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讀李白《桃花園序》與《姑熟亭序》，可以發現比較明顯的兩個變化：就文體發展而言，出現了從虛筆縱橫的雅集詩序到言之鑿鑿的勝概事記的轉變；
就文章主旨而言，出現了從『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的本質性升華。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簡稱《桃花園序》）大約創作于唐開元后期，同期尚有《愁陽春賦》《惜余春賦》；
《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簡稱《姑熟亭序》）大約創作于天寶后期，同期尚有《為趙宣城與楊右相書》《趙公西候新亭頌》。結合這兩個時期李白的人生遭際、人際交往與思想情感，聯系創作于同時期的詩文，對讀李白《桃花園序》與《姑熟亭序》，可以發現比較明顯的兩個變化。
從雅集詩序到勝概事記
就文體發展而言，這兩篇文章出現了從虛筆縱橫的雅集詩序到言之鑿鑿的勝概事記的轉變。《桃花園序》類似王勃《夏日宴張二林亭序》，四六成文，典故迤邐，借虛筆烘托園林之美、雅集之盛，更多發揮著詩集之序的功能。
李白《桃花園序》全文如下：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
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像王勃《夏日宴張二林亭序》這樣的文章，《全唐文》里收錄的王勃及其他初盛唐文人的類似文章還有很多，我們僅以此篇為代表，借以對應解讀《桃花園序》。言及宴飲環境，王勃曰“林亭曠望，季倫調伎之園；
泉石周游，子晉登仙之浦。舟浮葉影，簟積花文。黃鵲度而飚驚，丹烏傾而日晚”，李白曰“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言及美酒，王勃曰“香杯濁醴”，李白曰“羽觴而醉月”；
言及座中客，王勃曰“勝侶”“神交”，李白曰“群季俊秀”；
言及作詩以紀勝，王勃曰“共題橫吹之篇，用記茲辰之樂”，李白曰“不有佳詠，何伸雅懷”。這幾組文字，若將李白文和王勃文互換，基本不影響各自的表達，甚至李白文章中的“罰依金谷酒數”和王勃文章中的“季倫調伎之園”都指向了同一位典故的主人石崇。之所以兩人的文字能互換，典故能通用，一是因為二者表達的內容高度相似，二是因為二者是虛指而非寫實。
但是，到了《姑熟亭序》，我們則看到李白以近乎實錄的文筆敘寫時間、地點、人物，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提煉雅集的主旨深意，更多體現亭臺樓閣記的功能。
《姑熟亭序》全文如下：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翚飛，巉絕浦嶼。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閑琴，夕酌清月，蓋為接軒、祖遠客之佳境也。制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為姑熟亭焉。”嘉名勝概，自我作也。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游青山，臥白云，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司馬南鄰，當文章之旗鼓；
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千載一時，言詩記志。
序文首先描述姑熟亭的位置—“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四甍翚飛，巉絕浦嶼”。接著回顧姑熟亭改擴建工程的歷程—“蓋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并介紹其堪當迎來送往的文化功能—“晝鳴閑琴，夕酌清月，蓋為接軒、祖遠客之佳境也”。然后引出主人公司馬武公為此亭命名的雅舉—“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幘嘯詠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稱為姑熟亭焉”。文章寫到這里，幾乎是一篇高度寫實性的亭記，后半部分則賦予了姑熟亭更為厚重深遠的意蘊。
李白在同一時期代宣城太守趙悅起草了一封致宰相楊國忠的書信—《為趙宣城與楊右相書》，可見李白與趙悅關系之特殊。此外，李白又為趙悅建亭作《趙公西候新亭頌》。這篇文章分兩部分，正文是一篇極其詳盡的亭記，結尾是一段篇幅不長的“頌”。
文章首先充滿敬意地詳細回顧了趙悅的仕宦經歷與德政嘉范，交代了天寶十四載（755年）趙悅在宣城任太守之后的政績—“至于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然后分析宣城重要的地理交通優勢—“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以及惡劣的設施條件和環境—“疾雷破山，狂飆震壑，炎景爍野，秋霖灌途。馬逼側于谷口，人周章于山頂。亭候靡設，逢迎缺如”，再闡述歷任長官的不作為—“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進行上述鋪墊后，濃墨重彩地敘寫趙悅是如何觀風相地、損益營造，完成了澤被一方的建亭工程，并描述了亭子的壯觀—“若鰲之涌，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馀清，瀉蓮峰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接著筆鋒一轉，臚列共襄盛舉的當地官員如長史齊公光乂、司馬武公幼成、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其中司馬武公幼成正是姑熟亭的命名者、《姑熟亭序》的主人公，并贊揚了他們“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的人格品質。最后，自然過渡群僚請頌、李白捉筆的為文緣由。這篇《趙公西候新亭頌》堪稱《姑熟亭序》的擴寫版。
如果我們將視野拓寬，縱目考察，可以從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發現《姑熟亭序》與《趙公西候新亭頌》的文章脈絡，也可以發現范仲淹《岳陽樓記》、歐陽修《醉翁亭記》與《姑熟亭序》在文章經營方面的相似性。
從“為歡幾何”到“名教樂地”
就文章主旨而言，這兩篇文章出現了從“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的本質性升華。
《桃花園序》的開篇“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與王羲之《蘭亭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表述相類。其“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的感慨與漢樂府中的“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古詩十九首》中的“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以及曹操《短歌行》中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幾乎是一脈相承，更與李白《將進酒》中“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情緒相一致。
《姑熟亭序》與《趙公西候新亭頌》則不約而同地提及“名教樂地”。《姑熟亭序》中寫道：“且夫曹官紱冕者，大賢處之，若游青山，臥白云，逍遙偃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名教樂地，無非得（德）俊之場也。”對于曹官紱冕者，外形有限但內涵豐富的姑熟亭是一個鑒別人物德行的特殊場域：如果是大賢處于亭中，就像漫游青山、高臥白云一般，逍遙偃傲，悠游自在，無往不適，何適不可，亭中天地無窮無盡；
如果是小才處于亭中，則逼仄窘迫，自拘行跡，身心仿佛戴上了枷鎖，精神失去了格局，即使面對清風朗月、河英岳秀，也絲毫無感，江山變成了棄物。而“名教”恰如這姑熟亭，無德的小才居之，自縛手腳，苦不堪言；
有德的賢士大夫居之，則是無邊樂地。
李白《姑熟亭序》隔代闡發《世說新語》中樂廣“名教中自有樂地”的思想。無獨有偶，其《趙公西候新亭頌》在敘議諸公共襄建亭盛舉時，也有“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之語。很明顯，“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和“名教之內，自有樂地”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歡樂，我們在充分肯定兩種歡樂美美與共的同時，也不能不正視其區別。借用李澤厚先生《美學四講》的說法，“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之樂，更多停留在悅耳悅目的感觀表象審美層次，而“名教之內，自有樂地”之樂則更傾向于悅心悅意、悅志悅神的心靈、情志、精神等內在審美層次。從“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李白實現并表達了一種本質性的思想升華。
顯而易見，這種變化與《桃花園序》誕生于親族天倫歡會，而《姑熟亭序》寫就于賢士大夫雅集的創作語境有關，同時，這也與從開元后期到天寶后期李白的思想情感的發展變化有關。盡管其“已將書劍許明時”“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宏偉理想是一以貫之的，但開元后期的李白并未實際接觸權力中心，未能深刻認識政治現實。此時，李白的自我更像是一個小我，自然本真地左突右奔，搶天呼地。而天寶后期的李白經歷了三年供奉翰林，體驗過天子身邊月下獨酌的痛苦，目睹了朝廷政治傾軋而悲憤寫下“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他北上幽州一探虎穴，西走報憂無果而終，只能再次南下療治自己遭受重創的內心。此時的李白，其自我是融入了深刻豐富的現實體驗和憂憤深廣的現實關懷的一個大我。
李白將從小我到大我的人格變化投射到文學創作中，才呈現出從“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的巨大變化。這種本質性的深層次的思想升華，我們也可以從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的總結、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感慨以及歐陽修《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寄寓中讀到回應的影子。
海濱，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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