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通濟廣東佛山極具影響力的民俗，是佛山酬神謝灶、佛山秋色等典型的節慶文化之一。其審美思想和民俗觀念將廣府民眾對個體內在和諧、個人與社會和諧的訴求充分體現出來，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地方特色。通過實地調研，多方考證，文章分析了行通濟典型元素的藝術特征，如通濟橋九出十三歸造型特征、生菜與線香、風車轉運，“通濟天下”的文化延續內涵等。在有關部門大力提倡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行通濟典型文化藝術特征具有現實針對性和前瞻性。
【關鍵詞】行通濟；
民俗；
典型文化；
藝術表現；
特征
【中圖分類號】K89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03
引言
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行通濟” 是佛山數百年傳承的一項民俗活動，有“行通濟，無閉翳”（“閉翳”，粵方言，意指煩惱憂愁）一說。每年元宵佳節，佛山市民浩浩蕩蕩舉著風車、搖著風鈴、提著花燈、生菜，走過通濟橋牌坊，祈求來年平平安安、順順利利。隨著時代的推進，“行通濟”在有關部門與傳媒的積極引導下，“通濟天下”的文化延續內涵與慈善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了佛山人民開放相容、扶貧濟困、同舟共濟、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一直以來，人們對行通濟的歷史、形式以及變遷十分關注。但在對行通濟典型文化的藝術表現特征研究方面，研究不深入，視角相對單一。對此，應該加強對行通濟文化價值的分析，對行通濟典型文化內含有以及價值功能深層次剖析，并從不同角度出發，加強對行通濟特色文化元素的保護。
一、行通濟典型文化的藝術表現特征
（一）通濟橋的文化表征
行通濟民俗的存在使得通濟橋不僅讓交通和心理需求的實際作用得到滿足，同時也具有文化表征的意義。所謂“表征”，具體是指運用物象、形象等符號，對某種意義的象征系統表達，或者對某種文化的實踐方式加以表達。通濟橋的表征空間是在文學與空間的互動闡釋中形成。當代，佛山人將“通濟”二字看作新佛山人的精神來源，將“通濟天下”作為新時期佛山人精神之一，同時也將行通濟這一文化品牌作為增強外來移民城市認同的主要方式。“必先通而后濟”揭示了有效溝通在社會學上的意義。佛山地方人通過大量的文學創作對通濟橋的文化形象加以構建，諸如在麥照的《佛山賦》，洗沂的《佛山賦》等，都是從經濟、人文層面對通濟橋的地位加以展現。清代以來，同樣出現了很多《村尾垂虹》詩，這些詩都是對行通濟景致與人文的詩意描繪，塑造出別樣的通濟橋文化形象。通過對行通濟文學文化構建活動的開展，佛山人的文化理念及價值觀會在通濟橋的建筑藝術中無形展現。通過文學的手段，書面或者口頭為人們提供鑒賞，塑造出與佛山人相關的通濟橋共同記憶，這種文化上的共同記憶，是物質性記憶符號的通濟橋景觀，具有某種文化地標的功能[1]。
（二）典型元素的形象性
雖然行通濟節慶活動比較深厚的積淀，但是其原始圖騰及神鬼崇拜均衍生于祖廟。支撐力并不典型，卻始終是佛山最具影響力和特色的民俗。究其原因，與民眾的喜愛和參與密不可分。針對行通濟而言，最主要儀式便是“過橋”，結合一系列民俗行為可以看出，諸如：拿花燈、舉風車等，“過橋”的意義并不單純發揮交通樞紐作用，其寄托了深層次的含義，需要從大眾的內部解讀與分析。民俗中的過橋去病之意，行通濟中的過橋儀式同樣如此，可以消除疾病和不幸，祈求健康并獲得財富。從表象上分析，消除疾病和厄運是核心，但最根本的是和諧的體現。濟橋橋頭一共有九個石級，橋尾一共有十三個石級，意味著“九出十三歸”，而這一思想與和諧太平的內在含義完全契合[2]。
（三）行通濟對和諧的訴求
行通濟典型文化在傳承和發展中，始終從和諧視角出發，無論是對自我還是對社會，都有著和諧的訴求。
（1）個人對和諧的訴求。人的一生中，不可避免要經歷生老病死，面對這種不和諧的現實，人們內心不免產生失望、痛苦等情緒，為了讓這些情緒得到舒緩，人們探尋庇佑和慰藉，在精神上追求永恒。在行通濟過橋儀式中，人們會將自己的期盼通過儀式展現，諸如平安順遂、人丁興旺等，讓內心的渴望有釋放之所，而這剛好是個體內心世界對和諧的訴求。
（2）對自我與他人和諧的訴求。這一訴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①家庭成員或者親友之間的和諧，行通濟人大多會將家庭作為整體，這與嶺南文化有很大關聯。在春節拜年時，親友會將約會的地點放在行通濟，一同完成拜年儀式，由此達到增進感情的目的。②佛山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和諧，行通濟的門檻低，對地位、身份、籍貫等沒有任何要求，即便是外來人員也可以參加，共同將和諧盛宴演繹出來[3]。
（3）佛山人對個體和社會和諧的訴求。人們在參與行通濟儀式過程中，會將佛山文化滲透其中，抒發與之類似的心愿，讓民俗本身的包容感得以強化，提升民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總體而言，一座通濟橋承載了整個城市的文化，同時也是和諧社會構建的一個縮影。
（四）行通濟典型文化的偽狂歡及其宣泄特點
在人類生活中，“狂歡”有著悠久歷史，屬于一種文化現象，普適性特點尤為顯著。在西方，因為崇拜酒神而衍生出狂歡節等，都可以展現出人類的狂歡精神。行通濟是將元宵節作為基礎而發展起來地方民俗，與常規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大關聯，可以讓你參與者產生“狂歡”化的體驗。在行通濟中，伴隨的叫賣聲和人聲，再加上風車迎風而轉，人們圍著生菜池拋生菜的喧鬧，使得行通濟的狂歡化色彩更為濃郁。在行通濟時，每一個人都是參與者，不會將旁觀者和表演者區分開，可以從現實的規則中剝離，構建一種處于理想狀態的平等關系。
行通濟雖然能將狂歡色彩折射出來，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狂歡精神。狂歡精神指的是在群眾性的文化活動中，表現出一種可以超越常規且理性的精神。從客觀角度分析，行通濟典型文化中，通濟橋是空間載體，無法將非理性的狂歡圖景囊括在內。究其原因，在行通濟典型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中，并非完全屬于民間自發組織，部門在其中起到指導作用，屬于公共文化遺產，其中包含的元素較多，諸如地方商業、民間娛樂等。即便如此，民眾依然可以全身心投入其中。如果有傳統儀式的規約等作為約束，參與者需要依照流程完成儀式，如此民眾很難將自然本性展現出來，更不能在放縱式的娛樂中將的固有秩序打破[4]。
行通濟典型文化與地方社會系統的內在需求的契合度較高。在社會群體中，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需要各種制度作為約束，同時也要有制度實施的文化條件與手段的。但文化系統的壓力和束縛源于自身，這一特點會使得民眾自然性與社會性出現矛盾，在文化框架、制度等約束下，民眾也會受到壓制。所以地方社會需要一個“安全閥”，由此實現系統平穩運行目標。
（五）祈福為名義的認同凝聚特征
在行通濟典型文化中，通濟橋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是不可以繞過的物象。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通濟橋只是為人們出行提供便利的實物，但在特定的民俗中，通濟橋便被賦予特殊含義，在民俗儀式中發揮特殊效用。通濟橋有“九出十三歸”之意，橋頭一共有九個石級，橋尾一共有十三個石級，由此可見，“過橋”已經超過物理意義上的功能[5]。
“橋”在優秀傳統文化中是柳暗花明的代稱，同時也是對命運戲劇性轉折現象的一種隱喻。“過橋”這一風俗由來已久，并非佛山民眾獨有的喜好。在上元節或者元宵節前后，人們會通過“過橋”儀式將疾病與厄運消除。雖然在民俗內涵上與行通濟文化存在差異，但展現出的文化功能比較類似。在行通濟中，人們的口中會念“行通濟，無閉翳”的祈福語，這讓行通濟的祈福內在含義得以顯現，而民眾通過集體祈福的方式，將自身對地方社會以及文化的認同感展現出來。行通濟典型文化在佛山發展和傳承，其中涵蓋地方社會的文化基因，記錄的地方社會的衍生和發展，可以增強地方民眾的文化認同感，更能讓民眾的情感得以維系。人們通過自覺遵守過橋儀式，利用口耳傳播的方式將祈福語傳遞給每一個人，讓整體集體認民俗符號，由此提升對佛山地域文化和社會的認同感，增強凝聚力。
通過分析行通濟的群體化、家庭化現象可以看出，將祈福、認同作為基礎，可以將所有參與者凝聚在一起。在參加行通濟儀式中，民眾的聚合作用能充分發揮出來，將罅隙徹底擯棄，將自身與日常生活剝離，與家人、朋友、陌生人一同涌入人流中，在儀式中將美好的愿望送給對方。從本質上講，將親族或者家庭作為核心，共同參與行通濟，完全是對嶺南春節百年習俗的延續。通過將大團圓的氛圍作為載體，拉近家庭、親友之間的距離，讓團體更加緊密。并且沒有任何限制的行通濟，所有人都具備表達和祈福的權利，體現出行通濟典型文化的包容性。
二、行通濟典型文化的保護傳承對策
（一）借助多元化工具保護行通濟特色文化元素
行通濟是從“走百病”的民俗演變而來。“走百病”最早發展于南北朝時期，之后與元宵節等儀式混合，最終形成匯聚多種習俗的變形型民俗，諸如度厄、祛病、狂歡等。在時代的不斷發展下，由于被各類因素影響和沖擊，各個地區的“走百病”民俗逐漸消失在大眾視野中，雖然安徽、甘肅等地區將相關習俗保留下來，但很多儀式缺乏完整性，內涵出現缺失現象。行通濟與之不同，即便在時代的轉型中經歷了無數次流變，依然將“過橋”基本儀式完整保留，“行通濟，無閉翳”的祈福語得以口耳相傳，不僅是全國最具有影響力的“過橋”習俗，更見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因此在行通濟典型文化的保護傳承過程中，應該采取多樣化的方式，強化對這一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諸如利用人類學、民俗學等相關知識，實證考察行通濟民俗儀式的起源和發展，考證“走百病”是如何演變成行通濟，對行通濟的獨特性正確認識[6]。在對行通濟保護傳承時，將關注點放在行通濟歷史傳統上，了解其獨特價值和地域特色，對行通濟的唯一性加強保護，保證行通濟中不會出現摻雜其他習俗的情況。加大相關機構和研究人員的動員力度，將行通濟典型文化的來龍去脈理清，細致考察行通濟的細節，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變遷，由此達到對行通濟民俗全方位掌握的目的。此外，在大眾群體中，強化行通濟的傳播，對行通濟傳承模式和手段不斷創新，強化對佛山行通濟民俗文化的挖掘，拓寬行通濟典型文化傳播范圍，讓更多人接受、認可和喜歡行通濟民俗，為更多人研究通濟典型文化提供參考，實現通濟典型文化創新發展目標。同時結合當地旅游產業發展現狀，以產品的形式對通濟典型文化進行包裝，打造屬于本地區的通濟典型文化特色，提升行通濟的民眾認可度和接受度，以此達到對通濟典型文化影響力和傳播力擴大的目的。
（二）強化行通濟與佛山記憶的融合
行通濟典型文化有著悠久歷史，通濟橋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得到多次重建，這一記錄表明，通濟橋不僅是佛山交通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分支，還在佛山人的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不可替代的價值。正因如此，行通濟典型文化承載著佛山的歷史記憶。近代以來，在現代化進程的全面推進下，佛山外河內涌的水網結構發生變化，行通濟得到延伸和擴展。對此，在對行通濟典型文化傳承中，應該對行通濟的路線適當調整，與佛山新城的城市記憶融合，加大行通濟的修復力度，對空間文化全面優化，保證行通濟的核心路線沒有任何改變。將佛山城市規劃特點作為基礎，優化行通濟的路線，將城市文化景觀適當滲透其中，實現對行通濟文化記憶主體框架不斷健全的目標。需要明確的是，在對行通濟路線改造階段，獨特的線路必須保留下來，以便行通濟能得到良好發展傳承。
（三）從文化認同角度保護和傳承行通濟典型文化
行通濟典型文化有較強的獨立性，帶有鮮明的個性和地域特色，因此在文化傳承中，亟待人們進一步挖掘、整理、保護和傳承。為實現這一目標，應該從文化認同的角度思考，對行通濟典型文化保護深入推動。在行通濟典型文化發展中，加大溝通和開放力度，吸引更多人來到佛山，保證文化影響力在擴大的同時，佛山的發展進程也能得到推進。當代以來，行通濟文化理念得到全新發展，諸如行慈善而蒙福，這意味著“先通而后濟”，所以佛山要及時將此理念融入到當代佛山人精神表述雄厚。同時，優化優秀傳統文化保護模式，將行通濟與佛山認同、新時期佛山精神銜接，與城市個性形象結合，與“富裕和諧”佛山形成統一，確保能站在文化認同的高度，對行通濟奠定文化的保護、發展以及傳承進程全面推動。
三、結語
綜合而言，先進文化對社會建設有積極影響，而行通濟作為典型文化，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為實現行通濟典型文化良好傳承與發展目標，應該對其藝術表現特征深入研究，本著因勢利導的原則，強化對行通濟民俗的改造，保證佛山命中精神需求在得到滿足的同時，行通濟典型文化與構建和諧佛山的重大命題相契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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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中元.地方民俗變遷之深描及其價值啟示——評陳恩維著作《地方社會、城市記憶與非遺傳承——佛山“行通濟”民俗及其變遷》[J].地域文化研究，2020（5）.
[3]徐婉潔，陳舟.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背景下佛山“行通濟”文化旅游品牌塑造策略[J].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20（1）.
[4]陳恩維.民俗與地方：基于佛山“行通濟”民俗的原生態考索[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8（2）.
[5]陳恩維.記憶之場與地方認同——以佛山“通濟橋”為例[J].民族藝術，2018（1）.
[6]陳恩維.佛山“行通濟”民俗的傳統儀式與文化內涵[J].文化遺產，2018（2）.
基金項目：本文系廣東省教育廳高校科研項目—佛山“行通濟”文創產品開發研究（項目編號：2021WTSCX163）。
作者簡介：楊樺（1969—），女，湖南常德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藝術設計（室內軟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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