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進入戰役系學習的，都是人民軍隊的精英，一個個大名鼎鼎“下級教上級”“沒胡子的教有胡子的”“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
毛澤東說，辦學校一要好校長，二要好教員。軍事學院建立之初，教員極其缺乏，為解決邊組建、邊開課的燃眉之急，經中央軍委批準，劉伯承積極起用國民黨舊軍官當軍事教員。學員們對此普遍有一種情緒：“哪有反革命教革命，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有的甚至說：“老子不聽他那一套！”
毛澤東：軍事學院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建軍史上偉大轉變之一”
在志愿軍入朝的第四天，毛澤東給劉伯承發去了一封急電：“伯承同志，此間恩來、總司令、榮桓、榮臻和我，希望你速來京主持籌建陸大（陸軍大學），你意如何？”
籌建陸軍大學，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等人就已經開始考慮了。而朝鮮戰爭又讓毛澤東想到了這個問題。那么，選拔誰擔此重任呢？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劉伯承。
劉伯承一生戎馬、戰功卓著，享有“軍神”美譽。他不僅是軍事指揮家，還是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有高超的“帶兵、練兵、用兵”才能。他從軍后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畢業后到川軍任職，成為頗負盛名的“川中名將”，以“深思斷行，獨立處世”而著稱。南昌起義失敗后，他被派到蘇聯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這些學習經歷，加之革命戰爭年代的辦學經驗（先后主持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使他對教育規律的認識非同一般。毛澤東評價他是“一條龍下凡”，朱德稱他“具有古名將風，是不可多得的軍事奇才”。陳毅也賦詩盛贊他：“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
劉伯承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迅速交代了西南的工作，1950年10月27日，從重慶乘飛機來到北京，主持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大學。經過調研，他向中央建議：在南京華東軍政大學的校址（即黃埔路原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和國防部舊址）上創建陸軍大學，以節約開支、縮短建校周期。
劉伯承還向毛澤東呈送了一份《關于創辦軍事學院的意見書》。他認為學校要包括海軍、空軍等專業，為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將來還會增設新系科，叫“陸軍大學”似乎不科學。劉伯承建議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這些建議，得到了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的贊許。
195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劉伯承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后又任命他兼任政委。此后，劉伯承帶領學院全體人員經過了緊張艱苦的工作，僅僅用了48天時間，籌備工作就大體就緒。大批既有軍事學識，又指揮過戰爭的優秀干部擔任了學院的各級領導和教員。基本科、高級速成科和情報科第一期等，還沒等學院舉行成立典禮就已經開始上課了。
1951年1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宣布成立。毛澤東稱軍事學院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建軍史上偉大轉變之一”。
劉伯承：“希望年壯的將領有機會來和我們一道學習”
1954年1月15日，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劉伯承作了長篇發言，專門講到了培養高級將領對于國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
劉伯承認為，我軍的高級干部是國家的棟梁之材，是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時，要靠他們來掌握局面，指揮作戰。在這次會議上，他具體介紹了軍事學院成立戰役系的設想，計劃招收學員30到60人，主要學習政治、戰略、戰役、我軍戰史和蘇軍戰史等內容，培養適應國防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級人才。發言中，劉伯承誠懇地點出了楊得志、張愛萍、蕭克、蕭華、鄧華、李達、葉飛等10個人的名字，希望他們都能來戰役系學習，并深情地呼吁：“希望年壯的將領有機會來和我們一道學習。我雖年紀大一點，但仍愿意同諸位年壯的同志一起學習。”劉伯承的呼吁，引起高度重視，中央軍委迅速從全軍各大單位選調52名高級干部進入戰役系學習。
能夠進入戰役系學習的，都是人民軍隊的精英，一個個大名鼎鼎。他們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的鍛煉和考驗，有著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和較高的政治素質，但文化水平較低，缺乏系統的軍事理論學習，對現代軍事科學知識所知不多。
針對這一情況，學院將戰役系第一年設為預科，總訓練時間為1200小時，其中1000小時用于補習文化，目的在于“提高學員文化水平，學會識圖與要圖調制，為升入正科，學習現代化軍事科學與政治理論打開門徑”，這也是劉伯承的一貫思想。
劉伯承多次強調：“高級將領的文化學習特別重要。我們工農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經濟上帶頭翻身，而文化上不接著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學，不能以軍事科學來保衛國防，是非常不完全的。”
1956年初，南京軍事學院建院五周年時，毛澤東來視察，對軍事學院的各方面大加贊揚。劉伯承和副院長陳伯鈞匯報學院情況后，毛澤東親切接見了院、部、系、教授會的負責同志以及教員，并與大家合影留念。毛澤東對在場同志說，黨中央派劉伯承當軍事學院院長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劉伯承領導下，把軍事學院辦得更好，把培養訓練全軍中高級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如果考試不及格，不管職務多高，一律退出現役
劉伯承對學員的要求很高，尤其是戰役系。他強調：“戰役系所學習的東西就要比高級系、基本系的軍、師級干部要多一些。你們都是高級指揮員，要管一個大的方面，要學這些。世界是發展的，軍隊是發展的，軍隊的戰略技術也是發展的。因此要不斷學習，不能只是過去的那點經驗。”
作為軍團指揮員，基礎的東西要會用，所以在戰役系，一切與戰爭有關的技術都要學習。比如無線電，通常部隊有專業人員，指揮員動口就行了，而在戰役系大家要自己動手，學院給每人發了一個七一型或八一型的電臺用于實操。有人認為，無線電還學什么，用不著。劉伯承說：“你們是高級指揮員，在你們指揮車上就配備有電臺，自己不會用，出了意外你怎么辦？”大家這才安下心來學習，不管職務多高，年齡多大，都很認真地學習各門課程。戰役系既有理論學習，又有圖上作業，還要進行野外現場作業，訓練是比較嚴格的。劉伯承還要求他們做全校的模范，說：“你們的部下在這里學習，你們不做好樣子，將來回去怎么指揮他們？”
劉伯承親自抓訓練計劃的制定，緊緊圍繞“以培養成熟的戰役指揮員為目的”來安排所設課程，還把軍事學院的教材問題稱為“重工業”，據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陶漢章回憶：
白手起家辦學校，困難可想而知。我們當時主要借鑒蘇聯的經驗。劉伯承同志是兩條腿走路，他親自抓教材，組織了兩套班子，一套人馬編譯蘇聯的教材，另一套人馬總結我軍的經驗，編寫出我們的教材。
蘇聯有蘇聯的經驗，我們有我們的體會，這其中必有矛盾。在我的印象中，劉伯承同志和蘇聯總顧問有過一次比較尖銳的爭論。我軍的作戰方針一般是先打弱，后打強，蘇聯則完全相反。劉伯承認為這不僅是個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我軍未來的訓練方向的重大問題。
蘇聯的戰法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他把總顧問找來，舉出我軍十多個先打弱敵的戰例。蘇聯顧問不以為然，說：“我們攻克柏林，我們的斯大林格勒戰役，我們的頓河戰役等等都是先打強敵！”劉伯承同志則舉出像淮海戰役這樣的例子和他們爭論。一次，兩次，三次，最后終于說服了總顧問。
劉伯承很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學院創辦第二年，他就親自組織了臨海關軍事演習，陶漢章曾回憶：
說起這次演習，我就想起那動人的一幕：大雨滂沱，按照劉伯承同志的命令，演習照常進行。我怕把他淋病了，就拿起一頂草帽，給他戴上，他卻立即摘下來，對我說：“《曾胡治兵語錄》中說：‘夏不張傘，冬不著裘。現在演習，就是實戰，我不作表率，我們講的那一套，鬼才相信！”他硬是在雨中指揮了那天的演習。臨海關演習是一次步兵師江河戰斗實兵演習，調集了步兵、炮兵、坦克兵、空軍、空降部隊等多兵種，從籌備會議到組成指揮所，從演習計劃到第一個政治動員令他都親自過問，那時候每當看到他那高大的身影，我們心里就發熱啊！
對于院長劉伯承，學員們敬佩之至：“我們這些學員來自各個‘山頭。有的同學是劉伯承院長的老部下，如陳錫聯、張震、秦基偉等，大多數同學不是。但是大家都對這位老帥從心里佩服，他既會打仗，又能辦學，在軍事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劉院長自己更是帶頭認真學習。他的年紀比我們大十多歲，身體不好，一只眼睛在早期的護國戰爭中被打瞎了，另一只眼睛患青光眼，視力不好，看東西很費力，但是他堅持自己看文件，自己動手編教材，還親自講課。他非常重視學員的德操和軍人素質的培養，強調‘教書即教人，作業即作戰。他要求戰役系學員放下首長架子，做一個好學生。盛夏的南京是有名的‘火爐，學院規定夏季軍官可以不扎武裝帶，我們在草席棚子的教室里，穿著短袖襯衣還熱得受不了。劉院長來參加戰役系的討論會，穿著筆挺的軍裝，扎著武裝帶，軍人姿態一絲不茍，對我們觸動很大。”
軍事學院從創立起，就逐步建立了學員課業制度和測驗、考試制度。考試由專門的考試委員會負責。如果考試不及格，不管職務多高，一律退出現役。
每逢考試，劉伯承必到場，并親自批改學員的試卷。有一次，他聽說有個教員評分過寬，就親自調閱了試卷，并把教務科長叫來給予嚴肅批評：“學員學習不好，卻給高分，這或許對他提職有利，但對他增長知識有什么好處呢？”事后，他還專門到學員班做工作，把分數改了過來。他說：“他們都是中國幾十年革命斗爭保存下來的黨的寶貴財產。我們對他們的最大照顧是保障他們能學到東西！”
1954年3月至4月，劉伯承和朱德、甘泗淇主持第一期軍事理論國家考試，整個考試程序正規、嚴格，考場氣氛嚴肅，這就是人們說的“三堂會審”。“三堂會審”是當場口試，由一個主考官和兩個陪考官主持考試，還有監考，蘇聯顧問等坐在前面一排，其他領導在周圍轉。
應考學員從試題簽盒里抽一個簽，抽到什么題答什么題，準備20分鐘，回來站在桌前答，會就是會，不會就是不會，一點兒假也作不了，答完后主考官還要提出很多問題。筆試也不容易，上千平方公里的戰場要畫圖，把敵我雙方標出來，還要考慮寫文字，對文化高的學員也不那么容易，更不要說文化低的了。有一個學員從早上8時考到晚上9時，別人都交卷了，就他一個人還在答。
“下級教上級”“沒胡子的教有胡子的”“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
毛澤東說，辦學校一要好校長，二要好教員。建校之初，教員主要是從總部及各部隊選調，從地方大專院校招收，加上原華北、華東軍大的教員，動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才僅有190名軍事教員、5名政治教員、106名文化教員。這遠遠不能滿足教學的需要。
1951年初，劉伯承指派陶漢章去北京聘請教員，據他回憶：“我去北京之前，劉伯承同志特別交代說：‘要選經過正規軍校訓練，確有扎實的學術基礎，而且對軍事科學有興趣的人，對那些只當官不做事，不搞訓練的公子哥一個也不要！他還要求，一定要選口才好、有表達能力的人。”
經過多方挑選，軍事學院的教員隊伍逐漸齊備，大體上由三部分人構成：第一部分是學院建立以來自己培養出來的，即從基本系、政治系畢業的年輕師、團干部中選拔適合教學的同志留校任教，主要教授軍事和政治課程；
第二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參軍的大學生，主要教授科學文化和外文等課程；
第三部分是原國民黨軍隊中起義、投誠、被俘的高級將領和高級軍事技術人員，主要教授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技術兵種和軍事地理、軍事歷史課程。所有這些教員，組成了大大小小幾十個教授會。
軍事學院的學員都是來自全軍的高級指揮員，有的還是身經百戰的老紅軍，打過二十幾年仗，具有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這樣，在教員與學員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下級教上級”“沒胡子的教有胡子的”“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對此，學員廖漢生有過生動的回憶：
給我們上通信課的一位教員也是一位老紅軍，我當紅二軍團6師政委時，他是師里的通信參謀，后來一直是我的老部下。他于1952年從第一軍調入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他來戰役系上課，輪到我值日，我要帶領全系學員起立，然后我向他敬禮、報告，請他講課。這是“下級教上級”的一個例子。
教授科學文化課和外文課的，大多是年輕的男女教員。課堂提問時，教員手拿花名冊，叫到哪個學員，哪個學員必須立即起立，喊“到”，立正回答問題。如果回答不出問題，眾目睽睽之下是很難堪的。有一堂外文課上，一位年輕教員先后三次叫到系主任楊得志的名字，這個教員大概不知道、也不管面前的學員是多大的官。楊得志不得不三次起立，規規矩矩地回答教員的提問。這是“沒胡子的教有胡子的”例子。
軍事學院初創時期，從原國民黨軍隊中吸收的“舊軍官”教員承擔了大部分軍事課程。我們戰役系開學時，這種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仍有數百人留校任教，如原國民黨軍隊的兵團司令郭汝瑰（實為中共秘密黨員，后公開身份）、快速縱隊總指揮蔣鐵雄、海軍艦隊司令林遵等人。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擔任了教授會的主任、副主任。這是“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例子。
此外，軍事學院聘請了一批蘇聯顧問，學院的教學體制和教學內容基本上都是借鑒蘇聯軍事院校的，學習的重點是蘇聯的先進軍事科學，教材大多是從蘇軍的條令、教令、戰例等翻譯過來的。在軍事學術史課上，除了講授我軍在革命戰爭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典型經驗和戰例以外，還重點講授蘇聯衛國戰爭中的經驗，講授其中的著名戰例：斯大林格勒會戰、庫爾斯克會戰、十次打擊、柏林戰役……有的學員對學習外軍經驗興趣不大，甚至對蘇聯顧問當面提出：“你們在衛國戰爭中的那些仗，打得跟我們也差不多嘛。”對于學員的種種思想反映，劉伯承十分清楚，他強調要破除固步自封的思想，樹立虛心向學的態度。
昔日的手下敗將、戰犯紛紛登上了講臺
軍事學院黨委積極派人到各地“訪賢”和“招賢”，從起義投誠和解放過來的原國民黨軍官中，先后篩選起用了600多人擔任軍事教員。這些人有的在原國民黨國防部任過職，有的在國民黨陸軍大學執過教，有的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官。到1955年，軍事學院的教員隊伍已經達到一千多名，其中軍事教員1007名。
起用國民黨舊軍官當教員，首先就要做好舊軍官的工作。舊軍官對調到軍事學院、在劉伯承領導下當教員感到十分高興，但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顧慮，特別是有一種“階下囚”的自卑心理。他們普遍怕提起過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
為此，劉伯承以極大的熱情關心和支持他們，風趣而又誠懇地說：“你們來，我們非常歡迎。不管是請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還是捆上梁山的，過去走錯了路不要緊，改過來就行了嘛！”
為請原國民黨軍整編第70師師長陳頤鼎來軍事學院任教，劉伯承曾三顧茅廬。陳頤鼎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三期，參加過南京保衛戰。1945年，時任國民黨第70軍軍長（1947年2月，第70軍改編為整編第70師）的陳頤鼎率部跨越臺灣海峽從日軍手中接收臺灣，被稱為“傳奇將軍”。
第一次是在陳頤鼎的家中。一陣寒暄后，劉伯承直奔主題：“中央任命我擔任軍事學院院長，但教員嚴重匱乏，尤其像陳先生這樣的既有理論又有實戰經驗的教員，更是奇缺。我此次登門，就是來請陳先生的，懇請陳先生屈駕本學院就職。”陳頤鼎說：“敝人是解放軍的手下敗將，沒有什么本事。”劉伯承又說：“陳先生，我們的軍隊要面向未來，迎接新的軍事理論和戰爭模式的挑戰，我們自己土生土長的教員也有，但不夠用，還要充分發揮你們的聰明才智才行。”
兩天后，劉伯承見陳頤鼎沒有來報到，便和秘書第二次登門拜訪。見陳頤鼎因傷風感冒，正躺在床上，劉伯承便說：“有病就好好休息，等病好了再去報到吧。”陳頤鼎連忙答道：“劉將軍，我想過了，南京軍事學院是解放軍的高等學府，培養出來的人都是關鍵崗位上的指揮員。我理論課講得再好，畢竟是敗軍之將，沒有號召力。”劉伯承說：“此話差矣，西方‘兵圣克勞塞維茨說，兵學是經驗的科學。歷史中的事例，在經驗學中，可作為最有力的證據。”
面對陳頤鼎的兩次拒絕，劉伯承仍未放棄，決定三顧茅廬。此次登門，他沒有立即提到任教之事，而是拉著陳頤鼎一同坐車來到光華門。登上城墻，劉伯承說：“陳先生，14年前，你指揮部隊在這里打鬼子，當時的情形你還記得嗎？”“記得，記得清清楚楚。”陳頤鼎大聲地回答，隨后和劉伯承敞開心扉地討論了南京保衛戰的經驗教訓，兩人越說越投契，劉伯承順勢再次發出邀請：“陳先生，我們說干就干。你跟我到軍事學院去，我們一起切磋總結這段歷史，寫下來，講給學員們聽，學員們再講給下一代人聽，一代一代傳下去，你不會反對我的建議吧！”陳頤鼎感慨地說：“我想通了，我十分樂意去當教員。中國人就不能忘記中國過去的悲慘歷史，不能讓外國強盜再來逞兇狂。”
后來，陳頤鼎在南京軍事學院工作了近20年，劉伯承三請陳頤鼎的故事成為佳話。
卸下了舊軍官的思想包袱，還需幫助學員轉變思想觀念。建院之初，劉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戰犯廖耀湘請來講課。這一信息傳出后，學員議論紛紛，非常反感。他們普遍有一種情緒：“哪有反革命教革命，打敗仗的教打勝仗的？”有的甚至說：“老子不聽他那一套！”在工作人員中，也有人對舊軍官缺乏尊重，不時說三道四、指桑罵槐。
這個矛盾不解決，必將影響教學任務的完成。于是，在一次全體教員、學員大會上，劉伯承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
我們學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舊軍官的教員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訴大家，我也是舊軍官出身，也當過四川軍閥嘛！我和朱老總都是半生軍閥半生革命。毛**說過，革命不分早晚，不計先后，站到革命隊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這些“舊軍官教員”是經毛**、周總理批準，由我把他們請來的。他們當中，有的已經轉變了原來的立場，有的正在轉變。他們積極為我們傳授軍事科學和文化知識，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就要尊重他們，協助他們搞好教學。大家都是中國人，要團結起來，共同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奮斗。
廖耀湘來到軍事學院時，劉伯承親自迎接，開門見山地說：“這次請你來當我們的老師，請講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講講你在緬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績的‘小部隊戰術‘森林作戰法及城鎮村落戰斗；
二是講講你在遼沈戰役的體會，實事求是，作戰中雙方的優缺點都可以講；
三是講講你對我軍建設的建議。”廖耀湘聽后誠惶誠恐地說：“劉院長，我恐怕講不好啊。”
劉伯承揮了一下手，說：“放心講吧，這三方面的問題，只有你能講，我們只能當你的學生。”
廖耀湘登上講臺，額上沁出了細密的汗水。他開始講課。講著講著，他仿佛回到了緬甸戰場，回到了野人山。那一戰廖耀湘率部頑強堅持行軍1000多公里，穿越了野人山，創造了奇跡。
臺上的廖耀湘講得出神入化，臺下的將軍聽得如飲甘露。一堂課講完，教室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劉伯承鼓著掌來到講臺上，握著廖耀湘的手說：“廖將軍，你的課講得真生動！”
在另一次講課中，廖耀湘的調子比較低沉，那是講他1947年8月升任國民黨第9兵團司令官后，在遼沈戰役中，指揮的第9兵團6個軍10余萬人被人民解放軍全殲，他本人與新6軍軍長李濤被俘的情形。他說：“當時，我雖升了官，但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陳誠部署遼西會戰，我曾對其部屬蔣繼志說過：‘錦州攻堅，兇多吉少，極為不智。但長官決定如此，其可奈何，只好舍身硬碰。數日之后，6個軍果然在黑山全軍覆沒。”
廖耀湘講完，一個學員向他走來，行了一個軍禮，說：“廖老師，我是參加黑山阻擊戰的一個團長。我有個問題，想要請教你。在黑山阻擊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你們再鼓一把勁，就有可能攻下黑山，可以避免全軍覆滅，為什么你們突然后退？”廖耀湘一語道破：“國民黨的軍心渙散了。”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舊軍官教員在教學的同時，也得到教育改造，摒棄了舊思想、舊觀念，把立足點轉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邊，融入軍事學院的大集體之中，在教學科研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有的還立功受獎，加入了共產黨。
（責編/張超 責校/陳小婷 來源/《劉伯承辦軍校》，瞿定國/文，《百年潮》2021年第3期；
《劉伯承三請手下敗將》，顏東岳/文，《文史博覽》2018年第9期；
《人民軍隊歷史上第一個“將軍系”軼事》，夏明星、周寶硯/文，《黨史縱覽》2017年第12期；
《鮮為人知的南京軍事學院往事》，舒云/文，《章回小說·中旬刊》2009年第10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