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澤文
（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信息通信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而與之相生相伴的是20世紀70年代后福利資本主義的危機與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運動的興起。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傳播政治經濟學誕生。它致力于展現傳播的社會權力關系，關注傳媒業的經濟作用，以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媒介的物質性展開研究。進入21世紀后，隨著信息產業和媒介技術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危機的再度顯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媒介系統生態危機的關切，構成其理論的新動向。理查德·邁克斯韋爾（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勒（Toby Miller）作為這一理論動向的代表人物，通過揭示資本主義媒介系統的生態破壞本質，形成了對媒介的生態批判。
近年來，國內學界開始關注邁克斯韋爾和米勒的研究，對于邁克斯韋爾，國內學者主要關注其研究路徑①孔宇，曹浩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議題追溯：從帝國霸權到生態危機——理查德·邁克斯韋爾教授訪談［J］.新聞記者，2021（6）：88-96.、其對媒介產業勞工問題的研究②姚建華.傳播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媒介產業數字勞工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18（12）：116-122.和其對媒介物質性研究領域的拓展③戴宇辰.傳播研究的“物質性”取徑：對若干核心議題的澄清［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5）：142-152，171.④宋建麗，盧鵬.傳播政治經濟學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流派、動態與趨勢［J］.國外理論動態，2022（3）：164-173.；
對于米勒，國內學者主要關注其對電影和文化政策的研究①陳瑜.后電影觀眾：媒介視域下的電影觀眾問題［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0（4）：160-172.MILLER T，MAXWELL R.E-waste：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J］.Flow，2008，9（3）：1-5.②黃力之.再論文化帝國主義問題［J］.思想戰線，2006（1）：84-92.③孫紹誼.電影產業研究：理論與方法［J］.文藝研究，2013（9）：91-99.，學者普遍認為米勒在文化政策研究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④李義杰.文化政策研究：工具性抑或批判性？——國外文化產業政策研究概論［J］.理論月刊，2014（7）：97-101.⑤范春燕.解讀當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政策——西方學者對文化政策的研究及其啟示［J］.國外社會科學，2013（3）：32-38.，并且在進行文化研究時注重對于政治經濟批判研究的吸收⑥趙月枝.《馬克思歸來》：網絡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與傳播研究［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3（3）：1-16，190.；
對于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共同進行的媒介生態批判研究，目前國內學界也有一些討論⑦張慧瑜.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權利與數碼烏托邦［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5（3）：51-60.⑧張蘇，張美文.國外學者關于數字資本主義與數字異化問題的研究進展［J］.國外理論動態，2021（1）：104-113.，但總體相對較少。因此，本文通過邁克斯韋爾和米勒的代表性文獻歸納二人對媒介的生態批判，并評述其對媒介系統的生態構想。邁克斯韋爾和米勒通過揭露媒介系統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殘酷剝削，展現了發達的媒介技術之下資本主義面臨的深刻危機。這既有助于我們認識紛繁復雜的數字資本主義及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本質，也有利于中國媒介產業的健康發展和媒介技術的綠色應用。
現代社會，媒介造成的環境危害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十分普遍。電報、電影、電話、電視、無線廣播、互聯網等“改變世界”的媒介在其產生發展過程中不僅對生態系統進行掠奪與破壞，而且使數以千萬的工人暴露于危險而有害的環境之中。但是，這一事實在相當程度上為龐大的軍事-工業-娛樂-學術聯合體所代表的符號和資本力量所遮蔽和掩蓋。⑨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9.邁克斯韋爾和米勒認為，自己的研究首先關注的是不同媒介技術及其現象產生和運行的自然生態環境⑩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media studies［M］//MAXWELL R，RAUNDALEN J，VESTBERG N L.Media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New York：Routledge，2015：87-98.，他們指出，媒介需要一種現實的承載物，但是現代人對媒介技術與生態破壞之間的物質性聯系難以察覺。即便在專業的媒介研究領域，媒介的物質性問題也被學者所長期忽視，沒有實際的研究工作能夠有效回應生態和環境問題，這成為該領域“客廳里的大象”?陳瑜.后電影觀眾：媒介視域下的電影觀眾問題［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0（4）：160-172.MILLER T，MAXWELL R.E-waste：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J］.Flow，2008，9（3）：1-5.——顯而易見，卻一直被忽視。這一問題既是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在媒介研究領域關注到的“盲點”，也是其開展綠化媒體研究的動因。
當今時代，意識形態的物質性與媒介物質性相互交織。一方面，媒介領域的不斷“創新”已經成為一種神話，表面上是人類對創新的追求與迷戀，背后卻是資本、權力和被破壞的環境。新媒體并非是完全獨立創新的媒體形式，而往往是對已有媒體技術和社會關系的綜合呈現，但新媒體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為創新神話的代表，這遮蔽了媒介產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保障了不斷流向新媒體和通信技術的政府補貼①HUTCHINS B.Tales of the digital sublime：tra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g data and professional sport［J］.Convergence，2016，22（5）：494-509.。另一方面，作為媒介載體的數字設備按照預定日期被強制淘汰，不僅強化消費主義，而且不斷激發“增長”和“進步”的意識形態②MAXWELL R，MILLER T.Old，new and middle-aged media convergence［J］.Cultural studies，2011，25（4/5）：585-603.。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曾多次以智能手機為例，論述作為消費者的現代人對媒介技術的著迷與依戀。手機簡化了交易市場、豐富了個人生活、改變了現代世界，成為一個人融入社會的前提。但是在手機快速更新迭代的過程中，其報廢量也急劇增長，以中國為例，2021年手機的理論報廢量就高達4.08億臺③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及綜合利用行業白皮書2021［R］.2022：7.；
報廢后，手機中含有的劇毒化學物質不僅對環境造成污染，還對人體健康構成潛在威脅。概言之，手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它建立在社會生活的壓力碎片化、有毒的高科技工業、貧富之間的尖銳分歧以及消費主義的虛假承諾之上”④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40.。但是，新媒體的產生和發展總是“伴隨著一種技術決定論和技術樂觀的意識形態”⑤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111.。現代人認為，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各種全新媒介技術對社會文化關系的重塑是一種巨大進步。然而，在消費社會的背景下，“快速但有計劃的創新和淘汰周期加速了電子硬件的生產和過時媒介的積聚，這些東西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垃圾”⑥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進入媒介技術發達的信息時代后，消費者原則的引入讓公民成為物質欲望的集合，現代人癡迷于網絡的即時性和交互性，卻忽視了無節制消費可能產生的代際影響及其對工人和環境造成的危害。正如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所言：“當我們清理空的雜志架，丟棄過時的手機，渴望新的平板電腦，并急切地每小時升級一次時，我們的快樂是以犧牲工人和環境為代價的，這是無法透過幸福的云層所能看到的。”⑦MAXWELL R，MILLER T.What is the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ost of new technology？［N］.The Guardian，2013-02-27（06）.整個經濟體以增長作為唯一目的，以消費主義作為刺激手段，對經濟的考量超越了對生態環境的觀照。資本主義體系熱衷于擁抱風險以促進經濟的增長，卻在追逐資本增殖的過程中嚴重忽視了人類的福祉。
媒介消費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媒介產業的急速擴張，而媒介產業的興起與擴張也并未脫離物質生產的現實大地。一方面，媒介系統在其運行過程中對電力資源形成巨大消耗，以支撐云計算的數據中心為例，2006 年數據中心就消耗了全美1.5%的電力供應，耗資45 億美元，4年后這一比例升至1.7%至2.2%⑧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9.，而電氣行業是排放多氯聯苯（PCBs，一類致癌物）最多的行業之一⑨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8.，不僅污染環境，還對人類健康造成極大威脅；
另一方面，媒介系統的無限制擴張已經或即將帶來對生態可持續性極限的超越，進而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包括氣候變化或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和生物棲息地的消失⑩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6-27.。概言之，從印刷機到互聯網的各種媒介在“改變世界”的同時污染世界，在創造“數字奇跡”的同時破壞生態。
為對媒介進行深層次的生態批判，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曾對多種媒介產業進行了考察，并試圖從意識形態角度揭示媒介產業造成生態破壞的原因。自數字化轉型以來，數以億計的老式電視機從發達國家轉移到至全球南方國家①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3.，使許多欠發達地區的污染問題更加嚴重，以此為代價促成發達國家的電視數字化轉型，但在此過程中，輸出電子垃圾的發達國家與接收電子垃圾的發展中國家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在錄音和電影行業，致癌物聚氯乙烯（PVC）被大量應用，但是其環境危害性被有意隱瞞，在許多年后公眾才對其毒性有所了解。在電影制作過程中，拍攝的布景會破壞當地生態，產生不可逆轉的消極影響，但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電影行業自認為代表著“娛樂、啟蒙、增長和進步”②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71.，無視自身對生態的破壞。邁克斯韋爾和米勒認為，在全世界范圍內，為人類中心主義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商業文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認同，核心資本主義國家與外圍國家的主導階層實現了利益同步③MAXWELL R，MILLER T.Old，new and middle-aged media convergence［J］.Cultural studies，2011，25（4/5）：585-603.，在此背景下，媒介產業造成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被理解和闡釋為經濟增長與文化進步的必要犧牲。
除對媒介消費與媒介產業進行生態批判之外，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同樣關注媒介領域的數字勞動。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所關注的數字勞動更多是與信息技術產業相關的體力勞動，他們指出，在以往大多數媒介研究中，關于數字勞動范圍的界定過于狹窄，研究者多關注媒介創意產業的精英或“工人貴族”所從事的勞動，而較少關注媒介行業中的體力勞動，因為對一種創意型數字勞動進行討論，能夠回避工資和令人麻木的束縛④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61.。換言之，媒介的物質性被刻意忽視。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強調，所謂“知識工人”“非物質勞動”“創意產業”等眼花繚亂的新概念對解釋工廠工人的情況并不適用，新興的媒體形式并不代表物質性的終結⑤MAXWELL R，MILLER T.The real future of the media［J］.M/c journal，2012，15（3）：1-10.，在媒體行業的全球供應鏈上，血和汗不僅僅是隱喻：真實的身體以極不平等的方式從事勞動⑥MAXWELL R，MILLER T.Our dirty love affair with technology［J］.Soundings：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2013，54（1）：115-126.，媒介產業工人的加班時長遠遠超過法定限度，而工資卻只有最低水平。從20世紀開始，“新國際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簡稱NIDL）的勞動分工格局逐漸形成，跨國公司大量出現，并將工業發達地區的生產體系向第三世界國家擴展。“新國際分工”導致媒介產業分散于全球流水線上，造成“數字勞動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digital labor，簡稱IDDL）⑦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61.。在新的分工格局之下，工廠為了使青年工人迅速適應快速而標準化的生產環境，剝奪了工人的多項自由權利，從而使工人陷入生存困境。而新格局導致媒介產業工人的分布零散化，媒介行業全球供應鏈的工會化程度嚴重不足，因此足夠的抗爭力量未能形成，這一點在欠發達地區尤甚。此外，媒介行業全球供應鏈的不透明使消費者處于完全的無知狀態中①MAXWELL R，MILLER T.Our dirty love affair with technology［J］.Soundings：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2013，54（1）：115-126.，在對經濟全球化進行討論時，人們往往只注意到高科技電子產品各部件的跨國組成，而忽視了供應鏈中工人的生存狀況，從而默許了其中存在的不公正和非正義現象。層出不窮、價格不菲的高科技產品是在嚴酷的勞動狀況之下造就的，但物的體系“隱去了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真正沖突”②鮑德里亞.物體系［M］.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46.，這些高科技電子產品只能對創造自身的生產活動和勞資關系保持沉默。
媒介技術所帶來的，不僅是各種新奇而先進的電子產品，還有各種電子產品報廢后生成的有害垃圾。這些電子垃圾的去向對現代文明社會來說是未知的。媒介產業代表綠色與清潔，但媒介產業產生的電子垃圾卻是發達國家城市垃圾中增長最快的部分，也是美國重金屬和有毒污染物的主要來源之一。隨著媒介產業的產品規模日益擴大，電子廢物的全球處理鏈也日趨復雜，為了規避回收有害電子垃圾所面臨的高額成本和嚴格監管，80%以上的電子垃圾被運往第三世界國家。在那里，電子垃圾中所含的數十種有毒化學物質對土壤、水源和工人造成了持續的傷害③MAXWELL R，MILLER T.Green smokestacks？［Commentary］［J］.Feminist media studies，2008，8（3）：324-329.。而這種電子垃圾的跨國流動同樣受到“新國際分工”的邏輯驅動。在廣大亞非拉國家，電子垃圾多由沒有正式工作崗位的拾荒者（包括兒童）回收和清理。這些回收電子垃圾的從業人員在作業時甚至缺乏針對有毒金屬的基本保護措施。由于電子垃圾回收行業的“非正式工人階級”缺乏足夠的貨幣和社會影響，因此他們在媒體制作研究和政策界也沒有受到足夠重視。象征“高速”的先進科技產品與代表“遲緩”的邊緣弱勢群體共存④SHOME R.When postcolonial studies meets media studies［J］.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16，33（3）：245-263.，形成了信息社會電子垃圾全球轉運的奇特景觀。
從邁克斯韋爾和和米勒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現代媒介技術在其發展過程中既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遠距離交互，也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由勞動構成的社會關系，同時模糊了人與非人的自然之間的密切關系。隨著“新國際分工”在地理層面上的不均衡擴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功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內部人民再也“無法輕易感受到遙遠地區資本主義生產日益加重的環境負擔”⑤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89.，人與人的本質陷入深刻的異化⑥張蘇，張美文.國外學者關于數字資本主義與數字異化問題的研究進展［J］.國外理論動態，2021（1）：104-113.。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已經使其自身成為一種世俗的宗教，它“既是現代性的關鍵指標，也是其充滿厄運的預兆，是魔法與理性、自信與狂妄的混合體”⑦MAXWELL R，MILLER T.Green smokestacks？［Commentary］［J］.Feminist media studies，2008，8（3）：324-329.。在這一由技術統攝的超真實世界中，高科技產品帶來的種種幸福與便利，在相當程度上以社會剝削和環境破壞為代價⑧默多克，劉宣伯，芮鈺雅，等.媒介物質性：機器的道德經濟［J］.全球傳媒學刊，2019，6（2）：93-102.。因此，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沒有僅在理論上對以媒介技術為代表的數字資本主義進行抽象批判，而是以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對媒介行業的全產業鏈——包括全球媒介系統的生產、裝配、回收過程中勞動力與生態環境的狀況——進行考察的基礎上，揭示資本的生態破壞本質和社會剝奪特征。
面對媒介物質性造成的生態危機，邁克斯韋爾和米勒闡述了其關于官僚機構改革和“綠色公民”身份構建的設想。
一方面，邁克斯韋爾和米勒評估了當前官僚機構在“媒體綠化”中的作用，并尖銳地指出，大部分有能力作出決策的官員仍然追逐不受限制的經濟增長。官僚思想長久以來強調信息技術和電子產品的虛擬性，強調新技術的誕生和發展對社會經濟產生的積極影響，這對媒介技術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在這種宣傳的影響下，社會大眾往往將高科技媒介企業的形象與進步、清潔相聯系，而無法關注到其對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就如何在生態層面上對官僚機構進行改革，邁克斯韋爾和米勒認為，不能放任官僚機構進行所謂自我監督，而應當引入社會監督機制，提高媒體行業全球產業鏈的透明度。針對媒介行業工人的種種困境，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指出，改善媒介系統勞工的處境、實現數字勞工的“綠化”，取決于工作條件的透明化，這一變革需要廣泛的國際合作，需要依靠社會活動家、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工會成員的共同努力①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08.。對電子垃圾跨國轉移而造成的污染問題，邁克斯韋爾和米勒認為需要改革政治經濟體系，減少電子垃圾非法貿易的利潤，使其無利可圖②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30.。總體來看，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對資本主義官僚機構持批判態度，并將改變的期望寄托于多元社會力量的參與。
另一方面，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希望構建一種有效的“綠色公民”身份。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強調，其提出的“綠色公民”身份與不可持續地追求ICT/CE（信息與通信技術/消費電子）業務的增長互不相容。他們認為，“綠色公民”需要熟悉電子屏幕背后發生的現實物質生產過程，這一身份基于對環境保護事務的認真參與以及對綠色社會的政治和道德承諾③MAXWELL R，MILLER T.Our dirty love affair with technology［J］.Soundings：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2013，54（1）：115-126.。“消費者”這一身份具有排他性④孔宇，張艾晨.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前沿與現實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家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訪談錄［J］.新聞大學，2020（6）：109-120，126-127.。而“綠色公民”身份內蘊單個人的健康權利與其他所有人的綠色義務緊密相連的積極意涵，指向馬克思對于“自由人聯合體”的構想，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由“綠色公民”構成的社會應當是一個生態保護的命運共同體。從這一概念出發，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反對忽視個人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中所起作用的觀點，提出應當著力培育綠色公民意識，加強消費者之間的聯系，以應對生態危機。與之相似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達拉斯·史麥茲（Dallas Smythe）同樣堅信，消費者在生產消費品的強大資本面前擁有抵制的力量，絕非無能為力⑤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13.。但是，他們也預料到這一目標在實現過程中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與阻礙。當人們開始關注商品生產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時，商家則絞盡腦汁從綠色消費的風潮中牟利。因此，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消費理念不能也不會實現環保主義的目的。企業所推動的綠色商業進程與其牟利本性自相矛盾，這樣一種“綠色化”進程，由于其在經濟上的短視而是暫時的，由于其對本階級利益的維護而是膚淺的，因此企業主導的所謂綠色商業進程并不能產生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改善。
在構建“綠色公民”身份之外，邁克斯韋爾和米勒還對一種新型會計師或未來會計師角色進行了設想。這里的“會計師”意涵較為寬泛，類似于中文語境下的“審計師”，其首要職責是明確媒介領域中有毒物質的跨國流動、碳排放規模等問題①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對媒介行業進行有效的監督，并展現媒介產業工人的生存困境。新型會計師角色的出現將是媒介技術發展進程中的一次變革，他們擁有綠色公民的價值觀，致力于探索全球媒介供應鏈中的環境和勞動條件。②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cultural labor：the future of media accounting［J］.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studies，2012，6：697-714.盡管他們也會面臨關鍵數據被隱藏、毒素參數不明確等諸多挑戰，但是因生態倫理原則的引入，未來會計師不會陷入類似于“安全劑量毒素”的意識形態陷阱，他們將全面重估媒介系統產生的環境風險，為媒體生產商重新制定嚴格準則，使社會大眾清晰地了解媒介行業的生態影響以及全球流水線上工人的現實處境，從而實現整個行業的透明化，并顛覆全球商業運行的秩序和規則。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對新型會計師寄予厚望并非突發奇想，他們提出，目前在大型媒體機構工作的會計師處于媒體環境成本核算的信息中心，這一特殊的職位賦予會計師獨特的使命。他們同時承認，把未來會計師作為綠色文化勞動變革的關鍵推動者，將其視為“環境保護英雄”，是一種思辨小說式的設想③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cultural labor：the future of media accounting［J］.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edia studies，2012，6：697-714.，盡管這種設想暫時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條件，但是為改變現存制度，重新核算和評估媒體行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和對流水線工人造成的傷害，新型會計師或未來會計師角色的出現又十分必要。
邁克斯韋爾和米勒關注媒介技術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掠奪與浪費，并通過引入生態倫理學維度闡發了對媒介系統的生態構想，從生態視角對媒介進行了深刻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意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認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傳播理論需要在“意識形態和商品化的背景下關注媒介與傳播的雙重作用”④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M］.周延云，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可以說，邁克斯韋爾和米勒的探索是沿此道路行進的。邁克斯韋爾曾指出，他力圖將生態中心主義、積極主義、深度多元化和平等主義融入自己的媒介研究中⑤MAXWELL R.My media studies：ecocentric，activist，deeply pluralistic，and egalitarian［J］.Television &new media，2009，10（1）：100-102.，而在其與米勒的系列研究中，最為突出的特點便是引入了生態倫理學的維度。他們曾經指出：“媒體和傳播研究人員對媒體技術的思考幾乎沒有涉及生態倫理。”①MAXWELL R，MILLER T.Ecological ethics and media 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8，2：23.為了更為準確地評估人類對環境的態度，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對三種形式的生態倫理，即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態倫理、以地球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和介于兩者之間的生態倫理，進行了區分和討論。其一，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即人類中心主義，這一思想在環境治理政策界占據主流，以此為前提，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始終服從于人類的利益，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也倒向對人類發展需求的無節制滿足。就媒介領域而言，大多數政策都受到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操控，相較于保護自然環境，發展媒介技術以獲得更多“便利”顯得更為急切和重要。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下，向南半球欠發達國家輸出電子垃圾廢物甚至被理解和闡釋為一種高效的做法；
其二，以地球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即生態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的思想內蘊于對地球本身的關注中②MAXWELL R，MILLER T.Ecological ethics and media 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8，2：23.，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應當居于人類事務的首位；
其三，介于兩者之間的生態倫理，這一倫理不是完全的生態中心主義，也并不以人類為中心，而是將生存和受保護的權利延伸至人類以外的部分物種。
在對三種生態倫理進行區分后，邁克斯韋爾和米勒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共識無法達成的罪魁禍首，因為以往的全球生態合作往往因各種利益糾葛而無法實現。③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cultural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17，23（2）：174-185.在對生態倫理學的討論中，邁克斯韋爾和米勒堅定地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會使人類滿足并妥協于緩慢的生態改革進程④MAXWELL R，MILLER T.Ecological ethics and media 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8，2：23.，我們應擺脫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態倫理⑤MAXWELL R，MILLER T.Greening the medi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47.，“將生態倫理的價值觀念從人類中心主義轉向生態中心主義”⑥孔宇，曹浩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議題追溯：從帝國霸權到生態危機——理查德·邁克斯韋爾教授訪談［J］.新聞記者，2021（6）：88-96.，以生態中心主義的態度對待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媒介技術的發展。“綠色公民”需要遵守以地球為中心的生態倫理，舍棄追逐無限制增長的政治和文化邏輯，并對媒介領域狂熱的創新保持警惕，優先或至少在道德上考慮地球及其所有居民。只有這樣才能使業已遭到嚴重污染和破壞的生態環境得到恢復，實現媒體的“綠化”和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邁克斯韋爾和米勒的生態中心主義立場，可以看作是文學領域生態批評在媒體研究領域的移用，可上溯至誕生于19世紀20至30年代的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但就其拒斥人類中心主義從而倒向生態中心主義這一立場來看，邁克斯韋爾和米勒未能貫徹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立場，陷入了形而上學的窠臼中，這直接削弱了邁克斯韋爾和米勒關于生態之構想實現的可能性。威廉·萊斯（William Leiss）認為，資產階級對自然的征服被鼓吹為一種總體的人類朝向自由與幸福的進步，而實際上，“控制自然”觀念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無限制應用，已導致技術的非理性趨向和嚴重的生態危機。邁克斯韋爾和米勒顯然是在詳細的考察中注意到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危害性后，才選擇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猛烈批判，并要求一種以地球為中心的生態倫理。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這一人類學的思維范式和實踐論的自然觀，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并不意味著就會走向生態中心主義。一方面，生態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學強調生態規律是人類的道德底線①汪禹辰.從社會正義到生態正義——戴維·佩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探析［J］.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22（1）：38-46.，試圖通過生態規律之“是”得出生態道德上的“應當”②劉福森.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的理論困境［J］.中國社會科學，1997（3）：45-53.，但“應當保護地球生態環境”最終由人的價值選擇決定、由人根據人的生存利益決定，生態中心主義者卻在拋棄這一立場的前提下構想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這是無法成立的。另一方面，生態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學自身局限于人類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之中，要求不經由人類而從自然本身出發解釋自然的價值，這也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作為物種的人不能對自身實現超越，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堅持人道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并不等同于無限制破壞環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與自然的關系基于實踐基礎之上，主客體的統一能夠在實踐中得到完成，而實踐最為基礎的形式便是勞動，通過勞動，人類社會得以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時對工人與自然構成剝削，也就造成媒介系統中工人的生存困境和自然的嚴重破壞。因而，只有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在、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分析生態問題需要將人的問題視為根本，而解決人的問題，首先需要實現社會的正義，進而以一種真正的人的實踐去實現生態正義，化解媒介技術發展與應用過程中造成的環境破壞與生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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