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希臘政治文明的創新表現為三個方面：城邦、民主制和公民身份及意識，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希臘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夠創新在于它對先前文明乃至原始社會風俗習慣的傳承，在鄰近的東方文明影響下希臘得以迅速重返文明社會，從而在其社會結構中保留了民主制這一寶貴的人類文化基因，并在希臘特殊的地理環境下將其發揚光大。因此古希臘的政治文明體現了創新和傳承的辯證統一。
關鍵詞：古希臘；政治文明；創新；傳承
中圖分類號：D0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1-0047-02
與當時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古希臘文明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它在哲學、藝術、政治等方面的成就可謂創新；同時它又是所謂的二次文明，在邁錫尼文明的廢墟旁建立，受東方文明滋養而產生，并開創了長達兩千年的西方文化傳統，可謂傳承。
一、古希臘政治文明的創新
古希臘政治文明創新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城邦的國家形式
希臘在古典時期只是一個文化概念。當時的世界并不存在一個叫做“希臘”的國家，只有一系列的文化同質的城邦——城市國家。和東方的鄰居波斯、埃及相比城邦實在是一種很特殊的國家形式，然而正是這種國家形式構筑了日后希臘奇跡的基礎。
城邦最突出的外在特征是規模小。面積一般不到100平方公里，人口則數千人，超過萬人的城邦鳳毛麟角，而古老的東方帝國的臣民動輒數百萬，幅員遼闊。希臘城邦的另一個特點是數目非常多，在整個地中海地區星羅棋布地分布著一千個以上的城邦。
讓東方人很奇怪的是，如此之多的小國各自為政的局面居然保持了數百年時間，由此可見城邦的獨立意識很強。城邦向鄰邦宣布自己的自由和自治，同時承認對方的獨立，沒有表現出東方帝國主義的那種強烈的領土擴張的欲望。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自豪感或重要性在希臘人的政治觀念中不存在。亞里士多德認為雅典30萬人口的規模對于城邦來說過大了，波斯的龐大帝國更是野蠻的、不文明的制度。在他的政治學著作中，只字不提這種古代世界主流的政治體制。
2.民主制的政體
到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世界主流的政治制度已經是民主制度了。古希臘人當時就意識到民主制是一種創新并以此為榮。雅典執政官伯利克里在一次演講中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范，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人的。”[1]
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權力的分散，這和東方帝國權力的集中形成鮮明的對比。以雅典為例，由全體公民參加的公民大會是城邦的最高權力機關，另有五百人議事會直接管理大部分行政事務，相當于雅典政府。陪審法庭是另一個重要的權力機關，它享有司法權，并部分參與立法，同時負責監察公職人員。除了十個將軍外的所有公職人員都從經過資格審查的公民中抽簽選舉產生，所有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均等的。
3.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識
公民是城邦結構中希臘人所特有的一種身份，古代的東方帝國是不存在公民的，只有臣民。公民和國家是相對應的概念，而東方的臣民對應的應該是君主而不是國家[2]。具有公民身份意味著對城邦的義務和忠誠以及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利。伯利克里甚至說：“在我們這里，每一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事務……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1]當希臘人以公民自居的時候，他有一種主人的自豪感，城邦的公共事務既是大家的公共的事務，又是他個人的事務。
城邦，民主制和公民是城邦政治文明的不同側面，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城邦的本質是公民的共同體，公民是天生的城邦動物，城邦不僅僅是公民的生活場地，它還使公民得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城邦本身就是公民的信仰。城邦時代結束后，希臘公民在大帝國中就感到精神失落，找不到心靈的歸宿。既然城邦本質上是由全體公民構成的有機整體，每個公民都必須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因此城邦在本性上是民主的，沒有民主就沒有城邦。
城邦屬于希臘政治文明的物質層面，民主是制度層面，而公民意識則屬于精神層面。城邦是后兩者的物質載體，是有形的東西。歷史表明精神層面的東西更能經受時光的考驗，顯示出最頑強的生命力。當城邦的建筑衛城和廣場淪為廢墟，民主制度悄悄藏在塵封的古希臘文獻中待人發掘時，公民的思維方式則不斷被西方的主流群體激活、響應。
二、古希臘政治文明創新的條件
在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四大文明古國都自己獨立發展出來的，即初始文明，而希臘文明則是派生文明。四大文明古國有一些共性，比如都誕生在開闊的大河流域，在創造自己的文明前都經過了漫長的史前期。希臘文明的形成卻有兩個相反的特點，可以視為它實現創新的條件。
1.“躍入”文明的高速度
古希臘進入或重返文明的速度是東方文明古國無法比擬的。東方文明是原生的，因而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通過自然演化進入文明，歷時很久。希臘本土曾存在過一個邁錫尼文明，它在公元前12世紀被蠻族摧毀，文字失傳，文明消失，進入了所謂的“黑暗時代”。由于原來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掉了，邁錫尼文明的創造者亞該亞人及其他希臘原住民重新回到原始社會，和征服者多利亞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他們共同構成“新”希臘人重啟通向文明的旅程。在先前文明的影響下，希臘人大大縮短了進入文明的時間，到公元前8世紀時就開始使用文字、建立城邦，一躍跳上文明的大舞臺。
東方文明的出現需要數千年的演化，古希臘社會僅用了三四百年的時間。希臘短時間內實現文明的飛躍，其直接后果就是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得以保留。古希臘沒有經歷大規模的部落兼并就步入文明、建立城邦，因而國家規模極小——一個城市而已。城邦前身為原始社會的部落聯盟，最早的政治制度為王政，繼承了原始社會末期的制度。然而城邦王政絕非東方的君主制度，“王政是荷馬時代（黑暗時代）原始民主形式”[2]，城邦大都經歷過王政——貴族制——民主制的演變，看似突兀，其本質卻差別不大。部落社會的習慣一直在希臘文明社會的機體深處潛伏著，好像一種隱性文化基因，沒有被淘汰，而是等待著表達的機會。在希臘民主政體中的元老院、公民大會、執政官中，我們可以從黑暗時代希臘部落的酋長會議、民眾大會、軍事首領那里找到原型[3]。
在東方帝國在數千年的演化歷史中，古老的民主制湮滅在歷史長河中。民主制、公共政治、公民意識和帝國的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沒有生存的土壤。它們是人類寶貴的文化基因，卻無法適應帝國的環境，最終遭到淘汰。比如，中國遠古的禪讓成為后人弘揚祖先美德的傳說，原始社會的民主超出了帝國臣民的想象力。特殊的機遇讓希臘人進入文明的同時保留了這個文化基因。但是基因的表達需要合適的外界環境。幸運的是，希臘的地理環境給它一個完美的表現機會。
2.獨特的地理環境
和東方文明古國相比，希臘的地理環境明顯不利于文明的生成。希臘適合農耕的土地被山川分割得支離破碎，除了帖撒利亞盆地以外，幾乎沒有一塊大平原。如果考慮到地中海上的小島及沿海的殖民地，希臘的地理版圖就更復雜了。希臘人只能在狹窄的山區谷地從事農業生產。另外希臘沒有初始文明普遍具備的水利農業，耕作完全靠季節性的雨水和山上流下的溪水。集約型的農業無法形成，東方社會引發部落兼并的一個重要條件在此不存在。
并不富饒的土地、群山的阻隔、先民熱愛獨立自由的傳統，給希臘世界的統一帶來重重困難，使那些野心勃勃的希臘英雄和東方君主望而卻步。古希臘歷史上城邦之間的征服并非不存在，然而征服的代價太高，被征服者會頑強抵抗，交通不變給征服者帶來很大麻煩，最后的收益很少，因為絕大部分城邦都沒有聚集太多財富。因此被征服的城邦最終又恢復到獨立自由的狀態。
在農業文明時代，小國寡民是民主制及其公共政治生活的必要條件。希臘世界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城邦基礎上的，城邦人口過多，會使公民的參與公共政治的熱情降低。城邦是全體公民共同占有的事物，人口也多，單個公民在城邦事務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小，就跟以人口為分母的分數值一樣。過多的人口還會使民主制無法實施，當時的人們還沒有發明出代議制這種東西，希臘民主制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直接民主。它以公民大會為最高的權力機關，城邦的廣場可以為大會召開提供公共領域，是一個決策中心和信息中心，過多的人口它無法容納。東方帝國的人口動輒數百萬，帝國的權力中心只能位于宮殿或者密室之中。
三、創新和傳承的辯證法
在希臘的政治文明我們看到了創新和傳承的辯證統一，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傳承是創新的基礎
希臘文明還是黑暗時代希臘部落社會的直接繼承者，原始社會的部落是城邦形成的基礎。在部落社會的許多因素中我們可以找到后來城邦制度的影子。希臘文明是派生文明，它產生的基礎是古老東方文明的熏陶及其先驅邁錫尼文明的滋潤。如果沒有這些早期文明的傳播，希臘本土的特殊地理條件不太可能滋生初始文明。同時代的腓尼基人也是希臘人的老師，他們帶來的字母是希臘人進入文明的必要條件。
2.創新是創造性的傳承
希臘城邦制度頗似今天生物技術中的基因工程的產品。物質匱乏的原始社會形成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雄厚財富基礎上的文明社會特有的文字、國家制度組合在同一個社會之中，這就是古希臘。希臘人的創新在于使這兩個本不相干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和諧相處，渾然天成。
3.創新成就了傳承
希臘人的天才創新為西方人保留了一個彌足珍貴的政治傳統。他們不僅成就了希臘奇跡，而且是西方文明成為和古代主流的東方文明相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為后世西方文明崛起埋下了伏筆，為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30，132.
[2]叢日云.西方政治文化傳統[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112-113，38.
[3]趙汀陽.城邦，民眾和廣場[J].世界長春哲學，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