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凱
（山東大學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新石器時代作為人類最早進入文明的時代，無疑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在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一些中空的器物，內含數枚小石子或陶丸、沙礫，以手搖之，沙沙作響，多為陶制，以球狀最多，也有其他形狀，如碟形、動物形等。研究者稱之為陶響器，亦有人稱之為“空心陶球”，后河南舞陽賈湖村出土了龜甲材質響器，證明了此類器物并非全為陶制，而更多被稱為“搖響器”。這些搖響器被認為是早期人類的節奏樂器并兼做祭祀所用的法器，或作為玩具與娛樂工具。新石器時代陶響器表面多有鏤孔，并飾有各種紋飾，篦點紋是較常見的一種。篦點紋即篦紋的一種，用篦狀工具在陶器上戳刺出點狀紋飾，多成片或成線排列，遠看在器身上構成各式花紋，近看則為一個個錐刺的小圓點，因此又稱“錐刺紋”“篦齒紋”等，在新石器時代的許多陶器上均有發現，如釜、罐及本文所研究的陶響器等。由于目前所見出土的帶有篦點紋的響器均為陶制，所以本文研究對象為“篦點紋陶響器”。
各地文物考古部門發布的發掘報告和《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各卷等資料顯示，目前經科學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篦點紋搖響器共30件，有正球形、啞鈴形、紡錘形等形制，分別出土于下述5處遺址。
第一處，今四川省巫山大溪遺址，屬大溪文化，出土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4件①，均為細泥紅陶質，以雙股篦點紋構成對稱米字紋圖紋。其中3件為正球形，大小不一；
1件為紡錘形，均紋路清晰、表面光滑、制作精美。
第二處，今湖南澧縣三元宮遺址，屬大溪文化，出土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3件，均為泥質紅陶，正球形，飾有雙股的“米”字形篦點紋，表面凹凸不平，不甚圓，大小不一。
第三處，今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屬大溪文化，出土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2件，皆為泥質紅陶。其中，1件為正球形，與前述陶響器相仿；
另1件為啞鈴形。
第四處，今湖南華容車轱山遺址，屬屈家嶺文化，出土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1件。該器材質為黑皮陶，正球形，通體飾有單股的篦點米字紋。
第五處，今湖北京山朱家嘴遺址，所屬文化不詳，出土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20件，但其中大多數已損壞，保存完好的僅3件，有泥質、黑陶兩種。
通過以上對于出土篦點紋陶響器的遺址所做的排比，筆者發現出土篦點紋陶響器的遺址主要集中于長江流域的今四川和湖南、湖北三省，除尚未確認文化體系的湖北京山朱家嘴遺址外，其余均屬于大溪文化或屈家嶺文化，在其他地域和時期遺址中均暫未發現具有此類特征的搖響器出土，因此可以確定篦點紋陶響器為新石器時代中后期長江流域的典型器物。
根據紋飾的不同，筆者將上文所述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分為單股篦點紋、雙股篦點紋和多股篦點紋三類，對其形狀、材質、保存情況進行分析，并對和篦點紋陶響器器型、紋樣、出土地域、時期都相似的一例刻劃紋陶響器進行分析。
2.1 單股篦點紋
單股篦點紋即由一行單獨的錐刺小圓點連線構成的紋飾，錐刺圓點粒粒分明，清晰可見，未見模糊或兩個圓點刻印在一處的情況，且整齊劃一，未見歪斜，可見應由篦狀工具刻印而成，器表美觀精致，可推見原始人類的審美觀念。
單股篦點紋陶響器出土數量較少，僅華容縣陶響器一例，該例陶響器表面飾有十分整齊的單股篦點米字紋，在每個米字的中心開孔，構成24個對稱的等腰三角形，形狀類似于現今的籃球，但比籃球小很多，直徑僅3.4厘米，但紋路十分清晰，每個小圓點都清晰可見，可見其制作之精美（圖1）。
圖1 華容縣車轱山陶響球
2.2 雙股篦點紋
雙股篦點紋即由兩行平行的篦點連線所構成的紋路圖案，其較單股篦點紋多加了一行篦點，更為復雜，少了些單調，因此制作工藝難度也有所增加，看上去更加具有美感。
雙股篦點紋陶響器是篦點紋陶響器中出土數量最多的，應當是當時時代審美的主流，因此制作和保留下來的數量都會多于其他股數的篦點紋陶響器。雙股篦點紋陶響器有正球形和非正球形兩種。正球形的有6件，分別為巫山大溪遺址2件（圖2）、澧縣三元宮遺址3件（圖3）、枝江關廟山遺址1件（圖4）。這6件陶響器的紋飾與上文所說的華容縣陶響器基本相同，均為篦點米字紋，區別僅在于篦點紋由單股變成了雙股。巫山大溪陶響器材質為紅陶，表皮呈現橘紅色，更加形似今天的籃球，只是比籃球小很多，其中較大的那枚陶響器直徑僅為5.4厘米，較小的那枚直徑則僅有4.4厘米。巫山大溪陶響器和枝江關廟山陶響器在每個米字花紋交叉中間都有開孔，整個球體均為六孔，保存均完好，器表也無明顯磨損。而澧縣三元宮出土的3件陶響器鏤孔數量不一，目前所見開孔最多的是中號陶響器，大號、小號的陶響器則僅有不明顯的孔痕，開孔已封閉，應是在長期的埋藏過程中遭遇侵蝕磨損所致。
圖3 澧縣三元宮陶響球
圖4 枝江關廟山陶響球
雙股篦點紋搖響器中還有較為特殊的一例，即巫山大溪遺址出土的紡錘形陶響器（圖5）。該器形像一個雞蛋，兩頭小，中間的肚子大，一端較尖，而另一端則更為圓潤一些，類似原始人類的一種生產工具—紡錘。由于器形原因，該陶響器僅在尖頭一端飾有米字紋，圓頭一端則由雙股的篦點紋構成類似五角星的圖案。
圖5 巫山大溪紡錘形陶響器
2.3 多股篦點紋
多股篦點紋即由三股及以上平行的篦點連線構成的紋路，較之單股和雙股篦點紋更加復雜精美。
出土多股篦點紋陶響器的遺址共有枝江關廟山遺址和朱家嘴遺址兩處。枝江關廟山遺址出土的篦點紋陶響器形狀較為特殊，《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湖北卷》中稱其為啞鈴型，但在新石器時代不可能出現啞鈴這一現代器物，筆者認為該器可能是模仿動物肢骨的形狀所作。該器長約10.0厘米，中間是細長的手柄，兩頭為圓球形，兩端的圓球球腹內中空，裝有小石子，搖之可發聲（圖6）。該器多股篦點紋路繞刺于器身中間的手柄上，兩頭圓球上的紋路則多股篦點由圓心向外延伸。另外，該器表面的篦點連線并不整齊，線與線之間不完全平行，點與點之間相隔距離也不同，所用的篦點紋有兩股的、三股的和四股的，可見其制作工藝并不完善。
圖6 枝江關廟山啞鈴形陶響器
京山朱家嘴遺址出土篦點紋陶響器皆為正圓形，保存較為完好，器表飾有三股篦點米字紋，十分精致，與前述正球形的篦點陶響器相似，均在米字紋中心點開孔，除篦點股數外，其他紋飾特征與大溪正球形陶響器及關廟山正球形陶響器基本相同（圖7）。
圖7 京山朱家嘴陶響球
2.4 變異刻劃紋
除上述陶響器外，今湖北省雕龍碑遺址亦出土了5件正球形陶響器②（圖8）。該遺址出土的陶響器并非篦點紋，而是刻劃紋，但因為其屬于大溪文化遺址，且該遺址出土的陶響器和其他篦點紋陶響器形制較為相似，所以筆者仍將其歸于本文中介紹。雕龍碑遺址雖屬于大溪文化，但距離關廟山、澧縣和華容縣的中心地帶較遠，位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交匯點處，受到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和其周邊其他文化的影響。筆者推測應當是受多方文化影響造成其紋飾發生了變異，所以該例陶響器未見篦點紋，而用刻劃紋。
圖8 雕龍碑陶響球
筆者將現知出土有篦點紋搖響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匯總，制成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篦點陶響器出土位置示意圖（圖9），通過觀察可以看出：篦點陶響器出土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今屬湖南、湖北兩省的江漢平原地區，中心地帶為關廟山遺址、澧縣遺址和車轱山遺址構成的三角區地帶。
圖9 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篦點陶響器出土位置示意圖
關于篦點紋陶響器的源流問題，首先我們要從上述遺址中找到存在時間最早的遺址，根據考古界現有的研究討論，時間最早的是四川巫山大溪遺址、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和湖南澧縣遺址，這三個遺址均自大溪文化I期即存在，但考古界對它們三個之間的時代早晚至今仍存在爭論。
從圖9可以看出：關廟山遺址和澧縣遺址均屬江漢平原地區，距離相隔不遠，推測時間也應當較為接近，而四川大溪陶響器和其他出土的篦點紋陶響器相距較遠，且在其周邊沒有發現其他的出土篦點紋陶響器的遺址。若江漢平原篦點紋陶響器制作時間更早，則今四川地區是大溪文化篦點紋陶響器的一個流傳路徑；
若四川大溪遺址篦點紋陶響器制作時間更早，則說明篦點紋陶響器發源地為今四川省，后傳播到江漢平原，然后在江漢平原生根發展，形成一定體系。
筆者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今湖南省澧縣三元宮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紡輪上同樣飾有篦點紋，且紡輪為圓形，與正球形的篦點紋陶響器相似，因此推測此地陶響器正圓形、篦點紋的特征很有可能來自生產工具或受生產工具影響，篦點紋紡輪或許可以作為生產工具演化為樂器的證據，為我們探討新石器時代陶響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另外，澧縣陶響器器表凹凸不平、器形不甚圓，枝江關廟山啞鈴形陶響器篦點則不太整齊，均反映出江漢平原篦點陶響器制作工藝尚不成熟，處于一個上升發展的過程。而同處于江漢平原、屬于屈家嶺文化的華容車轱山遺址③所出的篦點紋陶響器器形與紋飾已完善精美許多。該例陶響器表面布滿以錐刺連線構成的24個對稱等腰三角形，雖僅有單股篦點紋飾，但紋路整齊，每個錐刺的點都清晰可見，每個開孔的大小也均相差不多，且開孔較前期的澧縣陶響器顯然更加圓滑，可見工藝已取得一定發展，由此顯示出該地區篦點紋陶響器自有的發展體系。反觀巫山大溪遺址出土的兩件正球形篦點紋陶響器，球體十分圓潤，形狀也比較正規，紋路清晰整齊，甚至器身每個開孔的孔徑、開孔之間的孔距都基本相同，可見其制作工藝已十分成熟，而周邊地區并沒有類似出土物顯示其發展脈絡。所以筆者認為四川巫山大溪遺址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所體現的制作技術應當是從江漢平原地區輾轉傳入的。
至于朱家嘴遺址，據《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湖北卷》記載，該遺址所屬文化尚未確定，年代大約與屈家嶺文化相當。從該遺址出土的篦點陶響器的形制紋飾特點來看，除了篦點紋路為三股之外，其他均與前文所提到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中的篦點陶響器相似，因此筆者認為其應當屬于屈家嶺文化的范疇。
綜上所述，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發現于今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多地多個遺址，并從大溪文化一直流傳到屈家嶺文化之中，說明新石器時代原始人類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審美特點，具有文化和娛樂的需求，而篦點紋陶響器在當時應當是十分受到原始人類喜愛的器物，才會在文化更迭的時候從一個文化過渡到另一個文化之中并能占有一席之地。
通過對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出土情況的匯總及其傳承路線的分析，筆者認為：
①江漢平原上由今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今湖南澧縣三元宮遺址、今湖南華容車轱山遺址三個出土地點構成的三角地帶，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出土較為集中，且該地域的篦點紋陶響器傳承脈絡清晰，反映出自有的發展體系，而江漢平原之外其他出土有新石器時代篦點陶響器的地區，相關發現較為零散、不能體現完整的發展序列。因此，江漢平原是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的發源地，也是其發展的中心區域。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逐步被本地區的屈家嶺文化吸收和傳承。
②江漢平原較為成熟的篦點紋陶響器制作技術向西流傳至今四川巫山的大溪地區。這也為考古界長期以來聚訟不已的大溪文化起源地問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明，說明江漢平原地區有可能在時間上早于巫山大溪地區，是大溪文化的發源地。
③在江漢平原中心地區的北邊，雕龍碑遺址雖屬于大溪文化，但該遺址出土的陶響器在流傳過程中受其周邊其他文化，如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等影響，發生變異，紋飾發生了改變。
綜上所述，新石器時代篦點紋陶響器從大溪文化延續到屈家嶺文化，發展軌跡貫穿今湖南、湖北、四川三省多地，乃是新石器時代中后期長江流域的一種典型器物。從器物形制上看，篦點紋、正圓形乃是這類器物的主流，顯示出原始樂器與生產工具的密切關聯。原始樂器源于先民的生活與勞動，說明當時人類對娛樂的需求和看重，而篦點紋陶響器所反映的對音響的追求和視覺上的美化，則是先民們審美意識增強的重要表現。
注釋
①《中國音樂文物大系》中只錄入3件，發掘報告中記錄的1件《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未錄入。
②據《中國音樂文物大系》記載，雕龍碑遺址的5件陶響器有泥質黑陶和白陶兩種，但大多已損壞，僅1件保存完好。
③江漢平原地區的許多遺址之上都存在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地層疊壓關系，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之間存在著源遠流長的關系，許多大溪文化的特征都被屈家嶺文化所吸收和繼承，而篦點陶響器就是其中之一，在文化的變遷之中被當時的原始人類有選擇地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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