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宇
(三峽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數據表明,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為國際產業分工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價值鏈分工方式的快速興起,得益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和物流技術的成熟,并極大地降低了貨物的跨國和跨區域運輸成本。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發展水平、要素稟賦結構、產業基礎、地理條件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這種差異導致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結果呈現非平衡發展趨勢:發達國家憑借全球價值鏈上游形成專業化分工優勢,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貿易利益分配的主導權;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參與全球價值鏈下游階段的分工,嵌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貿易規則[1]。
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背景下,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非平衡發展產生了新的內涵。當前,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通信、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正在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作為新的顛覆性戰略技術,其對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不僅僅局限于對生產效率的提升,而是在于將數據要素作為一種新的要素投入納入生產函數后,數字化生產和智能化生產對社會生產過程中要素組合方式的重構和社會總體生產效率的變革。考慮到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各國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用戶規模和數字技術水平上存在異質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化應用程度將呈現分化趨勢,即出現“數字鴻溝”。隨著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推進,在傳統要素稟賦結構差異與“數字鴻溝”雙重因素疊加下,數字經濟將加劇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擴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差距。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價值鏈分工網絡中重要的貿易樞紐,一方面,在一些數字技術前沿領域仍然面臨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壓力,與世界前沿技術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通過科技自主創新來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擁有14億人口規模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比較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有利于激發數字經濟發展的活力,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水平提升。在全球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并存。對此,***總書記強調:“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探索數字經濟如何重塑國際全球價值鏈競爭格局,如何加劇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特別是中國應該如何發揮政策制度優勢,搶抓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對于統籌發展和安全,推進中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水平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數字經濟發展相關文獻梳理
近年來,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在社會生產中的廣泛應用,使數字經濟成為經濟學者關注的熱點話題。數字經濟的概念最早由Tapscott提出。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數字技術的快速迭代,涌現了一大批新技術、新模式和新業態。數字經濟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經濟形態,主要表現在:(1)數字經濟發展以數據要素作為關鍵生產要素[2-3];(2)通用數字化技術促進產業生產效率提升[4-5];(3)數字經濟改變社會生產過程中的要素組合方式,改變企業的要素使用方式和生產成本[6];(4)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創新范式,促進創新范式由線性創新鏈條向融合創新轉變[7]。數字經濟發展的以上特征導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數字經濟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具有兩面性:(1)多數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對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數字經濟的發展能夠通過提升創業活躍度[8]、優化產業分工結構[9]、實現規模經濟和平臺經濟[10]等機制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2)一些學者也對數字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不平等問題和治理難題表示擔憂,如個人或者區域在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獲取和使用上的差異會出現“數字鴻溝”現象[11],而“數字鴻溝”會引起人口紅利下降,導致中低收入勞動受到數字不平等的沖擊[12]。受到城鄉數字基礎設施差異的影響,數字經濟發展還可能擴大城鄉收入差距[13]。在此背景下,數字經濟對傳統社會經濟的變革亟須建立新的數字治理體系,以適應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14]。
(二)全球價值鏈分工相關文獻梳理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倉儲、物流成本的大幅降低,極大地促進了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產品任務外包。大型跨國企業的出現使得跨國生產的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發揮作用,全球價值鏈分工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15]。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技術水平、要素稟賦和貿易成本是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全球價值鏈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16-17]。由于各個國家在技術發展水平、要素稟賦結構、交通基礎設施和地理區位條件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這種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表現出非平衡發展趨勢[18-19]。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非平衡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不利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初期參與過程中,雖然能夠通過嵌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20],并以適當的創新激勵政策實現短期內的全球價值鏈升級[21],但當發展中國家繼續嘗試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升級時,往往會遇到全球價值鏈升級的瓶頸,即“低端鎖定”[22-23]。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通信、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沖擊背景下,數字技術通過要素稟賦變化和制度變遷協同路徑改變產業組織范式、要素利用方式和國際貿易規則[24-25],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工差距進一步拉大。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正在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趨勢。
(三)要素稟賦理論相關文獻梳理
要素稟賦是對一個經濟體擁有的各類生產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和基于此形成的比較優勢的概括[26-27]。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中,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是最常見的要素稟賦,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相對豐裕程度構成了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28]。從廣義上而言,除了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這兩種傳統要素以外,文化制度、地理條件、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也可以作為一國的要素稟賦[29]。根據赫克歇爾—俄林理論(Heckcher-Ohlin Theory),在考慮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開放經濟中,進行國際貿易國家的要素稟賦存在要素豐裕度和要素密集度的差異。在現實中,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往往落后于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過程中,如果僅僅憑借要素稟賦嵌入到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則有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最終陷入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30],最終難以實現其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然而,國別之間的要素稟賦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從長期視角看,技術水平進步、經濟發展水平提升會導致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發生變化,要素稟賦結構也開始從簡單要素稟賦結構(如勞動密集型要素稟賦結構)向復雜要素稟賦結構(如技術密集型要素稟賦結構)轉變[31]。雖然通過產業政策能夠鼓勵技術的引進和模仿性創新,然而只有滿足要素稟賦結構與技術存在相互適應的條件時,經濟體才能實現內生式發展。
(四)研究述評
數字技術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顛覆性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不僅改變了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要素組合方式,更在區域乃至國家層面改變了全球價值鏈競爭格局,重塑了國際貿易規則。總體而言,現有文獻已經分別對數字經濟發展、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要素稟賦結構理論進行了比較豐富的探索,但本文認為現有研究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存在不足:(1)雖然諸多學者已經注意到數字經濟發展在促進社會生產效率提升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對于數字經濟如何改變企業生產行為的機制缺乏深入探索;(2)現有研究對于封閉經濟條件下數字經濟如何促進社會生產效率提升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忽視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個經濟體在要素稟賦結構、技術發展水平、地理區位條件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要素稟賦結構會影響技術選擇路徑[32],導致技術沖擊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存在異質性,進而影響全球價值鏈分工結果。
基于以上考慮,相對于已有文獻,本文可能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基于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探索開放經濟條件下,面對數字經濟沖擊,要素稟賦(勞動要素、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結構異質性如何影響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2)通過建立“要素稟賦結構—技術利用狀態—要素利用結構”的分析邏輯,探索要素稟賦結構如何導致技術利用狀態的差異,并最終導致各國實際要素利用結構的差異,以此進一步研究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形成機制和中國的應對之策,為中國應對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挑戰和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提供科學的政策參考。
后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三節內容梳理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現狀,發掘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的典型事實;第四節內容將基于數據要素稟賦結構視角,探索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理論機制;第五節根據理論研究結果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實際,探索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背景下中國的應對政策;第六節為主要結論和政策啟示。
(一)數字經濟成為主要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焦點
創新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作為一種新的技術形態,正在對社會生產方式和消費行為模式產生顛覆性影響。如何從國家戰略層面對數字經濟發展進行戰略部署,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已然成為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焦點[33]。表1顯示了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計劃。美國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領域起步相對較早,對于數字經濟發展也進行了較早的戰略布局,包括《全球數字經濟大戰略》《大數據戰略》《國家網絡戰略》《先進制造業戰略》《數據科學戰略計劃》,美國對于數字經濟戰略布局幾乎涵蓋了目前數字經濟發展的所有重點領域:數字基礎科學、大數據、互聯網、智能制造等。得益于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搶先戰略布局,美國已經誕生了如谷歌、微軟、蘋果、特斯拉、亞馬遜、Facebook等一系列數字經濟領域的大型頭部企業。德國和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也根據自身要素稟賦特征和產業發展情況進行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戰略布局,如德國主要從促進傳統制造業向智能制造轉型的戰略目標出發,發布了《人工智能戰略要點》《德國制造人工智能計劃》《高新技術發展戰略2025》等戰略規劃。日本則重點關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對于社會經濟內生創新動力的塑造能力,發布了《綜合創新戰略》《集成創新戰略》《戰略創新推進計劃(第2期)》等戰略規劃。
表1 主要發達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計劃
(二)全球數字經濟呈現不平衡發展趨勢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數字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但數字經濟發展的國別不平衡趨勢在持續增加,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也并未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共享。根據《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數字總體規模達32.6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為43.7%,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然而,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并沒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共享。在全球數字經濟32.6萬億美元的總體規模中,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規模達24.4萬億美元,而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僅為8.2萬億美元,分別占比為74.7%和25.3%。從經濟的數字化發展程度分析,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其國民生產總值比例為54.3%,而發展中國家的這一比例僅為27.6%。從國別層面分析,美國數字經濟規模達13.6萬億美元,占全球數字經濟總體規模的比例為41.7%,表明美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已經處于主導地位。相比而言,中國作為數字經濟規模排名第二的國家,中國占世界數字經濟發展規模比例不足10%,與美國在數字經濟發展規模上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然而,這一指標對于中低收入國家而言更低。2020年中低收入國家數字經濟規模為7035億美元,占全球數字經濟總體規模的比例僅為2.2%。
以上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典型事實表明,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通信、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技術的快速迭代和升級促進了傳統產業向數字化和智能化方向轉型,數字經濟在全球經濟活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主要工業化國家戰略布局的焦點[20]。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差異,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仍然滯后于發達國家,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并沒有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共享。
(三)全球價值鏈分工下的非平衡發展
(1)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增長不平衡。圖1為1980年以來世界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生產總值變化(1)資料來源:作者根據EPS世界宏觀經濟數據庫相關數據結果繪制。。該圖反映了世界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國民生產總值變化的兩大特征:其一,發達國家經濟體總量仍然高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總量,發達國家經濟體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59.32%,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總量僅占世界經濟總量的40.68%;其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經歷了快速成長,發展中國家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比例持續上升。相比而言,發達國家經濟體的經濟則經歷了相對停滯,其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持續下滑。在此期間,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的相對變化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在2003年之前,世界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基本保持相對不變,發達經濟體總量基本維持在80%上下波動,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基本維持在20%上下波動;在2003年之后,發展中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總量發生了快速的相對變動,發達經濟體的世界經濟總量比例從78.53%下降到40.68%,而發展中經濟體的世界經濟總量從21.47%增長到40.68%。
(2)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不平衡。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各個國家根據其技術水平和要素稟賦特征,選擇專業化于全球價值鏈的特定分工階段。雖然貿易分工能夠有效提升全球范圍內的產出效率和總體福利水平,但過度的專業化分工也可能會導致發展中國家嵌入“低端鎖定”的陷阱,而很難實現產業的全球價值鏈升級。結果導致在全球價值鏈競爭中,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和參與方式存在差異,且分工地位不平衡。
圖2描繪了全球主要國家(地區)收入水平和前向參與指數的關系(2)數據來源:作者根據全球價值鏈研究院UIBE GVC指標體系數據庫和Penn World Table 10.0相關數據繪制。。橫坐標表示各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美元),縱坐標表示前向參與指數。該數據結果表明:各國(地區)前向參與指數與人均收入水平總體呈現正相關關系,低收入國家的前向參與程度普遍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前向參與程度,這意味著低收入國家主要是進口中間品以生產產品用于出口,而發達國家則主要是出口中間產品以供其他國家使用;在人均收入水平小于4萬美元區間,收入水平的提升會有效提升一國(地區)的前向參與程度,而在收入水平大于4萬美元區間,收入水平提升雖然也能夠提升一國(地區)的前向參與程度,但收入水平對前向參與程度的促進效應趨于平緩。
圖2 全球主要國家(地區)收入水平和前向參與指數的關系
當前,數字技術正在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數據要素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正在重塑社會生產方式。雖然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并未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共享,正在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鑒于數字經濟對于產業變革具有重要影響,能夠改變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要素利用方式和產業競爭力,重塑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過程中的競爭優勢,接下來本文將基于數據要素稟賦結構理論,通過建立“要素稟賦結構—技術利用狀態—要素利用結構”的分析框架,探索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理論機制和中國政策應對。
(一)要素稟賦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機制
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最重要特征是全球化大生產。自15世紀末“大航海時代”和18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在地理大發現和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化生產和全球化貿易逐步成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逐步形成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為主要特征的國際貿易分工格局。以全球價值鏈分工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生產與以往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的最大區別在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產品生產分工的基本單元由最終產品變為生產任務或者生產工序,因此其分工模式更加精細,分工網絡更加復雜,而分工范圍更加廣泛,全球化參與程度更高。
圖3顯示了一個包含三階段的全球價值鏈分工示意圖。縱向看,從上到下依次表示全球價值鏈的上游階段、中游階段和下游階段。全球價值鏈的上游階段和中游階段的生產過程均為中間產品制造過程,而全球價值鏈的下游階段為最終產品生產過程。在圖3所顯示的全球價值鏈三個生產階段中,使用虛線方框表示企業(國家)從事某一具體生產階段過程中,中間產品和要素投入的組合方式。要素投入(包括勞動要素和其他要素)可以直接創造歸屬于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階段的增加值。而中間產品投入雖然參與本生產階段的生產,但并不創造歸屬于當前生產階段的增加值,而是歸屬于全球價值鏈上一個分工階段的增加值。在圖3所顯示的全球價值鏈三個生產分工階段中,使用兩個實線方框表示全球價值鏈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增值和價值轉移,其價值增值來源于本國的勞動要素和其他要素的要素報酬,并通過生產下一生產階段的中間產品實現價值的轉移,進而形成全球價值鏈下一階段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投入。
圖3 全球價值鏈生產分工機制
通過對圖3所示的全球價值鏈生產分工機制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在全球價值鏈生產分工體系中,企業的生產函數包括要素投入部分和中間產品投入,要素投入的報酬歸屬于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階段的增加值,而中間產品投入歸屬于全球價值鏈上一階段的增加值。(2)在全球價值鏈生產分工體系中,企業的中間產品投入不僅會經歷本階段的生產,還可能進入全球價值鏈后續階段的生產過程。考慮到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產品的跨國貿易會產生貿易成本,因此中間產品多次跨境交易的交易成本會隨著全球價值鏈階段數量的提升而累積,導致全球價值鏈下游企業面臨的單位中間產品中內含的貿易成本大于上游企業,從而使得全球價值鏈下游企業的貿易成本彈性小于全球價值鏈上游企業的貿易成本彈性。(3)在全球價值鏈生產過程中,決定各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差異的主要因素包括各國技術水平差異和要素稟賦結構,其中技術水平決定了一國的企業利用中間產品和生產要素進行產出的效率,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一國的企業組合生產要素的成本,即要素利用成本。技術水平越高、要素利用成本越低,則一國的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某一生產階段的競爭優勢就越大。
考慮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過程中,勞動仍然是重要的生產要素,發達國家企業的勞動要素利用成本往往高于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勞動要素利用成本,并且由于全球價值鏈下游的貿易成本彈性小于全球價值鏈上游的貿易成本彈性,基于此可以判斷發達國家將更有優勢專業化于全球價值鏈上游階段,而發展中國家將更有優勢專業化于全球價值鏈下游階段。這表明,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由于各國在技術水平、要素稟賦結構、產業基礎、地理條件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這種差異導致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結果呈現非平衡發展趨勢。
(二)數字經濟背景下的企業生產函數重構
當前,數字技術正在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數據要素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正在重塑社會生產方式。考慮到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正在經歷快速增長,數字技術的應用不僅直接促進了生產技術水平的提升,數據要素作為新的生產要素也正在改變企業對于要素的使用方式,因此,隨著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推進,在傳統要素稟賦結構差異與“數字鴻溝”雙重因素疊加下,數字經濟將加劇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
現有研究對于封閉經濟條件下,數字經濟如何促進社會生產效率提升進行了豐富研究,但忽視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個經濟體在要素稟賦結構、技術發展水平、地理區位條件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在封閉經濟中,由于不存在要素稟賦結構的異質性和要素的跨國或跨區域流動問題,技術沖擊也不存在國別或區域的異質性問題。因此,封閉經濟中,技術水平是影響一國生產效率和產品競爭力的最主要因素。然而,封閉經濟無法解釋為什么欠發達國家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的問題,也無法解釋為什么欠發達國家不愿意使用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產業競爭力提升等問題。
為了解釋以上問題,首先需要分析數字技術相對于傳統技術進步的典型特征:(1)數字技術具有通用型技術的一般特征,數字經濟背景下自動化、智能化、遠程化技術的應用,極大地拓寬了生產的應用場景,也拓寬了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可能性邊界;(2)數據要素作為數字經濟背景下新的生產要素,具有非競爭性,有利于促進生產的規模經濟;(3)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改變了企業的要素利用結構,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會使用數據要素和資本要素替代勞動要素投入,同樣地,要素稟賦結構也會改變企業對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態度,而企業對于技術利用態度的改變反映在數字化生產過程上則是要素利用成本的降低和產品競爭力的提升。
數字經濟背景下,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對于產業變革的影響也改變了企業傳統生產函數。使用Y表示產出,A表示技術水平,Ω表示要素組合(要素利用結構),傳統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Y=AF(Ω)
(1)
在傳統生產函數中,要素組合(要素利用結構)Ω一般為資本要素(K)和勞動要素(L)的組合。因此,包含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傳統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Y=AF(K,L)
(2)
通過以上分析,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數字技術的應用不僅直接改變了企業的技術水平A,還將數據要素(D)作為新的生產要素納入到要素組合(要素利用結構)Ω中,更重要的是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應用還直接改變了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要素組合方式。鑒于此,記S為要素稟賦結構(3)在本文中,要素稟賦結構和要素利用結構具有嚴格區分:要素稟賦結構表示一國先天擁有的資本要素、勞動要素和數據要素在數量上的相對多寡或者價格上的相對高低,要素稟賦結構反映了企業在進行生產決策前面臨的給定的要素結構;而要素利用結構反映了一國在要素稟賦結構一定情況下,面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沖擊,根據要素稟賦結構而采取的最優要素組合方案,要素利用結構反映了企業根據外部技術沖擊和利潤最大化目標而自主選擇的要素結構。二者的差異反映在勞動市場上,則表現為技術沖擊下的結構性失業。,那么數字經濟背景下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
Y=AF(Ω(A)),A=A(S),S=s(K,L,D)
(3)
與公式(1)的生產函數相比,在公式(3)的生產函數中,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S決定了該國對于數字技術的技術利用狀態,而該國對于數字技術的技術利用狀態則會進一步影響該國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要素組合,即要素利用結構,并進而改變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過程中的生產成本和產品競爭力。至此,本文構建了“要素稟賦結構—技術利用狀態—要素利用結構”的分析框架,接下來從要素稟賦結構異質性視角探索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理論機制。
(三)要素稟賦結構異質性與技術選擇
由于各個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技術水平、數字化發展程度、數字市場規模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將導致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各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異質性不僅表現在傳統要素稟賦組合(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上,也表現在傳統要素與數據要素的稟賦組合(資本要素、勞動要素和數據要素)上。
在數字經濟沖擊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差距可能來自兩個方面:(1)由于傳統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陷入“低端鎖定”;(2)數字經濟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數字化技術和數據要素積累方面的劣勢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產生“數字鴻溝”。基于“要素稟賦結構—技術利用狀態—要素利用結構”的分析框架,本文構建了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理論機制,如圖4所示。根據圖4所示的理論機制,考慮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的情形。假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具有相對豐富的勞動要素,且勞動要素價格相對低廉;而在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方面,發達國家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價格與勞動要素相比更加廉價。
圖4 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理論機制
考慮全球經濟體系面臨數字化和智能化新技術的沖擊,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要素稟賦結構方面存在天然差異,要素稟賦結構的異質性將導致發達國家可以憑借其在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上的相對優勢,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方式以相對廉價的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替代相對昂貴的勞動要素;與此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在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上并不存在相對優勢,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中,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的價格相對勞動要素更加昂貴,因此使用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方式不但不能促進發展中國家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還會因為生產成本的上升導致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喪失。此時,對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當其擁有一定的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時,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進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應用,但仍然與處于前沿技術水平的發達國家存在技術差距,也只能實現有限的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而對于欠發達國家而言,在面臨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相對匱乏的現實下,推進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的成本已經超過了其經濟所能承載的界限,因而可能選擇低程度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如圖5所示)。當一國的企業根據其要素稟賦結構S選定適配的技術利用狀態A時,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會進一步改變企業的要素利用結構Ω,即當一國的企業大規模地采用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技術時,其要素利用結構中資本要素和數據要素的比例將會提高,而勞動要素的比例則會降低。最后,由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改變了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要素利用結構,考慮到資本要素、數據要素和勞動要素的要素價格存在差異,因此要素利用結構的改變會引起企業單位生產成本的變動。根據何宇等觀點[17],此時企業單位生產成本的變動將會朝降低生產成本的方向變化。
圖5 要素稟賦異質性與技術利用狀態差異
(四)數字經濟與全球價值鏈的加速重構
根據全球價值鏈分工理論,技術發展水平、要素稟賦結構和貿易成本是影響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要因素。前文分析表明,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要素稟賦結構不僅會內生決定一國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選擇,進而通過技術選擇改變其生產過程中的要素利用結構,導致其生產成本發生變化。由此可知,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由于各國要素稟賦結構的異質性,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將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差距,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
繼續考慮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情形。由于要素稟賦結構存在國別異質性,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要素稟賦結構的異質性將導致技術利用狀態的異質性。最終發達國家將進行高度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將進行中等程度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而對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能進行低等程度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由于企業對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選擇來源于其利潤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目標,因此,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應用能夠為企業帶來生產成本上的降低。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發達國家的成本節省效應將大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而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成本節省效應最低。
由此可進一步得到,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發達國家不僅能夠在數字經濟的技術前沿水平進行生產,而且還能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優化要素利用結構,降低生產成本。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大規模應用的結果導致發達國家不僅在其具有傳統優勢的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上游階段的競爭優勢得到進一步提升,還使得發達國家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搶占發展中國家具有傳統優勢的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下游階段的任務分工。最終導致發展中國家不僅難以在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上游階段實現分工地位的提升,甚至也會在其原本具有分工優勢的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下游階段失去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將進一步陷入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總之,由于要素稟賦結構異質性的存在,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加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分工差距,加劇全球價值鏈的非平衡增長趨勢。
近年來,全球數字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重構全球價值鏈分工、改變國際貿易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數字經濟在經歷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引擎的同時,數字經濟紅利并未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共享。尤其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由于各國在技術發展水平、要素稟賦結構、產業基礎、地理條件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逐漸失去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全球價值鏈正在向非平衡發展方向加速演進。
到目前為止,本文關于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研究結果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似乎是悲觀的。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最大的貨物進出口貿易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關鍵時期:一方面,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搶抓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讓數字技術賦能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在一些前沿技術領域和關鍵核心技術層面,中國仍然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卡脖子”壓力,數字技術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技術,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中國亟需在數字技術領域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面對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這為如何發揮中國制度優勢,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進中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提供了政策方向。為了應對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中國應該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政策布局。
(一)以強化數據要素稟賦為突破,實現數字經濟“彎道超車”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要素稟賦結構是否與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相適配,是決定該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根據Jones and Tonetti[34],數據要素不僅具有非競爭性,還具有衍生性。數據要素作為產品生產和消費終端使用過程的信息積累的總和,其積累總量取決于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數據流量和存量規模。雖然從傳統要素稟賦結構而言,在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領域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缺乏競爭力,但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14億人口規模的數據交易必然產生超大規模的數據要素資源。中國應該充分利用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中國超大市場規模優勢,促進要素資源向要素稟賦轉變,將要素資源優勢轉化為要素稟賦優勢,實現中國數字經濟“彎道超車”。
(二)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和數字貿易治理體系建設
數字經濟最大的特征是技術主權和數據主權的分離[35]。從數據的技術實現角度而言,數字技術供給商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搭建數據化平臺,憑借技術優勢獲得數據的獨家開發權利;從數據獲取來源來看,數據是目標用戶在使用數據過程中的信息整合,考慮到數據信息反映了個人隱私,因此數據要素根據屬地原則具有數據主權性質。在數字經濟貿易背景下,發達國家憑借數字技術的領先優勢掌握數據的技術主權,而發展中國家在參與發達國家的數字貿易中喪失了依照數據主權的議價能力。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網絡中處于中心樞紐地位[36]。在此背景下,應該依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中心樞紐優勢,積極推進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多邊治理體系建設,擴大與“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和RCEP國家的數字貿易合作[37]。積極參加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談判,促進數字貿易利益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實現共享,切實維護國家數字安全。
(三)完善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化人才培育機制建設
本文研究認為,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要素稟賦結構對重塑全球價值鏈競爭優勢具有重要作用,要素稟賦結構不僅能夠影響一國的企業對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且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也可能會對要素市場帶來沖擊,尤其是對勞動市場帶來結構性失業。面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沖擊,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數字經濟人才培育機制建設:(1)制定數字經濟人才長遠發展戰略,多維推進數字經濟下覆蓋基礎科學研究型人才、科技應用型人才和職業技能型人才的多層次人才培育體系,強化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生驅動力量[38];(2)建立數字技術技能扶持和勞動保障長效機制,建立針對低數字技能勞動者的常態化數字技能幫扶和培訓機制,幫助結構性失業勞動者快速適應數字經濟下“智能機器替代勞動”,從而跨越“數字鴻溝”。
當前,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通信、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數據要素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正在重塑社會生產方式。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驅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全球主要工業化國家已經在數字經濟領域展開搶先布局,數字經濟領域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新焦點。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超過三分之二的國際貿易是通過全球價值鏈分工進行的。由于各國在技術發展水平、要素稟賦結構、產業基礎、地理條件等方面存在異質性。這種異質性不僅導致各國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中產生分工差異,使得發展中國家陷入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而且會導致各國對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采用產生差異,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產生“數字鴻溝”。在此背景下,本文通過梳理當前數字經濟發展現狀,發掘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的典型事實,基于數據要素稟賦結構視角,探索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的理論機制,根據理論研究結果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實際,探索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背景下,如何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共享,并提出中國的應對政策以供決策參考。
(一)研究結論
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1)全球主要工業化國家已經在數字經濟領域展開戰略布局,數字經濟已經進入快速增長時期,發達國家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水平高于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發展水平,數字經濟的發展紅利并沒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共享;(2)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并正在重塑社會生產方式。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發展水平、要素稟賦結構、產業基礎、地理條件等方面存在異質性,面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沖擊,發達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可以支持其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應用改變要素利用結構,進而提升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效率從而降低生產成本,而發展中國家由于要素稟賦結構與數字技術的不適配,只能有限程度地使用智能化技術進行生產,進而也只能有限程度地提升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效率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3)政策上應以強化數據要素稟賦為突破,實現數字經濟彎道超車,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和數字貿易治理體系建設,完善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化人才培育機制建設。
(二)政策啟示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啟示:
(1)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要素稟賦結構對于決定一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具有關鍵作用。在傳統產業競爭背景下,中國利用勞動密集優勢嵌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由于傳統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下的要素稟賦結構落后于發達國家,中國通過產業政策和貿易補貼政策促進中國產業價值鏈的全球價值鏈攀升受到較大阻力,包括“雙反”調查、貿易摩擦等[39]。當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正在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數據要素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中國作為擁有14億人口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要實現“數據資源”概念向“數據要素”概念轉變,需要從以下方面進行政策探索:建立數據要素價值體系,加快形成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加強技術創新,提升數據生成、采集、存儲、加工、分析、安全與隱私保護等通用技術水平。加速服務優質化,圍繞數據清洗、數據標注、數據分析、數據可視化等需求,加快大數據服務向專業化、工程化、平臺化發展。利用數字經濟發展機遇,實現中國全球價值鏈的“彎道超車”。
(2)建立安全開放的國際數字經濟貿易規則和治理機制。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數字技術和數字貿易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面對如何制定數字貿易規則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在諸多關鍵問題上長期難以達成共識。總體來說,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貿易提高其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并強調信息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對開放的數字貿易持相對懷疑立場;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依托其數據技術和數據要素稟賦優勢,主張跨境數字貿易和跨境數據的自由流動,注重數字知識產權保護和數字技術創新。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價值鏈貿易的重要樞紐,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建立安全開放的國際數字經濟貿易規則和治理機制:積極通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一帶一路”倡議合作框架、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推動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談判,建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安全開放的數字經濟貿易規則。在數字經濟加速全球價值鏈非平衡發展背景下,構建中國數字貿易的國際話語體系,促進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分享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發展紅利。
(3)完善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化人才培育機制建設。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與此同時,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技術,其本身具有“創造性破壞”的基本特征。數字經濟的應用一方面導致數據要素和智能機器對勞動的替代,可能導致勞動市場產生結構性失業,并引發就業群體和收入差距的分化。基于此,在政策上應該進行以下措施:建立“學校+企業”的協同數字技能培訓機制。數字經濟時代應強化基礎教育與通識教育,提升學生的數字經濟素養,以消除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機會不平衡”和“數字鴻溝”。在企業層面,應鼓勵企業根據其技術特征有預見性地進行數字人力資本培訓,有效提升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人才需求和人才數字技能的動態適應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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