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新常態下重慶,供大家參考。
新常態下的重慶 （下集）
第一部分 網友問答 黃奇帆：
萬商云集的過程， 就是千百萬人才云集的過程。
吳小莉：
那我就聽到了一個故事， 您跟鐵道總公司還有一個“對賭” 。
黃奇帆：
他說你如果數量上去了， 我價格可以低一點， 我說你價格低了， 我數量就上去了，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對賭” 了。
串場：
63 歲的黃奇帆， 是浙江紹興人。
他職業生涯的前半段， 都與上海聯系在一起。從 16 歲開始， 黃奇帆一步一步， 從上海焦化廠的工人、 技術員， 當上了工程師和副廠長。31 歲的時候， 黃奇帆步入政界， 主要經歷都與經濟相關。
舉例來說， 浦東開發就有黃奇帆的一筆。
5 年前我采訪黃奇帆的時候， 他曾經告訴我說， 上海的文化是一個改革創新、 開拓開放的文化， 在上海工作讓他養成了改革的思維。
2001 年， 49 歲的黃奇帆來到了大西南的山城重慶。
從重慶的副市長、 到市長， 黃奇帆的工作重點， 依然是他熟悉的經濟領域。
有評論者認為， 黃奇帆在重慶的作為有著濃厚的上海色彩。
10 年前重慶就組建了國資經營平臺， 盤活重慶的存量資產。
6 年前就開始籌劃的外匯結算離岸中心， 令內行人瞠目。
而早在 2007 年， 重慶就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地票” 交易獨樹一幟， 成為了新型“土改” 的先行者。
從 2009 年開始， 重慶的GDP 增速， 每年都會進入全國 31 個省區市的前三甲。
去年更是高居全國第一。
在“新常態” 的大背景下， 重慶的未來何去何從？ 今天的問答神州， 將從網友關心的問題開始， 且看黃奇帆如何作答。
記者：
這里面， 我們還跟微博做了聯動， 所以有一個“吳小莉與行動者對話” 的微博上， 也放了說， 我今天來問決策者黃奇帆市長。
結果就有人這樣問了， 女神幫我問問， 重慶最窮的革命老區城口縣， 到底我們有生之年能看到高速公路和鐵路通進來嗎？ 其他地方大建鐵路， 城口縣什么也沒有建。
黃奇帆：
應該這么說， 城口這 10 年最大的變化就是交通。
10 年前， 我們到城口要花兩天時間， 如果坐火車要花一天一夜時間； 那么現在呢， 城口到重慶， 4 個多小時、 5 小時就能到。
重慶到四川萬源這兒是通高速路的， 然后萬源到城口有一條一級公路， 這一級公路呢， 已經在去年把它建成了， 花了幾十個億， 這算一個重大的變化。
那他剛才說是不是能夠建高鐵， 我想有一天如果西安到重慶通高鐵， 它一定會經過城口這個方向。
但是， 如果為城口去建個高鐵， 那不可能， 總是大城市和大城市有高鐵， 那這個方向是從西安經過城口到萬州到重慶， 這條線是成立的。
所以， 目前的規劃之中有這條線， 但是這條線具體的是這一年開工還是 3 年里開工， 這是鐵路總公司的國家規劃。
但是目前規劃里， 有這條線。
記者：
浙江省臺州市的鳳凰網友問， 我是一名沿海漂泊多年的重慶人。
從事軟件行業， 身邊有很多各行各業的重慶朋友， 我們有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一旦返回重慶， 就找不到了工作， 或者是只能夠找到比較差的工作。
請問黃市長， 在高新技術方面有沒有更多的規劃， 吸引在外漂泊的重慶人早日返鄉 。
黃奇帆：
我想， 最近， 重慶市委、 市政府制定了一個今后 10 年的產業發展規劃， 包括在五大服務貿易和十大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領域。
所以， 不管你是制造業的， 還是服務業的、 金融業的， 我想在重慶都會有很好的用武之地。
當然， 其實這個社會也不全是高新技術和高端服務業構成的， 常規的產業、 常規的服務業， 也在不斷的發展當中， 也同樣有升級、 改造、 換代的要求。
所以其實任何角度上，專業上的人才， 應該在重慶都能找到他的用武之地。
第二部分 渝新歐 黃奇帆：
怎么樣把重慶的貨直接通過**， 直接通到歐洲， 那我們末位便成了前哨，我們本來是處于劣勢反而變成優勢。
串場：
黃奇帆將重慶的地理位置用一個英文字母 Y 來形容。
在三條 Y 字形的對外路線當中， 重慶位于正中心。
向東， 沿長江而下， 重慶的人員貨物可以通江達海， 進入太平洋； 西南方向， 過昆明， 穿緬甸， 可以進入印度洋。
21 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 離重慶并不遙遠。
再看西北方， 從重慶出發， 經過**， 最終抵達歐洲中心的渝新歐鐵路， 正在成為中歐之間的鐵路大動脈。
這條 2011 年開通的線路， 與海運相比， 將貨物的運輸時間減少了一半以上， 運量也在節節攀升。
在采訪當中， 黃奇帆卻說， 渝新歐鐵路本身早已有之。
橫貫中國的隴海鐵路、 蘭新鐵路， 建成已經幾十年。
從**到哈薩克斯坦， 再經俄羅斯到歐洲的鐵路， 也早就存在。
問題是， 鐵軌擺在那里， 中歐之間的貨物和列車， 卻遲遲難以通過。
這又是為什么呢？
記者：
那我就聽到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您一直不斷說的渝新歐的這個鐵路， 當時要開這個鐵路的時候， 您跟鐵道總公司還有一個“對賭” 。
黃奇帆：
這個專列呢， 現在應該說， 是黨中央國務院推動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很重要的一個載體。
那么我們在這方面得到了國家很多的支持。
所以， 習**去年三月初訪問德國的時候， 曾經和默克爾一起到德國杜伊斯堡， 參加渝新歐火車開進這個車站時候的一個剪彩的活動。
總書記還說了，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歐之間、 中國新的一個聯系中歐的橋梁。
渝新歐是起點在重慶， 終點在德國， 是中歐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個重要載體。
***這些話一說呢， 應該說對我們很重大的積極鼓勵和推動。
去年一年里邊， 國務院有關部門賦予渝新歐五件好事情。
第一件事呢， 就是讓渝新歐的重慶車站——起點站——作為內陸火車的一類口岸， 這是很特殊的待遇。
因為中國的所有火車口岸都在沿海、 沿邊、 沿江， 內陸這是個很特殊的待遇。
第二個是汽車整車進口口岸。
第三個給了一個保稅物流園區的 B 區， 給了一個保稅區。
第四呢， 就是郵政班列， 郵政班列就是我們這個火車。
中國過去有 50 年， 中國和歐洲之間鐵路不通郵政， 所有的郵政包裹都是空運或者水運。
現在電子商務時代郵包滿天飛， 如果空運的太貴、 水運的太慢，火車呢是正好價格合理， 時間也比較短。
所以， 當下中國把這個中歐之間的郵政班列開起來， 也變得很重要。
黃奇帆：
所以去年， 一年時間里又給渝新歐五個戰略措施。
我剛才說到了四個。
最后一個就是你說的所謂“對賭協議” ， 這個“對賭協議” 不是我跟鐵道部同志不高興吵架。沒吵架， 我們兩個人好朋友， 坐在一起， 然后呢， 我希望他價格低一點， 他說你規模數量太少， 少的話他要賠本， 那么他說你如果數量上去了， 我價格可以低一點。
我說那你價格低了， 我數量就上去了，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對賭” 了。
解說：
2011 年， 渝新歐鐵路剛剛開通的時候， 運費是一個集裝箱每公里一美元。
2012年， 價格降到一個集裝箱每公里 0. 8 美元。
2013 年單價又降到了 0. 7 美元。
而對于黃奇帆來說， 最理想的價格是 0. 6 或者 0. 5 美元。
因為只有這樣， 渝新歐的鐵路的運費價格， 就可以與海洋運輸直接競爭。
黃奇帆：
我說， 你價格下來， 我一定超過 100 專列， 他說你只要達到 100 專列， 我一定價格給你低一點。
那么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價格低一點來推動， 如果到年底我們數量沒上去， 我還按原價付你錢、 補你錢， 但是如果我數量上去了， 你就按我們確定的合理價， 所以我們兩個好朋友， 做了一單好的合作。
最后的結果呢， 果然事隨人意。
我們去年因為價格下來了， 運輸量大幅度上升， 本來一年幾十個專列， 去年我們到了130 個專列， 今年可以到 260 個專列， 所以這個價格協議還是很起作用的。
記者：
原本你們卡在“雞生蛋、 蛋生雞的” 問題上， 總要有人先走那一步。
黃奇帆：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像“對賭” 一樣， 如果萬一你價格下來， 我還上不去，那我賠你。
解說：
在黃奇帆看來， 渝新歐鐵路過去之所以無法貫通， 是因為三個互聯互通的軟件沒有搞好。
第一， 渝新歐長達一萬公里， 經過六七個國家， 而這些國家的海關之間從來沒有協議。
如果一個企業把貨物從中國運到歐洲， 經過的每個國家都會進行關檢， 工作量大、 成本也很高。
第二， 沿線國家的鐵路部門， 沒有一個跨洲際的鐵路運行時刻表。
第三， 當跨地區的物流發生了以后， 就需要一種跨地區的物流公司進行服務。
過去這三個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從中國國內經**運往歐洲的鐵路運輸的運量很小， 企業基本上無法參與其中。
而重慶真正下定決心， 面對這些問題， 還是因為重慶對外貿易迫切需要一條這樣的線路。
黃奇帆：
那么我們之所以會推動渝新歐呢， 應該說還是跟惠普、 宏基、 富士康搞筆記本電腦產生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生產的量是全球的三分之一， 其中 30%、 40%是要賣給歐洲， 有個 30%是賣到北美， 還是 30%、 40％是在亞洲， 那么在這個物流體系里面呢， 如果我們的東西從重慶運到沿海， 再運到歐洲， 在這個意義上， 物流成本就高了。
所以當時呢， 我和跨國公司在討論怎么樣把重慶的貨直接通過**， 直接通到歐洲，那我們末位便成了前哨， 我們本來是處于劣勢， 反而變成優勢。
這樣就處于這個思考， 就研究重慶的筆記本電腦、 打印機， 怎么樣從重慶形成專列運歐洲。
那么一， 海關怎么樣一體化， 不能讓這些電腦每個國家都去一趟一趟的過安檢。
第二呢， 鐵路物流應該一體化。第三呢， 應該有專業公司進行 6 國之間的物流代理。
那么有了這個想法以后， 我們既然是作為政府的管理者， 有這些問題了， 就出面協調。
記者：
解決問題者。
黃奇帆：
我們從那個時候， 先是協調了六個國家的海關， 所以最終這個協議是溫家寶總理和普京——當時是總理——在莫斯科簽了幾個國家的海關“一卡通” 便捷通關的協議， 然后我們五六個國家的鐵路部門又簽訂了一個“五定班列” ， 那么五個國家、 六個國家的一個聯合的運行時刻表， 這個表我們把它叫“五定班列” ， 起點重慶、 終點德國杜伊斯堡， 叫定起點、 定終點。
12000 公里上有 120 個車站， 那么我們只停 12 個車站， 這就定路徑。
實際上， 這 12 個站就成了這六個國家很重要的鐵路物流的配送中心，
帶動這個車站所在的城市發展， 所以其實這件事呢， 的確是一個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個中歐之間包括跟東歐之間的友誼和經濟聯系的一個橋梁。
記者：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就是互相溝通起來以后， 各個方面都有益。
黃奇帆：
是這樣的。
黃奇帆：
所以政府是造環境。
我沒有任何門戶之見， 只要能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熱鬧” 就行了嘛。
第三部分 產業結構調整 串場：
從上海到重慶， 黃奇帆已經在山城工作生活了 14 年。
還記得， 5 年前我采訪他的時候， 黃奇帆說自己， 已經變成一個地道的重慶人。
對他來說， 重慶和上海一樣， 都有一種碼頭文化。
在他看來， 重慶人喜歡直來直去， 不拘一格， 解決實際問題。
5 年之后，我再次問黃奇帆市長， 最想對重慶人說點什么？ 他的回答是兩個字：
“開放” 。
黃奇帆認為：
開放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觀念、 一種制度安排。
內陸也能和沿海一樣開放。
解說：
這幾年， 重慶的電子信息產業和汽車產業異軍突起。
2014 年， 重慶的網絡終端產品生產了 1 億臺， 汽車年產 263 萬輛， 雙雙拿下了全國產能第一的好成績。
黃奇帆說，重慶的經驗是推動集群化的發展。
首先是推動一個產品的上游、 中游、 下游整個產業鏈形成集群。
例如汽車產業， 叫做“一加十加一千” ：
“一” ， 就是重慶的主打的汽車公司長安； “十” ， 就是重慶引進的國內外 10 家品牌汽車生產商； 而“一千” ， 是指 1000 家零部件的廠商， 由此形成產業集群。
第二種集群， 是同類產品、 同類企業的集群化。
第三個集群， 叫生產性的服務業集群化， 包括金融和物流的服務， 以及其它貿易的服務。
這三個集群， 形成了重慶相對的優勢與核心競爭力。
記者：
我記得上一次采訪您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電子信息產業怎么樣引進到了重慶來， 很多的新的產業在進來，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兩大的支柱產業， 一個就是電子信息， 一個是汽車產業。
但是， 電子信息的未來的發展性我們還是看得到的， 但汽車產業會不會也會慢慢的出現所謂產量過剩這種情況？
黃奇帆：
當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這兩種行業現在（重慶）
發展到了各有 5000 億的規模。
我們也考慮過， 比如說電子產品、 網絡終端產品， 與時俱進地說， 它除了做電腦以外， 以后終端產品可能和各種穿戴式的終端產品連上， 各種物聯網的終端產品也可以連上。
因為我們前面說的終端都是人聯網， 互聯網人和人交替的人聯網； 那么物聯網也會有很多終端， 以后呢， 既能造人聯網的終端， 當然也可以造物聯網的終端。
所以， 重慶把物聯網的發展， 也作為一個概念放在一起了。
所以你如果守著一個產品靜止地說， 做到一千億就沒市場了， 但你如果與時俱進地想這個產業鏈、 集群， 以及它的前景發展呢， 我自己認為， 這一個板塊還可以往八千億到九千億方向發展， 還有一定的空間。
那么同樣汽車呢， 現在這個概念呢， 我們到了 260 多萬輛以后可能， 300 多萬輛、 400 萬輛， 但到 400 萬輛以后——
記者：
成長空間有限。
黃奇帆：
可能也飽和了， 那么這個時候呢， 它的附加值的提高， 或者新能源汽車的覆蓋， 以及自動化汽車的覆蓋等等， 這也是一個與時俱進可以不斷發展的。
解說：
2014 年， 重慶在分析全國進口產品需求的基礎上， 聚焦并且布局了集成電路、液晶面板、 機器人、 新材料、 物聯網、 頁巖氣、 新能源及智能汽車、 生物醫藥、 MDI 一體化、 節能環保等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上中下游可全面展開。
2014 年， 重慶啟動了跨境電子商務、 離岸金融結算、 保稅商品展示交易、 保稅貿易、云計算大數據等“五大服務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