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戲曲史論這一學術領域，首先是王國維以《宋元戲曲史》奠了基，而吳梅則從古典戲曲聲腔的研究、考訂入手，作了度曲、拍曲等理論的探討和藝術的實踐。他先后在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執教，培養出了任二北、錢南揚、王季思等一批卓有成就的高足。
對中國古典戲曲中的某一名著作比較全面的、科學的校訂、注釋工作，則是十多年以后，以王季思校注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開始的。尤其在抗戰最為艱苦的年代，整個浙江省沿海一帶大都淪陷，而《西廂五劇注》于浙西萬山叢中的龍泉出版，似乎不可思議。因為這部張君瑞、崔鶯鶯的愛情故事，對抗戰是不可能起到直接的宣傳教育作用的。
無獨有偶。抗戰期間，鄭振鐸在上海“孤島”冒著種種風險，搶購了許多罕見的包括《西廂記》在內的善本、孤本，避免它們流失于海外，并寫《劫中得書記》一文記載其經過。王季思和鄭振鐸事先根本沒有溝通過，卻不約而同地用各種方式為保存、繼承民族文化而盡自己的一份心力，這是愛國文學藝術家的思想感情必然的反映，完全出于自覺。
龍泉比較偏僻，沒有收藏豐富的圖書館，遷到山區上課的學校一切都十分簡陋。在這種情況下，校注《西廂記》用什么版本為底本，很難妥善解決。王季思首先排除了流行最廣的金圣嘆本，表現了他的膽識。因為金圣嘆本的批評雖不乏可取之處，但畢竟改動太多，和所有的明刊善本出入都很大，所以王季思并不因此本流傳最廣而隨大流。他采用的是凌刻本，這應該是比較理想的選擇。因為凌刻本確是校注詳備的版本，而且凌刻本稱系根據明初周憲王本翻刻，要推翻此說也無確證。再說凌刻本當初于浙江湖州，在省內流傳之數不少，搜尋比較方便。即使凌氏原刻亦不在手，也仍可有較多的劉世珩暖紅室翻刻本用作底本。也就是說，在客觀上找到原刻或翻刻的凌刻《西廂記》也比較容易一點。當然也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王季思一直隨身攜帶著凌刻本。
不管怎么說，1944年之后直到1949年他的《集評校注西廂記》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之前，在全國范圍之內我們所能閱讀、研究的唯一一本《西廂記》校注本，就是王季思這本《西廂五劇注》了。在當時，他能夠參照并加以比勘的其他明刻本也不可能很多，而實際上仍用了《雍熙樂府》本、王驥德本、《六十種曲》本、毛西河本等版本。就當時處境的艱苦、形勢的動蕩等情況來說，這已是非常不容易了。
建國以后，王季思的《西廂記》校注本先后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修正再印，基本上仍保持了當年《西廂五劇注》的面貌，這使古典戲曲研究者尤其是《西廂記》研究者有了一個較可憑信的本子。
如果我們歷史地看問題，在充分肯定的同時確也有美中不足之處。隨著《古本戲曲叢刊》的問世，以及“**”結束之后，大量罕見的明刊、清刊本《西廂記》相繼出現。其中大部分確為善本、孤本，各有其特色顯著的注釋、考證、評論。王季思的《西廂記》校注本絕少吸收，在前言、后記也未提一筆，當然是莫大的遺憾。
20世紀八十年代起，彌松頤、張燕瑾注釋本，傅曉航集解本，周錫山評注本，張燕瑾校注本等等相繼出版。他們用以比勘的版本更多，對建國以后所發現的《西廂記》善本、孤本的采擇都比王季思校注本多。在這種情況之下，王季思校注本所起的作用不可避免地逐漸遞減，而且遞減的趨勢仍將繼續。如果用接力賽跑作比喻，畢竟王季思是領跑的第一棒，而且他跑的路程特別長，他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
建國以來，王季思沒有對《西廂記》的校注作大規模的補充修正，更沒有選擇公認的最早的弘治岳刻本重起爐灶進行校注，自有其主客觀原因。他擔任了中山大學文學院的領導，有許多會議要開，有許多行政事務要過問，后來還被選為省級、全國的政協委員。還有，在教育部組織高校文科教材的會議上，游國恩、王瑤和他三位教授被指派合作編寫《中國文學史》。這本書完成后成為全國最權威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此書編寫過程中，王季思負責其中元、明、清這一歷史時期，作品尤以小說、戲曲為主，他有許多心得體會。他把這些心得體會首先和《西廂記》作了密切的聯系，這也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情。
于是，他對于《西廂記》雖然仍情有獨鐘，但其所花心血不知不覺從校注轉移到了評論分析，從文獻學轉移到了文藝學，對《西廂記》的校注增加的修改的地方都不太多，但卻寫了許多議論文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這部著作，也可以說是從文獻學到文藝學的中間體，兼有兩方面內容。篇幅不大，但把這部唐代傳奇小說經過宋代趙令峙《蝶戀花鼓子詞》、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等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藝形式而發展、演變成元雜劇《西廂記》的過程，作了比較詳盡的表述。1991年北京師大出版社《王季思學術論著自選集》所收錄的《<西廂記>敘說》，內容與此書基本相同。
王季思對《鶯鶯傳》的題材的看法，受陳寅恪《讀<鶯鶯傳>》的影響極深，接受了小說中的張珙就是作者元微之本人的論點，僅對其所說“鶯鶯所出，必非高門”這一點有所保留。其根據是，元微之這一戀愛過程僅最親密的友人白居易、楊巨源、李紳等有所知悉，對其他人還保守著秘密，這和到娼門尋歡作樂的情況是不同的。
可以認為，王季思對《鶯鶯傳》在思想感情上是十分復雜的。他既認為最成功之處是“轉錄了鶯鶯給張生，替當時封建社會里被遺棄的少女傾吐胸中的怨恨與不平”，當然也譴責了元微之所謂“善補過”的始亂終棄的忘恩負義。看似矛盾，也頗為辯證，因為此書信中鶯鶯所“傾吐胸中的怨恨與不平”是我們今天所產生的感受，而并非當時小說作者元微之本人的藝術追求。客觀效果和作者的本意不一定是統一的。
在論述趙令峙《蝶戀花鼓子詞》時，王季思特別強調否定元微之傳末自以為“善補過”的一段話，并認為后諸宮調、元雜劇都以團圓終場，正是趙令峙“這種說法的進一步發展”。又認為諸宮調所增加的許多情節都是根據《鶯鶯傳》原文的內容而予以豐富擴展的，而非隨意虛構。
王季思更以充沛的熱情歌頌元雜劇《西廂記》對“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這一主題的淋漓盡致的闡發。在欣賞張生、鶯鶯都是可愛的形象的同時，他用更多的筆墨贊揚紅娘的機智。他說“作者正是憑借紅娘這個典型人物，給當時封建社會無數青年男女指出了一條通向‘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幸福道路。”
元雜劇《西廂記》作者是誰?抑或誰作誰續?對此，王季思態度鮮明。他從劇本的題材、風格兩方面作了考察，認為與現存王實甫劇作相近，與關漢卿劇作較遠，因此肯定為王作。第五本之所以結構、文采均相形見絀，他總結為“把一
個悲劇的結局改成團圓，然而這是缺少現實的根據的，因此在表現上往往沒有力量”。他的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應該說，王季思把元雜劇《西廂記》的形成過程清理得一清二楚了。對于《西廂記》的研究者來說，的確可以從中得到許多知識，而且有了相當明確的概念。那么，是不是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呢?也是難免的。他在注40中提出一個相當新奇的論點因為紅娘既然是“與小姐作伴讀書”的，就該用正旦扮，更何況她開口說話也是引經據典呢?所以他認為京戲《紅娘》用花衫，不符合紅娘性格。這問題實在牽涉面較廣，因為無論元雜劇、明清傳奇、近現代花部，正旦都是端莊而不茍言笑的。《西廂記》的鶯鶯身份屬相國千金，標準的端莊而不茍言笑；而紅娘是丫鬟，聰敏伶俐而活潑，正是從她身上透露出鶯鶯對張生的好感，她成了雙方溝通的橋梁。如果她是正旦，那么在劇中所起的作用是無法完成的，甚至在舞臺上是很難表演的。
和王季思有關《西廂記》的論文、論著顯得在風格和論點頗為不同的是《<<鳳求凰>到<西廂記>》，其副題為“兼談如何評價古典文學中的愛情作品”。他根據研究、學習《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婦之愛，并不是主觀的愛好，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婚姻的基礎，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的論斷，從而引申出《鶯鶯傳》中的《決絕辭》正反映了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必然得不到家長和社會的承認，于是只能中止。“始亂之，終棄之”的悲劇有其根深蒂固的歷史背景。
王季思說，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有三種生產——除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外，第三種生產即人類自身生命的再生產。他又進一步闡發了物質生產是前提的論點，即生活不下去的情況下就談不到自身生命的再生產，因此他力主先立業，再成家。再進一步，他認為《西廂記》的“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的主題的表現和完成，雖然“打開了封建家長統治的一個缺口”，卻仍要看到其歷史局限與階級局限，否則就陷入了愛情至上主義。
應該承認，王季思這樣論斷《西廂記》，開了歷史的新紀元，前無古人，也沒有看到后繼者。這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對于古代社會，甚至對于現代社會的研究有多方面的啟示，令我十分欽佩。但是，現代的家庭、現代的婚姻也在急劇變化中，王季思所說的“人類自身生命的再生產”是把“性愛”作為同義詞的。事實上，現代“性愛”有時是“人類自身生命再生產”，有時卻是純粹“性愛”，控制或排除了“自身生命再生產”。所以，王季思的理論分析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可以成立，過了這一歷史時期就不一定能適應了。
話說回來，一位學者在古典文學領域作出了廣泛貢獻，對《西廂記》在文獻學與文藝學更有如此重大的成就，已很不容易。王季思對《西廂記》的研究確實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必將載入史冊。今年是王季思逝世十周年，謹以此文表示懷念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