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 亮 羅幼強 何明圓
1.中國建設銀行四川省綿陽分行 四川綿陽 621099
2.中國人民銀行綿陽市中心支行 四川綿陽 621050
通過創新驅動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保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基礎。為此，不僅需要大型骨干企業發揮領軍作用，還需要一大批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道路，成為創新的重要發源地。然而，企業科技創新不確定性高，價值實現具有極大的或然性；
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于公眾，天然對安全性要求很高，兩者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內在沖突。如何平衡這一矛盾，**供需兩端的多重約束，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專精特新是指企業在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和新穎化四方面具有突出特征。這類企業大多數只為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做配套，不為普通消費者所熟知，但其產品或服務在細分市場卻有極高的知名度，具備難以替代的特性。從國外來看，其對應概念是“隱形冠軍”。按照德國企業經濟學家赫爾曼·西蒙（Hermann Simon）的定義，“隱形冠軍”是指在某一細分領域處于絕對領先的中小企業，其年銷售額通常不超過50億歐元，這些企業大多處于產業鏈的中上游，和終端客戶不直接接觸，“隱身”于大眾視野之中。
中小企業選擇專精特新為發展方向的理論基礎來自利基市場戰略（Niche Market Strategy）理論。利基市場戰略是指中小企業應避免在市場上與大企業直接競爭而受其攻擊，應選取被大企業忽略的、需求尚未得到滿足、有獲利基礎的小市場作為其目標市場。這一市場雖然業務范圍狹小，但地域范圍寬廣，可以從地方逐步拓展到全國乃至全球，具有持續發展的潛力。企業進入市場以后，應集中優勢力量專注于利基業務和冠軍目標，建立起強大的技術壁壘，不斷提升產品質量，改進生產工藝，使其他企業無法輕易模仿或替代，以延長自身在市場的領導地位，持續獲得較高的邊際收益。
專精特新概念的提出，代表政府希望引導中小企業專注于產業鏈、價值鏈的細分領域，實現創新驅動和集約發展，這對于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有助于解決高質量發展動力源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位，但依靠物質消耗、要素投入和低成本比較優勢的傳統發展模式，已經面臨越來越大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從國際經驗看，大型經濟體在人均GDP超過9000美元后，創新要素對競爭力貢獻需要從10%逐步上升到30%，否則將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國自2019年人均GDP跨過10000美元以后，已從經濟規模、數量的趕超型發展進入了追求質量的新發展階段，需要通過創新驅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質量差距。2021年，我國研發強度達到2.44%，比2005年的1.34%提高了1.1個百分點，但較以色列（4.9%）、美國（3.1%）、韓國（4.6%）、德國（3.2%）、日本（3.2%）等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也略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2.5%）。特別是從創新主體來看，我國企業研發強度雖然從2010年的1.2%增長到3.6%，但仍不及美國（7.8%）的一半。2020年，全球研發投入最多的2500家公司中，中國企業人均研發支出首次突破1萬歐元，而美國企業同期已超過3.2萬歐元。其中，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力軍，戶數占規上企業總數的95%以上，營收占規上企業營收總額的60%以上，資產占規上企業資產總額的55%以上；
同時，約65%的發明專利、75%的企業創新和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來源于中小企業。實現經濟轉型必然要求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之路，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
另一方面，有助于解決新發展格局構建面臨的“卡脖子”瓶頸問題。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競爭成為大國競爭的焦點，而我國在高端芯片等多個領域面臨“卡脖子”問題，迫切需要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實現關鍵技術和核心基礎零部件的自主可控。這不僅需要大型骨干企業承擔重大科技項目，發揮領軍作用，還需要中小企業在各細分行業和領域里做細、做深、做精，增強產業鏈配套能力。綜觀各制造業強國，均有一大批“小而強”的企業群體作為現代工業體系的基礎支撐。如：德國是“隱形冠軍”數量最多的國家，2019年全球2758家“隱形冠軍”中，德國占1307家，居世界首位；
美國國家制造創新網絡參與者中，中小企業占六成以上；
日本工業價值鏈促進會參與者中，四成為中小企業。對我國而言，加大專精特新企業培育，既有利于補齊國內產業鏈的斷點和短板，解決“卡脖子”問題，也有助于更好地“走出去”開拓全球市場，提升國際競爭力，從而夯實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基礎。
綜上所述，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發展對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11年9月，專精特新就已作為促進中小企業成長的基本原則之一，被納入工信部《“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2018年，國家正式啟動專精特新企業培育，逐步建立了“創新型中小企業→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的梯度培育體系。其中，已累計公布四批次、9279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接近達成2025年培育1萬家的目標。從公布企業情況看，具有以下明顯特征：
（一）產業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高技術服務業占比明顯上升
從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占比61.4%，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占比22.9%，批發和零售業占比9%，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占比4%，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0.7%，建筑業占比0.5%，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占比0.5%，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占比0.3%，其他占比0.7%。產業集中分布于制造業，占已公布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總數超過六成。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批次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第一批占比19%,第二批占比20.5%，第三批占比21.5%，第四批占比25%；
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第一、二、三、四批分別占比為2.4%、2.9%、4.0%和4.5%。
（二）區域分布東強西弱、階梯遞減
擁有超500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地區分別為浙江（1078家）、廣東（881家）、山東（772家）、江蘇（713家）、北京（596家）、上海（507家）等東部地區。累計擁有100—499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地區主要為安徽（495家）、湖北（484家）、湖南（415家）、河南（378家）、福建（360家）、四川（350家）、河北（347家）、遼寧（288家）、重慶（263家）、江西（224家）、天津（198家）、陜西（166家）、山西（153家）、廣西（106家），半數位于中部地區。而專精特新“小巨人”累計數量小于100家的地區主要分布于西部和東北地區，包括云南（81家）、貴州（70家）、吉林（63家）、**（62家）、黑龍江（61家）、甘肅（56家）、寧夏（40家）、內蒙古（32家）、海南（21家）、青海（15家）、西藏（4家）。
（三）企業盈利能力較強
從2021年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來看，2021年專精特新上市公司的平均ROA（總資產收益率）與ROE（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4.01%和8.02%，比全部非專精特新企業的ROA（-0.28%）和ROE（-0.56%）分別高4.29和8.58個百分點，比主板ROA（0.71%）和ROE（1.16%）分別高3.3和6.86個百分；
與創業板、科創板、新三板的其他企業相比，專精特新企業也明顯占優勢，說明其盈利的基本面整體較高（見表1）。
表1 上市專精特新企業盈利能力分析
（四）“專精特新”四維戰略均衡發展的企業營運效率更高，更容易獲得外部價值認可
根據浙江大學和安永研究院對719家上市專精特新公司的聚類分析發現，采用“專新”戰略的企業，即聚焦深耕于某一類產品或業務領域的企業，無法適應市場需求的短期波動，為提升技術升級換代而大規模創新投入會對企業盈利增長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采用“精特”戰略的企業得益于精細化的管理、產品和服務，以及差異化的技術和戰略，能夠在有效鞏固市場的同時開拓新的利基市場，實現較好增長，但對企業的效率和盈利性影響不顯著；
而在“專精特新”四個維度實現均衡發展的企業，能夠獲得高于“專新”戰略和“精特”戰略的營運效率，同時也更容易獲得市場的價值認同。
（五）技術越連續、越聚焦的企業創新產出越好
2022年，上市專精特新企業的研發投入和創新產出水平較高。其中，平均研發人員占比為26.4%，平均研發投入強度8.1%。2019—2021年平均有效專利數量為33項。按照技術戰略類型聚類分析來看，聚焦型企業占比為10%,持續型企業占比為38%，合作型企業為4%，混合型企業占比為49%。從專利質量和創新產出看，聚焦型企業專利平均被引頻次為6.2次，每億元營業收入的有效專利數量均值為4.09個；
持續型企業專利平均被引頻次為7.23次，每億元營業收入的有效專利數量均值為4.09個；
合作型企業專利平均被引頻次為0.71次，每億元營業收入的有效專利數量均值為1.37個；
混合型企業專利平均被引頻次為2.58次，每億元營業收入的有效專利數量均值為2.86個。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專精特新企業越注重內部知識的關聯度及累積性，發展方向越聚焦、時間越連續，則企業越容易實現更好的創新產出。
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通過明確戰略導向、完善組織架構、創新產品和服務等方式，加強了對專精特新企業的金融支持，效果較為顯著。截至2022年8月10日，A股市場共有專精特新企業764家。根據這764家專精特新企業披露的資產負債表來看：2020至2022年一季度,專精特新企業的借款累計增速為20.84%，較同期全部A股上市公司借款平均增速14.72%高出6.12個百分點；
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同比增速為14.14%，較全部A股上市公司借款增速7.44%高出6.7個百分點。在長期借款方面，2020年至2022年一季度，專精特新企業長期借款累計增長19.62%，較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13.78%高出5.84個百分點；
截至2022年一季度，專精特新企業長期借款同比增速為15.15%，較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8.21%高出6.94個百分點。然而，銀行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仍然存在明顯短板，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投放節奏安排具有較強“社會熱點跟隨”特征
專精特新概念早在2011年就被正式提出了，從百度指數來看，國內新聞正式開始出現專精特新關鍵詞的時間是在2011年9月，但直至2021年二季度后才開始迅速升溫，至今保持較高熱度（如圖1所示），這與2020年三季度后華為公司正式遭遇芯片斷供，其持續影響受到各界廣泛關注密切相關。從貸款增長來看，國內銀行2019年才正式開始關注專精特新企業，當年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增長略高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增速大約1個百分點；
2020年，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增速反而明顯弱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
直到2021年二季度之后，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增速才大幅度高于整個A股上市公司（如圖2所示）。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家銀行在實際經營中，對具有明顯創新特征的專精特新企業的前瞻性研究和專注度不夠，較多銀行沒有獨立做出市場判斷，其金融支持是一種被動的“社會熱點”跟隨行為。如工商銀行《關于深化“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2021年）、農業銀行《關于加強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營銷工作的指導意見》（2021年10月）、中國銀行《支持“專精特新”企業行動方案》（2021年），出臺時間均在“專精特新”一詞有了一定熱度之后。
圖1 百度專精特新關鍵詞指數
圖2 全部A股公司和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各季度定基增長對比（以2018年為基數）
（二）仍有較多的企業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商業銀行對科創企業的支持力度相對較弱，較多科創企業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比如，根據《2020中國科創企業展望》調查數據，中國科創企業成功融資的比例是32%，分別比美國（53%）、英國（39%）、澳大利亞（36%）低21個百分點、7個百分點和4個百分點。其中，中國科創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比例為21%，比澳大利亞（28%）低7個百分點，比美國（23%）低2個百分點。中國科創企業預期下一筆融資來自銀行貸款的可能性僅為3%。
（三）已投放對象高度“同質化”，同類企業間“冷熱不均”
與A股專精特新企業得到較多銀行青睞不同，全國股轉系統（新三板）掛牌的專精特新企業得到的銀行支持相對較少，呈現典型的“冷熱不均”。根據Wind數據，截至2022年8月10日，全國股轉系統掛牌企業6721家，其中專精特新企業357家。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股轉系統的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合計27.78億元，比2020年末減少116.99億元，比2021年末減少137.68億元。其中，長期借款4.06億元，比2020年減少17.03億元，比2021年減少30.69億元。這與A股上市的764家專精特新企業形成明顯反差。同時，股轉系統的專精特新企業長期借款占比為14.6%，比A股專精特新企業的53.8%低39.2個百分點。雖然新三板上市的專精特新企業實力弱于A股市場，但也是我國3000萬企業里的佼佼者，對其金融支持都呈現如此程度的“冷熱不均”，可以想見，其他更多未上市的專精特新企業在此階段可得到的銀行支持可能更少。
（四）信貸新品較多體現為流程改善，尚缺少對傳統難題有實質性突破的新產品
近年來，各家銀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推出了各式各樣且數量眾多的針對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企業的信貸新產品。但這些產品主要集中在信貸流程效率改善方面：一是銀行內部審批流程的效率提高，比如利用大數據模型實現各類信貸流程壓縮，實現“秒批秒貸”；
二是客戶貸款的便利性方面，將貸款申請、資料提交、還款等環節線上化（手機APP、信貸平臺、微信小程序等），并嵌入各類場景，讓企業更方便接入。這些改善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的信貸風險分布，也沒有增強銀行緩釋具體企業風險的能力。銀行傳統信貸難以**的信貸風險問題仍未有實質性突破。一些針對科創企業的專項信貸創新產品，由于在實際操作層面具有較高難度而采用妥協辦法，實質上仍是“傳統內核”的“改頭換面”，在市場上接受度并不高。比如專利權質押貸款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在國內銀行業展開實踐，但在基層行實際操作中，由于專利權價值認定和轉讓變現難，普遍將專利權質押部分視為信用貸款。一些銀行已有的一些投貸聯動仍按貸款管理來操作。
上述情況可以從上市專精特新企業的各類借款占比變化得到證實：2018到2021年末，專精特新企業信用借款占比從47.38%下降到21.46%，下降了25.92個百分點；
質押借款從6.42%下降到2.76%，下降3.66個百分點；
抵押借款從15.58%上升到25.17%，上升了9.59個百分點；
保證借款從20.48%上升到41.73%，上升了21.25個百分點；
其他類型借款從9.6%上升到15.4%，上升了5.8個百分點（見表2）。銀行對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增加仍主要是傳統的保證和抵押方式，推出的信貸新產品較多，但風險緩釋措施發生實質性改變的卻少。
表2 2018—2021年上市A股專精特新企業借款類型占比
（五）與實際資金缺口相比較，部分專精特新企業存在被過度授信的現象
2020年二季度至2021年末，以財務合并報表（半年期）統計，764家上市專精特新企業借款余額大于零的記錄共有2429家，銀行借款企業占比79.48%。借款企業中，資產負債率不高于30%的企業共661家，占比27.21%。其中，2020年二季度末為149家，占比25.47%；
2020年年末162家，占比26.17%；
2021年二季度末172家，占比28.38%；
2021年末178家，占比28.76%。此外，在2020年半年報和2021年半年報中，銀行借款大于零但資產負債率為零或為負（主要因為有較多的留抵稅款待以后抵扣等實為資產項目）的企業分別有62家和5家（見表3）。
表3 2020—2021年上市A股專精特新低負債率企業占比
另外，從企業財務費用支出也可以看出，部分上市專精特新企業資金較為充裕：2019年有243家專精特新企業財務費用支出為零或為負，占比31.81%；
2020年有179家專精特新企業財務費用支出為負，占比23.43%；
2021年有248家專精特新企業財務費用支出為負，占比32.46%。由于企業財務費用里除了核算利息支出外，還會將存款利息收入、大額理財等投資收入進行財務費用沖減，財務費用為零或為負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其放存銀行的資金收益等于或大于借入資金的費用支出，整體而言企業不缺資金，其借款一般用于大額理財產品未到期等資金期限錯配的周轉。
然而，部分資金充裕、借款需求較小的企業卻是借款增長最快的主體。截至2021年末，資產負債率小于30%①資產負債率是銀行貸款授信的重要條件，負債率越高得分越低，負債率達到一定程度，銀行將拒絕授信，一般來說，負債率在30%及以下認為企業資金較為充裕，還款壓力較小。的企業借款總額為309.66億元，比2020年末增長76.5%，大幅度高于全部專精特新企業的借款增長速度。各銀行爭相為這部分沒有較大資金缺口的企業借款，由此產生多頭貸款、過度授信，加之目前的低利率市場環境，可能導致個別企業在外界的壓力和誘惑下改變初衷，選擇多元化發展或盲目擴張，放棄在細分領域“十年磨一劍”的長期主義和工匠精神，從而逐漸失去專精特新的特征，甚至陷入經營困境。
（六）企業上下游產業鏈周轉變化明顯，銀行聯動支持不足
近兩年，專精特新企業現金周轉周期（現金周轉周期=存貨周轉天數+應收賬款周轉天數-應付賬款周轉天數）變化明顯：2021年較2020年現金周轉周期縮短的企業有440家，占比57.59%；
2021年較2019年現金周轉周期縮短的企業有469家，占比61.39%。企業現金周轉周期的縮短，主要通過對上下游產業鏈的“早收晚付，快收遲付”來實現。從應收賬款的“早收”“快收”來看，2021年較2020年有414家專精特新企業應收賬款天數減少，占比54.19%；
2021年較2019年有486家專精特新企業應收賬款天數減少，占比63.61%。從“晚付”“遲付”來看，2021年較2020年有297家專精特新企業應付賬款周轉天數增加，占比38.87%；
2021年較2019年有361家專精特新企業應付賬款周轉天數增加，占比47.25%。然而，當前銀行的金融支持增加主要集中在上市專精特新企業主體，對專精特新企業營運變化及其上下游產業鏈的關注不夠，相應地對產業鏈上企業的金融支持也相對滯后。
（七）對大型地方國有企業、中型民營企業和中型集體企業支持力度較弱
從企業規模和類型看，2020—2021年銀行支持力度較大的是：大型企業中，主要是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貸款分別增長了30%、18.76%和15.94%；
中型企業中，主要是公眾企業和外資企業，貸款分別增長了65.4%和38.25%；
小型企業中主要是民營企業，貸款增長了48.09%。支持相對較弱的是大型地方國有企業、中型集體企業和中型民營企業，貸款增長分別為-6.8%、-43.33%和9.32%（見表4）。
表4 2020—2021年各類型上市A股專精特新企業借款增長情況
（一）需求端：新技術市場化、產業化過程中的多重約束
1.新技術市場生命力不確定性的約束。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企業進行多個方向的技術創新探索，然而新技術轉化為產品投入市場，并不一定就具有生命力，即使這些技術已被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認可。以全球風險投資領域認可度最高的斯坦福大學為例，根據斯坦福大學技術轉讓辦公室（Stanford"s 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簡稱OTL）的數據，1970—2020年，斯坦福大學有6557個發明人的4512項發明專利上市，但盈利僅為20%。其中，收入小于1萬美元的有3776項，占比高達83.7%。可見，新技術能否轉化為適應市場競爭的產品，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2.產業鏈配套協同的約束。新技術產業化還需要合適的應用場景，使上下游產業鏈協同發力，通過規模化應用來降低成本，才能真正做大做強。以柔宇科技為例，柔宇科技堅持自主創新，研發了超低溫非硅制程集成技術，市場估值一度達522億元。其產業化路徑有兩條：一條是ToB，做柔性屏供應商，下游客戶包括消費電子、汽車等，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能大規模采購標準化產品的手機廠商；
另一條是ToC，直接做柔性屏終端產品，如折疊屏手機。柔宇科技曾經嘗試過給手機廠商提供屏幕，但柔宇屏幕超前的技術特性難以滿足現有很多廠商要求，便選擇直接做柔性屏終端產品。然而，由三星、蘋果、華為、小米、OPPO和vivo組成的頭部陣營，占據了手機市場近八成的份額，其他品牌廠商的份額正持續跌落乃至消失。由于缺乏應用場景和產業鏈配套協同，其產業化陷入困境，IPO也被迫終止。又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美國電子公司在二戰后率先實現了晶體管、CMOS半導體、LCD顯示器等技術突破，但僅將應用場景局限于國防合同。而日本公司由于不允許接受軍方訂單，轉而開拓民用消費場景，結果在消費電子市場的大規模應用中培育出了更強大的產業。
3.企業家能力不足的約束。企業管理者的綜合能力對新技術的市場化、產業化至關重要。科創企業的創始人多為科技人員出身，自身科研能力較強，但對企業發展所必需的市場開拓、經營管理、財務規劃等其他能力欠缺，缺乏相關專業人才的幫助，影響了企業發展及新技術的產業化。比如，1956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威廉·肖克利（William Bradford Shockley）是一位成功的科學家，但在公司經營管理方面卻缺乏經驗和遠見，導致公司發展方向一變再變，公司成立一年多之后都沒有任何產品發布。1955年肖克利提出要生產5美分一只的晶體管，但直到1980年世界范圍內都還無法達到這一生產成本。計劃失敗后，他又讓公司集中力量搞基礎研究，多次否定了諾伊斯等人關于二級晶體管、集成電路等新方向的開發建議，最終導致公司失敗。
4.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約束。專精特新等科技型中小企業普遍規模較小，抵御風險能力弱，投資這類企業面臨較大風險。如圖3所示，截至2020年末，我國27.5萬戶高新技術企業中，58.81%的企業收入小于2000萬元（含），18.31%的企業收入處于2000萬—5000萬元（含）。根據國內股權投資案例的經驗數據，初創期企業投資成功率為5%—10%，成長期企業投資成功率10%—20%，Pre-IPO擴張期企業投資成功率為50%—70%，只有成熟期的企業投資成功概率達到95%以上（見表5）。
圖3 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營收分布
表5 企業投資成功舉例
（二）需求端：商業銀行體制機制的多重約束
1.自身定位及性質的約束。商業銀行雖然也是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但其資金來源于公眾存款，如果發放的貸款不能如期回收，達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發擠兌，陷入危機并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在各類金融機構中，監管政策對商業銀行資金安全性要求最高、風險把控最嚴，這一屬性決定了商業銀行必須堅持審慎經營，不能追逐高風險項目。另外，商業銀行在支持創新活動、承擔較高風險的同時，受分業經營的限制，獲得的僅僅是來自存貸利差的固定收益，十分有限；
并且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和讓利實體經濟背景下，利差水平處于不斷收窄的下行通道，如2021年全國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已降至4.61%，而銀行的資金成本一般在3%以上，中小銀行則更高。1—2個百分點的利差使銀行無法像風險投資機構那樣靠獲取高額回報來覆蓋投資失敗的虧損。在風險與收益不匹配的情況下，銀行對科技創新態度謹慎。
2.傳統業務模式的慣性約束。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如房地產金融、消費金融、貿易金融、公司金融等，支持的都是商業模式較為成熟、技術路線相對固定、現金流穩定的客戶。這類群體金融需求的同質化程度較高，專業性要求較低，銀行可以創建標準化、流水化的信貸作業，通過單一信貸產品的批量化經營實現規模效益，這種經營模式具有明顯的工業化時代特征。對于經辦人員而言，傳統業務不需要很強的專業背景，只要具備一定的經濟金融常識，通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就可以很快上手。而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道路，決定了其金融需求同質化程度低、個性化程度高，缺乏先例和參考對象，中后臺部門難以直接提供技術及相關方面的保障支持，傳統經營模式難以奏效，需要經辦人員充分掌握相關專業知識和企業特點，研發定制專門的產品和服務。然而，由于長期以來的路徑依賴，銀行在思維理念、產品服務、人才儲備等各方面積累和沉淀不足，難以契合專精特新企業需要。
3.傳統風控能力體系的約束。為防控信貸風險，銀行事前主要依靠現場和非現場調查獲取的信息資料，如第三方編制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事中主要靠監測資金流水和財務指標，掌握企業的資產負債、生產銷售等情況；
事后主要靠抵押物的處置變現來彌補損失。但是，對于具有“兩高一輕”（高技術投資、高人力資本投入和輕資產）特征的專精特新企業而言，這套體系并不適用。一方面，企業創新資金的投入規模、期限等測算難度大、變化多，難以進行風險評估和預測，即使有相關可行性研究報告，其分析的準確性也很難考量。同時，傳統財務報表不能完整呈現企業的真實情況，難以指導銀行做出正確的信貸決策。從資產方面看，技術水平、人才儲備等傳統報表無法反映的才是其核心資產；
從損益情況看，這類企業既存在爆發式增長的可能，也存在經營失敗的可能，當期和過去的歷史數據無法反映企業未來成長前景。另一方面，企業可供處置變現的抵押物嚴重缺乏。傳統企業的固定資產（如土地）、流動資產（如應收賬款、倉單），都是有效的合格抵押品，而科技創新的產出形式以專利、軟件著作權、工藝等無形資產為主，其價值難以評估，短期難以變現；
部分企業即使有一定的機器設備，也存在市場通用性小、折舊差別大、變現難度高等問題。
4.傳統組織管理體系的制約。一方面，在現有的組織架構下，設計個性化的服務方案主要靠直接面對客戶的基層行自我發揮。由于條線化的管理要求，這種個性化方案往往不是以客戶為中心、以滿足企業的需要為出發點。雖然近年來國內銀行業開始打造“數據中臺”“業務中臺”等，但是傳統組織架構本身的管理屬性決定了基層行制定的個性化服務方案難有大的實質性提升。另一方面，銀行內部獎懲考核機制存在“短期化”現象。新技術從研發投入到誕生成果，再到市場化、產業化，周期通常達6—10年，而銀行內部則比較重視短期業績指標（如KPI指標）的考核，相關人員必須在任期內快速做出成果。因此，銀行從上層到基層，較多人員會選擇“短、頻、快”的項目予以支持，而對難度大、見效慢的項目視而不見、避而遠之。
5.傳統銀行文化的約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長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企業和居民的金融需求旺盛，銀行只需要被動“等客上門”，就能獲得不錯的發展。而進入新發展階段后，經濟從高速增長切換到中低速增長，許多傳統行業面臨轉型，銀行必須主動走出去，深入挖掘高質量發展新領域的需求，主動去思考和**這類企業發展中的難題，才能開啟發展的第二曲線，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當前，不少銀行就陷入了“資產荒”，面臨貸款放不出去的困境。同時，銀行由于長期自成體系，可以獨立滿足客戶需求，形成了相對封閉的文化。比如銀行建立網上商城、各類金融科技平臺，基本都是自己獨立承擔、獨立完成，然后再向外開放，但最終市場反響效果卻不理想，外部接受度較低，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受封閉文化的影響，未能真正形成一個開放共享的生態。對專精特新企業也是如此，銀行需要加強與外部機構的合作，才能提供更加精準和優質的服務。但傳統的封閉文化制約了銀行和外部的溝通交流，導致其在支持企業方面沒有形成高效合力。
（一）明確銀行“要不要”的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科技創新活動風險很大，應該是風險投資等直接融資發揮主要作用，比如北交所就定位為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特別是專精特新企業發展的主陣地；
而商業銀行安全第一，不應該將支持科技創新作為銀行工作的重點。要明確這個問題，需要從三個方面綜合考慮：
第一，認識與把握國家社會發展主流大勢。如前文所述，創新是新發展理念之首，支持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道路，成為創新的重要路徑，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所在，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科技創新”“科技自立自強”“專精特新”等關鍵詞出現了11次，在多處章節都反復提及和強調，如將“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納入未來五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關鍵時期的主要目標任務；
在2035年的總體目標中，明確提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任務中，明確要求“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在關系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實現這些目標，一靠人才，二靠資金。在資金方面，財政科技投入有限，如2021年我國財政科學技術支出1.08萬億，不到GDP的1%，而全國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就達1.45萬億。縱觀世界發展歷史，新技術要完成從試驗到產品、從產品到產業的飛躍，離不開金融的杠桿作用。銀行作為我國金融體系的主體，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決定了其必須主動作為，肩負起應有的政治責任和使命擔當。
第二，銀行間接融資有其獨特優勢。除銀行貸款外，企業融資方式主要有直接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一是直接債務融資，如發行各類債券，融資成本低，但門檻高，一般只有資信評級高的大型成熟期企業具備條件。二是股權融資，包括VC、PE、IPO及股票增發等，但均存在一些缺陷，如股票增發的前提是企業已上市，并且有明確的條件要求；
IPO要經過層層審核，周期長，難以解決企業生產經營的燃眉之急；
VC、PE常常需要企業一定數量的股權作為代價，導致企業創始人的控制權和收益權永久性削弱。相比之下，銀行貸款手續和流程較簡單，只要保證貸款本息安全，銀行不會對企業經營管理過多干涉，更不會稀釋股權。對企業來說，銀行間接融資具有綜合成本低、方便快捷的顯著優勢。從國外來看，即使風險投資最為發達的美國，依然需要硅谷銀行這樣的機構來提供間接融資進行配合。如從事晶片設備制造的Ultra Clean公司，在擴張期的一次關鍵收購案中，必須在5個工作日內籌措到3200萬美元的資金，只能向硅谷銀行求助并成功實現。又如蘇格蘭聯合投資基金報告披露，政府資金的合作伙伴中，除了天使投資人、創業投資商和公司外，也有銀行通過跟投合作進行投資放大。
第三，我國國情決定了銀行對專精特新企業的支持長期存在，并且是主要力量之一。在我國融資體系中，盡管直接融資近年來得到快速發展，但銀行間接融資仍占據著主導地位。據清科研究中心《2022年“專精特新”企業投融資研究報告》披露，2010—2022年，中國專精特新企業的股權投資案例數量從2010年的272件上升到了2021年的1680件，投資金額從2010年的70.25億元增加到2021年的1742.79億元，增長十分迅速。但從全國來看，獲得VC∕PE的專精特新企業只有4115家，滲透率僅為13.4%；
國家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獲得VC∕PE的企業僅為1301家，滲透率僅為26.5%。這意味著，多數企業的融資需求主要是靠銀行進行滿足。即使在批準上市的企業中，銀行貸款依然發揮著較大作用。如2022年在科創板上市的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末有貸款1852.24萬元；
蘇州國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說明書披露，2021年6月30日、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分別有貸款2500萬元、2500萬元和2000萬元。
綜上所述，銀行支持企業走專精特新道路，助力科技自立自強，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抓住重點，根據銀行自身的特點加快轉型，結合產學研等各種支持力量共同做好的問題。
（二）明確銀行“怎么做”的重點方向
針對當前面臨的多重約束，商業銀行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新技術產品化和產業化，應當把握以下重點：一是要按照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要求，轉變傳統的經營理念與方式，加快科創金融體制機制與產品服務創新，加大與外部相關機構的合作力度，增強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適配能力。二是以保障企業營運資金需求為突破口和著力點。一方面，企業日常營運沒有科學技術研究那樣復雜的技術門檻，銀行對相關規律容易了解和掌握；
另一方面，對企業來說，除重大項目外，日常研發資金需求大多包含在營運資金中，一筆及時足額的流動資金貸款就能較好地滿足其對現金流的渴求。如美國硅谷銀行的主要運作模式就是對風投支持的企業提供流動資金貸款支持。三是融資與融智并重，既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題，又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人才、信息和渠道優勢，充當綜合化服務提供商，幫助企業解決經營問題，同時銀行也能拓展相關非息收入。四是依然堅持風險可控的原則。對所投資對象的風險充分理解掌握，并實現風險可控，是商業銀行不能放棄的基本原則。比如中信銀行等對柔宇科技的36.4億元貸款，如果沒有其土地使用權做抵押，必將使公眾資金蒙受巨大損失。
（一）從“兼職干”轉向“專業干”
一是培養專業化隊伍，打造專業化體系。要改變以往把科創金融業務混同為一般普惠業務的做法，在客戶調查、評審調研、風險管理等各環節培養一批懂科技產業、科技企業、科技項目的專業人才隊伍，對科創企業及科創項目做出準確分析與判斷，確保科創金融業務的安全與穩定。要整合現有的機構功能，成立科創金融事業部或子公司，重點聚焦科創企業全生命周期的綜合服務。二是針對重點產業和區域，設立特色化的專營機構。全國各地的科技創新資源和產業是不同的，一家銀行不可能在科技創新的各個方面都面面俱到。建議各銀行根據其特長及區域特點，打造特色化機構。如在汽車產業鏈聚集的地區設立“汽車產業鏈科技分行”，在新能源產業集中發展區域建設“新能源科技專營機構”，在國家科技創新示范區重點打造“科技成果轉化特色分行”等。三是設立專門的業務流程、風控體系和考核體系。要根據科創企業特點，設立專門的業務審批流程或綠色通道機制。除了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實現作業流程的電子化和線上化外，建立客戶經理、產品經理、風險經理提前介入的平行作業機制，提升業務效率。根據科創金融風險高、盈利周期長的特點，建立專門的考評體系，提高科創金融的不良貸款容忍率，放低專營機構的短期盈利要求，進一步充實和完善盡職免責相關制度。
（二）從“單算賬”轉向“算總賬”
橫向上，要從“產品為中心”的單個產品買單算賬調整為以“客戶為中心”的綜合算賬或算總賬。由于傳統銀行的條塊割裂，無法充分挖掘專精特新企業隱藏的其他金融業務綜合價值。因此，要從企業角度整體思考，通盤考慮企業整體的綜合服務方案及價值產出，形成一體化服務。縱向上，要重視企業未來發展收益，實現短期收益和長期收益的有機結合。要打通銀行從企業未來發展受益的通道，鼓勵銀行通過投貸聯動等方式主動和專精特新企業聯結，提前鎖定認股權、配售權等實現未來發展成果共享，以長期收益彌補短期收益，高收益覆蓋虧損，提升科創金融的整體綜合貢獻。
沒有科技創新就沒有未來。然而，科技創新本身就是不確定性中尋找未來，需要資本保持極大的“耐心”和“定力”。要改變以往過于追求短期回報的做法，堅持長期主義，堅持專業能力迭代進化，通過支持科技創新效率長期提升來獲得自身長遠發展。
（三）從被動的“賣貸款”轉向技術、市場、管理等關鍵需求的主動服務
專精特新企業多數是中小微企業，通常技術能力較強，但在市場、生產、管理等方面相對較弱，即使獲得資金也容易因為其他方面的問題而拖累企業發展，因此迫切需要融智類服務推動企業“脫胎換骨”。目前較多銀行推出專精特新企業的專屬產品等仍局限于信貸——拿標準化產品去套千差萬別的企業，而主動服務、個性化服務、“直擊”企業“痛點”和“難點”的服務不足，需要銀行“走出去”深入企業，分析研究企業，站在企業發展的立場主動幫助科技創新企業發展謀劃，有的放矢地破除企業發展的癥結問題。充分利用銀行分支機構眾多、客戶面廣的優勢，聯結高校、科研機構幫助解決企業“卡脖子”技術難題；
協調和支持科技企業與銀行大企業、大客戶上下游順利對接，實現“首臺套”的突破和市場擴大；
利用銀行自身的科技力量主動收集、整理各類政策、技術、市場信息，幫助企業發現新的發展機遇，賦能企業發展。與此同時，推動銀行從賦能企業的發展中獲得自身的發展，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雙贏”。
（四）從“點”的挑選轉向“面”的培育
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不斷通過“斷鏈”“卡脖子”等手段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情況下，在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框架下，構建強健的產業鏈對未來的國家發展及企業發展均十分重要。銀行要改變過去全球合作順暢、產業鏈較為穩定時只注重單個企業“點”的挑選做法，轉向更加注重”面”（產業鏈）的培育。沒有“面”（產業鏈）的穩定和發展，企業的市場、技術等方面的發展將受到非常大的限制，面臨的風險也將成倍增加。產業鏈的發展壯大，會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區域和國家的創新能力。
銀行支持科技創新產業鏈應重點展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主動參與主導產業鏈的選擇和培育。銀行要發揮自身的行業資訊優勢和科研力量，主動研究國內外相關行業的發展前沿及區域的科技優勢、產業優勢，積極參與國家及地方產業鏈發展規劃和產業鏈支持政策制定，支持產業鏈龍頭企業培育。二是全力支持產業鏈基礎設施建設。要大力支持產業園區、產業鏈共性技術支撐平臺、行業數字化通用平臺等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三是推動產業鏈合作。要用政策的牽引和市場力量的驅動，推動產業鏈環節之間的合理分工，鏈條上游企業之間緊密合作，產業新技術在鏈條內快速應用；
推動區域內及區域之間的跨鏈合作、相互對接，形成更大的產業發展鏈。
（五）從銀行的“孤軍行”轉向“眾人抬”的生態合力打造
一是要和政府端的引導支持形成合力。首先，要充分利用政府財政資金設立的擔保基金、產業基金、風險保障基金等金融服務風險分擔機制進行科技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基于較小的風險敞口進行金融服務下沉，覆蓋更多具有高成長潛力的科技創新企業，推動科創金融向縱深發展，提升金融服務質量；
其次，要積極跟進政府制定稅收、風險補償等綜合優惠獎勵政策吸引的風險投資基金、社會資本入駐后的投資對象，有針對性地提供服務，豐富金融服務供給。二是要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各方形成合力。許多科技創新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研發，而是其走向市場化和產業化階段——即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過程，這也是中國與美國等技術發達國家的差距所在。銀行金融支持的重點應聚焦于此，緊跟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相關政策制度變化，與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交易所、評估機構、引導基金、孵化機構、創業園、科技園等密切合作，從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的確權、定價、流轉、監管等各環節形成合力，共同推動科技成果形成新的生產力。三是要和不同類型金融力量形成合力。從科技創新企業全生命周期來看，不同階段企業風險各有不同，收益性和成長性也有很大差別。銀行需要和PE∕VC、保險、證券等各類風險偏好不同的金融機構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成體系提升對科技創新的支持效率。同時，通過和不同類型的第三方合作，多維度豐富風險信息來源，提升合作各方的風險防控水平和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