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娜
(北京郵電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6)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資本主義開啟并主導的西方現代性雖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景觀，但內含于其中的各種矛盾也成為世界性問題。“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是人類必須回答的重要且緊迫的時代課題。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性重構，給出了科學的現代性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科學現代性方案的當代實踐，是**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國擔當，是謀求世界和平與持久繁榮的中國方案。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對現代性進行反思成為眾多學者討論的主題。這種反思不僅來自全球化時代引發的理論困境，更來自西方現代性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現實沖擊。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西方現代性在實現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全球性生存危機。反思現代性、尋求化解全球化生存危機，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緣起。
(一)“現代性”釋義
現代性是現代化這一歷史現象的內在規定，通常被理解為一種總體性社會狀況和實際的現代生活進程。從廣義上來看，現代性包含精神性和制度性兩個維度。在精神性維度上，現代性意味著個體的主體意識覺醒，表現為個體對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在制度性維度上，現代性表現為社會制度的法制化日趨成熟，通過一系列完備的制度保障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有序運行。
現代性話語紛繁復雜，哈貝馬斯、吉登斯、羅爾斯、沃爾夫等分別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美學等層面來論述現代性。這些西方思想家的共同特點是沿著理性傳統探討現代性，當現代性出現了諸多病癥的時候，他們往往從理性自身尋找原因，致力于在精神的意識形態層面尋找歷史困境的根源，其結果往往是用新的理性來代替傳統理性，難以真正解決現代性出現的諸多現實問題。
在眾多現代性言說中，馬克思獨樹一幟。馬克思反對用理性觀念來解決實踐問題。他認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1]因此，馬克思致力于從生產方式對現代性進行界定。他認為現代社會來源于現代生產方式，它以新型工業的出現為龍頭，以地理大發現為契機，以科技革命為動力，實現了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比以往任何生產方式都有助于解放社會生產力。就現代性生成的事實而言，現代性的世界性展開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歷史性結果，資本所到之處，勢必“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35-36。在資本的驅迫下，全球化是現代性的重要內容。
(二)現代性帶來了人類生存共同體化趨勢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就是由原始封閉的民族歷史向廣闊的世界歷史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過程是人類不斷打破地域限制的過程，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人類的生存狀態主要表現為部落共同體、城邦共同體和封建共同體，這三種共同體都屬于“自然共同體”。共同體內部自給自足、封閉孤立、相對靜止，共同體之間相互隔離。馬克思曾用“馬鈴薯”的比喻來形容法國小農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隔絕、缺乏普遍交往的狀態。他指出，法國小農人數眾多，但是彼此間卻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村莊、省是農民、家庭的簡單機械相加，“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1]566，這種相互隔離的狀態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資本主義世界普遍交往的時代到來，“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來越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1]168。在物質交往的同時，民族之間的文化與精神交往也得以普遍開展，“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1]35。總之，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各民族之間的物質、精神交往不斷加強，人類共同體逐漸形成。
人類共同體背后的驅動力是什么呢？如果沒有一個驅動力，人類社會不可能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始終關注現實社會，力圖從現實中尋求推動人類共同體(“世界歷史”)生成和發展的驅動力。通過分析現代社會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認為現代性進程促進了人類共同體的形成。為何現代性有如此魔力？馬克思進一步尋求現代性背后的奧秘，最終發現了資本邏輯這一原始驅動力。所謂資本邏輯，就是“資本在其運動過程中所具有的內在規律和發展的必然趨勢”[2]。資本邏輯由資本的本性及內在規定決定，資本的本性是逐利，這就導致它必須到處落戶，以尋求利潤。因此，資本本身蘊含著一定的社會關系。馬克思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對資本主義帶來的世界普遍交往的進步性給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資本主義促進了人類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36。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1]35，使各國、各民族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依賴。資本主義帶來的世界普遍交往是社會的進步，它除了帶來生產力的解放之外，還促進了人的解放。在世界普遍交往過程中，人類的需求不斷豐富并獲得滿足，人的主體性得到確認，人的價值得到彰顯。但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性存在”形式只是為人的解放準備了前提條件，而不會使人獲得真正的、徹底的解放。
(三)西方現代性之抵牾
西方現代性在資本邏輯的運行之下以波瀾壯闊之勢在全球彌散、拓展，帶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但也蘊含著自身難以根治的問題。從個人層面來看，在西方現代性的規定中，現代理性高揚人性旗幟，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性卻被異化為“物性”，人的解放通過利己主義實現，利己主義又受到“物”的深度控制。從全球層面來看，資本增殖的目的與民族國家維護其文明的現實之間出現了難以協調的對抗，導致作為個體的主權國家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將本國利益凌駕于他國利益之上，人類的普遍交往最終演變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全世界的掠奪和剝削，全球范圍內的生態惡化、貧富分化等問題加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下的全球治理體系問題不斷凸顯，導致全球治理赤字。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生態環境惡化。資本在利潤的驅使下，永無止境地生產、消費、廢棄，一切向“剩余價值”看齊，人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喪失，瘋狂且毫無節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永無止境的貪欲導致生態危機日益加重，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
二是經濟秩序失衡。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風行的弱肉強食的發展邏輯之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壟斷工業霸權，擾亂世界經濟秩序；
通過跨國公司布局全球產業鏈，將高污染、高耗能的實體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套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紅利；
憑借其先發優勢成為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并逐漸壟斷金融資本，通過榨取全球剩余價值，導致全球市場萎縮與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嚴重阻礙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是和平赤字嚴重。由于全球治理秩序的混亂和治理能力的不足，政治上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沖突頻發，經濟上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貧富差距拉大，導致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沖突不斷，嚴重威脅世界和平。
四是國際合作受阻。全球治理本來應是全球各國平等采取“國際集體行動”的領域，各國家之間通過國際合作，在公正合理的規則運行之下，共同抵御全球性風險和危機。但是，由于現存治理秩序存在不合理現象，國家之間信任缺失，孤立主義、單邊主義開始盛行，合作難以展開，即使存在有限的合作，“也只是國家在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基礎上的權宜之計，而非為了解決國際社會所面對的共同問題而作出的長遠規劃”[3]。全球治理赤字迫使人們在反思西方現代性的基礎上尋求超越西方現代性危機的現實路徑。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及其呈現的現代性理解為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一種歷史形態和歷史環節，并把揚棄現代資本、批判西方現代性理解為人的實踐活動，用歷史發展的觀點解剖現代性的歷史階段性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目的正是深化和重建現代性事業，為現代社會尋找新的發展方向。西方現代性的抵牾呼吁世界各國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尋求適合本國國情、促進世界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之路。面對這一現實，中國將“未來世界走向何方”作為推動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的關鍵問題來思考，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要理念。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打破了西方時間一元線性敘事模式，為現代性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
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現代大工業組織的形成，帶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隨之確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它生產的是商品”[4]；
二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4]997。這兩種特征一方面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無從化解。基于此，馬克思在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步性的同時也揭露了它的剝削性質和矛盾性。
那么現代化之路是否一定要經歷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路呢？晚年馬克思在思考俄國發展道路的時候已經給出了答案。關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馬克思提出了“社會五形態”說，認為人類社會總體上會經歷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這五種形態，呈現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態勢，但并不是所有國家的現代化之路都要經歷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以俄國為例，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里奇的復信》中指出，俄國可以借用已經存在的農村公社為基礎，吸取資本主義生產的積極成果，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5]。晚年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觀點進行了發展，將這一理論擴展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將其從俄國擴展到所有非資本主義落后國家，認為東方落后國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縮短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陣痛，走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然而，在西方現代性的話語敘事中，現代性被規束于時間一元線性維度中，西方的現代化之路似乎構成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唯一正確道路，其他與西方國家發展道路不同的模式都被認為是落后的，甚至是錯誤的。而且在時間一元線性維度中，其他相對落后國家的發展都被描述為“‘迎頭趕上’西方現代性的時間敘事”[6]。現實來看，這種時間一元線性的現代性規劃不僅沒有實現西方國家對人的民主、自由的承諾，反而激起了尖銳的地區沖突和國家矛盾。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突破了西方時間一元線性的現代性敘述話語，認為“現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正的’現代性”“現代性不等同西化”[7]，倡導在全球范圍內構建一個尊重文明多樣性和現代化之路多元化的發展之路，為擺脫西方資本統治，探尋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之路提供了可能，為“人類社會向何處去”這一時代之問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西方傳統價值理念，重歸馬克思“實現全人類解放”的現代性目標
馬克思認為，現代性的抵牾并不意味著現代性已經全然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潛力，而是表明人們實現現代性的方式和途徑出了問題。西方資本主義宣揚的個體主義、現實主義等價值理念變成了現代性潛力得以實現的最根本障礙。西方主流價值觀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服務，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意志，資產階級高舉“天賦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幟推翻了封建統治，但隨后建立的確是屬于資產階級特權的“自由、平等”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分工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相互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8]。沒有人類關照的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在現實主義價值理念下罔顧人民整體利益，使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之間經常發生沖突，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國家之間經常產生摩擦，甚至戰爭。
“真正的共同體”不應僅為某個階級服務，而應為全人類服務，能夠滿足每個個體自由發展的需要，同時人類的普遍交往也更加平等和自由。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和行動中，國家個體作為世界的主體，國家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和侵犯他國利益為前提，單一民族國家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各個國家相互分立、隔閡的基礎上，而是以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協作、互利共贏為前提。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尋求不同國家的利益契合點，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實現全人類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推動構建一個合作共贏的新時代，助力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突破了狹隘的個人主義，強調人與人、社會、自然的和諧共生，關注全人類的福祉；
倡導和平發展、共同發展，增強全球發展的整體性、均衡性、協同性，致力于“全人類的解放”這一現代性目標。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告別了西方“國強必霸”思維邏輯，為現代性的和平實現提供了可能
“國強必霸”思維邏輯來源于傳統大國走過的歷史道路。回顧人類歷史，傳統大國地位的獲取往往通過世界范圍內的掠奪來實現。大國地位獲取以后，憑借自身實力構建起不平等的國際秩序，以維護自身大國地位，從而導致少數大國的繁榮以多數國家的貧困為代價的發展事實。大國崛起之路似乎無法**“修昔底德陷阱”這一魔咒。實際上，“修昔底德陷阱”僅僅是對西方大國崛起之路的狹隘概括，不能將之適用于世界所有國家。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西方中心主義敘事模式的突破和超越，它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表明了中國“永不稱霸”的外交態度。中國一直將自身定位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多個外交場合多次使用“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這一表述[9]。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中國基于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大國”雙重身份定位基礎上提出的新理念。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積極實現國家經濟持續增長，通過本國經濟增長帶動世界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地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正在崛起的地區性大國，中國正在努力擔負起與自身實力相匹配、與外部期待相契合的國際責任。在促進地區和平發展上，中國在實現本國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將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納入自己的視野，積極主動地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使本國的經濟發展惠及周邊國家和地區。同時，中國高度重視與周邊國家的政治和安全關系，通過加強國家間安全對話和安全合作多種方式增強政治互信，努力創新地區安全合作機制，是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在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上，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已經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2015 年 5 月，***在《俄羅斯報》發表的署名文章《銘記歷史，開創未來》中指出: “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強權獨霸不是人類和平之策。贏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類發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戰爭，合作而不是對抗，共贏而不是零和，才是人類社會和平、進步、發展的永恒主題”[10]。這是崛起國家和既成大國之間處理沖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它能夠避免大國對抗和“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打破“國強必霸”的西方現代性道路和傳統邏輯，建構新時代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者，更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2013年，***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倡議形成，中國以實際行動切實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一帶一路”倡議發出后，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有關國家的積極響應，目前已有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和參與共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將實現自身發展成果惠及其他國家，有效促進了西方現代性帶來的貧富分化、發展不平衡等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有力推動了尊重文明多樣性和現代化制度模式多樣化的多元世界格局的生成。
(一) “一帶一路”促進了參與國家的經濟融通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與世界經濟加速融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從量的提升到量質齊飛轉變。
在資金援助上，“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受到資金缺乏和技術短缺的制約，經濟發展長期滯后。中國積極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等，并專門設立“絲路基金”，不僅為很多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創造了協同發展、互惠發展的合作模式，也幫助這些國家改變長期以來缺資金、缺技術的發展困境。在項目合作上，中國企業除了在傳統的能源、礦產、冶金、交通等方面保持一定份額的投資外，還在風力發電、跨境物流、旅游業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等新興領域不斷擴大投資規模，大項目逐漸增多，極大解決了沿線國家的就業問題，帶動人民收入提升、助力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在貿易互通上，中國同“一帶一路”參與國家加強貿易信息交換，通過海關、認證等方面的合作，不斷改善營商環境，提升貿易效率，努力降低貿易成本，激發貿易潛能，實現互利共贏。
(二) “一帶一路”加強了參與國家的政策溝通
“一帶一路”建設橫跨亞歐非廣大區域，將參與國家和國際組織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在這個廣闊的舞臺上，不是中國一國的“獨角戲”，而是多國參與的“大合唱”。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參與國家共商共建，不斷推進合作機制，讓各方共享發展成果。在合作的過程中，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制度各異，加強政策溝通極為必要。加強政策溝通，互相尊重是前提。無論國家大小、貧富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中平等的一員。國家間應該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加強政策溝通，互商是基礎。在展開合作的過程中，政策分歧難以避免。解決分歧，關鍵在溝通。通過互相商量，實現合作共贏。加強政策溝通，互諒是關鍵。不同國家國情不同，國家之間對某個政策的看法持不同意見實屬正常。應該加強溝通，在彼此尊重基礎上求同存異，在互諒互讓中凝聚共識，形成合作發展的最大公約數。“一帶一路”實施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建立了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方式的政策溝通渠道，國家間政治互信增強，使政府間的經濟發展戰略、宏觀經濟政策、重大規劃項目對接機制日漸成熟，形成趨向一致的戰略、決策、政策和規則，結成更為鞏固的“命運共同體”。
(三) “一帶一路”推動了參與國家的民心相通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11]。“一帶一路”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沿線國家情況復雜，社會多元，在實現經濟合作、政策溝通的基礎上應該注重人際交往。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關系良莠不齊，一些國家對中國甚至存有敵視態度，存在“中國威脅論”的聲音，這直接會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產生負面影響。有些國家和地區，由于利益分歧、信仰差異，對“一帶一路”持懷疑態度，信任赤字嚴重，這些不確定因素直接導致“一帶一路”建設成本增加，干擾合作和可持續發展。中國作為愛好和平的國家，在合作過程中，傳承和弘揚絲路友好合作精神，通過學術交流、人才合作、志愿者服務等，不斷深化多邊合作的民意基礎，培植地緣情感，增強中國的親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拉近了各國人民間的距離，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筑牢了根基。
建成現代化強國是各民族國家的共同追求，各民族國家應該以開放包容態度博采各家之長，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滿足了不同國家和地區追求多元現代化之路的要求，符合世界發展的規律，實現了全球現代化發展道路的一與多、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是馬克思現代性思想的當代實踐。通過“一帶一路”偉大實踐，中國連同沿線國家正在積極致力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為人類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貢獻了巨大力量。當然，作為一種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由于存在意識形態、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場等方面的差異，部分國外學者遵循傳統的“零和博弈”思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肆意曲解、污蔑，嚴重阻礙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面對這一現狀，中國在警惕西方歪曲的同時應著力提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認同。一方面，進一步宣傳統一的目標和共同的價值規范，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不同的話語體系和思想環境下形成相對穩定的共識。另一方面，進一步推動話語敘事創新，推動話語敘事與重大現實問題進一步結合，傳播好中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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