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先生發來一條微信，告知他受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先生委托，特向我提問，并轉來易中天先生微信原文：“這個截圖（即易中天先生發給馬勇先生的書影）是陳澄之的小說《山雨欲來風滿樓》（又名《慈禧西幸記》）中的一個段子。在韓晗（深圳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發表于2015年第三期《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的文章《身體政治與政治身體——以‘義和團運動前后科學思潮與民族主義的關系為中心》的注釋里查到的。另外韓文注釋中所引的這個段子說是徐桐批注在地理書上的。”
我當時答復馬勇先生，這篇文章是2014年我在美國工作時完成的，當時正好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廟嶺分校亞洲學系的電子資料室里看到了這份史料。易中天先生所言的“段子”，系拙文中的一個注釋，稱徐桐（1819—1900）“甚至在地理書上批閱‘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于此”。至于這本“地理書”具體是“哪本地理書”，當時我還真沒來得及作進一步的考據。
在馬勇先生的引薦下，我有幸得以與易中天先生相識。就上述問題，我在微信中如是回復易中天先生：“關于徐桐之語，我最早亦是看到陳澄之的《慈禧西幸記》，因此文在美國留學時完成，當時專門在系里的電子庫里查了一下資料，記得有民國文人提出因徐桐在某地理圖冊上的批注，所以此說得以傳開，但語焉不詳。”并進一步認為：“此說有一定合理性，也符合徐桐的個性（還有流行的‘奏折說，但我查閱過徐桐的奏折，以我所見，并無此語，此語氣亦不符合臣下之言），所以采納了‘批注說，但至于具體是哪本地理書、這本書是如何流傳出去的，目前我也沒有考證出來。”
易中天先生隨即在回復中指出，“至少這話像徐桐的語氣”，同時也鼓勵我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深入，希望能夠寫成一篇文章。
一
要談論這個話題，首先要探討一個問題：徐桐妄言現代地理常識之舉的可能性有多大？
陳澄之的《慈禧西幸記》初版于1948年，但早在此書出版之前，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也舉了一個與之同源的例子：“清末之所謂儒者的結晶，也是代表的大學士徐桐氏出現了。他不但連算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
他雖然承認世界上有法蘭西和英吉利這些國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決不相信的，他主張這是法國和英國常常來討利益，連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隨便胡謅出來的國名。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義和團的幕后的發動者，也是指揮者。但是義和團完全失敗，徐桐氏也自殺了。”
當然魯迅沒有談到徐桐“讀地理書”這個場景。但起碼可以說明一點，那就是徐桐對于現代地理知識是持鄙夷態度的，魯迅此文完成時，《慈禧西幸記》尚未出版，可見魯迅與陳澄之閱讀到了同一份史料，此事并非陳澄之一人所言之孤證。
我之所以認為徐桐妄議現代地理常識之舉發生的可能性不小，除了上述兩個文獻例證之外，還與徐桐的個人經歷及其觀念有關。在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編的《簡明中國近代史詞典》中，如是介紹徐桐：
徐桐（1819—1900），清末封建頑固派代表人物之一。字豫如，號蔭軒。漢軍正藍旗人。道光進士。歷仕道、咸、同、光四朝，歷任禮、吏部尚書，歷充鄉、會試正考官，閱卷大臣，翰林院掌院學士，上書房總師傅，并授體仁閣大學士。崇尚宋儒之學，頑固守舊，反對維新變法。1888年閱康有為試卷，極惡之，謂：“如此狂生，不可中！”1898年維新變法運動高漲，聲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6月，光緒帝采納維新派建議，詔定國是，宣布變法，他斥之曰：“多行不義，必自斃。”1900年初，支持慈禧太后立溥儁為大阿哥（皇位繼承人），以廢光緒帝，遂被命為溥儁師傅。義和團運動興起后，主張借助義和團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對外宣戰。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后，自縊死。
在正史當中，徐桐是一個極度保守、反改良、仇視西學的封建頑固派官僚形象，像徐桐這樣的人物，在晚清官場絕非個案，而是一個壁壘森嚴的既得利益群體，被后世稱之為保守派或頑固派。他們對于包括“西學”在內的人類先進科學文化的敵視，成了當時中國近代化發展的重要阻力。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與徐桐同時代的還有一群人——當中包括被徐桐在科場上排擠的康有為在內的新式知識分子，他們也是當時中國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這群人熱衷于譯介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期盼中國走上一條“明治維新式”的由變而富之路。當中既有改良派、洋務派、維新派官員，也有新式士大夫，以及受過一定教育的新興市民階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他們主動翻譯西書，引介新學，為人類先進技術、知識與文化的跨國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當中又以地理學知識為重。
地理學之所以重要，是在于現代地理學的確立是以“地理大發現”為起始的，這是人類認識現代世界的開始。傳播入華的現代地理知識打破了“天朝上國”這一觀念，瓦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的帝國中心觀，成了中國人真正了解世界的知識基礎，幫助中國人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這也應是徐桐發出怨憤之語的一個主要原因。
顯而易見的是，徐桐之流絕無可能去主動翻閱這些新學著述特別是地理學新著譯著。盡管當時不少現代地理學著述在國內得到了傳播，但與同時代國內的其他出版物相比，仍算是少數。若非真對西學有興趣或有真正的工作需要，徐桐幾乎沒有任何動機主動去找來那些著述且閱讀。而且，在目前所見的晚清士大夫閱讀史當中，我未曾見到過保守派人士有閱讀且評閱新學著述的更多歷史記載。
當然，這也并非意味著保守派完全不了解西學。從動機上講，當時洋務運動已經開展了三四十年，即使不理解、不支持西學，但作為官員，不太可能不支持洋務運動這一“政治正確”之頂層設計，而且徐桐家族在晚清三代為官，他也不可能完全接觸不到現代科學常識，譬如其子徐承煜雖然也為守舊派官員，但生活洋化，甚至還抽雪茄，種種舉動一度使徐氏父子之間產生隔閡。但與此同時，徐氏父子非但未絕交，且為同朝為官的保守派，爺倆在政治上同聲相求，沆瀣一氣，最后前后死于非命。
因此，徐桐所接觸到的西學知識，既可能是自己在從政時偶然接觸到的一些資料，其人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與上書房總師傅，確實也會得到一些傳播現代知識的書刊，當然也不排除或是從其子處偶然獲得的一些知識。但可以基本確定的是，徐桐不是為了彌補知識空缺而去主動閱讀這些資料，而很大可能是一次偶然“碰”之的閱讀之舉。
既然是偶然，那他最有可能“碰”到哪本地理書呢？
二
要判斷徐桐具體“碰”到哪本書，首先要從徐桐的生活時代來看，他最可能“碰”到的是哪個時期的地理書。
關于晚清現代地理學的在華傳播有兩位學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一位是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另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郭雙林教授，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都曾有非常重要且具原創性的學術成果問世。本節如下諸多闡釋以鄒、郭兩位先生的研究論述為基礎。
在郭雙林看來，晚清現代地理學是一門顯學，其發展主要經過四個階段：一是嘉、道之際，此時傳統地理學出現了一些輕微的現代性轉向；
二是道、咸年間，“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如王韜、魏源等人開始有了相關撰述；
三是同、光年間的洋務運動與邊患，導致了現代地理學的迅速發展，大批地理學著述在中國廣泛傳播，很快形成了一個地理學譯介的小高峰；
四是光、宣年間因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海外交往頻繁，現代地理學不但成為顯學，而且成為經世致用的實學，因此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徐桐雖然在道、咸、同、光四朝為官，于1900年因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而自縊身亡。但他至少不太可能接觸到光、宣年間的地理學著述，因為光、宣年間的地理學論述主要是1900年庚子國變之后翻譯的成果。那么他最可能接觸到的書應當是前三個階段的著述。如果再細化來談，在前三個階段中的現代地理學論述，主要包括如下三個部分：
一是當時中國使臣出使歐西、日本等完成的游記，如張德彝的《航海述奇》、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薛福成的《續瀛環志略》等。這些書的作者多為官僚，有的甚至是李鴻章等洋務派大員的親信甚至親屬（如曾紀澤、李經方等），其著述與活動在當時影響頗大。徐桐當然有可能因為當時文人唱酬獲得過一些書冊，但作為諳熟官場之道的老政客，在洋務派官員仍較有勢力的時期，徐桐究竟有多大勇氣去非議他們的著述，很難說。
而且，出使日記有一個特征，就是基本上記敘自己所派駐一國或者最多兩國的歷史，或者是自己出使多國的回憶錄。據目前所見而言，并沒有哪個使臣寫過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出使日記。如駐西班牙公使陳蘭彬（首任公使，1875年到任）、繼任者張蔭桓等只出使過西班牙而未曾到過葡萄牙。畢竟清政府開始重視與葡萄牙的外交關系是相當晚近的時期，派遣駐西班牙、巴西外交官劉式訓擔任駐葡萄牙首任公使時，已是1905年之事。而駐葡、西兩國公使首次“一肩挑”則是清王朝覆滅之后北洋政府時期派任胡惟德（兼任駐法公使），因此在出使日記當中，將葡萄牙與西班牙同時記錄的可能性可謂微乎其微。因此，徐桐能夠在某一本使臣日記里既讀到西班牙，同時還讀到葡萄牙的可能性極小。當然還有一點就是，晚清關于葡萄牙、西班牙的譯法尚不統一，即使某本書提到了葡、西兩國，也很難同時出現“西班牙”與“葡萄牙”這六個字，這將在后文再詳敘。
二是一批傳教士、新式知識分子、新式學堂譯介的西方地理學論述。這些著述多半是功能性讀物，即用于水師學堂、路礦學堂等學校的教材，或傳教士基于傳教的目的傳播現代地理學的傳教用書，再或是一些洋行職員、水手、使臣旅行時的工具書。鄒振環將其劃分為“地理學通論與教科書”“地球與地文學”“氣象與氣候學”“交通與旅游地理學”等，這類圖書可讀性并不強，當中許多還有圖表、地圖等。徐桐終其一生未曾涉足過洋務，只是在內廷從事案牘工作，在其厭惡西學，且既非工作需要也非個人興趣，更無相應的知識基礎的前提下能夠“碰”到這些書的概率，可以說也幾乎為零。
三是早年“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活躍于嘉、道、咸三朝，其著述并不多，但存世者皆影響巨大。當中主要以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為主且影響最大，號稱“啟蒙三書”。
魏源、徐繼畬兩位先后逝世于1857年與1873年，他們的著述均為“二手”的西方地理學知識，即由自己撰述來自西方譯介的地理學常識，包括西方諸國的介紹與相關知識。這兩部書在晚清可以說影響極為廣泛，成為晚清新學的熟典之一。綜合相關概率，徐桐偶然“碰”的這本書極有可能是《海國圖志》或《瀛環志略》。
而且，以徐桐對待相關知識的狂傲態度來看，為此二書的可能性也很大。因為魏源以五品官致仕，而徐繼畬雖然以二品官致仕，但在晚清官場屬于清流，并不是如李鴻章、曾國藩等位極人臣的政壇領袖人物，更何況魏、徐兩位不但早已不在朝，甚至已經不在世，即使徐桐在其著述上進行狂傲放肆的旁批，也根本不必擔心會承擔什么樣的不確定的風險。
而且，徐桐是有清一代唯一一位既沒有軍功，也不參與洋務，亦未在地方上任職而被授予“三眼花翎”的官員，著實是一個特例。放眼望去，清代被賞賜“三眼花翎”者只有七位。而咸豐之后，僅有洋務派領袖李鴻章與徐桐兩位得此殊榮。以徐桐對清王朝的實際貢獻，是決不配與李鴻章相提并論的。然而作為一介書生，在洋務派曾一度如日中天的時代還能得此無上榮耀，顯然是其懂得揣摩上意、深諳官場原則并善于周旋各方之間的結果。終其一生，徐桐并未與洋務派官員發生過正面沖突，長期被官場同僚視作“文人”，其人顯然是一個謹慎、保守甚至有些迂腐的官員形象，故而在日常為人處世上，更不會冒不必要的政治風險了。
由此不難看出，徐桐“碰”到閱讀且批注過的地理書一可能是《海國圖志》，二可能是《瀛環志略》，那究竟應當是哪一本呢？
三
至于具體到哪一本，首先要明確的問題是哪本書里同時提到過西班牙與葡萄牙。
葡萄牙古稱大西洋國，明朝人稱之為佛朗機，利馬竇將其譯為波爾杜葛爾。徐繼畬任福建巡撫時編撰《瀛環志略》一書，延聘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擔任翻譯，但雅氏最早在廈門生活，因此熟悉的是閩南語，他按照閩南語發音將Portugal譯成“葡萄牙”，這是“葡萄牙”這一譯法之最初來由。
而《瀛環志略》一書也是“西班牙”一詞的首譯之著，在明清時期，“西班牙”曾譯作倚西把尼國、日斯巴尼亞國（Hispania，即羅馬帝國時的行省名）、是班牙、實班牙、斯扁亞、士便、大呂宋等，徐繼畬參考雅裨理對西班牙文名“Espana”之譯音，統一翻譯為西班牙，因為用閩南語來讀“西班牙”三個字，和“Espana”極其相似，此為“西班牙”譯名之最初來由。
在《瀛環志略》凡例中，徐繼畬表示：“一外國地名最難辨識，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后或異……西班牙當作以西把尼亞，葡萄牙當作波爾都噶亞，然一經更改，閱者猝不知為何國。”可見，道、咸時期的中國人，對于西班牙、葡萄牙的認知還處于非常粗淺的程度，甚至這兩個國家的漢譯名都未完全統一。徐桐稱“牙而成國”，可見此著中譯名中明確用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二譯名，這二譯名為《瀛環志略》所首納。
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瀛環志略》出版之后較長的一段時間里，西班牙之譯法仍未被視作通例，西班牙長期被稱為“日斯巴尼亞”。如劉坤一曾稱“日斯巴尼亞國既有調撥兵船來臺之信”，陳蘭彬亦稱自己“光緒五年（1879）十月二十七日，臣在日斯巴尼亞國都城”，甚至在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時，《點石齋畫報》還以“日斯巴尼亞國”指代西班牙，可見在當時西班牙的譯法尚未規范。而且，從成書的時間來看，《瀛環志略》要晚于《海國圖志》。
綜上所述，徐桐讀到并批注的現代地理學著述，很可能是徐繼畬的《瀛環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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