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白癡》中論說死刑的不人道時，做過一番辨析：被判死刑比任何一種死都要殘酷，因為當事人確切地知道自己一定會在某一個時刻死去，臨死之前的精神折磨遠遠超過肉體的短暫痛苦。
許多患了癌癥的病人對此深有體會，當醫生給他們判了“死刑”，告訴他們還有幾年、甚至幾個月的生命時，他們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
王瑛也曾是被判了“死刑”的人，醫生告訴她只有3個月的生命。3個月，是如此的短暫，她哪能甘心。她決定跟老天賭一把，即使做化療做到腦水腫也不放棄。終于，在多次化療之后，她贏了！不僅如此，她還幫助很多癌友一起抗癌。
2013年9月1日，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以王瑛為原型，拍攝了一部電影。得知消息后，王瑛幫助過的病友陳蓉高興得落了淚，她說：“瑛子姐不但自己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也延長了我的生命。從瑛子姐拉住我的那一刻起，我的目光就開始追隨她的身影，看她笑，也看她哭……她就是一面旗幟。”
妹子別絕望，
聽老大姐講那過去的事
7年前的一個傍晚，正在上海華東醫院進行化療的陳蓉支走了母親，伸手去拔自己手上正輸液的針。陳蓉的心在日日夜夜的點滴中絕望了，她不想再繼續這樣的生活。突然，一只手蓋在了她的手上。陳蓉抬起頭，看到一個染著黃色短發、穿著病服的中年婦女正微笑看著她：“妹子，我叫王瑛，和你得的病一樣，但比你嚴重多了。我就住在你旁邊的床位，已經觀察你好幾天了，你總是這樣愁眉苦臉，可不好啊！”
“你也是肺癌晚期？”陳蓉一臉的不相信。
“我的癌細胞已經腦轉移了，我這不又來做腦部放療嘛。”王瑛拉著陳蓉的手，在床邊坐下來。
“腦轉移？”陳蓉的聲音一下提高了八度，她查過資料，肺癌腦轉移的死亡率非常高，存活下來的幾率只有1%～2%。可是面前的這個人，說起癌癥來如此輕松，似乎在說著別人的事，這激起了陳蓉的好奇心：“可你看起來……不像。”
“你現在的樣子就是我兩年前的樣子，但是我挺過來了。”王瑛的話里透著自豪。
2003年，王瑛還是上海浦南醫院普外科的護士長，41歲的她有個幸福的家，丈夫體貼、兒子乖巧。但2003年初，她發現自己的后背越來越疼，尤其是到了晚上，常常疼得整夜整夜睡不著。5月21日，趁著午休，王瑛在醫院做了個檢查，報告單上的結果一下子擊垮了她：肺癌晚期，癌細胞侵入兩肺及骨轉移。拿著檢查報告單，王瑛坐在醫院走廊的座椅上，大腦一片空白，想哭卻哭不出來。
那天下班后，王瑛沒有回家，拿著那張報告單，跪在了母親的墓地前。兩年前，開朗的母親被報告單上的“肺癌”擊垮，很快便離開了人世。王瑛深刻地感受到癌癥的可怕，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第二天，在丈夫的陪伴下，王瑛來到了上海華東醫院進行治療，然而專家會診的結果很殘酷，主治醫生搖著頭告訴他們：“你發現得太晚了，一般情況下只能活3個月，心態好的話可以活6個月。”
回去的路上，兩人都沉默了，而王瑛已經開始想著為自己準備后事了。晚上吃完飯，王瑛又來到書房，打開電腦，查閱關于肺癌的信息，越看越沮喪，她索性關了電腦靠在椅子上。到底是去醫院進行無謂的治療還是在家等死？她不知道。無意中，她看到一旁做作業的兒子正不時地偷偷看著自己，心情煩躁的王瑛火了：“你不好好做功課，老是看我干什么？”
“媽媽，我想給你講個故事。”被媽媽訓斥，13歲的兒子站起身，有點想哭。
“你哭什么呀？媽還沒走呢。”王瑛說著說著也哭了。
“媽媽，你一定要聽我把這個故事講完。”兒子來到王瑛的身邊，用小手幫媽媽擦著眼淚。
兒子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大二學生不幸患上了肺癌，然而他沒有放棄生命，用頑強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戰勝病魔，最終返回校園繼續學業。故事很簡單，但是在兒子略帶哭腔的講述中，王瑛的心被震撼了，她知道，兒子是在鼓勵自己，鼓勵自己要堅強活下去。
王瑛緊緊抱住兒子，說：“媽媽不會做逃兵的，媽媽向你保證，一定會看你走進高中。”
那之后，王瑛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在治療的過程中，王瑛卻一再要求使用遠遠超出自己承受范圍的藥物，并且化療與放療同時進行。整整10個月，她經歷了9次藥物極限量的化療、胸椎骨10次放療、肺部30次放療。在與癌細胞的搏斗中，王瑛贏得了第一個階段的勝利，她的病情穩定了，腫瘤細胞全部縮小，壓迫脊椎神經的腫瘤縮小，而兒子也順利地進入高中。
手牽手，
我們一起走過生命寒冬
聽完王瑛的故事，陳蓉搖了搖頭說：“大姐，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么幸運。”看到陳蓉還是這么沮喪，王瑛笑著說：“妹子，我也不勸你，你要是想等死，那你就拔掉針管，姐當沒看見；但你要是想和姐一樣，看著孩子上初中上高中，甚至上大學，那你就相信姐，咱賭一把。”
王瑛走后，陳蓉想到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女兒，心里生疼……
兩人交談后的第二天，王瑛就去做醫生制定的25次全腦放療，而她的精神狀況一次比一次差，做到第5次時，王瑛癱瘓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看到王瑛的床邊每天都有親戚朋友勸她不要繼續放療了，陳蓉也覺得自己有話要說。一天傍晚，王瑛丈夫去打水，陳蓉坐在王瑛的床頭說：“大姐，你太難了……”說著，她輕輕地啜泣著。
“妹子，姐不怕，姐就是要和老天賭一把，再活個3年，看我兒子考上大學，我就放心了。假如輸了，我也不遺憾，我覺得自己是賺了，至少賺了兩年。”王瑛蒼白的臉上擠出一點笑容，雖然聲音微弱，但是在陳蓉聽來，那是最響亮的聲音。
在癱瘓的狀態下，王瑛堅持做完了25次全腦放療和局部的20次放療，這其中的痛苦，陳蓉看得很清楚。當王瑛的身體一天天好轉時，陳蓉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生的希望，心里竟有了一絲喜悅。她想，也許自己也可以像王瑛一樣活個兩年、三年，甚至更長。
從那以后，陳蓉也開始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看到陳蓉的變化，身體已經好轉的王瑛看在眼里、高興在心里。一天，陳蓉坐在床上，眉頭緊鎖，不停地拍打著胸口，王瑛看到后問她：“今天‘孩子’又不聽話了，調皮了吧？”
“啊？我家孩子一向都比較乖巧的。”陳蓉疑惑不解。
“哈哈，不是說你女兒，是說你的另一個‘孩子’。”王瑛指了指胸口，“我把身上的腫瘤都叫‘孩子’，這孩子沒個定性，不高興就調皮，讓我不舒服；高興了就乖巧，我們互不侵犯，和平共處。沒瞧見，我前段時間給它鬧得，差點要了我這條命。”
看到王瑛撇嘴假裝生氣的樣子，陳蓉“撲哧”一聲笑了：這老大姐真有意思，人家說到癌癥都萬分恐懼，她倒好，把癌癥當成可愛的孩子了。不過，經王瑛這么一說，陳蓉覺得胸口不那么疼了，而她的手竟在不知不覺中開始輕輕撫摸胸口，她想：或許腫瘤真的像孩子，常常耍小孩脾氣吧。
2006年初，王瑛和陳蓉先后出院，兩人也成了好朋友，時常在一起交流抗癌心得。2007年3月，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王瑛帶著陳蓉一起走進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加入俱樂部不久，陳蓉發現王瑛變得忙碌了，她曲折的治療經歷鼓舞了很多癌癥晚期的病人，他們不僅愿意聽王瑛的講座，更愿意分享她的治療經驗。而陳蓉，更愿意聽到王瑛爽朗的笑聲，那笑聲有魔力，可以讓她看到自己的未來……
有生之年，
為癌友們點一盞希望之燈
2008年8月16日，王瑛在給康復班的學員上完課后，拉著陳蓉，興奮地說：“我兒子考上大學了，我沒有食言。我現在有了下一個目標：再活4年，看我兒子大學畢業找到工作，那時我要是走了，也是笑著走的。”
“瑛子姐，每天看到你、聽你說話，我就覺得生活有希望，你要是走了……”陳蓉最害怕王瑛說“走”這個字。看到陳蓉面色沉重，王瑛笑了：“妹子，姐開玩笑呢，姐向老天借了好幾百年，不僅要看到兒子娶妻生子，還要看到我們倆都抱孫子呢。”
兩人正說著，王瑛的手機響了。掛上電話，王瑛告訴陳蓉：“有個孩子想不開，我得去醫院。”陳蓉要求一起去。來到市腫瘤醫院里的小花園，陳蓉和王瑛看到一個身穿病服的年輕女孩，正目光呆滯地坐在長廊的椅子上，她的對面坐著一對中年夫婦。女孩叫郭月兒，被查出胃癌晚期，最多只能活兩個月，她跪在主治醫生面前，要求給她打一針，讓她安樂死。母親得知后，哭腫了雙眼。
了解情況后，王瑛走到了女孩的身邊，拉著她的手說：“不想拖累家人，化療到最后不還是死嗎？晚死還不如早死，還能少受點罪，你這想法都是對的。”王瑛的話音剛落，原本呆滯的郭月兒回頭看了看王瑛。看到她有點反應，王瑛指著遠處和郭月兒母親說話的陳蓉說：“那邊那個阿姨，醫生說她只能活三四個月，可是她活了3年，當初她也是要在醫院里拔針管的。你再看看我，肺癌晚期，3年前做化療做到腦水腫，全身癱瘓不能自理，我連后事都安排好了，可還是活到現在。既然老天不讓死，那我干嗎整天要死要活的，還不如和老天賭一把。”
那天，王瑛和陳蓉走后，郭月兒默默地回到病房，雖然心里還是充滿了絕望，但是她不再拒絕做化療。
第二天上午，王瑛再次來到郭月兒的病床前，給她帶來一個小花盆，盆里沒有花，只有一株隨處可見的綠油油的小草。郭月兒不解地看了看王瑛，王瑛笑著說：“花終究會凋謝，可草不一樣。說讓你堅強，太大太空，還不如讓你每天看看這綠色，心情好，才是真的好。”
第三天，王瑛再來時，郭月兒竟對她微微點了點頭。而郭月兒的母親悄悄告訴王瑛，昨天女兒把那個花盆抱在懷里很久。
第四天，王瑛給郭月兒講了兒子曾經給她講的故事。
第五天，王瑛帶去了一個電話號碼，說有個住在北京的小姑娘，和她患的是同一種病，但已經活了一年多了，想和她分享自己的抗癌心得……
10天后，當王瑛再去郭月兒那里時，郭月兒不好意思地說：“阿姨，謝謝您！您也是病人，為我操這么多心，我要是再想死，就對不起您了。”聽完郭月兒的話，王瑛在心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孩子，終于想通了。
到目前為止，王瑛已經不記得自己勸下了多少要自殺的患者，也不記得自己做過多少次講座，給那些癌友們進行過多少次心理疏導。樂觀的她每天都化著淡妝，穿著時尚得體的衣服行走在俱樂部里，以至于很多新學員都不相信她是一名肺癌晚期的患者。
2012年底，俱樂部新來一位肝癌晚期患者，在聽完王瑛的講座后，硬是攔著王瑛問了很多關于癌癥治療方面的問題。王瑛一一回答后，他竟要求王瑛把自己的病歷給他看看，以證實王瑛確實是肺癌晚期。一旁的陳蓉火了，說：“誰沒病硬說自己有病？”新學員解釋說：“王老師說話鏗鏘有力，天天都是樂呵呵的，我沒辦法把她和一個晚期病人聯系到一塊。”“沒有人規定得了癌癥就得整天哭喪著臉，再說癌癥又不是死亡，對我來說，活著就是第二次生命，我很珍惜，多活一天都是快樂的。”王瑛拍著新學員的肩膀說。
新學員久久地回味著王瑛的話，他以為的生命終結竟然有了全新的解釋。那以后，這名學員成了王瑛的“鐵桿粉絲”。
2013年6月底，俱樂部會長袁正平看到癌友們都喜歡聽王瑛講課，心中有了一個想法：何不以王瑛為原型拍一部微電影，展現王瑛如何艱辛走過這10年、如何創造“生命的奇跡”，從而鼓勵更多的癌癥患者有勇氣克服恐懼，走過更多的10年。有了構思后，袁會長找來了同樣是肺癌晚期的專業導演余晶晶，43歲的她曾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高材生，可惜身患癌癥只能離開心愛的工作崗位。得知袁會長要拍自己的“偶像”王瑛，余晶晶高興不已，當即答應親自寫劇本親自導演，以自己的視角將王瑛的堅強完整地展現在癌友面前。
王瑛知道后，表示贊同。她說：“很多癌癥患者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嚇死的，是心理上的極度恐懼讓腫瘤成了定時炸彈。恐懼到極點，這炸彈還能不爆炸？我同意拍這部微電影，不是想炫耀自己，而是想告訴所有癌友，我已經帶癌生存了10年多，我能好好活著，你們為什么不能呢？”
談到王瑛的狀態時，陳蓉總是感慨：“瑛子姐最難能可貴的是心態，她對自己的要求很小，不要求活個十年二十年，每次只要求多活兩年三年，這觸手可得的時間讓她堅實地走過很多年。而我在她的帶領下，也活了很多年。她在我們俱樂部里，就是一面永遠不倒的旗幟，每天我們大家只要看到她，覺得新生活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