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龍 王娟
1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 北京 100038
2 北京市數字教育中心 北京 100035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1]。近年來，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和發展布局對高端智庫的咨詢需求與日俱增，亟需一流智庫機構能夠提供準確信息、專業知識、正確觀點和深刻思想，供給更具前瞻性、戰略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思想論點和政策建議[2]。2013 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任務進行布局并推進實施。2015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3]，提出“要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推動智庫建設進入快速發展軌道。2019 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4]中提出，健全決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服務治國理政提出新任務要求。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5]中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深入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進一步賦予了智庫服務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使命。因此，我國的各類智庫在全面深化改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提高國家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發揮著特殊作用，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新時代智庫建設提質升級的必然選擇。
從智庫建設實踐來看，我國的智庫功能主要體現在戰略研究、政策建言、理論創新等方面，具體通過政策報告、學術著作、召開研討會等成果形式實現。近年來，在國家政策引導和鼓勵支持下，我國在智庫建設方面獲得了長足進步，已建成一批國家高端智庫和特色專業智庫，產出了系列較高水平的智庫研究成果。然而，受相對固定僵化的學科制度、人事制度、經費制度等因素的影響[6]，也受傳統上以學科為單位的知識生產模式在不同知識疆域構筑的涇渭分明、壁壘森嚴學科界限的影響，以及智庫建設中存在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等傾向的影響，智庫知識生產的整體水平偏低[7]，存在著研究議題“唯熱點化”、研究內容“泡沫化”、研究過程形式化等問題[8]。此外，從反應力、命中率、影響力和受信力四方面來衡量，我國智庫在整體上發展不充分，智庫產品供給與國家治理客觀需要不相稱，存在有效供給不足和低效、無效供給過剩、同質化產品多、滿足決策預期的產品少等問題[9]。其主要原因在于對智庫知識生產規律的深入剖析和科學把握不足，制約了智庫建設的整體質量。面對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新挑戰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我國智庫承擔的任務更加繁重，**實踐問題的關鍵集中指向加強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研究。因此，如何進一步提升智庫成果的知識水平，科學管理智庫知識生產活動和生產過程，建立符合知識生產活動規律、富有時代特征和創新價值的知識產品生產機制，已成為當前推動智庫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新課題。
在理論研究中，“知識”成為研究智庫議題的一個獨特分析視角。在知識視角下，智庫是專門從事政策研究領域知識生產的專業化組織，智庫研究是一種聚焦政策研究和實踐應用的特殊知識生產活動。知識生產是智庫的核心活動，知識產品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無論何種形態的智庫，本質上均是“以政策為導向的知識密集型思想生產者和處理者”[10]，通過產出高質量的政策輔助性知識產品并進行推廣應用，發揮自身的特定功能作用。公共政策學者黛安娜·斯通（Diane Stone）[11]將智庫的角色功能概括為“連結研究與政策”“服務于公共利益”“促進知識積累”。學界通常從3個方面來衡量一個智庫是否成功：是否具有提出新思想的能力，是否具有把新思想轉化為現實可行性政策建議的能力，是否具有把研究成果成功推廣應用的能力。這些均與智庫的知識生產能力密切相關。歸根結底，智庫就是要做“知識和權力的橋梁”，而知識生產活動是發揮智庫“學術經紀人”作用的唯一途徑。學者鄭永年提出，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的核心就是建立中國的知識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議。如果沒有有效的知識體系建立，那么就容易出現庫多智少、甚至有庫無智的情況[12]。認識和把握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基本規律，有助于產出具有前瞻性、原創性的思想成果和知識產品，發揮高端智庫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決策需求的獨特功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為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肩負著知識生產創新的學術責任，也肩負著促進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緊密聯系的社會責任。其要將高質量的知識生產作為其核心任務，成為新知識的創造者而不是一般的知識應用者。
當前，我國已邁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要認識和把握新時代條件下智庫知識生產的基本規律，并在實踐中加強和改進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提高知識產品的生產供給能力和知識成果的質量水平。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的理論議題已受到國內學者的廣泛重視和深入研究，但缺乏基于知識生產活動規律和動力邏輯的分析視角，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邏輯、特征表現，以及新時代驅動智庫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因素尚未提出針對性的研究結構。基于此，本文在回顧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試圖從智庫知識生產的內在邏輯和基本特征出發，結合新時代條件下推動我國智庫建設的多重驅動因素，基于發展創新和提質升級視角提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的舉措。
智庫研究本質上隸屬于知識政治學，知識成為探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出場的基礎向度之一[13]。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學者持續關注智庫的知識和社會科學研究如何對政策產生影響的理論問題，逐漸發展成為知識運用理論學派，該理論重在闡釋智庫知識生產的基本原理和內涵等。與政治學理論從宏觀層面（如多元理論、精英理論）、政策過程理論從中觀層面（如時間和空間的結構化多源流框架）分析智庫的影響力不同，知識運用理論注重從微觀層面研究智庫的影響力作用機制，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視為知識產出，探討相關知識“主體”，即決策者與專家之間的互動關系，重點在于如何促進決策者的知識運用。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后現代主義的知識運用理論被引入知識的“受眾”角度，從政策敘事角度，研究政策專家如何在研究成果交流過程中選擇合理策略、關注語言或話語如何表達為政策議案以及問題和解決方案如何被受眾理解。從反思研究視角來看，受眾（主要是政府管理者或社會公眾）的知識運用過程實際上對知識成為政策也產生貢獻，傳統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專家的知識運用方面，而忽視了對受眾知識運用的研究。知識運用理論對知識生產“主體”和“受眾”的角度分析，深入揭示了智庫的知識生產不僅在于“制造端”，還在于“服務端”，即強調智庫的知識生產是一項由專家及決策者產出到受眾接收的完整過程。
從具體的知識生產類型來看，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理論闡明了智庫知識的特殊性。20 世紀90 年代，英國學者邁克爾·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14]提出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理論，用模式Ⅰ（洪堡模式）和模式Ⅱ（后洪堡模式）代表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以學術邏輯為導向的模式Ⅰ向以學術和應用邏輯混合為導向的模式Ⅱ演進。其中，模式Ⅰ是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從學術研究與現實社會關系的角度提出，以特定學科為基礎，基于實驗的科學實踐，以學科領域內知識生產與學術研究為主要目的，并以同一學科體系下學術共同體的研究偏好為主導、同行評議為評估方式，國內學者通常把這種“純學術”的知識生產模式稱為“洪堡模式”。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以應用情境、跨學科、場所多樣化、社會問責為特征的新型知識生產模式應運而生[15]。模式Ⅱ是現代型的知識生產模式，面向應用和現實社會問題解決，由來自不同學科體系的專家學者在交流與合作中共同創建，在應用情境中展現出跨學科性、非線性、彌散性、社會問責的廣泛性以及質量控制的多維性等特征。國內通常把這種“應用科學”的知識生產模式稱為“后洪堡模式”[16]。智庫知識生產活動兼具模式Ⅰ和模式Ⅱ的特征，體現了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的雙重特征。一方面，智庫的知識生產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專業學者獻智建言，基于理論高度凝練實踐規律；
另一方面，要將研究置身于應用語境中，聚焦現實政策問題情境和需求。與此同時，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背景下，我國智庫的知識生產在政治上呈現一定的特殊性。與政府部門的良性互動關系成為中國智庫的特色，緊扣時代脈搏和國家戰略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已成為智庫保持活力的關鍵[17]。
綜上所述，知識運用的相關理論流派為智庫的知識生產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為智庫知識生產過程和知識生產類型的解析提供了分析視角。但已有研究通常是屬于描述性的微觀模型和概念框架，缺乏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內在機理和典型特征的分析。在知識生產視角下，對當前我國新型智庫的驅動要素和發展進路剖析尚顯不足。為豐富既有理論研究，本文從知識生產視角出發，構建了新型智庫知識生產過程的內在邏輯模型，總結了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典型特征，對當前推進我國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的多重驅動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高質量發展的策略建議。
知識已經成為知識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創新性知識生產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智庫的知識生產集理論研究、戰略預測、科學分析、基礎調研以及對策設計為一體，是一種綜合性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創新活動，遵循一定的內在發展邏輯。同時，特殊的功能定位，特殊的研究領域，特殊的研究活動，特殊的運行方式，決定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為現代社會的知識生產組織，其知識生產活動異于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等專業性社會組織，也不同于企業等技術研發組織，在價值導向、研究對象、研究過程、成果產出和應用等方面獨具特點。
3.1 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內在邏輯
解析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內在邏輯，有助于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供支撐。從知識運用理論角度來看，與公共政策領域及其利益相關的決策者、專家、社會公眾均可以通過不同的知識運用方式對知識轉化為政策做出貢獻。智庫的知識體系主要包括決策管理者知識體系、智庫專家知識體系和社會公眾知識體系3 個部分，反映不同類型主體的利益訴求，體現對特定問題的觀察思考和利益關注點。其中，決策者的知識運用是政治導向的、服從知識生產的政策性要求，其成果產出是政策性知識體系。專家的知識運用是理論導向的，服從知識生產的學術性要求，其成果產出是學術性知識體系。社會公眾的知識運用是實踐導向的，服從知識生產的應用性要求，其成果產出是大眾性知識體系。
因此，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包括決策者、專家以及社會公眾等3類主體，綜合體現了政治導向、理論導向以及實踐導向等3 種價值導向，形成了政策性、學術性以及大眾性等3 類知識體系。在該理論框架下，不同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作用形成了共建（利益相關者的發現）、共治（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共享（利益相關者的獲得）的協同生產機制，構成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發展驅動力。智庫知識生產的“政治–理論–實踐”邏輯關系示意如圖1 所示。
圖1 智庫知識生產的“政治-理論-實踐”邏輯關系示意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olitical-academic-practic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ink tank knowledge production
從政治性維度來看，有別于學科知識生產和企業知識生產，智庫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決策系統中政策知識有效供給不足的困境，屬于政策性知識生產。理性化的政策制定過程需要通過“政策行動–知識行動–公眾行動”的連通互動和利益博弈來實現。智庫的知識生產具有鏈接權力的基本特征，通過“政府部門–智庫組織–社會公眾”的互動建構，轉化為對公共政策決策的影響[18]。政治導向型的知識生產活動重點是為政府決策部門提供特定領域的決策需求知識，要求智庫的知識產品能夠滿足決策者的咨詢需求，具有政治的正確性、實際的可操作性、效果的可評估性。
從理論性維度來看，智庫是從科學研究職能衍生出來的一種學術組織，主要開展學術性政策研究活動，學術性知識生產是基本任務。學術導向具有“工具理性”內在要求，要求智庫專家掌握特定領域的專業性、系統性知識，符合學術邏輯，滿足專業性基本要求。因此，智庫研究必須遵循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規律，采取科學的方法和手段，收集樣本對象的基礎數據，進行綜合統計和深入分析，剖析問題根源和作用機理，提出解決問題的根治性對策。因學術性導向的重點是服務決策，故智庫的學術性知識生產要注重科學性和應用性結合、專業性和大眾性結合、創新性和可行性結合。
從實踐性維度來看，智庫的知識成果要面向現實，提出實用且可操作化的對策建議，以回應實際問題的解決，服務于社會發展。相關智庫成果需要與社會的實踐需求和發展需求緊密結合：一方面，要把握受眾特點，面對類型多樣且受眾分散的社會群體，智庫成果要深入認識和發現目標問題的新特點和新規律，凝練出社會認可的新知識、新理念，以促進社會大眾的思維啟發和行動改善；
另一方面，智庫的知識生產要與時俱進，瞄準社會發展的最前沿，創造性地提出改進現實的戰略構想。實踐導向下的知識生產活動主要任務是形成面向或滿足社會公眾利益訴求的大眾性、個性化經驗常識，提高大眾性知識產品質量，為社會發展實踐提供指導。
3.2 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主要特征
一般而言，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以“實用主義”為活動價值取向。與基礎性研究、理論性研究和科研創新追求原創性發現不同，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是以解決特定問題、服務決策咨詢、影響公共政策的“實用主義”為主要目的的。為滿足公共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公開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要求，智庫的政策研究要增強研究成果的專業性和對策的適用性。
第二，以“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政策與理論研究是智庫主要的知識生產活動，服務決策咨詢是智庫的核心功能。隨著公共政策從封閉模型向精英模型最終向開放模型的轉變，智庫可通過參與和影響議程設置、引導公共爭論和對話、創新政策行動等方式影響政策進程[19]。根據政策過程理論，一個完整的公共政策過程包括政策規劃、政策設計、政策實施、政策解讀、效果評估、政策終止等步驟，政策生命周期涵蓋從政策醞釀到政策終止的全部過程，直至開始新一輪的政策過程。決策咨詢需求存在于政策推進實施的不同階段，要求智庫的公共政策研究覆蓋整個生命周期，包括政策醞釀、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終結、政策監督等環節，體現全周期參與、全流程覆蓋、全過程支持的基本特點。
第三，以“原始創新性”為本質特征。智庫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其知識生產的首要目標是形成獨創性觀點或成果，產出首創性知識產品。因此，無論是提煉政策問題、進行政策解讀、形成政策建議或者開展政策效果評估等，均需要面向未知領域、趨勢性問題進行獨創性分析、提出創新性解決方案。創新性的高低成為衡量智庫知識產品價值和質量的首要指標，也是衡量智庫核心競爭力和影響能力高低的重要體現。
第四，以“社會性建構”為過程特征。專家是智庫知識產品的主要加工者，其知識體系發揮著主導作用。智庫的知識體系的構成和加工模式決定了智庫的知識生產過程不是智庫專家自說自話、自我建構和自主表達，而是更加注重知識生產過程的交互建構，通過與政府決策機構互動交流以了解決策背景、決策需求、決策目標，通過與社會公眾的互動交流以了解民情、回應民意、匯集民智。這種互動交流的社會建構過程，也是一種獨特的知識生產加工過程，有助于實現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對話和協商，促進不同類型知識有效聚合，使經過多元參與和交互作用后制定的公共政策更趨科學合理。
第五，以“政策建議”為主要產出成果。智庫的根本屬性是輔助決策，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最終產出，既不是學術論文、實驗結論，也不是產品研發，而是具有思想性、前瞻性、對策性、創新性和時效性的思想產品，如研究報告、解決方案等。這種成果兼具理論、實踐和知識屬性，是一種應用型知識成果。此類知識成果因政策類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要求，動增量的公共政策往往更偏重科學化，動存量的公共政策則更偏重民主化[20]。
第六，以“成本規模效應”為傳播轉化規律[21]。從成本優勢來看，隨著信息技術廣泛普及和深度應用，人類社會知識的生產、復制、傳播、再創新成本大幅度下降，傳播的廣度和速度大幅度提升，智庫知識產品呈現邊際成本曲線遞減和邊際收益不斷遞增的特點。從領域優勢來看，智庫的知識生產具有路徑依賴性特征，對特定知識領域高度依賴，轉換成本較高，從而強化了智庫在知識生產、管理方面的優勢和專長。從產品優勢來看，由于知識產品天然具有易復制、易傳播、易再加工等屬性，在傳播、轉化和應用方面表現出較強的規模效應特征，知識產品在生產、分配和使用過程中未被消耗掉，并且可以重復使用、不斷累積和增值。
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和高質量發展，既要遵循智庫知識生產活動“政治–學術–實踐”三維邏輯的內在規律，更要著眼服務新使命、新任務，厘清新時代背景下驅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知識生產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因素和發展策略，以應對新形勢、新機遇、新挑戰，進一步提高智庫的知識生產能力和供給服務能力。
4.1 驅動新時代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知識生產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因素
4.1.1 政治維度：智庫知識生產在新時代面臨新語境 當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面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處于一個新的特殊矛盾時期，面臨諸多機遇和挑戰，揭示了智庫知識生產所處的時代語境。
首先，國家重大發展戰略部署對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提出更高的站位和質量要求。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決策咨詢需求，是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和關鍵。當前中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對提升經驗、發展知識、創新理論的新需求越來越凸顯。服務新發展階段的重大戰略決策需求，開展戰略需求導向的知識生產活動，產出優質豐富的智庫知識成果，已成為現階段我國智庫建設的主要使命。這對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產生了根本性影響，要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堅持中國立場和視角，聚焦中國問題，采用中國方法，講好中國故事，助推中國發展[22]。
其次，全球化的縱深推進要求智庫知識生產活動更加融入全球智庫組織和知識網絡。***總書記提出“兩個大局”的重要論斷，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并提出將其作為謀劃各項工作的根本出發點。這也是新時代智庫建設的根本著眼點。與此相適應，智庫的知識生產越來越成為一種立足和服務全局戰略的知識創新活動，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智庫公共外交”更被世界各國政府作為政府外交的重要延伸。其研究主題、重大變量、要素內涵、協作網絡等，不能僅局限于特定領域或區域性，而要更加強調知識生產活動的資源整合，善于運用全球智庫網絡的優質資源、有效策略，在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中當好“千里眼”“順風耳”。然而，盡管在數量規模上我國智庫處于世界前列，但是我國智庫研究成果的國際影響力依然有限，具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智庫成果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塑造全球話語、引導國際主流輿論方面稍顯被動。
最后，決策需求驅動智庫知識生產從重點階段決策支持轉向全流程決策支持。與初期階段的政策研究主要關注政策醞釀、議程設定和政策設計等部分階段不同，當前的智庫研究轉向對政策全生命周期的全過程研究。這就意味著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要與政策過程相匹配，提供適應不同階段、全流程咨詢需求、貫通性解決方案的知識產品。從加強智庫知識管理的角度，需要加強從知識形成到知識轉化應用的全鏈條管理，并與政策過程不同階段的決策咨詢需求緊密結合，從而使智庫知識生產的全鏈條和政府部門決策需求的全過程有效銜接。
4.1.2 理論維度：智庫知識生產在研究模式上實現重要轉變 智庫知識生產的研究過程和研究方法反映特定的生產方式，體現智庫知識研究模式的轉型。從研究過程來看，智庫知識生產過程變得更加注重全要素整合和參與。智庫的知識生產是一種面向特定專業領域的綜合性專業化活動，包括數據信息的生產、存儲、傳播、應用、轉化和再創新，是一個完整的知識管理鏈條。高質量的知識產品需要智庫開展高質量的研究活動，這需要智庫圍繞核心任務和發展需求，從發展定位、內部治理、團隊建設、數據支持、經費保障以及成果評價、成果轉化、對外交流等方面進行統籌調度，將智庫組織的全部資源要素進行優化配置，獲得整體性優勢，最大限度地保持知識生產活動的高效率運行。
從研究技術和范式來看，當前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從樣本抽樣研究向大數據研究轉型，推動智庫知識研究方法的變革。數據已經成為第四范式時代（數據密集型）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使海量的、非結構化的過程性、全息性、動態性數據的采集、記錄和分析成為可能，數據采集的廣度、深度和復雜度進一步提升，采集樣本、收集數據、甄別數據、分析數據的技術和范式均具有不同于傳統研究范式的特點，使得傳統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技術和研究范式發生了重要變革，甚至是顛覆性改變。相關研究提出[23]，大數據技術和研究范式變革對智庫研究思維主要帶來3 個方面的革命性影響：一是從采樣思維向總體思維轉變；
二是從精確思維向容錯思維轉變；
三是從因果思維向相關思維轉變。智庫知識生產活動屬于人文社科領域范疇，大數據技術和范式推動傳統的理論型研究、思辨型研究、采樣型研究轉向更加量化、透明和整體化，極大拓寬了智庫政策研究的技術和范式，有利于促進知識生產的轉型和升級，為提高智庫知識生產能力提供重要支撐。
4.1.3 實踐維度：智庫知識生產應適應新業態發展新要求 在實踐維度，智庫知識生產在成果產出環節和傳播環節面臨重大挑戰。
一方面，在成果產出環節，新型社會形態條件下的治理決策需求對智庫知識產品的質量要求更綜合。“流動社會”“信息社會”“知識社會”“風險社會”是實現現代化之后的新型社會形態的主要特征[24]，而全球化、知識經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新型社會形態的復雜性。在這種多種因素交互混合、異動同存的社會系統中，智庫研究的角色定位更加困難，存在著研究導向“泛行政化”、研究議題“唯熱點化”等現象。同時，新時代決策咨詢需求驅動下的智庫建設，更加強調成果質量這一根本。然而，當前部分智庫知識產品在決策咨詢領域的影響力和權威性仍較為局限，智庫如何產出符合時代發展和社會需求的高質量成果，有效形成社會關注，在信息爆炸性供給和發展競爭環境中獲得持續競爭力，成為新態勢下智庫提升核心競爭力面臨的新挑戰。
另一方面，在成果傳播環節，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及，驅動智庫知識傳播向實現數字化轉型發展。傳統的智庫成果傳播的路徑選擇通常表現為主動向政府提供咨詢報告、召開學術會議、出版研究報告等方式。然而，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顛覆性、創新性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及推廣，知識的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移動化、終端化、網絡化、虛擬化、個性化、泛中心化的信息生產、傳播、交流機制逐步成熟，知識的去權威主義、去中心主義趨勢進一步加深。在此情形下，智庫要形成知名度、擴大咨詢成果傳播范圍、有效引導社會輿論或預期，必須建立一套適應數字社會發展的智庫知識成果傳播機制，以形成良性的技術發展環境。
4.2 知識生產視域下我國新型智庫的高質量發展策略
建立符合知識生產活動規律、富有時代特征和創新價值的知識產品生產機制，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面對新時代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政治維度、理論維度和實踐維度的挑戰，推動智庫高質量建設，要始終從內涵和特色發展的視角認識和解決。具體而言，基于“政治–理論–實踐”三維邏輯，新時代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要把握“發展”要義，要在發展方向和定位上堅守政治站位，要在發展的方式和轉型策略上回應實踐需求、遵循實踐規律，也要在知識的質量和創新上尋求理論突破，以有效應對現有挑戰。在知識生產創新視角下，強化智庫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不僅是應對當前多重挑戰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舉措。
第一，在發展定位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應與政治需求相對接，更加注重嵌入服務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的重大戰略決策需求。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堅持黨管智庫，注重加強黨對智庫建設工作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和知識生產的正確導向。因此，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要自覺融入并服務黨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和戰略安排，適應治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規范化不斷提高的標準要求。有研究表明，政策研究深嵌于權力結構與政治制度之中，其效能取決于研究制度與權力結構的嵌入程度和契合程度，以及是否有足夠多的政策場域（也稱政策之窗）和“進入點”[25]。智庫的知識生產和發展定位要更加突出服務決策咨詢的基本定位，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功能定位，緊密結合我國推進治理現代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實際和國情，緊密結合我國的政治制度運行機制和政治過程實際，把握好特定“政策窗口期”，確定恰當的“政策切入點”，以滿足多元化的決策咨詢需求。當前階段，智庫的首要戰略定位是要面向黨中央確定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強化戰略意識、問題意識、服務意識和專業意識，深入推動智庫知識生產服務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研究中國問題、提出中國方案，為提高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提供智力支撐。
第二，在發展布局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應拓展國際視野，更加注重著眼深度整合和融入全球智庫知識生產網絡。當前階段的智庫研究問題往往具有廣泛的國際性特征和內在國際化要求，我國智庫知識生產應積極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智庫研究議題，建立和擴大自身的話語權。當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俄烏沖突帶來全球性影響并持續產生震蕩，能源危機、糧食危機、氣候危機、貧困問題以及移民問題交織在一起，逆全球化、極端民族主義思潮不斷抬頭，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不斷激化，國際發展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對此，我國智庫知識生產應自覺立足國際視野發現問題，增強選題定位和創新能力，主動把握和設置研究議題，以利于建立中國智庫的國際話語。同時，在全球智庫知識生產網絡中，要密切關注智庫知識生產活動的扁平化、跨界化、契約化、網絡化、生產周期加速化等新特征，強化國際視野和國際協作意識，要善于基于寬闊的國際視野研究問題，利用全球智庫網絡整合國內外領域專家智慧和研究成果，提高智庫成果的國際化視野和對標發展水平。
第三，在發展機制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應注重科學管理，更加注重知識生產全鏈條和決策咨詢全過程的銜接。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要樹立知識生產的全鏈條管理和決策咨詢全流程對接的理念。一方面，對知識產品的生產、復制、傳播、應用、評估進行全鏈條的規劃和管理，提高生產能力和傳播轉化能力；
另一方面，重視決策咨詢的需求生成機制，針對政策完整過程不同階段的決策需求，提供專業性、輔助性知識產品。同時，注重建立與不同利益主體的良性社會互動建構機制，在政策咨詢中實現全程參與、全程支持和全程施加影響，以最大限度也提高智庫的專業服務能力和影響力。
第四，在發展轉型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應把握時代發展趨勢，更加注重推動建立知識生產數字化轉型新模式。數字時代政府治理與社會治理的轉型，是引領智庫知識生產活動數字化轉型的根本動力和方向。要推動智庫知識生產和智庫建設的數字化轉型，一方面，要注重智庫知識生產的數字化轉型，推動智庫的信息化建設嵌入社會數字化轉型和政府數字化轉型戰略，與政府和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同步甚至是率先進行數字化轉型；
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視實現數據驅動的知識生產，將多源、海量、異構數據整合為智庫知識生產所需的智力資源，在傳統政策分析路徑外，基于事實、數據、案例、模型以及模式進行實事求是的計算與分析，得出有理、有據的政策規劃和政策建議[26]。
第五，在發展質量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應始終以質量為本，更加注重建立和執行知識生產的高質量標準。知識產品質量是形成智庫發展特色、提高智庫核心競爭力的根本，也是抓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關鍵。美國蘭德公司建立了高質量研究的“十條標準”[22]，對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數據、研究成果等提出規范，注重研究的客觀性、獨立性和穩定性。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活動也要將質量作為根本標準，辯證借鑒和吸收世界一流智庫質量管理的做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我國實際的智庫建設高質量標準，并力求在評價標準、影響力、特色化方面建立獨特優勢。
第六，在發展創新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知識生產要積極尋求變革，更加注重引入大數據研究新技術，建構數據驅動的智庫知識生產研究新范式。一方面，要注重更新知識生產理念，大膽借鑒、引進和利用包括大數據技術在內的研究新技術、新方法，培育符合智庫知識生產要求的信息采集點、知識融合點和成果擴散點，形成適應網絡時代知識生產規律和特色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要在研究過程中主動把握數據要素，注重采集多源異構數據，基于理論模型和數據分析對治理問題和場景進行知識的深度研判，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產生科學決策，逐步取代經驗決策[27]，提升智庫知識成果的科學性和嚴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