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 棟 劉云鶴
2022年2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二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2：影響、適應和脆弱性》。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已對人類福祉和地球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今天的行動不僅影響人類如何適應逐漸緊迫的氣候變化威脅，而且也影響自然如何應對日益增加的氣候風險。(1)IPCC，“Remarks by the IPCC chair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to present the Working Group II contribution to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https://www.ipcc.ch/2022/02/28/ipcc-chair-statement-wgii-ar6-press-conference/.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全球共同行動。
中國與東盟自1991年建立對話關系以來，已在多領域形成合作互信。雙方均極易受全球氣候變暖威脅，正通過多領域合作攜手參與氣候治理、共同應對氣候挑戰。在氣候危機愈發緊迫、雙方進入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新背景下，回顧中國與東盟在氣候相關領域的合作歷史，總結合作特點及意義，及時發現問題并提出解決路徑，兼具理論與現實意義。
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和東南亞地區自然地理條件相似，面臨相同的氣候變化威脅；
正式開啟對話進程以來，中國與東盟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達成一系列合作，為進一步拓展氣候合作奠定了互信基礎；
近些年，復雜的國際形勢使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多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東盟開啟了氣候合作領域的對話進程。
(一)中國-東盟氣候合作背景
1.共同危機：自然地理條件和氣候威脅
中國與東盟海陸毗鄰，氣候變化持續侵擾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和東南亞地區，中國和東盟諸國是全球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代表性國家。
東南亞國家大部分位于北回歸線以南、赤道附近，緯度較低，屬熱帶季風氣候或熱帶雨林氣候，平均氣溫25～34℃，全年降水量1000～4000mm，平均濕度70%～90%。(2)汪亞光：《東南亞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現狀》,《東南亞縱橫》，2010年第5期。受季風影響，大部分地區一年分為旱季和雨季，降水隨季節發生變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厄爾尼諾現象和拉尼娜現象經常改變該地區的季風循環，進而大范圍影響天氣模式，由此帶來高頻率、高強度的季節性洪災或旱災。由于東南亞島嶼眾多，沿海地區人口密集，各國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帶來的海平面上升、極端酷熱增加、臺風更加猛烈、海洋變暖和酸化等影響。此外，人類活動正在破壞海洋生態環境，氣候變化與生態惡化彼此影響。南海具有獨特且復雜的生態環境系統，以豐富多樣的生物資源而著稱，海洋經濟是沿岸國家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但是，多年來的生活污水、工業污染、持續過度捕撈等破壞性人類活動對南海的生態系統與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損害。(3)薛桂芳：《“一帶一路”視閾下中國-東盟南海海洋環境保護合作機制的構建》,《政法論叢》，2019年第6期。當前，南海海域的多座漁場正面臨漁業資源嚴重萎縮的緊迫現實；
南海的“珊瑚金三角”受到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雙重干擾而嚴重退化，沿海城市和社區在風暴來臨時更容易被侵襲；
海洋資源的退化將導致東南亞地區旅游業衰落……南海海洋生態系統蘊含的巨大價值正面臨嚴峻挑戰，威脅沿海城市的發展與安全。相似的地理條件和共同的氣候危機推進中國-東盟氣候合作。
2.合作基礎：對話進程和政治共識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地域相近，山水相連，雙方有著長期交往的歷史。東盟成立于1967年，冷戰的結束為中國與東盟建立直接聯系提供了機遇，在新的國際政治格局中，雙方明確了新的戰略定位。伴隨東盟共同體建設的穩步推進，中國與東盟的關系逐步深入，達成多項共識，為環境與氣候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991年7月，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出席，標志著中國-東盟對話進程正式開啟。(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東盟合作事實與數據：1991—2021》，https://www.fmprc.gov.cn/wjbxw_673019/202201/t20220105_10479078.shtml。次年，東盟把中國認定為“磋商伙伴”，重點議題為政治與安全。1993年，雙方決定成立東盟-中國經貿合作聯合委員會和科學技術聯合委員會，推動雙方在經貿和科學技術等領域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1996年，中國與東盟成為“全面對話伙伴國”，邁出了對話合作的嶄新一步。1997年，中國與東盟領導人進行了首次直接對話并發表聯合聲明，確立了“中國與東盟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的新方向，“睦鄰互信”成為雙方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新坐標。(5)張蘊嶺：《中國-東盟對話30年：攜手共創合作文明》,《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3期。2001年，第五次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上，雙方在政治、經濟、醫藥衛生等合作領域達成諸多新共識，“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提議獲得一致認可。之后，中國與東盟在農業、金融、經貿、信息、湄公河開發、科技、非傳統安全等十個方面開展合作并持續落實。(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方關于第五次10+3和10+1領導人會議以來后續行動的非文件》,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200210/t20021020_9386049.shtml。多項共識促使雙方不斷拓展合作領域，為環境與氣候合作奠定基礎。
3.戰略需求：戰略位置和大國博弈
東盟連接亞洲、大洋洲，溝通太平洋、印度洋，坐擁馬六甲海峽這一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關鍵的樞紐位置使東盟在大國博弈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中國-東盟氣候合作是雙方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提高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在政治博弈中彰顯國家軟實力的有效途徑。
東盟是西方海權國家長期爭奪的焦點地區。早在地理大發現過程中，麥哲倫便試圖征服菲律賓；
近代以來，東南亞地區淪為西方殖民地，遭受殘酷的殖民掠奪，不難看出東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西方國家在這里攫取了大量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7)王秀紅、李傳永：《東盟的地理位置、環境及地緣力量構成》，《東南亞縱橫》，2003年第1期。同時，東南亞又成為遏制非西方體系和陸權國家力量影響的基地。當今，隨著周邊國家的崛起和東盟共同體國際地位的提高，東盟不僅是中、日、韓、美、澳等大國博弈的重要區域，也是國際合作的重要對象。
在氣候合作方面，東盟成為重要的博弈場，具體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向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施加壓力，同時拉攏小國和最不發達國家，誘發分歧和內訌，意圖瓦解和分裂“七十七國集團加中國”的發展中國家陣營。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以各種借口拖延甚至拒絕向發展中國家兌現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承諾，在缺乏資金和技術援助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受阻、效果有限。當前，氣候變化的影響持續加劇，發展中國家亟須團結合作，共同應對挑戰。
(二)中國-東盟氣候合作歷程
199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三十多年來，雙方在政治、經濟、科教文衛、非傳統安全等諸多方面開展了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卓越成就。氣候合作在中國-東盟合作框架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對話溝通到實際行動、從單一領域到多領域融合推進的深刻轉變，共同應對氣候危機在雙方合作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重要性不斷顯現?？偨Y中國-東盟氣候合作歷程，以2002年《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和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為節點，可以將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分為三個階段：萌芽階段(1991—2002年)、發展階段(2003—2009年)、深化階段(2010年至今)。
1.萌芽階段(1991—2002年)
在萌芽階段，中國和東盟開始進行對話，在政治、經濟、非傳統安全等領域展開合作，達成廣泛共識，為環境合作奠定基礎，雙方逐步將環境作為合作的一個方面列入對話議程。
1991年7月，東盟各國領導和中國外長聚首吉隆坡，這是我國與東盟的首次正式接觸，為雙方持續交流對話拉開序幕。(8)張蘊嶺：《東盟50年：在行進中探索和進步》，《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7期。1992年，中國先后加入了由亞洲開發銀行(ADB)主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等機制，承諾通過貿易往來加強對沿岸國家的支持。2002年11月，在第一屆大湄公河次區域首腦會議上，六國領導人發表了聯合聲明，并批準了2002—2012年的大湄公河次區域戰略框架，開始關注并開展環境保護方面的合作。(9)魏玲：《關系平衡、東盟中心與地區秩序演進》,《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7期。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首次將環境保護納入雙方的合作議題，這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環境合作正式開始，意味著雙方將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開展環境合作。(10)魯道夫·賽維里諾：《中國-東盟關系：過去、現在與未來》,王玉主譯，《當代亞太》,2008年第3期。
在萌芽階段，中國與東盟的廣泛合作為雙方進一步達成共識、促成新型合作奠定了基礎。雙方意識到合作應擴展到更多領域，環境合作被提上日程。但是，氣候變化相關問題還未單獨出現在雙方的對話與實踐中，而是被包含在“10+3”、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區域合作框架的生態環境整治的內容中。(11)朱新光、齊峰：《淺析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國際問題研究》,2009年第2期。
2.發展階段(2003—2009年)
《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告中國與東盟正式開始環境合作，雙方就環境問題頻繁交流，對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重視。
2004年，首次中國-東盟環境政策對話研討會召開，雙方就環境合作的未來發展和優先領域達成一致意見。2005年，在世界銀行的支持下，中國與大湄公河流域國家開展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走廊計劃”合作項目，大力開展關鍵地段人工促進生態系統恢復工作，保護和恢復區域生物多樣性。該項目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扶貧、應對氣候變化結合起來，為解決氣候問題尋求自然之道。2007年，環境保護被列為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機制下的重點合作領域。在同年11月召開的第三屆東亞峰會上，東盟 10 國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 16 國領導人簽署并發表了《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新加坡宣言》，氣候變化已成為宣言中的關鍵議題。2009年，《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戰略(2009—2015)》由雙方聯合編制完成，該戰略提出，加強中國與東盟及各成員國關于氣候變化等全球環境問題的雙邊協調與溝通。(12)黃棟：《多源流理論視角下東盟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分析》,《學術論壇》,2017年第3期。
在發展階段，中國與東盟各國對氣候問題的關注程度大幅提高，氣候合作從無到有，從對話溝通轉為實際行動。但是，中國-東盟的氣候合作多在東亞峰會、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區域合作框架下執行。隨著氣候危機的加劇和新合作機制的出現，氣候治理逐漸成為雙方合作的重點領域。
3.深化階段(2010年至今)
在深化階段，中國逐步崛起，東盟共同體建設持續推進，雙方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逐漸提高。在全球氣候危機加劇的形勢下，中國-東盟氣候合作逐漸深化，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
其一，氣候合作形式多樣化。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提出，應對迫在眉睫的全球氣候問題需要更加廣泛切實的國際氣候合作。氣候合作在國際合作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中國-東盟在氣候治理方面也開展了多元合作。2010年，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成立，為雙方環境保護合作戰略和項目的落實提供支撐，雙方通過該平臺著手制定《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行動計劃》，2021年發布的新行動框架進一步將“應對氣候變化與空氣質量改善”單列為中國-東盟環境合作的四大重點戰略方向之一。此外，自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提出“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以來，中國在海洋、林業、農業可持續發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積極開展多邊合作，尋求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以應對氣候危機。紅樹林生態系統是全球生產力最高的海洋生態系統之一，中國-東盟區域的紅樹林面積約占全球紅樹林面積的33%。(13)胡曉蓉：《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倡議正式發布》，《云南日報》，2021年9月28日。21世紀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均著手開展紅樹林保護行動，并在近年來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中國-東盟環境合作周、專題論壇與研討會等雙邊、多邊機制推進紅樹林生態修復領域重點合作。
其二，氣候合作邁向新高度。在中國-東盟氣候合作中，新型多邊合作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锻苿庸步ńz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在投資貿易中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加強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建綠色絲綢之路?！敝蟹竭€在《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中強調應對氣候危機的重要性，中國-東盟合作機制被列為需要加強的環保合作機制之首?！耙粠б宦贰背h的提出和建設的推進為中國與沿線各國開展氣候治理合作提供了新契機。此外，由東盟主導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已于2022年正式生效，該協定通過經貿合作為氣候合作奠定基礎，推動經濟發展與氣候治理的深度融合，為中國-東盟氣候合作開啟嶄新篇章。
其三，氣候合作迎來新起點。2021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雙方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三十年來，中國和東盟不僅經歷了國際形勢和全球格局的深刻變化，彼此的關系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雙方已成為最大規模的貿易伙伴、最富內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戰略伙伴。(14)張依琳：《2021年中國-東盟環境合作周活動在北京舉行》，https://view.inews.qq.com/a/20210723A03LXQ00。站在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新起點上，雙方將邁進合作“提質升級”的新征程，共同構建關系更加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面對深刻影響全球的氣候危機，中國-東盟將以全新的合作姿態，于新起點持續前進。
(一)中國-東盟氣候合作特點
在氣候危機愈發緊迫的21世紀，中國-東盟氣候合作穩步推進，在廣泛領域建立了多層級的合作與對話機制，形成漸進性、寬領域、多層次、廣參與的中國-東盟氣候合作模式。
1.漸進性合作過程
近些年來，氣候變化愈發嚴峻，國際社會進一步重視氣候合作與治理，中國-東盟氣候合作逐步深化，呈現漸進性態勢。
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始于環境合作。2002年，《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告中國與東盟的環境合作正式開始。2004年，雙方召開首次環境政策對話研討會。之后，雙方在生態建設、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成效顯著。全球氣候問題日趨緊迫，氣候合作逐步成為雙方合作的重要議題。在第三屆東亞峰會上，16國簽署《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新加坡宣言》，《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繼續強調重視氣候變化，2021年最新一期的《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行動計劃》將“應對氣候變化與空氣質量改善”單獨作為中國-東盟環境合作的四大重點戰略方向之一；
從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瀾湄合作”推動地區可持續發展，到聯合國氣候大會上“中國-東盟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角邊會的交流對話，再到“中國-東盟紅樹林生態廊道建設”的基于自然的氣候變化解決方案……中國-東盟氣候合作機制逐漸增多、合作政策逐漸完善、實踐領域逐漸拓展，雙方的合作正向縱深推進、向實處發展。
2.多層次合作機制
中國是東盟的對話伙伴和東亞“10+3”區域合作伙伴，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機制展現出多層次的特點。如今，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雙方的合作機制包括領導人會議、環境合作論壇、相關議題研討會和活動等。另外，中國與東盟還利用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一帶一路”建設等多邊平臺及其機制在氣候相關領域開展合作。
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為雙方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確定總基調。截至2021年，雙方已成功舉辦24屆領導人會議，近年來，“氣候問題”“綠色可持續”等一直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交流中的重要關鍵詞。2021年，《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聯合聲明》強調，雙方將加強在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和綠色可持續復蘇。
作為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的進一步延伸，東亞“10+3”框架逐漸成為東盟與中日韓共同加強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機制，有力推動了中國-東盟與東亞氣候合作的深入發展。在此合作機制下，東盟與中日韓圍繞氣候合作問題展開討論，制定宏觀層面的氣候治理戰略，并通過環境部長會議、環境高級官員會議、環境合作論壇等形式，推動東盟與中日韓在清潔能源技術開發、水資源管理、低碳技術分享等領域開展廣泛合作。
2011年以來，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論壇已連續成功舉辦十屆，在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的組織下，該論壇逐漸成為區域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高級別環境對話機制。與會人員不僅涉及東盟國家環境官員、駐華使節、中國地方生態環境工作者，還包括相關國際組織、研究機構、企業等代表，為中國與東盟進行區域環境政策溝通搭建了有效平臺。
除雙邊合作機制外，中國與東盟在聯合國氣候大會、全球生物多樣性談判、亞太經合組織、大湄公河次區域、“一帶一路”倡議等更加廣泛的平臺中積極開展氣候合作。多層次的氣候合作機制為中國與東盟達成更加廣泛的共識提供保障。
3.寬領域合作內容
三十年來，中國-東盟的對話與合作關系不斷發展，從最初的經濟領域擴展到各個領域，為雙方帶來實際成效。其中，氣候合作是雙方合作的重要面向，不僅包括政策對話、節能減排，還涉及能源轉型、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生態保護等廣泛的領域，意在為減緩氣候變化提供多種有效方案。
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早在2005年，中國與大湄公河流域國家就達成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走廊計劃”合作項目，大力開展關鍵地段人工促進生態系統恢復工作，保護和恢復區域生物多樣性。在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第一主題論壇中，“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倡議”正式發布，號召全社會積極參與紅樹林保護行動，發掘中國-東盟應對氣候變化新重點，標志著雙方的紅樹林保護合作進入新階段。生態修復、生態保護和加強生態管理等方法，是促進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協同增效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增加碳匯，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改善生態服務功能，提高氣候韌性。(15)胡曉蓉：《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倡議正式發布》，《云南日報》，2021年9月28日。
打造中國-東盟藍色經濟伙伴關系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舉措。在2019年第22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提出，雙方應在海洋科技創新、海洋產業、海洋生態保護等領域推動務實合作，推動“海洋減塑行動”。2021年第24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繼續強調加快推進構建藍色經濟伙伴關系，并在《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中將其設定為重要目標之一。
能源轉型是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行動，已成為國際氣候合作的重要抓手之一。2021年，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峰會上，中方表示應同東盟國家共同積極探索建立清潔能源合作中心，加強雙方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分享，為推動區域能源轉型共同努力?！吨袊?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聯合聲明》宣布，加強綠色投融資、新能源技術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區域能源、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優化，共同實現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綠色增長?，F階段，中國已在東盟國家投資多個可再生能源項目(集中于水電方面)，(16)張孟巖：《助力東盟能源轉型 共建綠色“一帶一路”》，http://iigf.cufe.edu.cn/info/1012/4490. htm。并通過“中國-東盟電力合作與發展論壇”“東亞峰會清潔能源論壇”“中國-東盟合作推動能源轉型與氣候韌性發展會議”等多個平臺進行能源轉型對話。
4.多元化參與主體
當前，氣候治理主要由政府主導，隨著氣候治理體系的復雜化和非政府組織的成熟化，非國家行動者開始在許多方面影響氣候政治的表現形式和制度化進程。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國內非政府組織對話與活動的推動。
2018年，全球氣候行動峰會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辦，中國代表在會上表示，國內有關非政府組織已啟動“氣候變化全球行動”，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積極支持中國政府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等。該行動將東盟各國列為首選合作對象，已促成多個項目，如開展技術培訓、協助編制緬甸可再生能源規劃、邀請中國與東盟相關專家研討交流等，助推東盟實現經濟增長和減緩氣候變化的雙贏。(17)《中國與東盟共同推動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合作》，《中國報道》，2020年第4期。
2019年，在馬德里世界氣候大會“中國-東盟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角邊會上，永續全球環境研究所(GEI)執行主任金嘉滿介紹，GEI作為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已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東盟國家開展了多樣的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工作，如與緬甸教育部和能源部開展可再生能源規劃示范合作、推動東盟紅樹林保護合作等，并表示GEI將在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中繼續貢獻力量，提供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東盟民間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網絡”。2021年，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非政府組織平行論壇中，中國和東盟國家的企業家、基金會、研究機構、社會公益機構以及相關國際組織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網絡”，并發布《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倡議書》，承諾并號召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紅樹林保護行動。該倡議旨在保障區域內的沿海居民繼續享受紅樹林所帶來的福祉，助力拓展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形成基于自然的氣候問題解決方案。
此外，中國的非政府組織還積極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和其他多邊氣候變化會議、伙伴關系對話會議等，通過談判就環境、能源等議題達成一致，(18)張麗君：《氣候變化領域中的中國非政府組織》，《公共外交季刊》, 2016年第1期。舉辦“中國-東盟合作推動能源轉型與氣候韌性發展會議”“中國-東盟區域紅樹林保護實踐研討會”“共建藍色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國際研討會”等非官方會議，搭建交流對話平臺。
(二)中國-東盟氣候合作意義
應對氣候危機并非一國之責。中國與東盟堅持平等、尊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原則開展氣候合作與對話，不僅有助于雙方共同應對氣候危機、促進可持續發展，也為國際社會的氣候治理提供了經驗與方案。
1.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保護與發展相輔相成，應對氣候變化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不僅關系生態環境保護，還關系社會民生，(19)祁悅、樊星、楊晉希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國際氣候合作的展望及建議》,《中國經貿導刊(理論版)》,2017年第17期。中國-東盟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將為地區共同發展與繁榮提供機遇。
中國已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2020年，印度尼西亞以5.9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東盟第一、世界第十。(20)“CO2 Emissions|Global Carbon Atlas”，http: //www. globalcarbonatlas. org/en/CO2-emissions.地理位置、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導致中國與東盟受氣候變化影響巨大，對于脆弱人群來說，氣候變化意味著更加頻繁和劇烈的洪水、旱災和風暴。災害可能重創地區經濟，對廣大民眾的生計乃至生命形成威脅。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須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實現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是中國與東盟的共同目標。
“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網絡”旨在為減緩氣候變化提供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將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協調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與海岸紅樹林保護的有力舉措，匯聚應對氣候危機、修復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發展三方面的力量，成果預計將惠及中國和東盟沿海逾12億居民。(21)《中國與東盟共同推動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合作》，《中國報道》，2020年第4期。中國在東盟國家投資建設的新能源項目不僅可以助力東盟國家的能源轉型，也能夠促進地區經濟平穩發展，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瀾湄合作”機制下的生態治理、物種保護將促進全流域經濟綠色發展，“好風景為村民帶來好光景”。能源轉型、綠色經濟、非傳統安全等合作機制不僅是中國與東盟應對氣候危機的可行方案，也促進了雙方在技術、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開展溝通與合作，有利于將減緩氣候變化與增加就業、減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等任務統籌起來，促進當地可持續發展。
2.有利于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
中國-東盟氣候合作為雙方搭建了經驗分享、技術創新、優勢互補的合作平臺，推動雙方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平臺的搭建將拓展氣候合作的廣度與深度，為雙方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幫助。中國與東盟利用首腦外交、部長級對話機制和其他多邊合作機制、非正式研討會等形式，在政策對話溝通、綠色經濟發展、技術與經驗分享、促進能源結構轉型等方面已開展了一系列合作，雙方優勢互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地區可持續發展。
其二，中國-東盟氣候合作的成功將為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提供先進經驗。中國與東盟不僅在政府層面達成多項氣候合作，還利用“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瀾湄合作”等多邊機制加強氣候合作、生態保護及綠色經濟的協同發展。非政府主體也積極參與，推動中國與東盟達成更多合作共識，開展有力實踐。中國與東盟的漸進性、寬領域、多層次、廣參與的氣候合作為全球氣候合作提供了諸多寶貴經驗。
3.有利于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加快構建氣候共同體
氣候變化亟須國際社會通力合作、共同應對。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東盟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共同體，二者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將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加快構建氣候共同體。
除積極推動本地區的氣候合作外，中國與東盟國家還堅定支持《巴黎協定》及氣候多邊進程，推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綠色“一帶一路”倡議等的落實，不斷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為推動碳達峰目標早日完成和氣候領域全球合作的深入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2022年，由東盟主導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生效，體現了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的引領作用，提高了其國際地位。成員國可通過自由貿易協定(FTA)促進綠色合作，為創新、綠色、融合、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中國自2020年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雙碳”目標以來，一直致力于降碳減排、綠色發展，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做全球氣候治理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可以提高雙方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參與度和領導力，進一步鞏固氣候外交，深化大國合作，加強氣候治理，抵御氣候風險，應對氣候變化，在全球發展倡議下，共建清潔、低碳、美麗、韌性的新世界。
(一)氣候合作領域過于分散
近年來，中國-東盟在氣候領域的合作形式不斷創新、內涵更加豐富、機制持續完善，展現出積極向好的一面。但是，也應注意到，雙方氣候合作重點不夠突出，合作領域較為分散，難以形成氣候治理合力。
從目前來看，氣候變化涉及農林漁資源可持續利用、能源保護與轉型、生物多樣性保護、水資源的保護利用、災害管理與氣象監測、環境教育與人才培養、城市可持續發展、交通運輸管理等眾多領域。中國與東盟在環境保護、生態修復、減災救災、海洋環境治理、清潔能源、技術轉移、碳排放、碳交易、生態友好型城市建設、綠色經濟等諸多與氣候相關的領域開展了豐富的合作。多路徑推進氣候合作的同時，雙方的合作缺乏系統規劃，合作重點與優先事項不夠突出。在氣候問題日益緊迫、國際格局日益復雜的背景下，氣候變化本身的廣泛性、合作重點的模糊性將使中國-東盟氣候合作難以形成聚集效應，削弱應對氣候挑戰的能力。
(二)氣候合作制度缺乏強制力
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開展國際氣候合作的重要基礎。現階段，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制度多以“軟法”為主，缺乏約束力和強制力，無法為雙方開展氣候合作、采取切實行動提供堅實保障。
在中國-東盟的氣候合作過程中，雙方在多層次合作機制下先后發布多項文件，為氣候合作制定規劃，如《中國和東盟領導人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戰略》《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以及一系列《中國-東盟環境合作戰略及行動框架》等。但是，此類聯合聲明、戰略共識皆屬于“軟法”范疇，旨在表明雙方未來的合作方向，不具備法律約束力與強制力。(22)徐璐：《論中國-東盟環境合作法律機制——從中國視角出發》,《法制與社會》，2017年第1期。如何實施文件中的合作規劃，各國也缺少進一步的規章制度及行動指南，強有力規范的缺失將導致執行合作目標的力度減弱。沒有執行力的氣候合作協議無法解決氣候變化問題，(23)馬文飛：《全球氣候法治的現實困境與實現路徑》，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21年，第33頁。對雙方氣候合作效果及目標的達成將產生不利影響。
(三)氣候合作缺少監督與反饋機制
針對中國與東盟已形成的內容豐富、領域多元的行動方案、戰略共識等，現階段仍缺乏后期跟蹤與信息披露制度，系統性監督及反饋機制尚不健全，實踐成果無法評估。
《中國-東盟環境合作戰略(2016—2020)》提出，“推動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環境友好以及氣候變化適應城市等領域合作”，并將其置于“環境可持續城市”的目標之中；
新一期的行動框架進一步將“應對氣候變化與空氣質量改善”單獨作為中國-東盟環境合作的四大重點戰略方向之一?；仡櫳弦黄谀繕说穆鋵嵡闆r，報告僅聲明“建立伙伴關系”“開展系列研討”等，未評價執行效果，也就難以適時調整。缺乏監督及反饋機制導致信息不透明，有損于氣候合作主體的積極性，降低民眾的滿意度。又如，早在2018年，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論壇宣布啟動中國-東盟環境信息共享平臺，稱中國與東盟將不斷深化相關大數據合作，以科技推動生態環境治理。但如今，該平臺與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共用一套網絡系統，信息披露內容僅涉及雙方合作的部分法規、政策，并未實現環境數據和信息集成的目標。
(四)東盟各國發展水平不同為共同合作帶來挑戰
東盟十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資源稟賦不同、面臨的氣候變化威脅程度各異，導致各國的利益關切存在差異，這為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帶來挑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21年，東盟國家人均GDP前四位的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泰國與東盟其他國家差距較大；
新加坡人均GDP為7.28萬美元，居東盟首位，是緬甸的近60倍。在資源方面，東盟能源體系的現狀是資源稟賦較好、高碳結構突出、用電水平落后、需求增長旺盛。(24)張銳、王曉飛：《東盟能源轉型：困局與展望》，《東南亞研究》，2021年第4期。由于東盟各國經濟水平差距較大，部分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已形成對高碳能源體系的路徑依賴，難以兼顧能源供給與能源轉型。這些國家擔心能源轉型將阻礙本國經濟發展，對低碳發展等目標的積極性不高。
作為合作共同體，東盟有其共同利益，但各國也格外關注自身的發展。因此，在中國與東盟開展氣候合作的過程中，難免有國家采取“搭便車”行為，接受和歡迎符合本國發展利益的項目，忽視或拒絕有悖于本國發展路徑的合作制度，甚至時有沖突發生。另外，受地緣因素的影響，東盟處于大國博弈的窘境之中，往往受到牽制左右為難，因此國際形勢對東盟各國的影響勢必會波及中國-東盟的各項合作。
(一)聚焦重點領域，厘清合作機制
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全面性和綜合性等特征，應對氣候危機的相關合作需要從多方面著手，開展全方位、多領域的合作。在中國與東盟氣候合作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應注意緊急問題和優先領域，厘清多層機制，有的放矢地開展合作。
一是突出重點合作領域。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較好地兼顧了保護與發展，應成為中國-東盟未來合作的重點?，F階段，中國-東盟紅樹林保護是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合作重點，應進一步推進實施。紅樹林保護合作不能僅停留在論壇、研討會等層面，應建立長效機制、開展項目實踐，并在相關網站上及時披露項目進展、公布合作成果。二是聚焦雙方優勢領域開展合作交流。東盟地區可再生能源潛力巨大，(25)Ashley Vidinopoulos, Jonathan Whale, Ursula Fuentes Hutfilter,“Assessing the technical potential of ASEAN countries to achieve 100% renewable energy supply”,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Assessments, vol.42(2020).農業可持續發展需求突出，(26)Ritika Chopra, Cosimo Magazzino, Muhammad Ibrahim Shah, et al,“The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ASEAN countries: Do carbon emissions and deforestation affect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Resources Policy,vol.76(2022).但各國資源稟賦不同、發展水平各異，氣候合作存在較大空間。近些年來，我國在能源結構調整、降低碳排放強度、提升生態碳匯能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和綠色金融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未來，雙方應以彼此的優勢領域為抓手開展進一步合作。三是統籌氣候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在全球踐行《巴黎協定》溫控目標、我國推進“雙碳”目標、東盟經濟發展與轉型等多重時代背景下，保障能源安全、推動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中國和東盟可將能源合作列為發展方向與優先領域，有針對性地促進技術分享、人員交流、項目建設、企業發展等。四是避免合作機制重疊。國際機制的同質化和功能趨同問題長期困擾和阻礙國際合作。(27)Daniel W. Drezner, Two Challenges to Institutionalism,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8, pp.139-159.中國與東盟的氣候合作應優化多層合作機制，避免主體、議題、功能等的重疊，針對不同合作領域、涉及區域等科學運用多層次的合作機制，選擇最優路徑，推動目標達成。五是運用技術手段加強雙方氣候合作。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新興技術將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幫助。“十四五”時期，綠色低碳和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將成為我國環保產業的重點發力方向，東盟國家也面臨著本國技術水平與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無法平衡的難題。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的創新、應用與交流不僅符合中國與東盟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也將為雙方的氣候合作注入新活力。
(二)加強制度有效性，提高政策執行力
氣候變化是超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全球性挑戰，需要國際社會開展更多務實的行動與合作。中國與東盟在加深各領域合作的同時，應加強相關制度的有效性和約束力，提高政策執行力度，保證有效性。
其一，促進國際協議的國內落實。任何國際合作條約的落實和履行都需要國內法加以保障，因此，在合作協議或戰略共識基礎上，中國和東盟應積極促進規則制度的本土化，使其既與國際氣候制度相銜接，也與國內相關制度及法律相統一，保證氣候合作機制的可操作性。其二，從地區、行業等方面細化制度規則。在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制度和東盟內部規則的基礎上，細化地區規則、行業標準，提高制度的有效性，避免氣候合作中發生外交爭端。其三，吸納多元主體共同制定氣候合作的制度與戰略。在規則制定過程中，不僅要考慮相關國家的整體利益，也要回應企業、社會與公眾的關切，推動建立能夠形成廣泛共識的具體合作規則，以提高制度的執行力。
(三)建立監管機制，接受社會監督
在加強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制度有效性和約束力的基礎上，須加快建立并完善監督監管機制，提高合作政策實施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同時，通過信息披露等形式有效推動公眾共同關注氣候變化，形成生態環境保護的社會共識。
可以預見，中國與東盟將在氣候變化領域達成更加廣泛深入的合作，將氣候合作從環境合作中剝離出來，給予更多關注、訴諸更多行動勢在必行。可借助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促進數據互聯互通，落實中國-東盟環境信息共享平臺建設。信息共享平臺不僅要全面呈現相關政策文件、發布系列研究報告，還能夠持續更新能源轉型、經濟合作、技術分享、人員交流等方面的信息，反饋公眾的意見。此外，信息共享平臺應包括實施項目的數據庫等，鏈接相關合作項目網站，讓公眾更加方便、全面地了解項目進展情況，向全社會展示中國與東盟在相關領域的切實合作和共同努力。
(四)尊重東盟整體利益，利用多種合作機制
東盟各國發展情況不一、利益訴求不同，中國應在尊重東盟整體利益的基礎上，科學利用多層次合作機制，與各國開展氣候合作。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下，中國始終秉持“親誠惠容”理念，與周邊國家深化合作，推動雙邊、多邊關系不斷走深走實，始終堅持做全球氣候治理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在與東盟合作的過程中，我國應在“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與東盟一體化和共同體建設”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和“雙碳”目標，以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為中心、以國際多邊合作為抓手、以非正式對話及研討會為補充，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加強政策對話、開展務實合作，結合東盟各國國情與發展需求，在生態保護、技術共享、能源轉型、農業可持續發展等項目的合作中切實把氣候治理、環境保護與當地經濟發展統籌起來，回應東盟各國的不同利益關切。
(五)引領國際氣候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
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僅靠技術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全球治理有助于人類應對氣候挑戰。中國與東盟不僅要在雙邊機制中加強氣候合作，也要為推進全球氣候治理提供機制、方案與動力，積極引領全球氣候合作。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自實施以來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各項合作取得顯著成果?！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經濟發展較快，溫室氣體排放量大，應對氣候變化態度積極，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勢在必行，“一帶一路”合作機制為各國提供了加強氣候合作、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契機?！秴^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已于2022年正式生效，彰顯了東盟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說明東盟在構建開放包容的地區架構中具有重要作用。協定的實施將對各成員國的經貿與人文往來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推動各方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其他民生領域開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從而提高地區民眾福祉，促進可持續發展。
零和博弈不可取，各國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多邊主義、“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相互尊重、包容互鑒、合作共贏、言出必行，加快建立求同存異的全球治理機制，尊重共同意愿，包容彼此差異。在全球發展倡議下，中國與東盟應在更加廣闊的平臺上為構建氣候共同體貢獻智慧。
氣候變化和由此引發的災害、貧困與不平等已成為全球面臨的關鍵問題?！栋屠鑵f定》提出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以內、并盡量向1.5℃的目標努力，這需要各國將雄心勃勃的目標轉化為切實的行動。近些年的研究顯示，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超過1.5℃，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將面臨嚴重威脅。全球行動刻不容緩。
中國與東盟已走過三十年的合作歷程，在廣泛對話交流的基礎上達成諸多合作共識。雙方已在氣候變化領域開展了多樣化的合作，并同時致力于減少地區貧困、促進可持續發展。隨著雙方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確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顯著提升，中國-東盟氣候合作必將為國際社會提供經驗。未來，中國與東盟國家應系統審視雙方在氣候合作中存在的問題，有的放矢地加以解決，進一步推動科學有效的氣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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