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興偉
［摘 要］ 東北抗聯是在黨中央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為了更好的領導東北抗日斗爭，中共中央在東北組建了滿洲省委。在滿洲省委的領導下，東北抗聯與侵華日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滿洲省委被撤銷后，各省委領導的東北抗聯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黨組織領導，這對抗日斗爭造成了不利影響。東北抗聯在移駐蘇聯后，成立了統一的東北黨組織，這對于東北抗聯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945年反攻東北后，東北抗聯和中共中央恢復聯系，東北抗聯黨組織結束了歷史使命，統一歸東北局領導。
［關鍵詞］ 東北抗聯；
黨組織；
滿洲省委；
游擊戰爭
［中圖分類號］K2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292（2023）02-0133-08
東北抗聯是在中共領導下組建的。抗戰爆發后，隨著中共中央駐地由上海遷到江西，東北抗聯和中共中央的聯系逐漸中斷，使得東北抗聯孤懸敵后，缺乏中共中央的領導。關于東北抗聯黨組織的研究成果，多側重于某一個階段，并沒有將東北抗聯各階段黨組織演進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不能從全方位去審視東北抗聯黨組織演進的動因，進而缺乏了解東北抗聯后期歷史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鑒于上述情況，筆者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梳理考察東北抗聯黨組織的演進過程及對東北抗聯的影響，兼論蘇聯遠東軍對東北抗聯的策略變化，進一步探究東北抗聯從組建到移駐蘇聯以后與中共中央的關系，從中探析東北抗聯黨組織演進的深層原因。
一、在黨的領導下，東北抗日武裝的發展變化
1.在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組建東北抗日游擊隊
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不久，就開始加強對東北地區的革命活動，派馬駿等優秀共產黨員來東北建立黨組織，宣傳黨的主張，擴大革命力量。1927年八七會議以后，中共中央派陳為人來東北組建滿洲省委。滿洲省委成立后就把領導民眾反日斗爭定為省委的主要任務。滿洲省委組建以后受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領導。1931年11月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下簡稱中代團）負責指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因此，形成了上海臨時中央和中代團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雙重領導的局面（以上海中央局為主）。九·一八事變后，建立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以抵抗日本侵略者，是東北黨組織的首要任務。為此，中共中央多次向滿洲省委發出指示。其中，1931年10月20日周恩來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與我黨的當前任務》中指出，“我黨在群眾中必須提出群眾直接行動的革命口號……使這一運動的領導完全抓住在我黨手里，這是黨的當前緊急任務！”“我們要領導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自己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全中國的工農兵士及一切被壓迫民眾武裝暴動起來，團結到中國蘇維埃革命旗幟之下，是趕走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唯一的勝利的道路！” ?［1］ ，這進一步強調了黨直接領導東北抗日斗爭是當時的緊急任務。1932年滿洲省委代表何成湘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發動滿洲游擊戰爭，領導反日的民族戰爭，開辟滿洲新的游擊區域與蘇維埃區域是滿洲黨目前最中心最迫切最實際的戰斗任務。” ?［2］ 此后，東北各地黨組織把創建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作為中心任務，并迅速開展起來。滿洲省委從1932年開始先后派出童長榮、楊靖宇、趙尚志、馮仲云等分別到東滿、南滿、巴彥、湯原等地，指導各地黨組織創建抗日武裝工作。經過1年多的努力，各地黨組織建立起東滿、磐石、巴彥、珠河等10余支抗日游擊隊。和抗日游擊隊比較而言，成立于1931年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則屬于自發斗爭性質的，沒有統一的組織領導，沒有充分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而且成分復雜。1933年初，在日軍瘋狂的“討伐”下，東北抗日義勇軍相繼潰敗。而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與群眾的關系密切，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組織性、紀律性，隊伍在不斷壯大。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對于抗日隊伍發展壯大的重要性。
2.在中代團的領導下組建東北抗日聯軍
1931年11月——1937年11月，王明擔任中代團團長，負責指導中國東北抗日隊伍的的抗戰活動。1933年1月26日，中代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寫了《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又稱《“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中突出強調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總策略方針，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根據《“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滿洲省委提出了東北黨組織的中心任務，即“為爭取無產階級在反日游擊運動及各種群眾革命斗爭中起領導作用，為了使反日游擊運動取得勝利，在目前滿洲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現階段上，必須執行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開展廣大群眾的日常政治、經濟斗爭，奪取和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建立滿洲的人民革命軍與選舉的民眾政府”。
?［3］ 按照《“一·二六”指示信》的要求，中共滿洲省委規定了“以最好的游擊隊為基礎建立人民革命軍” ?［3］ 的任務。隨后，東北各地黨組織立即開始著手此項工作。這意味著，東北的反日游擊隊組織將向反日武裝統一戰線方向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漸形成了以游擊隊為骨干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東北各族人民踴躍參加游擊隊，潰散于各地的抗日義勇軍余部紛紛加入游擊隊或聚集在游擊隊周圍。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逐步成為東北抗日隊伍的核心力量，東北抗日游擊斗爭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漲。
從1933年起，各地的抗日游擊隊陸續準備改編成東北人民革命軍。1934年，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成立，楊靖宇任軍長兼政委。從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三、六軍和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湯原游擊總隊等。東北人民革命軍的建立促使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意味著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正在崛起，“在幾個重要游擊區域（南滿、東滿、珠河等），人民革命軍與赤色游擊隊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切抗日隊伍中的中心力量和運動中的骨干與領袖” ?［4］ 。同時，也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東北人民革命軍建立后，不斷地保護和幫助人民，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響應，為此后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但是，由于主客觀因素，東北人民革命軍這時還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弱點，各抗日隊伍間還未建立密切的聯系，不能及時互通有無、互相幫助。這些軍隊雖然有時偶然會師，進行戰役與戰斗上的互助，但是并沒有實行有計劃的互相援助，與戰略上的配合作用。因此，就減少許多勝利與失去了許多時機。直到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才彌補了這一缺憾。
1935年7月，中代團起草了《八一宣言》。其中講到“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5］ 。隨后，中代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定《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決議草案》，決定統一全東北抗日軍隊的名稱，將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為“東北抗日聯軍”。
1936年2 月 20 日，中代團又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正式宣布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同盟軍、東北反日聯合軍及東北反日民眾救國軍部隊，從即日起“一律改組編制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以及抗日聯軍**游擊隊”。根據這個宣言，從1936年3月至1937年11月，東北各地抗日武裝陸續改編成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至十一軍，共3萬余人。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標志著在東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抗日斗爭出現了新高潮。東北抗日聯軍各軍建立后，成為東北戰場上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堅力量，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和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中代團獨立領導東北抗日活動
1933年前，東北抗日活動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過設立的滿洲省委直接領導。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到位于江西的中央蘇區，交通不便，聯系困難。中央決定由上海臨時中央局領導黨的白區工作。1934年9月滿洲省委書記馬良被中代團調到海參崴太平洋工會秘書處工作，所以10月份上海中央局派楊光華到滿洲省委擔任領導工作。1934年10月，江西蘇區中共中央機關開始長征。12月，上海中央局又被破壞，滿洲省委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此后，在領導東北抗日活動的過程中，中共中央直接發揮的作用在逐漸減弱，中代團在領導東北抗日斗爭中的作用進一步增強。這一點在1934年9月16日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給中央的信中有充分體現，“我們根據材料和報告已經進一步研究滿洲問題，現在正在準備給滿洲地方黨幾個文件。”“我們希望中央在沒有得到我們這些的文件以前，不要給滿洲省委關于游擊運動等策略的文件，因為根據過去的經驗，許多重要策略問題，兩方面的文件時常有不一致的意見，因之使滿洲同志發生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這封信說明，中代團已經開始獨立領導東北工作了。
如上所述，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東北抗日隊伍不斷發展壯大。隨著形勢的發展，對東北抗日活動的領導也由最初的滿洲省委領導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在滿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實際上是由中代團代行中共中央來指導東北抗日活動。
二、中共滿洲省委被撤銷以后東北抗聯黨組織的改組
1.滿洲省委被撤銷的原因分析
1936年，領導東北抗日斗爭的滿洲省委被撤銷了。對撤銷滿洲省委的原因有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是因為中代團懷疑滿洲省委有奸細。在上海中央局第三次被破壞以后，中代團與上海中央局的聯系就中斷了，中代團對上海中央局的很多情況并不了解。由于上海中央局頻遭破壞，所以中代團對從上海派來的楊光華、譚國甫等人存有懷疑。中代團認為，既然上海中央局被破壞，又是什么人派楊光華到滿洲省委呢？于是，中代團發來電令，要滿洲省委派人到莫斯科討論滿洲工作問題。滿洲省委派趙毅敏前往莫斯科。1935年初，中代團再次給滿洲省委發來第二次緊急電令。內容如下：
第一，滿洲省委所有的文件立即焚毀。
第二，滿洲省委的所有負責人全部到莫斯科討論滿洲工作問題。
第三，滿洲省委所轄的全部組織暫時交給霧仙管理。
對中代團發來的電令，滿洲省委并沒有全部遵照執行。滿洲省委認為，焚毀文件損失太大，而且將來無法查證滿洲省委處理重大問題的依據。另外，電令中要求滿洲省委所有的領導同志都去莫斯科，那就相當于取消了滿洲省委的領導。經過滿洲省委領導同志討論決定，擇重要文件帶到莫斯科，余下的焚毀。可意外的是，滿洲省委攜帶的重要文件在去蘇聯的半路上丟失了。這更引起了中代團的懷疑。
關于中代團懷疑滿洲省委有“奸細”一事，楊光華曾經在1983年5月21日在《我對撤銷滿洲省委，另成立四個省委的看法》一文中講過，“據說是王明、康生發現了滿洲省委的領導班子是一個從上海去的‘奸細集團。假如真是如此的話，那么在將這些他們認為是‘奸細的全部領導人調離滿洲省委去蘇聯扣押之后，為什么不另找一批他們認為是可靠分子另組一屆新的滿洲省委呢？”很顯然，楊光華認為，滿洲省委被撤銷的主要原因應該不是被懷疑隊伍里有奸細。但這勢必影響到滿洲省委繼續發揮對東北抗日斗爭的領導作用。李范五曾回憶，“1935年11月末，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通過海參崴通知吉東特委說，滿洲省委有‘內奸，要我們迅速轉告東北各特委、各軍黨委切斷與省委的聯系，并要吉東特委與各地保持密切聯系。對此，當然我們做為緊急任務立刻照辦。”“各地接到通知后，盡管不明真相，但誰都無異議，立即照辦——切斷與省委的聯系。”可見，由于中代團對滿洲省委產生懷疑，導致了滿洲省委對東北抗聯的領導作用已經逐漸被弱化。
除了中代團對滿洲省委產生懷疑之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東北抗日戰爭形勢的變化，是導致滿洲省委最后被撤銷的重要原因。中共滿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到1936年撤銷，歷經9年時間。在此期間，黨在東北的隊伍不斷壯大，而且客觀形勢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我黨在東北的組織，卻始終是一個省委，顯然這種高度集中的組織領導方式，已經不適應當時的客觀復雜形勢。為此，劉少奇在1929年擔任滿洲省委書記的時候，就曾提出過“立即成立北滿省委……南滿另成立一省委”的建議。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斗爭環境日益復雜，黨的任務更加繁重。1933年中代團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一·二六”指示信》）中認為，“在滿洲我們黨的組織，在最近一年中雖然有發展，然還遠遠地落在客觀可能之后”。滿洲省委也承認，“在幾十萬反日游擊隊方面表現出黨極無能的束手無策，……黨的工作還遠遠的落在客觀形勢之后”。《“一·二六”指示信》中要求“黨委須在各地建立起強健的和有獨立及自動的工作能力的黨委員會”。滿洲省委在貫徹《“一·二六”指示信》的過程中，也給了地方一些機動性和靈活性，允許地方組織“在黨的原則范圍內可以獨立地解決問題”，改變了各基層過去處處事事要通過省委的組織關系。《“一·二六”指示信》在東北貫徹后，東北的抗日斗爭有了大的發展，黨領導的游擊隊改變了孤立作戰的局面，游擊區域的范圍逐漸擴大。到1933年8月，在全滿洲沒有一個地方沒有群眾斗爭。1934年下半年，東北四大游擊區已經基本形成。
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討論了滿洲工作問題。根據會議的精神，中代團作出了新的決定，“改變過去死板的結構。因此將過去滿洲省委（哈爾濱）取消，目前以四個大游擊區為中心，重新組織四個新的省委，直接獨立領導四大游擊區和抗日聯軍……。” ?［6］ 這里，關于“過去死板的結構”，中代團負責人之一的康生在1937年12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的會上指出，“如滿洲省委，自立三路線以后就使用省委。而日本占領滿洲后便分成十一省，我們便感覺要改變組織形式，便改為四個省委，上面有一個中央代表領導。”可見，康生認為“死板的結構”指的是不夠靈活，沒有根據形勢的變化而改變。當時在中代團工作的陳云同志，也曾講到過革命組織在組織結構上的弱點，“在組織結構上總是不管秘密條件如何困難，總是把各個組織‘架子十余年來一成不變的照樣組織，不管這個組織內有多少工作，有多少人，縱的各級組織和橫的支部組織總是舍不得把他（她）改變……其實現實條件之下，組織結構愈簡單愈獨立就愈好。”很顯然，當時滿洲省委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一點，在中代團有關指示的材料中有所提及。其中，1936年2月7日魏拯民給東滿臨時工作委員會及王潤成的信中講了取消滿洲省委的原因：
第一，要適合滿洲的秘密環境。
第二，要保持和下級黨部發生密切聯系。
第三，要適合于游擊戰爭的條件。
?［7］
信中也提出了取消滿洲省委以后，“以四個大游擊區為中心組織四個新的省委”。
緊接著，3月12日，中共駐東北代表給珠河黨團縣委及三軍負責同志的信中講到：“為了適應現在的戰斗環境，增強各地黨活動的獨立性，使在黨的總路線下，養成獨立解決一切問題的能力，克服任何依賴思想。”
另外，在敵偽資料《滿洲共產主義運動概史》中，引用了韓守奎的口供材料，從中可以進一步了解對抗日斗爭客觀形勢的變化情況：“由于事變后工作地區的擴大，以單一的省委進行集中領導不僅其工作遲鈍、不徹底而且具有其主要領導干部被捕時，容易受到一網打盡全面潰滅的危險。”很顯然，以上材料中都提到了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取消滿洲省委，改組東北黨的組織機構的必要性。
事實上，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作出“新決定”之前，中代團已經做好了由吉東特委取代滿洲省委發揮作用的準備。早在1934年秋，中代團派海參崴赤色職工國際太平洋秘書處中國部負責人吳平（楊松），以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來吉東地區巡視。巡視的主要任務有：
第一，在政治上糾正吉東局領導下黨組織之錯誤。
第二，在組織上重建吉東特委。
第三，建立與春山兄的交通關系。
1935年2月，吉東特委成立。吳平擔任書記，特委機關設在牡丹江，和設在海參崴的中代團工作站建立了交通線。此后，中代團領導滿洲工作便不再通過滿洲省委，而是通過吉東特委向滿洲各地黨組織和抗日部隊傳達他們的指示。1935年王明、康生發布的“六·三”指示信就是通過吉東特委轉給各處抗日組織的。
結合以上材料分析，新組建四個省委的決定固然是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但是撤銷滿洲省委并被吉東特委取代，主要還是中代團對滿洲省委的懷疑所致。如前所述，上海中央局連續被敵人破壞。而楊光華等人又是上海中央局派到滿洲省委擔任負責人的。因此，中代團懷疑滿洲省委有奸細。于是，撤銷了滿洲省委以后，中代團通過吉東特委向滿洲各省委傳達指示。
2.滿洲省委被撤銷以后，東北抗聯處于四個省委分散領導階段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會上，正式取消了中共滿洲省委，按東北四大游擊區組建四個省委。1936年滿洲省委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撤銷以后，東北地區有三個并列的省委領導東北抗日斗爭。
關于取消（也有人稱改組）滿洲省委以后，對東北黨組織和抗日活動到底發揮了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呢？撤銷滿洲省委后，從初期來看，的確加強了各游擊區黨的領導力量和獨立處理工作的能力，促進了東北抗聯和反日游擊運動的發展，對開創東北抗日戰爭新局面有促進作用。但取消滿洲省委以后，組建的幾個省委在發揮作用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那就是各大游擊區缺少一個統一領導核心，東北黨組織和抗日斗爭失去了統一的領導機關，出現了組織混亂和斗爭策略的分歧，助長了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傾向。致使各地抗日游擊戰爭，不能相互策應、支援，給日軍以從容調兵、各個擊破之機。這是東北抗戰后期，根據地和游擊區被破壞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中代團作出的由吉東特委代替滿洲省委這一決定并沒有通知各地黨組織。各地黨組織也不知道吉東特委有轉遞中共代表團指示信或單獨給各地發指示信的權限。1935年11月26日，中代團在給楊春山的信中指出，“不能直接告訴他們結束省委，叫他們仍繼續維持著”，“通知吉東、東滿、哈東、南滿四省委斷絕和目前省委之一切關系，文件不送到哈去”，這就出現了吉東特委對各地平行的黨組織進行指導的不正常現象，出現了組織上的混亂和新的矛盾。而且，滿洲省委和吉東省委還說彼此隊伍里有奸細，提醒其他各地黨組織注意。在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關于組織北滿臨時省委的決議中寫到，今年“七月間又接到滿洲省委來信，內容是根據國際中央通知滿洲成立四個省委員會，以珠河中心縣委為中心，成立省委員會，并提到吉特有可能有奸細。”而在1936年年初又接到吉特來信，“述及關于全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及密信通知滿洲省委有奸細，”這就不能不出現北滿和吉東省委之間的相互猜疑。所以，在珠河中心縣委接到吉東特委的來信時，便不予接受和承認。1935年6月，“又經過非正式組織關系，三軍四師從吉特密山縣委又接得”來自吉特的信。對于信中提到的路線問題，三軍四師有不同意見，認為各方面消息和事實證明吉東問題復雜重重，有可能內部有其他派別活動。所以，珠河中心縣委、三軍司令部在組織上不承認來自吉特的所謂“中央駐東北代表”的來信。并決定自己找上級關系，同時政治上、組織上、工作上必須要成立北滿臨時省委，在政治上、組織上、工作上暫時來領導整個北滿黨組織，并需直接關系來要求上級領導和改造省執行委員會。同時也對中央提出了意見。
第一，在戰爭革命環境中各級黨部獨立工作是萬分必要的，但目前有可能環境之下不應如此長期放棄領導。
第二，如果吉東中央駐東北代表是正式的話，不應如此忽視組織關系。
第三，共產國際七次大會還過逾年，然主要文件迄今未曾送來，對于黨責任觀點上不容許有這樣的現象。同時建議中央要徹底檢查這一組織關系上關于混亂嚴重現象和錯誤責任，肅清吉特內部其他之派別以及奸細出黨，北滿臨時省委員會于直接關系發生后，另行依據新指示建立組織后取消。
?［8］ 可見，滿洲省委撤銷后，由于沒有統一的黨組織的領導，各省委出現了分歧。這勢必影響到團結協作抗日。1937年7月，周保中致信中代團，強調了統一黨組織的問題，“在全東北的斗爭要求應有統一黨組織和領導，各地分立的組織已不適當，同時從**地（指蘇聯）直接領導不合實際要求。” ?［9］（P82）
可見，隨著抗日斗爭形勢發展，滿洲省委高度集中的組織領導方式已經不適應當時的客觀復雜形勢的需要。這次東北黨組織的改組是正確的，也是順應形勢發展需要的。但這次改組工作中有疏漏和錯誤之處，導致新組建的幾個省委之間缺乏整合，而且組織混亂，缺少統一的領導核心。因此這次改組的積極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出現了很多問題，對東北地區的革命斗爭造成了不良影響。而且，1937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康生回國，不再領導東北工作，海參崴的聯絡站也被撤銷。東北的吉東、北滿、南滿黨組織實際上處于無上級管理狀態。
三、東北抗聯建立統一的東北黨組織階段
（一）缺乏統一的東北黨組織領導的不良影響
1.東北抗聯隊伍在戰斗中遭受巨大損失
1940年，為了保存有生力量，東北抗聯陸續進入蘇聯境內，并整編成為東北抗聯教導旅。在蘇聯整訓的同時也加強理論學習，總結了過去抗日戰爭中的教訓。東北抗聯認為，過去東北抗聯在殘酷的條件下遭受了嚴重挫折，也與黨組織沒有實行統一領導有關。這在北野營的學習和討論中就有體現。1941年5月14日，北野營以東北抗聯訓練處黨臨時委員會名義就建立東北黨及抗日聯軍統一領導機關問題發出致北滿、吉東、南滿省委并轉中共中央負責同志意見書。意見書中說：“1937年是我們東北游擊運動的發展壯大的時期。但是，可惜因為當時我們黨及我們游擊隊之沒有統一領導”，“使得黨和軍隊完全陷入分裂狀態。整個黨及軍隊每天為內部的紛爭糾纏不清”，“1938年整個聯軍及全東北地方黨組織之受到嚴重挫折，誰也不能否認黨和軍隊不統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意見書進一步指出了黨和軍隊不統一領導造成的重要后果。“東北的敵人是統一的，敵人以統一的領導及統一的軍事、政治進攻來進攻我們；
我們則不能夠以統一的計劃來反擊敵人，那樣環境之下所受到的損失難道說是可以避免的嗎？” ?［10］ 可見，意見書中對抗聯遇到挫折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也表明了建立統一的東北黨領導機關的迫切要求。
2.在蘇聯整訓期間出現管理混亂的問題
在野營整訓的東北抗聯雖有黨組織，但在軍事領導上仍然分三個路軍系統。而且，南北野營中，各路軍人員混在一起。也就是說，南野營中有一路軍、也有二路軍人員；
北野營也同樣有二路軍人員，還有三路軍人員。這就造成管理上的混亂。因此，建立東北抗聯教導旅，把南北野營的抗聯隊伍合并在一起，結束處于混亂、分散狀態的領導和組織體系，實現統一領導是必要的。
（二）東北抗聯為解決東北黨組織存在的問題而做出的努力
根據黨組織不統一的問題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周保中等抗聯將士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進行了多種努力。
1.1942年4月20日的提案
周保中、張壽籛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和黨員與基層黨組織的要求，草擬了《黨組織底改組與集中領導》的提案，提出了要建立東北地區統一集中的黨的領導機關的要求，并請蘇方王新林幫助解決。提案指出：“現在由于東北革命斗爭環境，更加迫切要求東北中共黨組織，必須有適于領導群眾斗爭的新組織形態。就黨組織本身的鞏固問題方面來看，也再不能茍且敷衍下去。” ?［11］ 這一表述表明了東北抗聯加強黨統一領導的迫切心情。提案也引用了中共中央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加強黨性鍛煉”，強調要完成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要求全黨同志和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之下成為有機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統一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復雜的斗爭，便不能實現我們黨所負擔的偉大的歷史任務。這進一步指明了黨性和黨組織的鞏固的重要性。
同時，提案也提出了三項具體主張。
第一，在吉東、北滿兩省委及南滿黨基礎上建立新的中共東北黨組織臨時委員會，廢止吉東、北滿兩省委。
第二，在完成黨委領導之同時，必須盡一切可能恢復中共中央對東北聯系。這一點需要依靠C同志。
第三，地方黨組織和群眾組織應與抗聯游擊隊分開。
意見書及其所提出的三項主張，為重建黨在東北的統一領導機構作了思想準備。
?［12］ 針對周保中、張壽籛的提案，王新林稱，將從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共代表團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13］
2.1942年5月18日的報告提綱
在4月20日提案提出的“以東北黨應改組、黨領導集中、恢復中央聯系、黨的基本組織應與抗聯游擊隊分開、黨的基本組織應建立在廣大群眾中、黨要回到群眾中去”等問題的基礎上。5月18日，周保中在留X黨組織領導干部及A野營黨委委員、黨小組長聯席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中再次談到了黨組織問題。提綱中強調，東北黨組織的改組建議和黨的領導集中問題是東北黨組織關心的問題。特別是在嚴重局勢的現時，東北黨組織的斗爭組織方式無疑問的舊的組織形式是不合要求了。而且在現存兩個省委組織本身及抗聯游擊隊的情形，黨的改組是很必要的了。而且，提綱指出，在4月20日提案提出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以前，不能不暫時保持原有的吉東省委和北滿省委的組織。和1942年4月20日的提案一樣，本次提綱中也強調了要依照新華日報“加強黨性鍛煉”一文的指示：“實事求是，反對形式主義，反對自由思想，反對自由行動。力求組織統一，領導集中，注重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嚴格劃分責任負擔和適當的分工。這不僅是留在現地的黨組織是如此，現存東北的黨組織完全要如此。” ?［11］
3.1942年8月黨組織簡則
吉東、北滿黨代表、東北黨干部臨時會議作出了《東北黨組織問題的決議草案及H旅黨組織簡則》。簡則指出，為加強黨性及鞏固黨領導起見，由吉東和北滿兩省委合組“吉北黨委員會”，統一吉東和北滿、南滿黨組織底領導。舊有吉東省委和北滿省委、南滿省委，在未得到中共中央之直接聯系以前，暫時保留其存在。凡吉東、北滿、南滿各黨組織底組織問題、政治問題，東北抗日聯軍及游擊運動問題，黨的干部分配、教育訓練、黨的經費問題等，統由“東北黨委員會”集中討論和建議其原則方針，負責指導工作，經過吉東省委和北滿省委，經過各省區特派員執行之。東北黨委員會的成員由吉東代表3人，北滿代表2人，南滿代表2人（暫定1人）組成。常務**1人從東北黨委員會委員中推舉。東北黨委員會追認周保中、張壽籛兩同志“H旅”責任工作之擔負。同時“吉北黨委員會”經過“H旅”政治委員張壽籛同志領導H旅內中共黨組織，應保證“H旅”中共黨組織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政治路線。H旅政治委員應直接受“東北黨委員會”之領導，忠實執行決議和指示。
4.1942年9月13日黨組織改組的報告
東北抗聯教導旅成立以后，于9月13日召開了中共黨員大會。會上，周保中作了《關于留C中共東北黨組織總結狀況及改組的報告》。報告對留C黨組織A野營和B野營兩個組織的狀況進行了總結。在肯定了工作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在領導方式和靈活解決問題上存在的不足。
周保中在報告中強調了黨組織底改組的原因。他指出，東北抗聯教導旅建立后，必須重新改組A、B兩野營及東北抗日聯軍游擊隊的黨組織，使之適合于新環境，擔負起新任務。關于怎樣改組，周保中強調，現在需要建立旅黨的組織——“獨立步兵旅中共黨東北組織特別支部”，并提出了“中共黨組織底基本不改變、旅‘中共特別黨組織特別支部對原有的中共東北黨組織關系不改變、領導‘旅中共特別黨組織的是旅長（中共黨員）和政治委員（中共黨員）、對旅內聯共黨的關系是兄弟黨的關系”等幾點原則問題。
從以上的原則中可以看出當時教導旅內存在兩個黨委會，第一個是東北抗聯教導旅黨委員會，第二個是蘇共黨委員會。二者之間既有工作上的合作和配合關系——東北抗聯教導雖在某些方面服從了蘇方的安排，但又在政治上組織上保持了獨立性。比如，1941年5月24日周保中關于王一知等人工作分配及不準擅自調走野營人員問題給吳剛的信中強調：“野營里第二、三路軍的游擊隊各級人員，如果沒有吉東、北滿方面負責者向黨委或某個關系人的指示和通知，那么任何其他方面是不可以把野營游擊隊人員調走離開野營的。這事情我是向王新林同志申明過了。” ?［11］ 這都是保證抗聯領導人對抗聯人員的領導權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的具體表現。
對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的任務，報告中也有明確的說明。
第一，在旅長和政治委員指示下，在旅內起先鋒隊的作用，模范作用。在準備時期內完成軍事政治技術的教育訓練，推動工作，提高黨員質量，發展黨員和鞏固思想與鞏固黨紀軍紀。
第二，在戰斗時期，完成旅長、政治委員的戰斗任務。
第三，防止奸細暗探和保守國家的、軍事的、黨的秘密。
第四，黨組織——黨支部局和黨員，只能執行旅長和政治委員的原則指示，不能改變。并且不能無根據的討論中共政治路線問題和中共組織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依據特別支部的組織法選舉了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執委人員有周保中、李兆麟、崔石泉、金日成、金京石、彭施魯、王明貴、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候補委員有王一知（女）、沈泰山。當時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等同志在東北執行戰斗任務未參會。后來，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的盧冬生也被增補為執行委員。
9月14日下午，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委員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了支部局的書記和副書記，明確了分工。書記為崔石泉，副書記為金日成。王明貴、金京石、王一知負責組織工作，王一知同時也負責兼管婦女救國會工作；
彭施魯、沈泰山負責宣傳工作，同時沈泰山也兼管抗日救國會工作。
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即東北黨委員會就其成立的宗旨和后來所起到的實際作用來看，有其雙重的意義：一是中共抗聯教導旅委員會，負責教導旅的黨務工作，平時配合和保證旅長和政治副旅長搞好軍訓和思想政治教育，戰時完成作戰任務，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督促、檢查和保證軍訓任務的完成；
二是東北黨委員會的成立統一了東北黨組織的領導，是在東北黨組織和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整個東北的最高領導機關。特別支部局的成員同原來東北各地黨組織的關系不變。
?［14］ 原來南滿、吉東和北滿黨組織的代表在他們參加本支部局之后仍然保留其原地方黨組織的代表資格，并不斷派出黨員游擊隊員同東北各地黨組織和黨員群眾保持聯系，指導各地黨組織的活動，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政策，領導民眾進行抗日斗爭。
中共東北黨委會成立后，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處理同蘇聯遠東軍以及有關方面關系上，堅持原則，方法得當，作了大量的工作，從而較好地保證了抗聯教導旅積蓄力量、培養干部的需要，并繼續派遣小部隊返回東北活動。既堅持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鍛煉了部隊，保持與東北人民的血肉聯系，又幫助蘇聯方面完成了戰略偵察任務。
總之，東北黨委員會的成立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了自1937年和中代團失去聯系以后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與被動挨打的局面，統一了自中共滿洲省委撤銷后一直處于分散狀態的東北黨組織，使在野營和活動在東北各地的抗聯部隊有了統一的領導，進行統一的訓練。從而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對東北抗日聯軍的領導，為迎接抗日戰爭勝利作了組織上的準備。這對于加強抗聯部隊的戰斗力具有重要意義。
四、東北黨委員會的改組與移交
1945年，隨著世界戰爭形勢的發展，蘇德戰爭結束，德國無條件投降，蘇聯對日作戰提上日程。身在蘇聯的東北抗聯教導旅夜以繼日地準備和蘇聯紅軍一起反攻東北，在擬定作戰計劃的同時，研究新的形勢，確定新的任務。1945年7月末，中共東北黨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根據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共東北黨委員會決定進行改組。原有成員一分為二。由于東北抗聯教導旅中有金日成等朝鮮籍的官兵，所以朝鮮籍官兵組成朝鮮工作團隨蘇軍反攻朝鮮；
另一部分組成新的東北黨委員會。經過選舉，新的中共東北黨委員會成員有：周保中、馮仲云、李兆麟、盧東生、姜信泰、金光俠、王效明、彭施魯、王明貴、王一知、劉雁來、王鈞。周保中任中共東北黨委員會書記。朝鮮工作團成員有金日成、崔石泉、金策、安吉、徐哲、樸德山、崔賢。金日成為工作團團長，崔石泉為黨組書記。因為崔石泉原來擔任東北黨委員會書記，反攻東北后還要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和移交黨的關系，所以暫時不能回到朝鮮。
會議決定，東北黨委員會將設在長春，由周保中負責領導全東北各地黨組織。下設12個黨委員會。其中，馮仲云是沈陽地區委員會負責人，承擔著就近與關內打通關系，負責同中共中央恢復聯系的作用。
1945年9月，馮仲云與冀熱遼軍區李運昌的先頭部隊曾克林部取得聯系。馮仲云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匯報東北抗聯回到東北以后配合蘇軍占領戰略要地等情況，“希望中央派人來，越快越好”。通過曾克林將信轉交中共中央。9月15日，中共中央派彭真、陳云等去東北組建東北局。9月20日，周保中和崔庸健來到東北局，向彭真、陳云匯報了東北抗日斗爭發展的幾個階段；
東北地下黨斗爭情況和東北黨、團組織被破壞、恢復和發展情況；
東北抗聯入蘇的情況等。周保中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東北局全權代表中央指導東北一切黨的組織及黨員的活動，在此一切黨的組織及黨員必須接受其領導”的指示，由崔庸健把東北黨委員會的全部關系及黨費、檔案移交給東北局。東北局接受了中共東北黨委員會移交的組織關系，宣布東北黨委員會已經勝利完成了歷史使命，予以撤銷。所屬各地組織統一由東北局負責領導。
五、結語
本文對東北抗聯黨組織的改組進行了系統梳理。東北抗聯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和中共中央失去聯系后，曾一直接受滿洲省委和中代團的領導。中共滿洲省委被撤銷以后，東北抗聯接受中代團的決定，組建四個省委（后來建立了三個）和一個特委。雖然增強了抗聯隊伍的靈活機動性，但是由于組建四個省委的過程中，出現了失誤，使東北抗聯缺乏一個統一的領導中心，對東北抗聯產生了不利影響。當王明、康生等人回國以后，中代團便不再領導東北抗日工作，導致東北抗聯各個省委各自為政，缺乏配合和協調。在嚴酷戰爭環境下，加強黨組織對東北抗聯的統一領導是至關重要的。雖然抗聯領導人多次和蘇方商談和中共中央建立聯系的問題，但最終未能解決。東北抗聯教導旅成立以后，經過多次努力，最終成立了東北黨委員會，解決了東北抗聯缺乏統一領導的問題。東北抗聯教導旅返回東北以后，和中共中央恢復聯系。至此，東北黨組織統一由東北局領導。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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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書編寫組.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4］中央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4.9-1934.12）［G］.內部資料，1988.
［5］ 中共中央書記處.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 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黑龍江省黨史資料（第7輯）［G］.內部資料，1986.
［7］ 遼寧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中共滿洲省委史文集［G］.內部資料，1986.
［8］ 中央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6年9月——1938年4月）［G］.內部資料，1989.
［9］中央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8）［G］.內部資料，1989.
［10］中央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41年2月——1941年10月）［G］.內部資料，1990.
［11］吉林省檔案館，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周保中抗日救國文集（下）［G］.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
［12］ 吉林省革命博物館.近代吉林人民革命斗爭史［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13］ 趙俊清.周保中傳［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1.
［14］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東北抗日聯軍·綜述［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 張 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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