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輝
2023年，筆者母親徐樹英已經去世12年。母親離開后，我曾數次用文字記錄了她平凡而精彩的一生。但在這12年的時間里，每當我想起母親，想起她入黨后把一切都交給了黨和國家，在戰斗和工作中的無私奉獻與舍己為人，以及在生活中把所有的愛都給了父親和我們的點點滴滴，就覺得母親偉大而無私與樸實無華一生的閃光點非常之多，值得記錄。
一輩子聽黨話 為黨分憂
1919年11月，母親出生在山西陵川。母親的身世不是一般的苦，在她兩歲時家鄉遭遇大旱，糧食顆粒無收，無力撫養的父母便將她放在了一棵大樹下，想著如有好心人收養，對她而言也許是條生路。后來，是位姓徐的好心人收養了她，給她取名徐樹英。從此，母親便跟隨著徐家開始了沿街乞討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正在地主家從事苦力勞動的母親，偶然聽說救窮人出苦海的共產黨來到了陵川，就從地主家跑了出來尋找共產黨。巧的是母親在附城鎮街上遇到了正在向老百姓做宣傳的地下黨員武立磊，她當時聽了武立磊宣傳的“窮苦百姓為什么終日勞作卻總是缺吃少穿？……老百姓要想翻身就要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等話語，就認為是對自己說的；
她隨即走到武立磊的面前，訴說了自己的身世并表示想參加共產黨。從此，武立磊便帶著我母親在陵川做起了發動群眾、組織婦女為抗日前線戰士做軍鞋等工作。經歷了嚴酷斗爭的考驗，1939年2月，母親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母親便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了黨。
1940年，抗日的烽火在華北大地熊熊燃燒。同年10月，黨組織調派母親前往八路軍太行第4軍分區醫院工作，母親正式參加了八路軍。成為了黨員后，無論在何種崗位、做何種工作，只要是黨的安排，她總是全身心投入，不允許自己出丁點差錯。母親沒有上過學，參軍從事醫護工作后，為了盡快掌握醫學知識，母親在拼命學習文化的同時，還向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學習。在行軍路上，母親把文化教員教的字寫在紙上，然后把這張紙別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一邊走一邊看，同時用手比畫著寫。憑著自身努力，母親認識了不少字。戰斗中，母親經常跟隨戰地救護組奔赴前線搶救傷員，在一次搶救傷員中，日寇飛機扔下的炸彈將母親右腳的兩個腳趾炸斷了，但為了及時搶救傷員，母親強忍疼痛，將傷員安全護送到了分區醫院。戰后，院長徐如壁要向上級上報母親傷殘情況，可母親堅決不允許，她對院長說：“比起犧牲的同志我這點傷算不了什么。”聽了母親的話，徐如壁略帶惋惜和遺憾地對我母親說：“小徐，你真傻啊。”母親后來告訴我，如被列為傷殘軍人，會有相應的補助，但她不想給組織增添負擔。
孩子，對于一個女人來說就如同自己的生命，可在殘酷的戰爭年代，有時女人無法留住心愛的孩子。1943年，我的父母結婚后，第二年母親便懷孕了，可當時部隊要行軍打仗，加上每天開展投彈、瞄準和跳高等軍事訓練，在這樣的環境下，母親的孩子流產了。沒能留住自己第一個孩子，母親難過的心情可想而知。1945年，母親終于生下一個女孩，看著擁有大眼睛和粉白臉龐的孩子，她異常高興。不久，母親所在部隊接到出發命令，她只好將出生不久的孩子交給村里的一位大娘代養。過了一段時間，部隊完成了任務，母親馬上來到村里，滿心歡喜地找到了這位大娘，可大娘流著眼淚告訴她，因為沒有糧食喂養孩子，孩子被餓死了。聽聞此言，母親心如刀絞，淚水不禁涌出了眼眶。母親后來說，接連失去了兩個孩子，她真是難過至極。可是想想部隊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為了避免孩子的哭鬧聲暴露目標，忍痛將孩子的嘴捂住，待過了封鎖線，發現孩子已經沒有了呼吸時的情景，母親便止住了悲傷，把眼淚咽進肚子里。因為她知道，這就是戰爭的殘酷，有時個人必須作出犧牲。
母親是一名黨員，任何時候她都視黨的利益高于一切。1946年，黨組織調派她前往太行軍區2分區機關衛生所工作。一開始，衛生所除了醫生，只有母親一名護士。平時，她擔負著分區機關、輪訓隊、警衛連和駐地群眾的醫療保障工作。一次，母親爭取到了參加上級醫護人員培訓的機會，誰知她剛去培訓隊學習了三天，分區接到了戰斗任務，分區司令員鄒善芳得知她去學習了，立即命令徐如壁將她接回衛生所隨部隊執行任務。眼看著失去了學習機會，母親縱有萬般的不舍（母親說，當時如果堅持參加完培訓，就能從護士轉為調劑員，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就可以轉為醫生），但因為她是名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最終，她還是放棄了這次學習機會，跟隨院長返回了部隊。
看過電影《上甘嶺》的觀眾，對影片中全身心救治傷病員的志愿軍衛生員王蘭的印象一定很深刻。母親說，戰爭年代她就像王蘭一樣，視傷病員如親人，為傷病員喂水喂飯，打針換藥；
對失去了肢體，而導致出現悲觀情緒的傷員進行開導，鼓勵其樹立戰勝傷病的信心。總之，在工作中，母親總是想盡辦法為傷病員醫治病痛，消除痛苦。母親細心而忘我的工作不僅受到了傷病員的高度評價，也得到了黨組織的肯定，醫院黨委曾授予母親“模范共產黨員”稱號。
從母親的雙手就知道她一生的付出
女人的手可謂千姿百態，有的女人的手白嫩纖細，而我母親的雙手則是粗糙且布滿繭子，一雙手上“寫”滿了滄桑。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母親一直在部隊從事醫護工作。1955年，為響應組織的號召，也為了支持父親的工作，母親萬分不舍地脫下了鐘愛一生的軍裝，復員回家當起了家屬，開始了照顧家中三代人的生活。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從1955年至1980年，父親多次調動工作，母親毫無怨言地跟隨父親“轉戰”多地；
20世紀50年代中葉，父親在北京總后機關工作，當時家里除了奶奶和表哥外，還有我的哥哥姐姐，全家八口人。復員后的母親擔負著大家的生活起居，而僅靠著父親一人的薪水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困難之多可想而知；
此外，母親還擔任著總后機關大院家屬委員會副主任兼黨支部宣傳委員。家委會的工作很是瑣碎，但母親一直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盡心盡力地做好工作。忙完了外面的事，回到家里的她同樣忙碌著，照顧一家老小的飲食起居。那些年，母親從未睡過一個囫圇覺。
1965年，我們家隨調動工作的父親搬到了西安。父親在某部隊任一把手，工作異常忙碌，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給母親打理。我記得冬天家里沒有暖氣，入冬前，要從街上的煤店買回煤面，然后打成煤餅燒煤取暖；
為了讓父親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親將這些事情全都承擔了下來。父親所在部隊是后勤倉庫，倉庫里存放著大量被裝物資，運輸專列長年不斷運行，每一次都要靠指戰員們用自己的肩膀裝卸貨物，大家的衣服被磨損得很厲害；
母親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主動為指戰員縫補衣服。我記得當時家里的那臺縫紉機使用頻率非常高，我夜晚醒來，看見母親仍然坐在縫紉機前為戰士們縫補衣服。母親的行動不僅受到了指戰員們的歡迎，也感染了不少人，后來有許多家屬自愿加入到了為戰士們縫補衣服的行列。
20世紀70年代初，哥哥姐姐們入伍即將離開家時，母親拉著他們的手，囑咐到了部隊要聽黨的話，服從命令聽指揮，絕不能給紅軍家庭抹黑（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有了父母的榜樣作用與家庭的熏陶，哥哥姐姐將自己美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部隊，二哥在部隊執行任務時還獻出了自己寶貴而年輕的生命，二哥犧牲后被部隊追記了二等功。
1979年12月7日，是我告別父母即將踏入軍營的日子。這天，母親遞給我一個用綠軍布縫制的手掌大的布包，她對我說：“孩子，這是我給你做的針線包，你帶上它。看到它，你就會覺得我們時刻在你的身邊，你也就不會想家了。”看著母親用飽經滄桑的手縫制的這個精美的針線包，淚水不禁涌出了我的眼眶，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普通的針線包，它蘊含著母親對我的愛與期望……
（作者單位系航空工業西安慶安電控公司）
責任編輯/陳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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