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瓛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李學輝出生于涼州，成長于涼州，生活于涼州，他對涼州文化有著不懈的探尋和刻骨的懷想，是一個具有濃烈人文情懷的作家。他將情感扎根在深厚的傳統(tǒng)里，始終以涼州為寫作背景，不斷從悠久而獨特的涼州文化中汲取創(chuàng)作靈感，發(fā)掘其根植于傳統(tǒng)民俗之中的文化隱秘，書歷史于撞擊，寫傳統(tǒng)于反思，化終結為起點，塑品格為精神。
李學輝作為甘肅小說八駿之一，向來以中短篇小說著稱于文壇，創(chuàng)作了《1973 年的三升谷子》《麥婚》《麥女》《漢奸河》《絕看》《邱小姐》等為代表的諸多中短篇精品力作。雖少有長篇小說呈現(xiàn)于讀者，但這幾部長篇小說卻極具題材的獨特性，思想的深刻性與藝術的感染力，尤其具有文化傳統(tǒng)與時代變遷交織的地域民俗特點。其中2010 年出版的《末代緊皮手》，是一部土地命運的戀曲長調，被稱為“農耕時代的最后一曲挽歌”［1］，凝結的是一種厚重的反思。經過8 年的醞釀創(chuàng)作，2018 年李學輝出版第二部長篇小說《國家坐騎》。這部小說使深匿于視野之外的民俗文化元素以文學藝術形象展示于世，通過大歷史中小人物的聲音與心靈的肖像，精微解讀國家與民眾的命運關系并將歷史性的悲劇緊扣于現(xiàn)實性的生命信仰。作者將民眾微弱的聲音、靈魂的掙扎和改變命運、振興國家的強烈愿望融為一體，在看似怪誕神異的鋪陳中對民族與國家的命運給予深沉而純粹的文學式刻畫，讓一個負載著盛世文化符號的義馬在亂世中復活，且通過馬戶的末世堅守，義馬的具化形象，以超乎想象的情節(jié)，塑造出一個從未有過的藝術形象，挖掘歷史與現(xiàn)實中民眾自強不息的思想內質，將其凝結為國家發(fā)展、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精神，鉤沉出蘊藏在民眾內心固有而永恒的民族心理。
《國家坐騎》由厚重的傳統(tǒng)文化積淀而來。面對國家民族的衰落和人民生活的苦難，作者將經驗世界的民俗材料與特定的時空形式統(tǒng)一起來，讓煉獄般承載民族希望和國家興盛的文化內涵重新復活，以決絕嚴苛的形象使根存于民眾內心的道統(tǒng)和秩序還魂于亂世，在傳統(tǒng)承接中追尋國家意識的本源根脈。從表面看，義馬半人半馬的形象是在講述義馬的命運，實則滲透的是國家的命運，注重的是文化的堅守。簡而言之，義馬所反映的是人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以及文化的命運。民族羸弱，軍閥亂政，政府欺民的現(xiàn)象與義馬的奮力抗爭，形成命運的對撞，一面展現(xiàn)出義馬高貴的國家品格，一面又將人的命運、國家命運、民族命運和文化命運的重重危機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讓讀者在看到培育國家之馬的永恒信念時，不自覺地引發(fā)深思，使得國家之馬所體現(xiàn)的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演化為普遍認同的審美理想。進一步地說，從歷史的存在到社會的動蕩；
從命運的抗爭到文化的堅守；
再從人性的踐踏到現(xiàn)實的毀滅；
從生命的祭獻到精神的延續(xù)，義馬作為一種承載，不僅僅昭示了其存在到消亡的悲劇過程，更畫龍點睛地道出了國家之馬的消散與重建，這是民族國家意識之中存在的一種文化積淀、人文品格和精神高地，承擔著聚攏民族精神的重大使命。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予以呈現(xiàn)。
（一）小說故事的展開直接從本源根脈中走來
“光緒十九年的涼州咳嗽了一聲，便把除夕唾到了城門邊上。”［2］1這是《國家坐騎》的開篇第一句，以奇異夢幻的語言，點明時間、地點、背景，將讀者目光牢牢釘在涼州，釘在咳嗽了一聲的涼州城，釘在最能體現(xiàn)涼州文化習俗特點的除夕大年。故事的第一幕便自然地進入到涼州自古而有的除夕祭祀，拜馬神，貼馬對，同時又以驚現(xiàn)于涼州的龍駒飛影、繞城而奔來點題啟幕，從而引出“國家積貧，人丁羸弱，馬亦疲態(tài)，擋不住堅船利炮”［2］4的社會現(xiàn)實，一下子將涼州毫無懸念地貼到時代命運柱上，使讀者走進一個沒落而動蕩不安的風雨歲月。繼而，馬政司官員“龍駒一出，天下大興。國有兵才穩(wěn)，兵有馬才勝，家無馬不興”［2］4的長聲慨嘆，將小說視線向深處無限拉長延伸，重重地落在涼州馬文化時代所固有國力支撐的本源根脈上，既點出培育國家之馬這一國家意識的小說主旨，也奠定了整部小說為國而生，為國抗爭，為國而死的主題基調。
（二）民族精神的集體意識性體現(xiàn)
《國家坐騎》以特殊的思想載體，特質的文化土壤及特定的歷史事件與特別的藝術形象之間的高度契合，將本是正常環(huán)境營造與故事抒寫的地理風貌和歷史事件與精神原點的本源根脈相伴相生，賦予了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說，馬文化作為民族的深刻記憶被積淀下來，深深烙印在中國人心里并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集體無意識、一種文化原型概念。一旦觸及根植于血脈的文化原型，馬意象的集體無意識便會被激活，蘊含的精神內質便被喚醒，從而復活關于馬的記憶，尋找時代所需。由此，小說關于涼州金東街、銀北街，破銅爛鐵西、南街，半人半獸馬戶街，七寺、八廟、九臺，以及巴子營，八旗滿城營，巍巍祁連山、茫茫大牧場的描寫就不僅僅是地理風貌的渲染，更是馬文化時代里涼州輝煌的追尋。這些景象地鋪陳讓涼州大馬、橫行天下的宏大氣象與豐厚底蘊得以重現(xiàn)，為龍駒出世、義馬成長與國家之馬培育渲染出歷史和文化的立足點，其中蘊藏的是涼州以馬為思想載體的國家意識之本源根脈。隨著故事的演進，光緒駕崩、宣統(tǒng)繼位、清廷內變、民國建立、軍閥橫行、涼州大地震、日寇入侵、張少帥兵退、新思想宣傳、紅軍西征等歷史事件被作者一一反映于義馬的生命過程，刻進義馬的身體骨血，以義馬的視角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承接與歷史現(xiàn)狀的巨大反差，把多災的歷史和多舛的國家命運與存在于民眾內心的至高信念貼合在一起，形成為國育馬的行動自覺與動蕩不安苦難重重的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對沖，在傳統(tǒng)承接中追尋國家意識的本源根脈。
（三）本源根脈的賡續(xù)和力量聚合
小說對于國家意識的本源根脈不但從傳統(tǒng)承接走來，而且在現(xiàn)實中予以呈現(xiàn)，表現(xiàn)為信仰的一脈相承與新舊交替的力量延續(xù)，即以馬文化為代表的傳統(tǒng)固守與以義馬祭獻為代表的前景希望都是國家意識本原思想的一致性承載。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馬政司作為馬時代國家特殊的官署機構，馬戶作為馬時代為國家培育良馬的專門人群，在國家日益衰微之時，以圉人、相馬師為代表的馬政司衍生人員，以韓驤夫婦為代表的馬戶人群，依然堅信良馬的作用。這既是一種傳統(tǒng)承接，是本源根脈的追尋，更是一種現(xiàn)實努力，是本源根脈的延續(xù)。也就是說，面對國家衰落的現(xiàn)狀，將振興國家的根脈與希望寄托于龍駒出世和國家之馬的培育。這既是民眾心中曾經國家強盛的原因要素，也是國家未來所向，以國家之馬的培育為衰落的國家注入新的力量，救民于水火，挽狂瀾于即倒，可謂從傳統(tǒng)中走來，從承接中前行。
（四）承接與前行繼續(xù)向未來發(fā)展走去
在《國家坐騎》中，本源根脈是始終一貫的，具體表現(xiàn)為小說不但從歷史的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實努力，而且體現(xiàn)在以新思想宣傳為代表的新生力量與新的精神基點之上。對此，小說給予了特別的情節(jié)安排。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聲吶喊，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出現(xiàn)在涼州，擺放于涼州從未有過的新知書店里，義馬喜歡魯迅的書，直直地盯著，想過讀書，對著《吶喊》封面上的魯迅頭像又是嘶叫又是咧嘴笑。而且作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新青年》，以及法捷耶夫進行人的巨大改造的小說《毀滅》一并出現(xiàn)在涼州新知書店的書架上，這不只是義馬逛街時的一次誤闖妄想，而是義馬對新生事物的一種興趣。新思想的傳播讓歷史出現(xiàn)一道曙光，預示著一種新生力量的誕生，并以此凝聚為不竭的思想動力。義馬的種種感知，彰顯的是一種新紀元的開始，是一種歷史必然發(fā)展的追尋，從而義馬的形象在不自覺間得以提升，為義馬所蘊含的全部思想內涵找到了落腳點。這是義馬形象所包含精神內涵的再次承接與延續(xù)，亦是本原信仰根脈的永遠所向。這表明義馬形象所呈現(xiàn)的國家意識精神不但涵括在傳統(tǒng)里，而且也具有現(xiàn)實的根脈，同樣是民族與國家未來發(fā)展的根脈，是一種精神的溯源性繼承。要而言之，不論時代如何變遷，形勢如何發(fā)展，國家要興盛，民族要振興，人民要幸福，就不能沒有義馬所蘊含的國家精神，亦即國家意識的本源根脈不能丟。以此探究，義馬的頭之所以被夾扁，表面是人頭變成馬頭，講究形似，以便人作馬養(yǎng)，死后能夠轉世為國家之馬，完成人為馬生的使命，實質是為了禁錮義馬的思想欲念，讓他只為馬生，不為人活，定格于傳統(tǒng)的固化心理。然而面對時事變遷，新生事物的出現(xiàn)與新思想的傳播仍然使義馬的扁頭里不自覺地閃現(xiàn)出不一樣的思想火花，并表現(xiàn)出一種人性的渴望與時代交替變遷的心理沖動，這就將表面的不合理轉變?yōu)閷嵸|上的合理，將實質上的合理轉化為永恒主題。
（五）犧牲精神是民族本源根脈的理想密碼
義馬形象所負載的犧牲精神，是承接傳統(tǒng)國家意識及其本源根脈與繼續(xù)前行的重要內核構成。不論是韓驤夫婦對義馬的呵護與萬般無奈，還是圉人對義馬酷刑般的賦型鍛造與自焚殉道，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羸弱的國家培育國家之馬，以求民族振興、國家強盛。這不僅是故事展開和發(fā)展的需要，也是一種信仰涅槃的必然前奏，更是孤獨的精神追求不可逾越的文化認知。以韓驤夫婦為代表的馬戶為培育國家之馬、踐行存在于內心的國家意識，既犧牲自己又犧牲后代的命運歸宿，其中所映現(xiàn)的就是為國而生、為民族而立的自殺式犧牲精神，以此在人性最深處透視出民眾的本真和動能，使其凝固為一種永遠的文化力量，進而折射出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理想密碼，顯示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為可貴的犧牲精神。正是這種以我為用、功成有我的力量聚合，使國家大興所依存的國家意識在本源根脈追尋與繼續(xù)前行印證中具有更高的價值意義。它是民族精神、國家精神與時代精神的深刻思想內涵，不論任何信念意識的實現(xiàn)，都需要這種至高至深的犧牲精神做支撐。
魯迅先生評價陶元慶的繪畫，“他以新的形象，尤其是新的色彩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3］這句話用來解讀李學輝和他的長篇小說《國家坐騎》及其義馬形象也是貼切的。李學輝和他的小說世界，同樣具有向來的魂靈：借歷史文化民俗的抒寫，以他新的形象，新的色彩寄志于民族精神內涵的挖掘。在冷兵器時代，民族的屬相是馬，它和英雄與生俱來，與國家命運血肉相連，渾然天成。因而以馬所蘊含的血性精魂來彰顯國家力量，寄托民族精神，并以此振興衰退的民族與動蕩的國家就成為現(xiàn)實的信仰需要與力量支撐。《國家坐騎》中的義馬，就是馬文化時代里民族精神的魂靈，也是以新的形象、新的色彩塑造的全新藝術形象。它并非以怪誕吸引眼球，而是具有文化記憶里民族與國家魂靈的原型意義：生命價值的最大體現(xiàn)是將存在于民眾骨血里民族精神與國家精神內質為基礎的國家意識轉化為實現(xiàn)國家興盛、民族振興的有效路徑。作者提出的正是這種魂靈的深厚底蘊，永恒精神以及如何在精神堅守里實現(xiàn)生命價值的命題。具體而言，《國家坐騎》在三個方面揭示了這個途徑。
（一）龍駒的傳統(tǒng)內涵
小說自始至終強調龍駒的傳統(tǒng)內涵，即承接馬文化時代所體現(xiàn)的國家意識。小說寫道：隨著相馬師“真正的龍駒”的一聲吼，“四野很靜，馬戶們呼啦啦跪成一片。”［2］31一吼，一跪，開啟了義馬時代，燃起了天下大興的希望。將這驚天喜人的一幕鋪展開來，從韓驤妻子懷孕、相馬師翹首以待、圉人固執(zhí)堅守到龍駒出世、敲骨聽音、相面觀體，再從衣不裹體、睡圉床、頭夾板、割卵凈身，測馬觀相到走熊窩、行狼道、過火關及祁連逐鷹的獸養(yǎng)苦修，造就了義馬飛身入湖，幻化成馬，四蹄踩風，掠過湖面，一聲嘶鳴如天上炸雷，無數(shù)匹馬從天際涌聚，馬群繞湖與化作龍形的意念動感表達。這其中時時貫穿著龍駒轉世成為國家之馬，能夠為國效力的期盼。同時也藝術地再現(xiàn)了以圉人、義馬為代表的普通民眾對民族國家命運的關注，使固化于內心的圖騰式精神凝練出一份夢想，讓沒落衰退的民族國家支撐起一份美好的憧憬。而最終義馬殞命及圉人自焚，使他們完成了祭獻于國家的使命與發(fā)心，將精神堅守定格為一種永遠的生命價值，為苦難的民族與國家實現(xiàn)強盛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路徑。
（二）義馬的現(xiàn)實抗爭
小說對于義馬生命價值所包含的國家意識及其路徑實現(xiàn)，不僅僅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承接的夢想與憧憬里，在信念里為國為民，更是放在現(xiàn)實社會的抗爭里。其形式就是將義馬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拯救苦難的人來對待，使義馬精神多出一個層面，形象更具立體感。諸如，涼州被屠城前，義馬奔馳報信；
屠城時，冒死救人；
大地震時，同樣拼死救人，涼州城中幸存的人大多受過他的救助。義馬心中的信念不僅是成為國家之馬，還是傳統(tǒng)的責任與愿力，老百姓的當世悲苦。在現(xiàn)實中救民于水火，以至于在他轉生成國家之馬的儀式上，家家戶戶都為他接雨，人人感念他的恩德。這些情景將虛幻的路徑轉化為現(xiàn)實的努力，從而使?jié)B透在骨子里的精神追求有了現(xiàn)實主義沖擊力，并賦于義馬一種強大的現(xiàn)實主義力量，可謂義馬生命價值所反映的國家意識之又一實現(xiàn)路徑。
（三）龍駒義馬精神的賡續(xù)轉化
小說將國家意識的實現(xiàn)路徑由一種精神信念接入現(xiàn)實的努力，并將這種現(xiàn)實路徑向前推進，最終完成在精神堅守中賡續(xù)國家意識實現(xiàn)路徑轉化的目的。為此，小說將故事抒寫伸向代表民族與國家未來前景的發(fā)展進步青年以及對新思想的宣傳和對新信仰的追求上。特別是來到涼州的李德銘不但不為圉人、義馬的表現(xiàn)驚奇，反而認為圉人身上有一種精神，義馬就是精神的載體。他看到了圉人的自尊與高貴，看到了民族罹難、國家衰落后所需要的一種具有國家意識的信仰，一種具有國家意識的精神，且肯定圉人和義馬也是在追求信仰。這體現(xiàn)在李德銘在圉人與馬軍長辯論時爭辯義馬是一種精神，精神要留給國家，中國缺的就是這種體現(xiàn)高貴國家性格的不屈不撓之精神，賡續(xù)的就是義馬所包含的接連不斷的民族精神，就是一個國家所需要的為國而生，為國而死之犧牲精神的永遠堅守。義馬與進步青年，圉人與李德銘的轉化，強調的就是由國家之馬到國家之民精神載體的轉變，這是一種精神堅守中生命價值實現(xiàn)的新式路徑，即使這種新的路徑同樣遇到挫折：常有“穿風衣”的人緊緊盯著，凡是見紅的東西都被收了，書店的門簾只剩半幅，“知”字也只有了一個“口”字，書店被砸得稀爛，李德銘更是被“穿風衣”的人送進了監(jiān)獄。但義馬精神卻被新精神的代表李德銘隱隱地留在心里，暗暗地揣進監(jiān)獄，這就使義馬形象具有了與傳統(tǒng)觀念不同的特別意義，成為實現(xiàn)國家興盛、民族振興的新型路徑。
對此，小說在新知書店店員和老板李德銘的對話中給予了鮮活地表達：
“我李德銘在追求信仰，人家也在追求信仰。你不聽那位老先生說國家之馬時的口氣，自尊而高貴。義馬的事，我聽人說起過，并沒在意。聽了老先生的言談，看了老先生的舉止，我對這個國家還是充滿了希望。那位老先生身上有一種精神，他讓義馬作了這種精神的載體，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少的。”［2］228
再有《吶喊》的魯迅木刻頭像，《毀滅》封面的紅五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小冊子，既承上又啟下，使傳統(tǒng)固有的精神成為一種歷久彌新的思想內核，續(xù)接著一種從歷史到當世到未來的路徑變化。這種向往式的路徑追求，完成了以義馬為精神載體的傳統(tǒng)路徑與以新思想為精神載體的未來路徑的復合式交接。特別是小說通過人們熟知的魯迅形象以及魯迅的深刻和尖銳，將其“強烈的人文主義色彩和民族憂患意識”，“彷徨中發(fā)出的一聲振聾發(fā)聵的吶喊”［4］，以義馬眼中的魯迅植入讀者心中，將讀者的思緒導向小說之外，引申出《吶喊》與《國家坐騎》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進一步拓展了小說的思考空間。《吶喊》是以國民劣根性入筆，披荊斬棘，革舊圖新，砸碎舊觀念，鼓吹新文化，批判的是愚昧和麻木，關注的是民族國家的命運。《國家坐騎》則是以傳統(tǒng)信仰入筆，踏雪尋梅，執(zhí)著堅守，執(zhí)手本源正統(tǒng)，面向新的道路，解析困惑迷茫，尋求新式道路，同樣緊盯的是民族國家的命運。二者看似相悖，實則包含的都是強烈的國家意識，是對民族國家命運的刻骨思考和探索，自然地表現(xiàn)為由國家之馬轉化為國家之民的國家意識實現(xiàn)路徑的賡續(xù)。
李學輝的小說始終關注的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矛盾，是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深刻思考。《國家坐騎》不但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矛盾的書寫與思考，而且透過鏡頭式的圖景展現(xiàn)，對現(xiàn)實的苦難有更多的撞面式表達。這種思考凝聚為對民族國家命運的直白式解讀，人物形象更具悲劇性，且歷史與未來，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承接更具中斷風險，人物命運形成斷崖式轉化。作者透過對撞性的苦難與斷崖式的命運轉化，直面民族衰落、國家不興、社會混亂對人民的欺凌與侮辱及造成的悲慘生活，批判反思，透視人性，從另一面反映國家意識在本源根脈、實現(xiàn)路徑的力量聚合，可謂小說主題內涵的又一層次。具體而言，通過四個方面的意境，呈現(xiàn)出小說主題內涵的這一層次：
（一）編年體的歷史圖景展現(xiàn)
小說如編年體歷史一樣展現(xiàn)混亂的社會與苦難的現(xiàn)實，“但是，這部作品卻絕不是歷史小說”［5］45，歷史只是作為故事展開的背景，只是人物環(huán)境登臺入鏡的舞臺幕布。小說從光緒十九年，一轉眼，便是“光緒三十四年的冬天，天空像光緒活著一樣憂郁”［2］105，馬街的馬蹄鐵敲出“宣統(tǒng)——宣統(tǒng)”的聲音，光緒駕崩、宣統(tǒng)繼位，而宣統(tǒng)一登基，朝廷更不像朝廷，縣衙更不像縣衙了，大清就像“老母兔大冬天懷兔子，生不逢時”［2］149，勢在必然，又是一轉眼，清廷內變、民國建立，而民國更像沒足月就出世的小兔子，被袁世凱奪位復辟，接著的是新軍閥現(xiàn)世，國民軍橫世，更有日寇入侵，鏡頭一一推于涼州。涼州就像變戲法一樣，風風雨雨、變幻莫測，涼州人就像盲人行路一樣，跌跌撞撞、不知所向。
（二）人民苦難的淋漓刻畫
混亂無序的社會，相應的就是人民苦難。總體而言，曾經的精神寄養(yǎng)所馬神廟被毀，馬政司更像頭上的一根頭發(fā)，多了沒人在意，少了也沒人注意，現(xiàn)實的精神寄托義馬也一次次處在刀口之下。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大清滅亡，皇帝成為記憶，新的秩序沒有建立，政府無狀，軍閥亂世，府縣頻換。不論是清八旗，還是軍閥的鎮(zhèn)守軍，馬家的國民軍，都是民眾的災難，一面是以軍亂政，摧殘殺戮，一面是政不系民，孤苦無依。不論什么信仰、什么精神，都抵不過軍長的一句話。一個縣長不如一支鞭子，涼州在馬督軍的鞭子下驚顫，也如王縣長陀螺般暈頭轉向，以至于到了連衙門告示都沒用，只有鐵鏈才有用的境地。國家暗弱，涼州飄搖，民不聊生，撲面而來的是動蕩中的冷漠與荒寒。小說中最為典型的描寫有二：一是梅知縣這個百姓的父母官只顧著加稅增捐，禍害百姓，“放炮要炮捐，買肉要肉捐，買菜賣柴都要捐，換身新衣服也要捐，迎先人也要捐，拜神也要捐……”［2］115各色苛捐雜稅琳瑯滿目，全然置百姓生死于不顧。就連旗人也是賣衣賣桌賣畫，賣掉炕皮賣炕灰，賣光了祖先留下的東西，賣兒賣女。二是在天傾南北、地陷東西的大地震時，民眾依然無依無靠，手握兵權的鎮(zhèn)守使馬廷勷言道：“只要兵在，一個涼州城毀了又算什么！”［2］178吩咐副官搶富戶，掘地三尺，也要把金銀財寶全拿來，不給，則殺。刀是用血喂飽的，兵是用銀元和女人撐起來的。馬家軍過處，留馬不留人，留驢不留頭，稍有不慎，砍頭就像切西瓜。劉志遠的臉只有見到金子時，才燦爛起來，錢一到手，便拋下涼州城獨遭滅頂之災，西寧軍見不到金銀，就把女人們摁倒在炕上，完事便點了被子，在烤人肉不好吃的感嘆里，看著女人們在火中翻滾。屠城、掠奪、燒殺、奸淫充斥整個涼州城，除過野蠻與屠刀，一切都顯得弱不禁風，不堪一擊，像是一切的混亂、劫難、災禍、厄運、不幸都壓在了涼州。“由此，可以說，《國家坐騎》展現(xiàn)了1893年以后西部涼州人民的災難史。”［5］45
（三）人物命運的歷史轉變
在苦難的社會里，在災難和野蠻，屠殺和掠奪，麻木與冷漠的重重擠壓下，信念和掙扎，希望和失落，榮耀和痛苦的矛盾既顯得順理成章，又使人物命運形成大反轉，凸現(xiàn)出一個鮮明的前我與一個后我，只是這個前我與后我不僅是故事發(fā)展使然，更是小說自始至終所蘊含的信念精神反思的結果。小說對于歷史故事的鋪陳層層漣漪，波紋相連，痕跡清晰，沒有任何的斷裂感。點點成線，線線成面，將社會的大動蕩、大變化以及人物的大波動、大恐慌在幾乎靜默中展露無遺。作者或通過人物對話，或通過人物所見所看，或通過物象征兆，將種種場景一筆帶過，蜻蜓點水似的，在輕描淡寫中點出即可，從不作宏大場景的敘述性過渡，并將歷史演變與人物命運貫穿其中，使得歷史敘事、現(xiàn)實刻畫和人物塑造融為一體的主線完整地呈現(xiàn)出人物命運所堅守的為國為民的信念精神主旨。要而論之，《國家坐騎》這部小說，不論其濃重的根脈意識還是其精神堅守與生命價值的實現(xiàn)路徑，最終都反映在國家層面的深刻反思上。作者是以信念為依托展開故事，并非以故事見長，而是以精神為寄托找到思想落腳點與新起點，是一部呈現(xiàn)信念力量，保存信念力量，凝聚信念力量，提升信念力量，發(fā)展信念力量的作品。
以此形成的前我與后我的人物命運，便具有了信念的對抗與反思的痛點。具體表現(xiàn)有五：一是義馬命運。前我因是出世龍駒，國家之馬，雖是人為馬生，人作馬養(yǎng)，卻有高貴的身份，萬般的呵護。就連宣傳新思想的李德銘也將義馬看作國家精神的載體，認為其接續(xù)著國家民族的本源根脈，命運光鮮而奮發(fā)。后我卻被馬戶殺人，地震毀人，新軍閥橫行，國民軍弄權所累，以人身之體與神駿“蓋西北”比力，命懸一線，化成一堆灰，涅槃消亡。雖完成全部的使命，卻落得個凄慘下場，使國家之馬成為一種國家命運和人物命運的傷痛。二是韓驤夫婦因生龍駒而改變命運，由馬戶變成人戶，得到無上的榮耀，命運達到峰頂，卻因培育義馬而導致人性遭受無情地摧殘。面對義馬獸養(yǎng)苦修，倍受煎熬，甚至痛徹心扉，又為維護國家之馬的義馬不受傷害，慘遭屠殺，在義馬祭獻國家之前，悲情而死，命運跌入冰點。他們既沒有得到真正的尊嚴，也沒能看到國家之馬的光環(huán)，信仰與尊嚴在屠刀的血線里顯得著實可憐。三是相馬師為馬而生，為龍駒而喜，為義馬又時有惻隱之心，最終又口誦馬經栽倒在過火關的火堆前，手攥《銅馬相法》死于無聲無息。圉人育馬成癡、冷酷無情而又為義馬轉生為國家之馬而自焚，成為悲情絕唱，如一縷輕風在視野中消失。其中命運的矛盾交織，風雨飄搖的不安，信念的苦難，堅守的痛苦，無不展示于讀者眼前。四是馬戶群體，本是一心為國家喂馬養(yǎng)馬的底層人群，執(zhí)著、善良，本份，可是一旦他們揭不開鍋，便不接先祖，不拜馬王神，即使韓驤一家將積存的糧食分給他們，自己勒緊褲腰帶挨餓，也不參加義馬的烙印。游街時，沒有一個馬戶出門，連他們都不愛義馬，被饑餓和捐稅封閉了心體。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為養(yǎng)育龍駒而淪為扁頭的馬戶，一方面在堅守信仰，極具悲情色彩，另一方面在馬鞭和馬刀的驅使下組成了“扁頭營”，成為殺人工具。
小說對馬戶的殺人場景作了慘絕人寰的描寫：
“大街小巷亂竄的扁頭們殺人殺得手軟。看著滿大街橫躺斜倒的人，他們直怨馬家軍下手太快，沒把這些人全留給他們。他們便在街上尋巡還沒斷氣的人，看到一個，一個上去砍一刀，另一個撲上去再戳一刀。”［2］194
五是人們可以為了感恩義馬而家家戶戶接雨，可是一旦對自己沒有了利益好處，便也“連自己都顧不住了，還管什么神啊鬼啊的！”［2］279只有風陪伴著義馬和圉人的尸骨，連義馬轉生的舞馬人也將馬舞服扔進灰堆消失了蹤影，無人再去關心為了國家百姓而獻祭的圉人與義馬。人性在這里顯得有些赤裸，所謂世態(tài)炎涼，文化斷裂，生命價值不存，大概便是如此。在小說凜冽的文字中，常會感到徹骨寒冷。對死亡的恐懼，讓馬戶無法善良，這與接雨的本心形成巨大的反差，人像動物一樣，本能地要急于逃避責任。于是，他們的世界里，太多寒光閃閃，太多明晃晃的丑陋與不堪。他們維護不了自己的信仰，也無法保持自己的善良。在信仰追求里，從來沒有哪個理由，如此讓人心碎，小說構建的信念故事一下子塌了天，成為虛空，如馬神廟一樣坍塌，構建的生命價值一下子陷了地，成為荒誕，似馬戶舉刀殺人一樣怪異。
（四）國家命運和人物命運的對接升華
義馬的宿命是國家之馬，他為國家的興盛而受供養(yǎng)，通過祭獻國家而轉生為國家之馬，為國家服務。馬戶的宿命是為國家養(yǎng)馬，這是一種制度體系的存在，為國家的強盛而獻身。相馬師、圉人的宿命是為龍駒而生，為義馬而活，為國家之馬而守，但是他們的結局卻都以命運急轉、生命終結收場。就連認同義馬精神、宣傳新思想實現(xiàn)新路徑的李德銘也被縣長留給了舉著屠刀的馬軍長，只能被迫在監(jiān)獄里守護神一樣地揣著自己的所有信仰和精神。馬戶的前后反差更是強烈，不但成為了殺人工具，而且比軍閥還殘忍百倍，他們顛覆了自己的宿命，走向了本心反面。人物命運在歷史的風風雨雨、飄飄搖搖，社會的動動蕩蕩、跌跌撞撞里，如幾條平行線，或明或暗、或隱或顯，也如交叉成網，各自前行，又始終脫離不了這條線和這張網，只剩下涼州城在風中搖搖晃晃。
然而，正是這種人物命運的斷崖式轉變，讓苦難對撞與命運轉化得以貫串，讓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得以對接，讓現(xiàn)實與前景得以賡續(xù)，讓信念信仰與人性本真得以融會，使讀者完成評判態(tài)度的自覺轉變，使覺悟與由國家之馬到國家之民的契合具有了文化沉淀的根本意義，將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的分解式視角定格在最穩(wěn)定的精神結構里，以新思想的傳播反省國家命運和人物命運的轉化，使舊傳統(tǒng)與新生力量達到兩存的目的，并將其聚合為精神信念與生命價值的全部力量。
《國家坐騎》以奇異的題材，獨特的視角，把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國家與個體、文化與地域、信仰與歸宿融為一體。通過國家社會層面的動蕩與普通民眾層面的信仰交織、撕裂、對抗和掙扎，將信念在飄搖中堅守，悲情在災難中喪失，命運在絕唱中涅槃，路徑在新思想中升華的各類表達展露無遺，揭示特定人群的命運歸宿。小說在傳統(tǒng)里追尋信念，在批判里推演歷史，在吶喊里解析精神，在堅守里聚集力量，深刻地體現(xiàn)了國家意識的主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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