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貴
（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240）
社會契約論是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基石之一，盡管以盧梭、霍布斯為代表的眾多學者對于“社會契約”的闡釋各有不同，但作為一種理論，它構建了“自然狀態”這一理想場域，并在其中推演了人類基本政治制度的產生邏輯。而無論是盧梭從“性善論”出發，還是霍布斯從“性惡論”出發，將理想的“自然狀態”推演到社會契約的達成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其中都至少包含了兩個基本要素——“人”和“利益”。
一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社會契約論中的“人”并不是一個脫離社會、只在自然意義上存在的個體，因為契約只有在社會環境中才能訂立、維持和湮滅，是對復數的“人”的關系的規定。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社會契約論所構建的“自然狀態”模型中，“人”是一個具有社會歷史性的范疇，同一個社會中，并非所有成員都被視為“人”。舉例來說，成年女性就被排除在了社會契約論“人” 的范疇之外。
這種排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成年女性彼時并不具有政治權利， 因此，“人”在這里，是一個具有政治權利的社會個體的集合。
在社會契約論所設想的“自然狀態”中，人們之所以選擇簽訂社會契約，其根本目的在于維護自身的利益。可見，私有產權的概念和社會資源的不平均分配現象在“自然狀態”之前就已經設定存在。一個事實是，私有更多社會資源——不管是物質資源還是非物質資源——的個體，相較而言會有更強的迫使其他社會個體屈從自己利益的能力。這種能力，我們通常稱之為權力，其在政治層面的映射則形成了政治權力。經驗地來看，一個擁有更多政治權力的社會個體，會更容易和更積極地捍衛、鞏固和增進自身的政治權利。于是，更多的社會資源導致了更多的政治權力，進而產生不同社會個體之間對應然相同的政治權利的不同態度。而這種在“自然狀態”中設定存在的不同態度，則使得社會契約在簽訂之前就不得不面對公平性和爭議性的內在詰問，除非簽訂社會契約的社會個體之間進行嚴格的互相篩選，以保證他們在政治權力和對政治權利的態度上高度相似。
一份有效的社會契約得以建立并有效運轉，不僅需要社會上具有政治權利的個體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到社會契約的制定中，而且要求他們能夠具有高度重合的利益需求（訴求）。盡管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下，受生產力水平的影響，篩選具有高度相似的政治權力和對政治權利的態度的社會個體簽訂社會契約，較之于現代社會具有高得多的可能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社會個體具有高度重合的需求——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還是選擇簽訂社會契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雖然在次要需求的優先順序上存在分歧，但他們最主要的需求是重合的。于是，當社會契約在他們之間簽訂并開始生效、最主要的需求得到妥善安排和解決之后，“人”們之間圍繞各自次要需求的優先度產生矛盾——即“價值沖突”——便幾乎就是一種必然，成為了社會契約的伴生物。
人面向自然和社會的需求是復雜的，眾多需求在優先度上的排列組合形成了一個人的價值觀念。于是，價值沖突就表現為了這樣一種結構性沖突：具有相似內容的需求，在不同的社會個體的排列組合中具有不同的優先度。
那么，人具有哪些內容相似的需求？在這方面廣為人知而又接受度較高的，是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該理論將人的需求由低到高歸結為生理、安全、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五種需求，更高一級需求的出現以低一級的需求被滿足為條件。這種不同需求之間的聯接邏輯關系，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也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支持，在后者看來，“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2]。盡管從一般的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馬斯洛的這一理論邏輯是順暢的，但在實際的社會實踐中，卻無法解釋眾多的特例。在這些特例中，人們的低一級的需求未被滿足，但卻在執著地追尋著需求層次理論中更高一級的那些需求。這些特例在過去通常被標識為“高尚”“美德”等，在現在卻更多地以后現代的方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它們無時無刻不在沖擊著人們對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認識。
從現實層面理解這一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的張力，就得對其進行某種修正。這種修正并不包括他的有關于人的需求的分類，而是這一理論中有關于需求的分布結構和位移規律。一方面是，現實生活中，人在某一階段并不僅僅擁有一種需求，而是從生理到自我實現的五種需求同時存在，只是在特定的時期里，由于其中的某種需求占據主導地位，才使得他表現出某種需求導向的行為。因此，人們的不同需求在結構上更像是一種表盤而非金字塔。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下，誠如馬斯洛所認為的那樣，人們的需求會沿著“生理——安全——社會——尊重——自我實現”的順序依次發生位移。但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在數量多到不能視為例外的情況下，人們的需求位移并不是線性而穩定的。比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無數熱血青年在自身生理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響應黨的號召加入志愿軍、投身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場，形成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無法理解的此類革命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的過程中，屢見不鮮。
于是，這就帶來并解釋了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價值沖突的兩種特征：一是普遍化。一方面，每一個人都會在特定時期成為某種需求占主導的行為體，這就使得一個社會中的所有人都可能卷入社會性價值沖突之中；
而在另一方面，價值傳遞的非線性規律，使得所有社會成員即使在舊有的、已滿足的需求上具有共識，在關于下一個主要需求的認知上也會存在分歧，從而導致價值沖突的發生。二是結構化。從個體層面來說，每一個社會個體都是由不同層次的需求以不同占比相互組合的混合存在，占比最高的那個需求主導著這一社會個體的行為。當不同的社會個體之間存在不同的主導需求時，帶有結構化特征的價值沖突就發生了。而從社會層面來說，相同需求主導的社會個體總是會傾向于聯合，以期實現群體共同的需求目標。當不同需求主導的群體在社會性稀缺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上存在分歧時，價值沖突就在他們之間產生了，從社會層面來看，這一價值沖突就明顯地帶有結構化的特征。
在就價值沖突的結構化特征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意識到，價值沖突存在著不同的類型，至少在個體和社會層面如此。實際上，當我們將時間（或靜止或運動）和空間（或個人或群體）這兩大因素納入考量之后，價值沖突至少可以分為如下四種：
一是人際沖突。這是某一個時間切片下，不同的社會個體所產生的價值沖突。它廣泛地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最易于被我們的感官所捕捉到。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信息流動速率不斷加快，人際價值沖突較之以往更為頻繁和顯性地袒露在社會個體面前。個體作為組成社會的最基本因子，使得人際沖突往往是群體沖突、代際沖突的最基本單元和個體層面的表現形式。
二是群體沖突。人是群體性動物，具有社會性的特征。因此，具有同種需求導向的社會個體往往會聚合起來，一則為了滿足自身的社會性認同，二則為了集合力量共同促進相同需求的滿足。然而，社會資源的相對稀缺性使其只能用來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社會主要矛盾在需求端的主要內容，由社會中最具普遍性的那種需求所決定，是最廣大的具有相同主要需求的社會個體的意志集合。不過，“阿羅不可能定理”告訴我們，“汝之蜜糖”往往意味著“彼之砒霜”，“無論社會契約如何彰顯‘每個成員都是共同體整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基本原則，都無法消解這些不同的部分之間（亦即不同的人之間）由于彼此歧異出現張力沖突的必然性”[3]。因此，對于滿足社會主要需求的努力，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其他社會群體，從而在價值層面上引起群體沖突。
三是自我沖突。所謂自我沖突，就是個人在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下表現出來的由不同需要為主導的行為之間的矛盾，往往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在個體層面的體現。人們的需求及其位移，與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密切相關。通常情況下，當社會生產力處于不斷前進發展的通道中時，居于其中的社會個體的需求便會不可避免地產生順序位移；
相反，當社會生產力發生倒退時，社會個體的需求結構也會發生逆序的位移。在這一過程中，人首先與不同時空中的自己產生價值沖突。于是我們就能看到，很多社會個體會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作出自相矛盾的需求表達。這也在提醒我們，理解任何社會個體的話語都應當回到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場域，否則就很容易遭遇自我沖突。
四是代際沖突。代際沖突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群體沖突，由于相同群體在時間維度上的主要需求的位移難以觀察、衡量和界定，因此，代際沖突可以視為是群體沖突在時間維度上的直觀體現。代際沖突指代的是這一類現象：不同世代處于相近的空間環境之中，但新生世代的出發點站在前輩所構建的基礎之上，二者坦露出的、差異性相當明顯的主要需求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與沖突。這種代際沖突普遍地存在于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當社會革命風雨欲來，新生世代往往以革命性變化推動者的角色走進歷史敘事，其價值觀念必然顯著區別于先輩世代；
當社會革命如火如荼，各種思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新生世代便再難認同舊有價值，從而與先輩時代產生價值沖突。即使在日常生活領域，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文明的飛速發展，新生世代的后現代價值也在某種程度上沖擊乃至解構著先輩世代的價值。
直觀地來看，不管社會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代際沖突似乎都具有某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似乎又和先輩們所達成的社會契約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在年輕世代誕生之時，先輩訂立的社會契約就已然存在，盡管年輕世代并未參與契約的訂立，卻不得不接受既定現實。換句話說，新生世代始終無法就既有社會契約的合法性進行表態，而當新生世代成長成熟后，對既有社會契約表達意愿的欲望會越來越強，這就為價值的代際沖突提供了適宜的溫床。
誠然，價值沖突在任何一個社會的任何階段都是存在的，但是它們的烈度也千差萬別。那么，是什么因素影響了一個社會中的價值沖突的烈度就非常值得探討。
首先是社會貧富差距問題。在一個橄欖型社會之中，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相近，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具有相近的生活境遇和目標，從而在需求結構上更可能產生共識。但貧富差距的拉大則會破壞這種理想的社會結構，增加社會兩端社會成員的數量，使得社會在整體上被壁壘分明地劃為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三個群體。而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中，存在一種低收入的社會成員在數量上占多數，但中高收入的社會成員在社會政策的制定上更具有話語權的矛盾。這種矛盾直接體現在三個群體對“什么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迥異認知上：低收入群體認為是溫飽，中收入群體認為是人身財產安全，而高收入群體則認為是環境保護或動物保護。在這樣的情況下，圍繞稀缺的社會資源，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往往面臨著不同群體之間頑固而又深刻的價值沖突。
其次是政治制度差異問題。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人類已有的社會形態中都存在價值沖突，而影響其烈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該社會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及其歷史階段。一方面，一種新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夠得以建立，就在于其解決了舊有政治制度無法解決的烈度較高的社會性價值沖突，因此，其初創期的社會性價值沖突的烈度較低。而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性“馬太效應”使得民眾階層躍升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階層的固化和凍結帶來了各層次社會群體之間在價值認知上的相互隔絕、互不理解，社會性價值沖突由此不斷富集，烈度也便不可逆地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在影響社會性價值沖突的烈度方面，也明顯地存在差異。就當前的西方資本主義政制而言，表面上看統治階級推行的“福利政策”似乎緩解了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社會性價值沖突的烈度似乎不高。但實際上資本的逐利本能一直在鞭策統治階級不斷加大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階級矛盾一有合適時機就迸發出來。近年來美國發生的“我不能呼吸”的黑人慘遭凌辱、殺害事件和沖擊國會山事件；
法國發生的黃馬褂事件等，都在不同側面、不同程度地昭示了資本主義政制下高烈度社會性價值沖突的本質。相比之下，在社會主義政制之下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堅守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社會性價值沖突可以及時進行科學疏導、解決，從而避免社會沖突擴大。
最后是教育宣傳質效問題。教育宣傳的質量和效果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其社會內部的價值沖突的烈度。“教育宣傳”在這里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有效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另一個是新聞媒體的宣傳報導。一方面，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中，理性而具有辨識力的社會公民更愿意在面對與他者的價值沖突出現時，或接受妥協，或尋求仲裁，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社會整體的價值沖突烈度。而這種合格的社會公民的培養，仰賴于有效的學校和家庭教育的相互配合，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獵奇和追求關注度的本性，使得那些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念很容易成為個別新聞媒體樂于捕捉的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對監督他者的新聞媒體本身欠缺管理和監督，就會易使個別新聞媒體走上一條無限制追逐流量、為創造熱點不擇手段的歪路乃至邪路，致使社會整體價值沖突的烈度不斷抬升。因此，必須強化優化宣教工作，注重正面引導，科學化解社會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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