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沛鵬,鐘云華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湖南長沙 410081)
后疫情時代的大學生,一方面是求穩心態下,由“高創業意愿和低創業行動”轉變為“創業意愿和創業行動雙低”,主動規避創業帶來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是競爭狀態下,受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而創業失敗率高,承受由此帶來的各種成本。面對新形勢,國家在“鼓勵創新”的同時,號召營造“寬容失敗”的氛圍;高校改革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以貼合創業實踐需要;學界研究則從先前的創業意愿、創業影響因素、創業失敗等轉向創業失敗修復、再創業意愿、再創業績效主題。已有研究基于認知、前景或心理所有權等不同視角闡明了大學生創業失敗后的現實處境、心理狀態和決策選擇。[1-3]但進一步梳理發現,這些研究其實都只考察了大學生創業失敗后的某一側面,并未充分解釋“創業失敗”這一事件本身對大學生施加的具體影響以及這些影響是否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改變而改變。
有關烙印理論的研究表明,個體的生命周期中存在若干個“敏感時期”[4],在敏感期內極容易形成與環境相匹配的行為模式。大學生正處于心理發展的敏感期,創業本身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不穩定性,導致大學生在敏感時期建立與外部環境特征匹配的行為模式、傾向和慣例用以降低不確定性。[5]作為不確定事件的結果,創業失敗所蘊含的價值和帶來的成本會對大學生認知、行為產生復雜的影響,并且其往往嵌入社會、學校和家庭等環境中,進一步施加不確定影響,最終在大學生整個生命歷程中生成創業失敗烙印。而個體在不可避免的環境影響下帶上的可辨識性烙印,會指導個體行為并影響著個體決策。[6]但目前學界并未對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這一概念給予足夠的重視,難以為后續探討其與大學生創業行為的關系提供基礎的理論資源。因此,本文基于烙印理論的視角,關注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原因以及形變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可能的應對策略,為推動政府和高校理解大學生創業失敗,培育和保護大學生創業精神提供參考。
(一)烙印的內涵及分類
烙印理論最早可溯源到生物學領域,奧地利生物學家洛倫茨將烙印定義為個體對環境刺激所表現的原始而快速的學習方式,而對于學習之后產生的行為方式,則稱之為“印記”。[7]70隨后在管理學領域,馬奎什和蒂爾奇克明確將烙印定義為在一個短暫的敏感時期,一個焦點實體發展出反映環境突出特征的特征。[8]201他們強調了烙印的三個核心特征:(1)存在易受環境影響的敏感時期;(2)焦點實體在環境強有力的影響下形成反映環境顯著特征的特質;(3)影響具有持續性。烙印雖然發生在短暫的特定期,但會持續穩定影響個體行為,且這一影響并非持久不變,而是會消退、加強或轉化。[9]最后在社會學領域,戈夫曼將烙印定義為使人遭到貶抑之特質。他強調烙印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們將某些被貶抑特質與特定族群連結,遭主流社會或擁有權力者簡化歸因,導致這些特定族群的權益受到損害。[10]
關于烙印類型的劃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負向論。以戈夫曼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烙印本身意涵了消極性,是與主流價值觀不相符合而被貼上了可能遭受貶抑的負面標簽。[11]二是正向論。有研究者將烙印劃分為認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兩種烙印能夠賦予被烙印者更扎實的專業知識、更廣博的視野和更高的敏感性,從而更從容地面對和把握不確定性。[12]三是中性論。秉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烙印更多是個體或組織面對外在環境影響而生成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對于個體或組織后續行為的影響還應受到特定情境的約束,即具有不同作用方向的是特質對后續行為的影響而非特質本身。
(二)烙印理論的相關研究
烙印理論主要用于解釋特定階段的環境特征如何對個體或組織產生影響,以及烙印又如何持續影響個體和組織的行為。[13]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是在創業領域的研究。一是烙印通過信息機制影響個體行為選擇研究。馬奎什等發現公司創始人的政治烙印會影響其信息過濾機制,這種烙印限制了企業潛在的戰略選擇,進而對公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4]802田莉認為強資源約束情境下公司高管的創業烙印會持續影響他們信息處理機制,使其偏好于新穎的資源配置決策。[15]16二是不同情境下創業失敗烙印的影響差異研究。黎常分析了社會文化特征對區域創業活動的影響差異,發現在農村與城鎮之間,創業失敗的社會烙印對農村的影響小于城鎮;在東部農村與中西部農村之間,創業失敗的社會烙印并沒有體現出顯著差異。[16]1894三是創業失敗烙印與連續創業活動的關系研究。鄭馨等通過對中國范圍跨區域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首次創業失敗會形成負向的失敗烙印,從而對連續創業活動產生消極影響,抑制連續創業活動的開展;進一步地,研究從個體、創業活動以及環境特征三方面,揭示了負向烙印的消退機制。[17]5
另一方面是在教育領域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基于烙印理論,探討某一特定類型的學生(被烙印者)在學校環境(烙印者)的主動引導下,內化主流倡導的某種精神力量,從而形成持久而穩定的烙印。張家軍等基于烙印理論視角,認為在培育師范生鄉村教育情懷時,師范院校(烙印者)和師范生(被烙印者)共同構成了烙印過程的主客體要素,經歷“服從—認同—內化”三個階段后,正向烙印效應得以彰顯并產生效力。[18]林克松則探討了職業院校培育學生工匠精神的機制與路徑,一是從職業院校學生(被烙印者)和職業院校(烙印者)構成的烙印基礎、烙印過程和烙印形變三部分構建起烙印機制模型;二是則從監測烙印定位烙印目的,設計烙印過程以及監測烙印效果三方面闡釋實施路徑。[7]74
綜上所述,烙印內涵在生物學、管理學、社會學領域都得到了深化發展,且在創業、教育領域的研究也充分揭示了烙印理論具有極強的外在遷移性。但目前在大學生創業失敗領域中,創業失敗烙印并未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關注。因此本文基于烙印理論,綜合吸收已有研究的理論精華,深入探討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如何生成、如何形變以及應該如何應對,為政府和高校更好地培育大學生創業精神提供有益見解。
為了盡可能地透徹解析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本文在闡述大學生處于敏感期這一生成前提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創業失敗嵌入的社會、學校和家庭環境這三重生成來源,從而揭示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原因。
(一)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前提:大學生處于敏感期
通常而言,個體的角色過渡期也是其對環境的敏感期,在該時期內的個體為了適應新角色的要求,原有認知模式會發生較大的改變,使得個人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為了盡可能地減少這種影響帶來的不確定性,個體會在外部環境作用下觸發認知“解凍”,生成與新環境相適應的“腳本”和架構。[19]大學生創業者在一段創業歷程中通常會經歷兩個過渡時期,第一個是創業前期由“大學生”向“創業者”角色轉變的過渡期。在這個時期,身處象牙塔的大學生,其“學生思維”和“認知水平”會遭受“創業者”角色的挑戰。面對著創業過程中因不確定性或棘手難題而產生的焦慮,大學生需要在高壓的環境下革新自我認知模式,生發出與創業環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第二個是創業失敗后由“創業者”向“大學生”“求職者”“就業者”等角色轉變的過渡期。處于這一時期的大學生,一是要應對創業失敗帶來的經濟、情緒和心理等成本,二是在創業期間建立起來的認知模式也遭受“求職者”和“就業者”角色的挑戰,三是主動采取的創業失敗歸因、創業失敗學習等行為也受到所處環境的約束。
不同敏感期內的大學生認知變化并不一致。在第一個敏感期內,大學生面臨著雙重不確定性,一重是創業本身的不確定性,另一重是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兩者疊加導致大學生原有的認知迅速發生“解凍”并建立起新的認知模式。而在第二個敏感期內,之前與創業匹配的認知模式又會承受創業失敗帶來的一系列挑戰,但此時大學生面對的是既定的“創業失敗”和不確定的外在環境,他們的思維方式在不斷“解凍”與“重建”過程中,必將持續受到外在環境的侵染,進而為生成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打開了“窗口”。
(二)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來源:創業失敗嵌入的社會、學校和家庭環境
對于大學生創業者施加影響的個體,其實是指代烙印的來源,包括多重因素在內的復雜情境。[7]72在大學生創業過程中的不同敏感期,其烙印來源通常不易分辨,但總體而言,可將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來源劃分為創業失敗所嵌入的三重環境。
首先是社會環境。一是制度性的話語施壓。國家為了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條例,為創業者提供創業資源、營造創業氛圍,拉高了社會對于創業的期待值。但宏觀制度性話語建構的“創業形象”與微觀大學生主體切身體會到的“創業疼痛”發生激烈碰撞時,勢必會導致大學生個體想要逃離制度約束,失去為自身創業失敗處境“發聲”的官方途徑。所以當創業失敗成為社會之普遍現象時,社會本身就會成為創業失敗烙印重要的生成來源之一。二是文化性的氛圍渲染。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所有的文化都會孕育出創業失敗烙印,只是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而呈現顯著差異?；舴蛩固┑挛幕S度理論中的權力距離文化維度和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維度表明[20],中國是較為典型的高權力距離國家和集體主義的關系社會。因此,一方面高權力距離下的大學生創業者在進行創業決策時,更多依賴自身而非他人,導致他們在創業后更容易將失敗原因歸咎于個體責任;而另一方面大學生創業者也將自己視為集體的一員,與集體成員產生道德聯系而非單純的利益聯系,他們在創業失敗后也會深感未能履行好自身的責任和義務而產生強烈“內疚感”,從而也更容易遭受創業失敗事件打擊而生成創業失敗烙印。
其次是學校環境。一是來源于創業失敗教育的缺位。學校創業教育在啟發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和鍛造大學生的創業精神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21]但是傳統創業教育為了使得創業課程更具激勵性和鼓舞性以及為了更容易獲得政府的支持,在理論上偏重傳授創業成功的顯性知識,缺少對創業失敗的關注與分析。[22]99同時也因為關于創業失敗的相關研究,比如創業失敗程度、創業失敗成本等問題在理論界尚未達成共識,導致傳統的創業教育難以將有關創業失敗的學習內容納入教學體系,最終造成大學生在創業失敗后不僅不能進行有效的創業失敗學習,反而會因此烙上創業失敗的烙印。二是歸屬到學校場域主體的互動影響。學校通過創業課程的組織、安排和創業活動的施行、開展,能夠有效將創業導師、創業優秀校友和有創業意愿的潛在大學生創業者集聚起來,促使他們在學校創業文化的熏陶下共同開展創業學習。而大學生創業者在此過程中通過直接與老師、同伴或其他創業者的互動和交流,可以獲得有關創業榜樣的直觀認知,他們在觀照自身處境時直接被銘刻上深深的烙印。
最后是家庭環境。家庭資本所能提供的資源情況、家庭創業史及其衍生而來的創業價值觀等因素,在形塑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的強化作用。對于沒有穩定收入來源和社會關系網絡較為簡單的大學生來說,家庭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是影響其是否創業和創業后能否快速從失敗中修復的重要因素。面對著創業失敗所帶來的經濟成本,大多數父母都會盡力為大學生創業者償還部分或者全部負債,盡可能減少子女所承受的經濟壓力以及由此帶來的信譽損失;而面對創業失敗所帶來的社會成本,父母則有可能充分利用自身的社會網絡關系,通過在“交際場”上的“長袖善舞”來幫助大學生創業者修復舊有的社會關系以及拓寬新的社會關系,培育大學生創業者的社會資本。但是,對于那些并不能從家庭汲取足夠資源的大學生創業者來說,他們的父母往往更希望他們在學校能夠以學業為主,反對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創業上。所以當他們創業失敗后,也大概率不會和父母提及“創業失敗”,而是選擇獨自“舔舐傷口”,增大了生成創業失敗烙印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情境因素的影響并不是非此即彼和一成不變的。恰恰相反,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通常受多重情境因素的交互影響而構成“多重烙印”,并且大學生創業者的個體經驗或原有烙印也將和情境產生交互作用,從而影響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生成[8]197。
基于文獻回顧和前文分析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在不同環境中受創業失敗不同影響而生成的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可被劃分為正向烙印和負向烙印兩種類型。正向烙印是指創業失敗價值對大學生創業者的影響。創業失敗經歷本身可以為大學生創業者提供了反思和學習的機會,有利于提高大學生創業者的認知水平和能力水平,從而更好地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負向烙印是指創業失敗成本對大學生創業者的影響。創業失敗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會波及社會關系網絡,經濟成本會影響自我評價,情緒成本會降低自我效能感,三者共同影響大學生創業者而生成負向烙印。
烙印理論指出,一旦形成烙印,即使環境發生改變,形塑在個體身上的烙印依然穩定[23],還能夠對個體施加持續的影響。但持續的影響并不意味著永遠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改變,個體烙印會發生正向和負向兩種形變,包含激活、加強和消退、減弱四種機制[8]207-222。而且兩種類型的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之間也并非完全割裂,它們隨著情境的不同變化,彼此之間也會相互影響、演變,共同作用于大學生。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正向烙印和負向烙印兩種類型,構建了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的形變機制模型(見圖1)。
圖1 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形變機制模型
(一)大學生創業失敗正向烙印的正向形變
個體可能因接觸到與烙印一致的信息,導致烙印的激活和加強。[24]創業失敗后的大學生接觸到與創業失敗烙印內容相似的信息時,會回想起產生烙印的創業失敗經歷,并在有價值的信息驅使下按照特定的社會身份行為,正向烙印由此被激活或加強。[25]首先是政府政策信息的指引。在中國情境下,因為政府所頒布的政策信息極具可信度,所以個體在決策過程中高度依賴政府的政策信息。[14]805一旦政府釋放鼓勵再創業的訊號,有過創業失敗經歷的大學生會重新審視前一次創業失敗經歷給自我認知和能力水平帶來的提升情況,進一步肯定創業失敗所具有的內在價值。因此政府政策信息作為一種可信的信息源可能會對個體的烙印產生影響。[15]6其次是學校和家庭環境所提供的創業信息。大學生創業者在創業失敗后的學習、生活場所主要集中在原生家庭和學校內部,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這兩個場域內的創業信息。特別是學校在施行創業教育時所舉辦的創業實踐活動、家庭內其他創業者踐行“言傳身教”的創業理念也會使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發生正向形變。最后是社會關系網絡中所嵌入的創業話題。大學生創業者與老師、同學或者創業伙伴的日常交流也有可能引發創業失敗學習。他們從中可以總結失敗原因、避開失敗陷阱、擴大知識集合、療復心理傷害、重構社會資本網絡,并在未來的創業活動中繞開前人的失敗陷阱,提升創業的成功率[22]96,進而實現創業失敗價值最大化,激活和加強大學生創業失敗正向烙印。
(二)大學生創業失敗正向烙印的負向形變
很少有研究在個人層面上探索烙印消退的動態性,迄今為止的證據還沒有明確定論。[26]根據烙印理論和已有的研究,大學生創業失敗正向烙印發生負向形變,有可能是受到以下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隨著競爭環境的變化,大學生創業者在創業失敗經歷中學到的反應或知識集在新環境中不再具有優勢。[8]224當大學生選擇轉換“賽道”,在與此前截然不同的創業領域“開疆拓土”時,原先的創業失敗經歷不再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創業失敗正向烙印開始發生負向形變,也就意味著在新的創業領域他們喪失了知識或者能力上的部分優勢。另一方面是大學生創業者也可能因持續接觸與烙印相反的信息,導致烙印的消退和減弱。伴隨著環境的變化和創業領域的“脫域”,大學生創業者有可能完全置身在與創業毫無關系的情境當中,比如創業失敗后將回歸學習,選擇考研或者考公,又或者選擇求職而步入實習和工作崗位。在“之乎者也”或“循規蹈矩”中創業失敗正向烙印失去了“用武之地”,使得大學生創業失敗烙印有消退或減弱的可能。此外,在時間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下,新產生的“烙印”雖然并不會完全取代創業失敗烙印,但“多重烙印”的交互作用也有可能促使大學生創業失敗正向烙印發生消退和減弱。
(三)大學生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的負向形變
有研究發現,當創業者創業失敗時的年齡越小,越有可能擺脫負向烙印的作用,而且寬容的氛圍和社會支持也有助于創業者創業失敗負向烙印消退。[17]5由此出發,大學生創業者相較于其他類型的創業者,“年輕”是其優勢所在。他們在大學期間進行的創業嘗試,其性質并非“非創不可”的生存型創業。[27]即使創業失敗了,他們也有可能在自我調節作用下及時恢復過來,擺脫負向烙印的作用。而且對于大學生來說,創業的機會成本相較于其他類型的創業者更小,這也意味著創業失敗并不會帶來除創業失敗負向烙印外的其他負向烙印,降低了不同負向烙印相互作用而促使烙印強度升級的可能。同時在政府政策的鼓勵和支持下,高校內部形成了更為濃厚的“寬容失敗”氛圍,也為大學生創業者再創業提供場地、設備、服務等支持,有助于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的消退和減弱。
(四)大學生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的正向形變
大學生創業者在“自我保護”動機下對創業失敗成本冷處理,致使情緒、經濟和社會三種成本沒有得到及時且妥善的解決,從而導致創業失敗成本在大學生創業失敗后很長的時間內持續對他們產生負面影響,不斷加深創業失敗烙印。大學生創業失敗后,除了會面臨來自經濟和心理方面的懲罰外,也可能會被其所處的環境貼上“創業失敗者”的負面標簽,生成失敗的社會烙印,進而承受更多來自社會的懲罰。[16]1889盡管創業失敗這一現象引起了各方的普遍關注,但在社會層面“鼓勵創業、寬容失敗”的氛圍并未“蔚然成風”。特別是在集體主義下的“反失敗偏見”,仍然讓創業失敗者飽受污名和自我污名化,從而使大學生創業者在創業失敗后形成失敗恐懼。對于想要再創業的大學生來說,更有可能因為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發生了正向形變而“不能謀定而后動”。因為經歷創業失敗后的大學生可能難以及時還款而被列入“失信名單”,影響征信,從而也影響了后續再創業過程中信貸的獲取。此外,關于創業失敗,高校在理論層面缺失的內容以及實踐層面的選擇性忽視,導致大學生盡管接受了創業教育,卻難以習得創業實踐過程中所要求的創業品質和創業能力,也錯失了應對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發生正向形變的良機。
面對創業失敗烙印不同類型以及不同的形變機制,不同主體可以運用不同的策略來應對。除了應對不同創業失敗烙印而發展不同的策略之外,相同的策略也可以應對不同的創業失敗烙印。因此,本文從政府、高校和家庭三個主體出發,提出以下的應對之策。
(一)政府建立行之有效的幫扶機制,降低創業失敗生成負向烙印的可能
雖然創業失敗成本是大學生通過創業來探索自身可能性過程中需交給社會的“學費”,但政府也可以“有所作為”,通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輿論氛圍的引領來減輕創業失敗成本對大學生創業者造成的消極影響,從源頭降低創業失敗形成負向烙印的可能性。具體而言,一是完善現有的創業政策,除了在既定的場地提供、租金減免、稅費優惠、創業補貼等方面做出引領性的規定之外,還應該聚焦在創業失敗修復方面,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援助通道和服務體系,減弱情緒成本對大學生創業者的影響強度。二是通過主流媒體加強對社會輿論的引導,使人們能以客觀、包容、體諒的態度對待創業者的失敗,營造寬容失敗的氛圍,減輕大學生創業者對創業失敗的恐懼感,減弱創業失敗社會成本對大學生創業者的影響強度。三是政府引導建立“大學生創業資金池”,提供貸款代償服務。通過以政府引導、社會主體加盟的模式,建立防范大學生創業失敗的“風險資金池”,面對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創業失敗大學生,給予不同等級的代償額度,降低創業失敗經濟成本對大學生創業者身份的影響強度。
(二)高校順勢而為改革創業教育體系,促進創業失敗正向烙印的正向形變
除了積極應對創業失敗的負向烙印之外,高校還應重視創業失敗的價值,發揮正向烙印的效應,促進創業失敗正向烙印的正向形變。一方面,在創業教育中補充創業失敗內容。高校通過從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創業失敗、增強大學生防范創業風險意識、提高大學生創業失敗修復能力和提高大學生創業失敗學習能力四個方面對現行創業教育進行補充[28],幫助大學生養成正確的創業觀、做出理性的創業決策以及利用其豐富的學習價值。另一方面,建立創業失敗學習資源庫。從創業失敗中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本來就屬于一種正向烙印,能夠作為大學生創業認知的清醒劑,幫助他們認識到創業的高風險和高失敗率,加強創業再評估以及心理承受能力。所以,高校可通過建立大學生創業失敗學習資源庫,利用創業失敗的價值,促進大學生的創業失敗學習。此外,高校還可以通過利用創業實踐基地內“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來推動大學生創業失敗正向烙印正向形變,鼓勵創業失敗大學生利用實踐基地內的各種活動來鍛煉自身的抗挫折能力和創業意志品質,順勢而為培育大學生創業精神。
(三)家庭發揮“避風港”的保護作用,阻礙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的正向形變
為了盡可能地阻礙大學生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發生正向形變,扮演著“保護者”角色的父母,應充分調動家庭的資源,發揮“避風港”的作用。一是幫助大學生在創業失敗后進行合理的創業失敗歸因完成自我接納。父母應積極與大學生保持良好的溝通,一起復盤創業經歷,分析創業失敗原因,幫助大學生進行合理、全面的歸因,促進他們從創業失敗中自我反思并調整自身行為,保持較高的自信水平。[29]二是幫助大學生修復舊有的和拓寬新的社會關系網絡。大學生創業者的社會關系網絡是阻礙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發生正向形變的重要資源。通過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他人的支持,大學生能夠獲得情感的慰藉、彌補心靈的創傷以及償還創業失敗債務,直接阻礙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的正向形變。因此,父母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資源,幫助大學生修復因創業失敗社會成本而破裂的關系網;另一方面則可以組織家庭聚會活動、鼓勵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或者培訓班來增加大學生積累人脈和社會經驗,盡可能地避免大學生“固步自封”而使創業失敗負向烙印發生正向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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