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關注日常思維的實際論證，既是邏輯學自身的性質使然，也是其在20世紀末成為一種運動，到21世紀初仍然是人們熱衷的研究課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對中國國內的邏輯學教學與研究也頗有啟發。邏輯學的教學與研究應當充分利用國內外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研究的成果，在探索漢民族思維特征的基礎上，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維的規律性，從而更好地實現邏輯學提高人們思維能力和為現實生活服務的目的。
關鍵詞：非形式邏輯；批判性思維；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B819;B804;G423.0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5.028
20世紀60年代末 70年代初，北美大陸興起了“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運動，這一運動也波及了中國的學術界。關于“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有人認為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也有人則認為二者實為一體。盡管迄今為止，關于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確切的定義或者一個廣為國內學術界認可的界定尚未達成共識，但關于 “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大致內容、性質和特征還是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看法。
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都十分關注實際的論證。非形式邏輯“雖然以經驗的和用自然語言表述的實際論證為對象，但它的重心和基點在于對實際論證的一般進程及一般形式的明確認識、抽取與建構。批判性思維則不然，它對論證的關注是多角度的和批判性的。所謂角度，是指它不限于邏輯學，還涉及倫理學、認識論、辯證法，乃至論證所牽涉的具體知識領域；它不限于客觀因素，也涉及前文談到的一些主觀因素。所謂批判性，是指它更多地不是從正面去識別、抽取、重建論證以及分析評價論證；它關注對論證作多方面的、反思性的分析與考察”[1] 。
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還有其他的一些稱謂，諸如“實用邏輯”、“邏輯自衛”（Logical self-Defense）、“日常邏輯”、“論證邏輯”、“自然語言邏輯”、“論辯邏輯”等等，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被看作是與形式邏輯乃至形式化邏輯并行不悖的又一種邏輯，它的興起源于反對不恰當地夸大形式化方法尤其是符號邏輯的傾向。
一
邏輯學作為一種學說，從一開始就與人們的日常論證活動關系緊密。早在亞里士多德的巨著《工具論》里，業已大量論及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內容。通過對《工具論》進行認真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非形式邏輯的內容多于形式邏輯的內容：《范疇篇》闡述了作為謂詞以及實體的規定性的種類的范疇的性質、數量等等的特性問題，廣泛討論了同義詞、引申詞等語言學問題；《解釋篇》論及名詞、動詞以及語句的定義問題，并闡述了命題之間的各種關系；《前分析篇》討論的是推理有效性問題；《后分析篇》主要研究證明的問題；《論辯篇》討論了謂詞分類和定義等問題，認為其目的就是探尋一種對一些普遍接受的思想進行論證的方法，而這也正是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要解決的問題；《辯謬篇》還廣泛地討論了歧義、雙關、含混、以偏概全、誤為因果等非形式謬誤，總結了各種反駁的形式，提出了揭穿詭辯的不同方法。縱觀邏輯學的歷史，不僅是亞里士多德邏輯及古希臘其他邏輯學說，中國古代的名辯學說和古代印度的因明學，也都是應論辯的需要而產生發展的。尤其是在中國先秦時期，不同階層及學派的代表，為了各自的利益，著書立說、演講辯論，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故而產生了專門為提高論證說服力，以闡釋說理論證方法為目的的演說術與雄辯術。由此可見，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由來已久。
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都源于實際思維的需要，也因實際的思維實踐而受到挑戰和得到發展，這在當下的實際思維活動中尤為突出?？潞嘣凇哆壿嬇c當代修辭學》一書前言中論及自己對批判性思維的切身經歷：“在幾年前的一次課上，正當我要講授那些吸引人的（對我來說），復雜的謂詞邏輯的量詞規則的時候，一個學生反感地問我，他花了整整一個學期的時間所學的那些東西與約翰遜總統的對**爭升級的決定究竟有什么關系。我說了一些約翰遜政策的壞話，然后又說邏輯導論這門課程不處理這類問題。他又問，究竟哪一門課程處理這一類問題。我不得不承認，到目前我還不知道這樣的課程”?！八痛蠖鄶祵W生一樣，要學一門與日常說理有關，與他們每天聽到、讀到的種族歧視、污染、窮困、性犯罪、核戰爭、人口爆炸，以及人類在20世紀后半葉所面臨的其他問題有關的課程”[2] 。
無獨有偶，弗舍也說過：“我希望實際論證的邏輯通過講授邏輯能夠幫助我的學生能夠更好地論證。但我的這種希望常歸于破滅。因為能夠很好地掌握邏輯技巧的學生們，似乎發現這些技巧在實際論辯中幾乎沒有太多的幫助。”[3]這種感受，正是說明了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現實化迫切性。
這是兩位邏輯學家的感受，也是諸多邏輯學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的經歷和感受，正如弗舍所言：“在過去的20年間，許多邏輯學者和哲學教師都有著非常相同的經歷?！盵3]這種經歷讓大家意識到，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們更急于了解和掌握那些和工作、學習和生活息息相關的實際論證。正因為有著大量的這樣的需要和渴求，才推動了非形式邏輯和批判性思維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正因為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在人們的日常思維中須臾不離，在人們的自然語言中比比皆是，故而三大傳統邏輯都不同程度地探討了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特點及內容，尤其是亞里士多德還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具體內容，也充分說明了何以在20世紀中后葉北美又興起了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運動乃至影響了整個世界。對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具體問題的分析和研究，無疑會增加邏輯學的活力，拓寬邏輯學的研究范圍，使邏輯成為人們生活及思維實踐的便利并且有利的工具?；仡檱鴥冗壿媽W教學與研究從改革開放到如今的際遇，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深化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研究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二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內各行各業百廢待興，邏輯學的教學和科研也引起大批有識之士和學者的關注，很多高校逐步恢復邏輯學的教學和科研，中學課本里也引入了一些邏輯學的基本知識，邏輯學工作者還積極從事著邏輯學的普及與提高工作，通過中國邏輯函授大學及其在很多中、小城市相繼設立的邏輯學函授大學分校，擁有在籍學員幾十萬眾，極大地推動了邏輯學在全國的發展，學邏輯用邏輯幾成風尚，有關邏輯學教材也供不應求。然而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之下，這樣一種可喜的局面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邏輯學的教學和科研就很快跌入了低谷。中學教材里取消了邏輯學基礎知識的相關內容，一些師范院校也取消了邏輯學課程的教學，邏輯學的研究更是門庭冷落。現今，邏輯學在國內的際遇仍舊是舉步維艱：一是很多高校將邏輯學當成可有可無的學科，在教學時間充裕時，就開設邏輯學課程，如果教學時間緊張就將邏輯學的教學課時轉給其他的專業課，甚而至于完全取消邏輯學課程的教學；二是長期以來邏輯學研究的科研之路都是篳路藍縷，捉襟見肘，跋前躓后，窘迫空前；三是有關邏輯學的科研成果沒有合適的展示平臺，邏輯學科研論文只能散見于各地的學報、雜志，且邏輯學文章的版面有限。更匪夷所思者，現今還出現諸如徹底消除邏輯的論調，視邏輯學為禁錮人們自由思想的桎梏。如此，邏輯學教學和科研更是雪上加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對邏輯學教學如此難堪的局面，很多學者都提出了見仁見智的良策和建議，但大多是從邏輯學科發展的外部條件來分析問題，過多地寄希望于社會給予邏輯學更多的發展空間。我們認為，邏輯學教學必須擔負起為經濟社會現代化服務的歷史重任，從學術的象牙塔回歸到現實生活。從國內1997年開考MBA以來，邏輯的應用視野大大擴大，隨著GCT﹑MPA考試考核邏輯，邏輯的現代性越來越得到加強，近年來的公務員考試更是把這種現代性推向了極致。邏輯與現代生活似乎越來越近了，邏輯學發展的契機由此應該得到很好地加強，邏輯學工作者應當珍惜這種良機，開拓邏輯學教學和研究的新局面。我們不能忘卻邏輯學曾經的鼎盛，也不能忘卻邏輯學曾經的孤寂，應當汲取邏輯學在自學考試某些科目中悄然出局的教訓。我們應該認識到，邏輯的現代性不僅僅是現代邏輯的現代性，邏輯的現代性還應當體現邏輯如何為現代化進程作出其應有的貢獻，決不該躲進象牙塔尖孤芳自賞。有鑒于此，國內的邏輯學教學與研究必須進行相應的改革，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教學與研究必須得到實質性的加強，而非僅僅停留在表面。邏輯學的教學與研究應當充分利用國內外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研究的成果，在探索漢民族思維特征的基礎上，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思維的規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