯動優勢，引導和促進鄰近區域間的信息、技術和人才交流互動，同時需進一步加強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成果轉移轉化的區域融合，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削弱制度壁壘，合力推動綠色科技成果落地轉化。(3)充分依托“一帶一路”平臺作用，穩步提升沿線省份對外開放力度，積極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并著重吸納綠色低碳領域外商直接投資，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結構，同時要持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的財稅支持，并提高知識產權行政和司法保護水平。(4)因地制宜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形成有機聯動與協同發展的區域一體化綠色發展格局。充分發揮雙向直接投資和貿易開放對鄰近地區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的正向空間溢出作用，尤其是對屬于“HL-極化型”和“LH-空心型”集聚的“一帶一路”沿線省份而言，要通過完善區域協同打通雙向直接投資和貿易開放向鄰近地區的有效輻射渠道。同時，鑒于政府支持和知識產權保護對鄰近“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效率表現出的空間競爭效應，應在國家層面統籌協調區域政府支持策略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適度結合政策傾斜縮小本地與鄰地間在財稅支持和知識產權行政和司法保護方面的差距，盡量避免出現綠色創新資源因就近轉移而導致向一地過度“極化”的局面。(5)以“一帶一路”倡議為重大契機，引導沿線省份專利密集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激勵企業在海外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尤其是清潔能源、二氧化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等低碳技術的國際深度研發合作；
同時，應積極引進先進綠色研發和制造技術，鼓勵國際優質綠色專利持有者通過技術入股和合作經營等方式實現綠色技術創新成果在中國的落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