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林 蒙思敏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 南寧 530006）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全面深入的闡釋，強調在推動各民族堅定對“五個認同”的高度認同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從2019年黨的十九大決定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將其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新的時代命題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黨中央高度關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同時，也將利用和保護紅色文化資源列為一項重要議題。2021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進行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回望過往歷程，眺望前方征途，我們必須始終賡續紅色血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紅色資源。”[1]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弘揚革命文化，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這些關于紅色文化的重要論述，為煥發紅色基因的時代光芒提供了行動指南。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紅色文化屬于觀念上層建筑范疇，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內在一致性，這主要表現為文化與意識的同一性和統一性，二者均是對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且具有能動作用。利用紅色文化物質形態發展紅色文化旅游，挖掘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新的經濟增長點，是扎實推進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①。但通過紅色文化旅游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把準方向，充分發揮紅色文化的精神文化價值，以進行紅色教育、傳承紅色基因為核心，助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彰顯紅色文化旅游的精神底色②。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從紅色文化的物質屬性和精神文化屬性出發深入探究其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耦合邏輯關系，運用好紅色文化資源扎實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既是對政策層面重點導向的一種回應，又是對實踐層面現實關懷的一種思考。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正確把握物質和精神的關系，既要“管好肚子”，又要“管好腦子”[2]，賦予所有改革發展以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既包括物質層面的共同富裕，也包括精神文化層面的“五個認同”和社會層面的互助和諧。紅色文化作為一種寶貴的物質資源和精神文化資源，形成于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偉大實踐中的艱辛探索歷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形成的先進文化之一，具有強大的政治、文化、教育功能。用好紅色文化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以文化認同增進各族人民對中國共產黨認同，以文化自信強化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集體歸屬感，有助于在情感塑造和價值引領過程中不斷鞏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同時，整合紅色資源，打造包括紅色旅游和紅色產品在內的“紅火產業”，構建紅色文化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模式，已成為革命老區、民族地區以紅色文化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經濟基礎的成功之路。
（一）經濟功能：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濟基礎
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在論述消費文化理論時，對符號消費進行了深入闡釋。他認為符號消費并不是單純為了追求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實現消費者的自我價值，或是為了體現自我價值而進行消費。即消費社會形成的消費符號，是具有符號價值的，而這符號價值則是消費文化的核心③[3]。至于這個符號價值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則要看社會所倡導的消費意識形態把某種消費符號置于什么樣的圖式之中。當物品成為消費社會中的一種符號，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的物質性，而是商品的社會性。紅色文化作為資源的一種特殊類型，隨著人們的消費形態上升到文化消費層次，其經濟價值會通過稀缺的文化產品屬性和富有意義的旅游產品屬性產生經濟效益。尤其是利用紅色文化發展紅色旅游、紅色影視等產業，將紅色文化資源向經濟資源轉化，實現經濟價值的同時發揮紅色文化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素質。紅色文化的經濟功能，是以紅色文化的豐富內涵為載體，這也是其經濟產品區別于一般經濟產品的核心特征。與非紅色文化產品相比，人們消費紅色文化產品，包括旅游、影視、書刊、文創等，更多的是消費紅色文化產品背后承載的厚重歷史和豐富的精神價值，在追憶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革命斗爭過程中形成的團結統一、自強不息、守望相助、艱苦奮斗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接受紅色文化精神價值的洗禮。這就使紅色文化產品能夠成為具有理想信念教育功能、提升消費者自身思想政治素質的消費符號。消費者將紅色文化產品當作中國共產黨精神文化的外化符號進行消費，反映出整個消費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文化的認同，即社會所倡導的消費意識形態是把紅色文化產品置于弘揚革命文化和傳承紅色基因的圖式之中，具有正向的消費符號價值。并且紅色文化凝聚的全國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團結奮斗的歷史記憶，又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依據，使得紅色文化符號消費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途徑。因此，發揮紅色文化的經濟功能，大力發展紅色文化產業，積極打造紅色文化旅游產品、影視產品、文創產品等，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革命老區、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并借助紅色文化產品這一消費符號具有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弘揚革命文化和傳承紅色基因，鞏固各族群眾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以推動大眾化的紅色文化產品消費，進一步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濟基礎（見圖1）。
圖1 紅色文化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經濟基礎的內在機理圖
（二）文化功能：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群眾基礎
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在研究文化認同時，認為理解這個問題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一種是站在共性的基礎上，另一種是站在差異性的基礎上。以共性為基礎的觀點將文化身份定義為共有的文化，認為文化認同是建立在共同文化的基礎上，這種共同文化是代代相傳的，具有識別身份的深刻印記，造就了“一個真正的自我”。以差異性為基礎的觀點認為共同性是由差異性所彰顯的，我們不可能在不承認差異性的基礎上精確地、長久地談論“一種文化、一種身份”④[4]。在前一種觀點中，霍爾提出文化認同研究就是解釋“隱藏著的文化身份”和“隱藏著的歷史”。在后一種觀點中，霍爾表明文化身份是真實存在又是適時變化的，文化認同研究要從對歷史的把握中確定我們“真正的現在”。文化認同作為個體或群體心理上的歸屬感，個體層面的文化認同在對“自我”有清晰界定和把握的基礎上，體現著一種文化對個體的向心力；
群體層面的文化認同，意味著對同一文化下的“共同體”有了黏性和歸屬，這種黏性和歸屬體現著一種文化對群體的強大凝聚力。紅色文化之所以被賦予“紅色”，是因為其與共產主義革命緊密相連。生發于革命斗爭中的紅色文化，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價值追求，傳承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基因，能為新時代社會共識的達成提供文化向導[5]，也能匯聚起全體中華兒女的力量，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繼、頑強奮斗。正如******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所言，“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6]。紅色文化蘊含著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浴血奮戰、艱苦奮斗和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守望相助所形成的精神文化，通過革命文化形式匯聚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和獨特的精神標識，以外顯符號和內在意義形式體現了各族人民的紅色文化記憶[7]，以“共同文化”的形式塑造和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認知”和“集體記憶”。這種民族認知和民族記憶，在個體層面建構了中華文化這個文化群體的自我認知和自我主觀意識，在社會層面增進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歸屬感和心理承諾，形成了文化認同，不僅將“你”和“我”凝聚成為“我們”，還清晰明確回答了“我們是誰”。一方面，“我們”的中華民族“集體認知”，能從個體意識深處將各民族緊密團結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另一方面，“我們是誰”的中華民族“集體記憶”，能從社會意識深處推動各民族認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強化各民族為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自豪感，凝聚各民族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不斷堅定各民族對“五個認同”的高度認同。這兩方面進一步加深了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的集體歸屬感，使得各族人民在大家庭內部充分開展社會交往、文化交流和結構交融，以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見圖2）。
圖2 紅色文化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群眾基礎的內在機理圖
（三）教育功能：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
亨利·泰弗爾（Tajfel H）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將社會認同定義為“個體認識到他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8]，并強調個體對某一群體的認同是群體行為的基礎，個體通過社會分類，對自己所屬群體產生認同的同時，也會對其他群體保持警惕和戒心。當個體期望通過實現或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來提高自尊時，便會產生內群體偏好；
當個體過分熱衷于自己的群體，認為自我群體比他者好，并通過二者的差距來增強社會認同和自尊時，就會產生群體間偏見。泰弗爾認為個體形成社會認同的基本過程包括社會分類、社會比較和積極區分三個階段，這個過程呈現逐級遞增的趨勢。個體通過有意識的社會分類，將自己納入某個社會群體之中，以此劃分群體內和群體外?；趥€體形成社會認同的基本過程，可以發現社會認同是一個包括記憶、意識、生物有機特質、社會結構以及社會情境等因素互動和影響的動態社會結果，根植于一定的心理過程，如思維、行為和情感等。個體間共有的特質、共享的社會環境或某種社會共識，更容易形成社會認同。紅色文化所凝聚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價值追求、情感寄托及歷史記憶等共有特質，會通過社會分類、社會比較及積極區分增強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從而使各族人民統一思想并形成一致行動，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因為革命歷史和革命精神已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歷史，可以增進社會凝聚力，作為社會群體團結一致的黏合劑和一致行動的合法性依據⑤[9]。紅色文化是當代中國人民共同的政治歷史記憶，不僅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的革命建設足跡，而且夯實了中國共產黨乃歷史與人民選擇的執政依據，能夠增強各族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10]，還能在社會比較中，成為“我們”區別于“他們”，增強歸屬感和認同感，提升祖國認同的精神資源。其價值意蘊包括國家爭取獨立和解放的政治目標、社會追求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個人倡導愛國奉獻的道德規范，對其進行拓展后可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1]，這是新時代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內容、優良載體和有效方式，也是學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資源，是塑造當代學生“三觀”、堅定政治信仰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紅色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每一處革命遺址、每一位革命先輩、每一個革命事跡、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座革命紀念館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展示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英勇斗爭的光輝歷史和偉大的紅色精神[12]，不僅使得理想信念教育更有說服力，而且通過讓人們重溫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史，在傳承紅色基因中講好紅色故事，增強人們對整個社會的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因此，發揮紅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將紅色文化的價值內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相結合，以理想信念教育等方式，提高各族群眾的集體歸屬感，增強各民族的社會認同感，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進而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自覺（見圖3）。
圖3 紅色文化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基礎的內在機理圖
基于紅色文化的功能，其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可以歸納為經濟、文化、教育三個層面（見圖4）。即在經濟層面，著力發展紅色文化產業，以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
在文化層面，廣泛進行紅色文化宣講，以深化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教育層面，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
圖4 紅色文化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
（一）經濟層面：著力發展紅色文化產業扎實推進鄉村振興
發展是解決民族地區各種問題的總鑰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一個民族也不能少”的莊嚴承諾的重要保障。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推動民族地區實現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而接續推進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紅色文化的經濟功能最主要表現為發展紅色文化產業，將紅色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優勢。發展紅色文化產業是一個從資源到資本的過程，即實現紅色文化資源到紅色文化資本的轉變，這種轉變是指紅色文化資源經過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以產品形式來滿足和引導人們的消費需求，從而產生價值增值[13]。具體來看，紅色文化產業包括紅色旅游產業、紅色影視產業、紅色文創產業等。細分各產業的產品，紅色旅游產品包括以各種紀念館、紀念碑、展覽室、名人故居等為主的紅色遺跡和紅色建筑，以及通過對各種紅色文化進行規劃、開發、整合而打造的旅游景區和旅游線路。紅色影視產品包括以重大革命、反特諜戰、軍事斗爭、紅色名人等為題材的電影、電視劇、戲劇、舞臺劇及短視頻等。紅色文創產品包括各種紅色工藝美術、紅色IP衍生產品等。促進紅色文化與民族地區、革命老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構建“紅色旅游+農業”發展模式，打造集旅游觀光采摘玩樂一體化的田園綜合體，增強鄉村內生發展動力。構筑“紅色文創+工業”發展模式，強化紅色文化產業與制造業、建筑業等產業的資源聯動效應，激發工業經濟活力。創新“紅色影視+服務業”發展模式，挖掘紅色文化經典影視資源，通過企業投資市場運作方式，推出高質量紅色影視產品，并利用影視傳播的溢出效應，打響相關紅色景點知名度，以影旅聯動拉動當地服務業發展。
（二）文化層面：廣泛進行紅色文化宣講深化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
作為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途徑，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要創造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建共享、共事共樂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條件，有序推進民族地區和中東部地區各族群眾跨區域雙向流動，又要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新型民族關系。在2019年9月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對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提出了要求，即推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進機關、進企業、進社區、進鄉鎮、進學校、進連隊、進宗教活動場所。同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指出新時代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要堅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根本方向。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七進”活動是深化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以文化相和實現人心相通重要途徑。依托紅色文化資源，選定“紅色文化+”創建主題，在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中打出紅色文化名片，將紅色文化宣講與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七進”活動相結合。如以“傳承紅色基因，維護民族團結”為宣講主題，通過紅色文化展示等方式，以具體的紅色事件、紅色人物為切入點，將其內容融入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之中，使得宣講主題進一步上升到護團結、促發展高度，讓各族群眾充分認識到民族團結和創建工作的重大意義，切實增強和維護民族團結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以“紅色記憶+紅色傳人”的宣講模式，由紅色文化宣講團和紅軍后代組成宣講隊伍，在民族團結進步創建“七進”活動中講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紅色歷史，通過紅色歷史為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增色添彩，使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三）教育層面：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十二個必須”之一，“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是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第一項任務”。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要深入實施文明創建、公民道德建設、時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導各族群眾在思想觀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現代化邁進。
文明創建活動于1996年10月被寫進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之中，《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建設的決議》將文明城市、文明村鎮及文明行業并稱為“三大”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創建活動。精神文明創建的根本目標任務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社會主義公民，核心主題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民道德建設的概念最早在2001年提出，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的重點任務：一是要筑牢理想信念之基，二是要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是傳承中華傳統美德，四是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皶r代新人”概念是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2018年5月2日，***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就“培養什么人”給出了明確答案，即“要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并在強調道德修養對培育時代新人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理想信念、愛國主義情懷、品德修養、知識見識、奮斗精神、綜合素質六個方面強調了時代新人應具備的核心素養?？偟膩碚f，文明創建、公民道德建設、時代新人培育，其核心要義都緊緊圍繞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傳統美德、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無論是踐行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中華傳統美德，還是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都是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在實踐層面通過教育功能對全體社會成員形成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影響。而紅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充分利用紅色文化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打造紅色文化的干部教育、黨員教育、國民教育體系，充分發揮紅色文化的培根鑄魂作用，在理想信念教育中厚植各族人民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情感，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這既有利于實現紅色基因在中華民族代代傳承，更有助于不斷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注釋：
①2019年9月16-18日，******在河南考察時指出，“依托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和綠色生態資源發展鄉村旅游，搞活了農村經濟，是振興鄉村的好做法?！?/p>
②2015年2月14日，******在陜西視察時強調，“發展紅色旅游要把準方向，核心是進行紅色教育、傳承紅色基因，讓干部群眾來到這里能接受紅色精神洗禮。”
③對于符號價值，鮑德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進行了具體論述，指物或商品在被作為一個符號進行消費時，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以及其他因素來計價的，而不是根據該物的成本或勞動價值來計價的。
④集體中的“一個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許多其他的、更加膚淺或人為地強加的“自我”之中，這種“自我”也被共享一種歷史和祖先的人群所共享。正是差異性構成了“真正的現在的我們”，而歷史的介入構成了“真正的過去的我們”。
⑤傳統的價值盡可能“作為行動的合法性依據和團體一致的黏合劑”“因為它已成為知識或民族、國家或運動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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