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宜佟， 潘 高*， 徐 瑤
(1.湖南理工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南 岳陽 414000；
2.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北京 100000)
城鎮化是破除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抓手、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必由之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保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0%提升到2021年的63.89%.隨著我國城鎮化進入平穩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城鄉發展不協調等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嚴重制約中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總書記強調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重大國家戰略；
2019年9月國務院印發《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到2035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將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當前，黃河流域城鎮化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區域內城鎮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嚴重制約著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進程.因此，如何有效保證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突破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瓶頸，已成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國內對黃河流域的發展展開了大量研究.從研究內容來看，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可持續發展[1]、區域低碳經濟發展[2]、城市生態效率[3]、水資源效率利用[4]、新型城鎮化和生態環境[5]與區域協調發展[6]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來看，主要使用了空間杜賓模型[7]、超效率DEA[8]、引力模型[9]、耦合協調度模型[10]和Tobit模型[11]等統計學方法和空間分析模型.大部分的研究是關于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而關于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的研究較少，且研究方向比較單一化，不具有綜合性，所以亟需從全面發展的角度對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進行研究并分析其驅動因素.
黃河流域橫跨東中西三大地帶，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生態安全屏障的重要地帶[12].東部地區有天然港口，具產業集聚的優勢；
中部地區有大量勞動力人口以及礦產資源；
西部地區土地遼闊，資源豐富，但隨著城鎮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日益嚴重.黃河流域東中西部城鎮化發展矛盾亟待解決.鑒于此，本文以黃河流域59個地級市為例，通過構建黃河流域城鎮化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空間相關性模型分析黃河流域城鎮化時空變化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測器探究黃河流域城鎮化驅動因素，以期能夠為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1 研究區域概況
黃河發源于中國青海省巴顏喀拉山脈，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區(由于四川省屬于長江經濟帶的范圍，本文研究范圍為除四川省的其他省份)，最后注入渤海.黃河流域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煤炭的儲量達到全國1/2以上，同時也是我國重要的糧食和肉類生產基地.但區域內各地市資源分配不均，人口較為集中，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城鎮化水平普遍較低，因此研究黃河流域59個地級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1.2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黃河流域59個地級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地市的統計公報以及相關的統計數據庫；
DEM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
2.1 構建指標體系
在研究城鎮化發展質量的過程中，國內還未有明確的標準.關偉等[13]認為城鎮化質量指標應包含人口城鎮化、經濟發展質量、社會發展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城鄉一體化、生態發展質量等6個方面；
黃敦平等[14]從宏觀經濟質量、產業結構質量、人口質量、生態環境質量、公共服務質量、城鄉統籌等6個方面對城鎮化發展質量進行了分析；
楊陽等[15]則從人口、土地、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5個方面選取了44個指標構建了城鎮化的指標體系.
綜合現有研究，本文遵循科學、全面、有效的原則，從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生態環境城鎮化4個維度選取了23個指標，構建了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黃河流域城市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2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的方法，通過計算指標的信息熵，根據指標的相對變化程度對系統整體的影響來決定指標權重[16].熵越大說明系統越混亂，攜帶的信息越少，權重越小；
熵越小說明系統越有序，攜帶的信息越多，權重越大.本文通過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并計算出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指數.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步驟一：指標選取.設有r個年份，n個城市，m個指標，則Xθij表示第θ年，第i個地級市，第j個指標的值.
步驟二：指標標準化處理.由于不同的指標具有不同的量綱和單位，因此需要進行標準化處理.這里選擇極差標準化處理，計算公式為：
正向指標標準化：
負向指標標準化：
步驟三：非負平移.標準化后，可能會對小于等于0的數字取對數，從而產生null值或nan.一般采用非負平移，即對所有數據加上很小的數，公式為：
步驟四：計算權重.
步驟五：計算熵值.
步驟六：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
Ej=1-Sj.
步驟七：計算第j指標的權重.
步驟八：計算每個城市每個年份下的綜合得分.
2.3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探究空間分異性的工具，包含分異及因子探測、交互作用探測、生態探測以及風險區探測等4個探測器[17].本文選取了分異及因子探測和交互作用探測，探究各影響因子X對城鎮化發展質量Y的驅動能力的強弱,以及兩兩因子共同作用下對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推動力.具體模型如下：
交互作用探測是探究兩個城鎮化影響因子之間交互作用時對城鎮化發展質量的解釋力，或是這些因子獨立對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評估的方法是首先計算兩個影響因子X1和X2對城鎮化發展質量Y的q值：q(X1)和q(X2).計算它們交互時的q值：q(X1∩X2),并對q(X1)、q(X2)與q(X1∩X2)進行比較.兩個因子之間的關系分為以下5種：非線性減弱、單因子非線性減弱、雙因子增強、獨立、非線性增強.
3.1 城鎮化發展質量時序變化
基于2009年和2019年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指數，利用ArcGIS10.8軟件，采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將2009年和201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指數分為五個等級(表2).可以看出，200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指數為8.89，平均值為0.151，2019年分別為12.48和0.212，總體上看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有一定的提升，但區域差異明顯.其中，2009年有30%的城市城鎮化發展質量高于平均值，山東省濟南市最高，為0.502，最低為內蒙古自治區的巴彥淖爾市，為0.064，最高是最低的7.8倍；
2019年有34%的城市城鎮化發展質量高于平均值.最高為河南省鄭州市，綜合得分為0.774;最低是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的0.098;最高是最低的7.9倍.從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平均值來看，2019年比2009年增長了40%；
從極差值來看，由2009年0.438提高到了2019年的0.676.這表明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在時間維度上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
表2 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指數分級
根據2009年至201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增長率，采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把增長率分為慢(12%～24%)、較慢(24%～40%)、中等(40%～57%)、較快(57%～85%)、快(85%～138%)五個等級(表3).從表3可以看出，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增長率在空間呈現出“一核、多極、多片”的特征.“一核”指以吳忠市為中心，其城鎮化發展質量增長速度比周邊其他地區快；
“多極”指以青島市、巴彥淖爾市、榆林市、平涼市、隴南市、洛陽市、鄭州市和商丘市為增長極，其城鎮化發展質量增長速度比周邊城市較快；
“多片”指以延安市、商洛市、濰坊市、太原市和蘭州市等城市為城市群的片區，城鎮化發展質量增長速度高于濟南市、晉中市、固原市和呼和浩特市等城市群.
3.2 城鎮化發展質量分級
根據201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指數，借助ArcGIS10.8軟件對2019年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進行分級，分別為低質量城市、初等質量城市、中等質量城市、較高質量城市、高質量城市五個等級(表4).從表4可以得出，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區域差異較大.
(1)高質量城市.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城市有西安市、鄭州市、濟南市和青島市，其占比為6.8%，綜合評價指數為0.42～0.78.在空間上橫跨東中地區且集聚程度低，分布廣，城鎮化水平高.高質量城市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資源以及國家政策的扶持，通過以自我為中心發展經濟，進而帶動周邊城市城鎮化發展.
(2)較高質量城市.城鎮化較高質量發展城市包含蘭州市、太原市、洛陽市和濰坊市，綜合評價指數為0.28～0.42.其中洛陽市和濰坊市在空間上緊鄰高質量發展城市，而蘭州市和太原市分別作為甘肅省和山西省的省會，對周邊城市的影響力較小.
(3)中等質量城市.城鎮化發展屬于中等質量城市包括銀川市、呼和浩特市、晉中市、商丘市、淄博市等12個城市，綜合評價指數為0.20～0.28.在空間上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主要以青島市、濟南市和鄭州市為集聚中心，呈連片分布特征.
(4)初等質量城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屬于初等的城市主要包括西寧市、吳忠市、鄂爾多斯市、寶雞市、德州市等18個城市，綜合評價指數為0.14～0.20.在空間上主要分布在中部和東部地區，呈現多片分布特征.中部地區以鄂爾多斯、吳忠市和榆林市形成的城市群，以及天水市、寶雞市、咸陽市、渭南市、運城市和三門峽市形成的帶狀分布城市群；
東部地區以濱州市、德州市、聊城市、濮陽市、菏澤市和開封市形成的城市帶.
(5)低等質量城市.城鎮化發展屬于低質量城市主要包括海東市、平涼市、烏蘭察布市、忻州市、延安市等21個城市，綜合指數都是低于0.14.在空間上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區，集聚程度高，范圍大.城鎮化低質量城市普遍存在資源匱乏、資金短缺以及人口流失嚴重等問題，導致城鎮化水平低于平均值，增長速度較慢.
表4 201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分級
3.3 空間關聯性分析
3.3.1 全局自相關
借助GeoDa1.14軟件對2009年和2019年綜合指數進行全局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2009年和2019年Moran’s I值均大于0，但P值均大于0.1，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故接受零假設.這說明2009—2019年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空間正相關性有所增強，但關聯性不強，整體空間分布變化不明顯.
3.3.2 局部自相關
為深入研究黃河流域局部地區城鎮化發展水平，借助GeoDa1.14軟件得出2009年和2019年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局部聚類.結果顯示:城鎮化發展質量分為三種類型，其中“高-低”型指城市本身城鎮化發展質量高，周邊地區城鎮化發展質量低；
“低-高”型指城市本身城鎮化發展質量低，周邊地區城鎮化發展質量都比它高；
“低-低”型指城市本身和周邊地區城鎮化發展質量都處于低水平.與2009年相比，2019年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在局部空間集聚程度有所下降，其中2009年屬于“高-低”型城市有蘭州市和銀川市，都位于黃河上游地區；
“低-高”型城市只有濱州市；
“低-低”型城市有大同市、榆林市、延安市、慶陽市、固原市和天水市，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上游地區.到了2019年，屬于“高-低”型城市只有蘭州市；
“低-高”型城市由濱州市變為開封市；
“低-低”型城市數量減少到4座，慶陽市、固原市和天水市退出該集聚區，西寧市加入.
3.4 城鎮化發展驅動因素分析
通過參考現有研究成果對城鎮化發展質量影響因素的界定，并結合黃河流域實際發展情況[18-20]，根據表1中各個指標權重大小，分別從2009年和2019年中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生態環境城鎮化中選取權重最大的指標作為驅動因素，分別是：城鎮人口比重(X1)、R&B人員(X2)、普通高等學校數(X3)、生活污水處理率(X4).
地理探測器模型測算結果如表5所示.2009年R&B人員(X2)和普通高等學校數(X3)的q值較高，說明這一時期研發人員數量和高等學校數量是推動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反映出科技實力、自主創新能力和高等人才對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性；
城鎮人口比重(X1)和生活污水處理率(X4)的q值顯示人口流動和生態環境對城鎮化發展貢獻率較低.到了2019年，普通高等學校數(X3)的q值最高，說明高等人才對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始終有較強驅動作用；
而R&B人員(X2)的q值比2009年下降28.2%，說明黃河流域各地市研發人員數量大幅減少，這與各市實施人才引進政策的強度有重要關系；
城鎮人口比重(X1)和生活污水處理率(X4)的q值略有變化，驅動作用沒有較大變化.
表5 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探測結果
地理探測器分析各驅動因子的交互作用如表6所示.可知各組合因子的驅動力都大于單因子驅動力.2009年R&B人員(X2)和生活污水處理率(X4)的交互作用最強；
R&D人員(X2)與其他因子交互產生的驅動力強，說明研發人員和創新能力在城鎮化發展中有重要的地位.2019年城鎮人口比重(X1)和普通高等學校數(X3)的q值最高，與2009年相比提高了18.2%；
城鎮人口比重(X1)和生活污水處理率(X4)，比2009年提高了13.7%；
城鎮人口比重(X1)和R&B人員(X2)的q值比2009年下降25.7%；
R&B人員(X2)和生活污水處理率(X4)的q值比2009下降23.2%，可見2019年城鎮人口占比與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對城鎮化發展的驅動力增強，而研發人員數量與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對城鎮化的驅動力下降幅度較大.
表6 2009年和2019年驅動因子交互探測結果
4.1 結論
本文以黃河流域59市為研究區域，構建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計算各指標權重并借助MATLAB得出綜合評價指數，通過ArcGIS10.8軟件以及地理探測器探究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時空變化、空間關聯性以及驅動因素，結論如下：
(1)從時間變化來看，2009-201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總體呈上升趨勢，區域差異較大，各地市城鎮化發展水平差距不斷擴大;城鎮化增長速度較慢，表現出“一核、多極、多片”的空間特征.
(2)從空間分布來看，2019年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質量呈“多核、多片、連帶”的空間特征，以青島市、濟南市、鄭州市和西安市為核心，中原地區和山東半島為紐帶，帶動周邊區域城鎮化發展.
(3)從空間關聯性來看，黃河流域59市在空間上整體具有正相關性，但關聯性不強；
2009-2019年局部地區空間集聚程度呈下降趨勢，黃河中上游地區集聚程度高于下游地區.
(4)從驅動因素來看，高等人才數量對黃河流域59市城鎮化發展驅動力最強，生態環境對城鎮化發展驅動力較小.與單因子驅動比較，雙因子交互對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交互作用影響更大.
4.2 建議
(1)堅持統籌規劃，實現共同發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作為國家戰略之一，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發展質量也高低不一.因此，在未來黃河流域經濟發展中，應立足于黃河流域的整體性，統籌規劃、協同發展，充分利用區域內資源要素，合理配置，形成“以高帶低”“以點帶面”“以面帶全”的新發展格局.
(2)實施人才戰略，激發地方活力.人才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素，黃河流域各市人才流失嚴重，一方面要積極推進人才強國戰略，實現人才資源的戰略性重組；
另一方面要創造適宜人才培養的環境，根據各市實際情況，及時調整政策.
(3)提高創新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不僅要依托人才戰略，而且要通過發展科學技術、提高創新能力來提高區域城鎮化發展質量水平，各地要精準施策，積極探索新發展模式，為城鎮化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和保障.
(4)加強生態保護，建設美麗黃河.黃河流域區域內生態環境資源配置不平衡問題較為突出，嚴重制約城鎮化的發展，各地要整合區域內生態環境資源現狀，因地施策，科學、合理、有效地利用好生態環境資源，為黃河流域城鎮化發展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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