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的思維方式進行了深入的解讀，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思維方式出發，認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體現了人本需要中心論的理論自覺，主要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始終立足于人民生存發展需要;從以人為本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發展，是人本需要中心論的明確與回歸。
關鍵詞：思維方式;人本論;馬克思經典文本;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9-0031-04
“在全部造物中，人們所想要的和能夠支配的一切也都只能作為手段來運用;只有人及連同人在內所有的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1]100這是十八世紀的康德面對資本主義初期的實踐作出的解釋與判斷。雖然當時的資本主義實踐沒有能夠按照他的期望走下去，而是追求財富的增殖，正如馬克思批判的：“我們看到，只有這時私有財產才能完成它對人的統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2]182但是康德指出了實踐的發展目的卻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本文從“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角度出發，認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本需要中心論的明確與回歸。
一、“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的思維方式
“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的思維方式，作為人類為解決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不同于實踐中針對特定的客觀存在和客觀活動，為解決發展中的具體問題的手段性或工具性思維方式，是立足于人類生存和發展全面需要的目的，不是經濟的、政治的、科技等單一的或碎片化的目的滿足與追求;它是貫穿于實踐過程中認識、行動、反思、反饋連續整體的思維方式，不是解決收集材料、科學實驗、行動改造、反饋調整等某一階段問題的思維方式。這一思維方式，中心是人，是“為什么”，是以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為中心，通過“是什么”和“怎么辦”的時代發展條件，考察“為什么”人的需要的滿足狀況;通過“為什么”的滿足對“是什么”“怎么辦”進行反思與批判，凸顯以人為本的思維方式;在人類史上逐漸形成“是什么”“怎么辦”趨向和服務“為什么”的人類主動性和“為什么”對“是什么”“怎么辦”反思與反饋的理論自覺性。
（一）“是什么”與本體論的認識
“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的思維方式，是實踐過程的邏輯表述，是實踐經驗的抽象總結。其表述形式是三個連續問題遞進的邏輯結構，是人本主義的思維方式，是體現人類實踐主動性的思維方式。
“是什么”的前提——什么。“是什么”表明實踐面前有一個客觀的世界“什么”，與哲學史上的本體論有交集。人類生活的世界是人與自然互動的世界，不是冷冰冰的自然世界，“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3]519。“是什么”是人類活動世界的理論表述，分為和人建立關系的世界與未和人有實踐聯系的世界。其次表明這個“什么”是“是什么”，甚至“怎么辦”和“為什么”是什么，即世界是什么、客觀對象是什么、人是什么、實踐是什么等包括世界上的一切客觀存在以及這些客觀存在的特征、規律。這是“是什么”和本體論的認識任務。正如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論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4]759客觀世界是人類一切實踐的對象，實踐的前提是認識和解釋世界。“是什么”是“實事”和“是”的統一表述，是經過人類“求”之后的統一，“是什么”是思想史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統一，融合了兩者的內容和發展歷程。而“求”是關于“怎么辦”內容。
自然、社會、人類自身及其活動，具體到山、海、女人、黑人，甚至國家、民族、文化，抑或《圣經》、王陽明心學等都是客觀存在的。客觀世界的一切存在或是具體的物質存在形式，或是抽象的意識形式、文字形式、語言形式，區別在于不同的結構和存在載體。面對內容豐富、復雜多變的大千世界，人類實踐活動的第一步就是解釋世界是什么。哲學史上的本體論更多的是沉浸于認識對象的探索與認識，“純粹理性本身的這些不可回避的課題就是上帝、自由和不朽”[1]5，對認識抱有信仰。“是什么”的思維方式除了擁有本體論的認識信仰，還把認識的目的導向人，為實踐提供對象和認識指導。
“是什么”是對本體論的認識與總結，包含本體論關于世界的本源、本體、本質、特征和規律的解釋與說明。其次，在“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的思維方式中，“是什么”除了為“怎么辦”的實踐提供對象及對象解釋，還要接受“為什么”的追問與批判：是否提供了能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的對象、解釋理論、實踐主體和道路、工具等。“是什么”不僅是關于世界的解釋和說明，還引導本體論與認識論立足人本，把本體論、認識論與“怎么辦”和“為什么”形成一體，是關于人與世界互動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在原始社會，每個人都必須了解他們周圍的環境，也就是說為了生存每個人都必須了解自然的力量，了解他們周圍的動植物特征。實際上，文明社會是從人類學會使用火和其他工具來改造環境的時候開始。”[5]2
（二）“怎么辦”與實踐
“怎么辦”是實踐的內容，是立足人類基本生存需要和作為社會人參與經濟、政治、科技、宗教等社會活動開展的實踐。“是什么”提供對象及認識，“怎么辦”是在“是什么”的基礎上，在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人之間開展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流與轉換，以滿足“為什么”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生態學系統或生態系統就是在一定區域中共同棲居著的所有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由于不斷進行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過程而形成的統一整體。生態系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單元（或者生態區），還是一個具有輸入和輸出，具有一定自然或人為邊界的功能系統單位。”[5]
“怎么辦”在這一思維方式中居于中間聯系環節，“是什么”為“怎么辦”提供實踐對象，“怎么辦”探索與解釋“是什么”，“是什么”經過“怎么辦”的實踐實現了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統一;“是什么”與“怎么辦”一起滿足人類“為什么”的需要，一起接受“為什么”的反思與批判。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次明確地將實踐即“怎么辦”納入哲學史，引起西方哲學的實踐轉向，“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3]502。以往的哲學家更多的是追求“是什么”本體論，一味思考探索世界的奧秘，在神與物、唯物與唯心、經驗與理念之間一直爭論不休，正如馬克思評價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間的爭論：“一些原則為另一些原則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殲滅，其速度是前所未聞的。”[3]513“是什么”的本體論一直占據著哲學史重要位置，而哲學家們也沉浸于本體論的思索與爭論。“怎么辦”改變了本體論的現狀，拉出自我沉浸的本體論，直面現實中的每個人及其需要。
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的實踐，就是不斷影響世界、改變世界的歷史活動。人類“怎么辦”的實踐史，同“是什么”的本體論史是一起的，同步于“為什么”的需要滿足史。而關于“怎么辦”的實踐的哲學思考與總結，在馬克思之前從未凸顯，而非顯學。相反，關于實踐的經驗總結，作為專題顯學為世人所知，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孫臏的《孫子兵法》，洛克的《政府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等都是實踐的某一方面的總結。直到馬克思提出以“現實活動的人”為對象的實踐理論，開始在哲學意義上對實踐進行總結，如孫正聿所說：“在哲學史上，馬克思第一次把實踐提升為哲學的根本原則，轉化為哲學的思維方式，從而創立了實踐、辯證、歷史的唯物主義”。[6]20
（三）“為什么”與以人為本
“為什么”的人類需要首先是作為生物人的生存需要，食物、水、陽光、房屋、衣物等確保人類生物體在自然環境下生存的需要。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人作為創造歷史的前提時指出：“但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3]531其次是作為社會人的發展需要，自由、平等、權利、理性、尊重、理想實現等保證社會人的活動和社會價值及自我價值的實現，在社會環境下生存與發展。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209人類的生物需要是滿足需要的實踐的前提，而社會需要是實踐的主要內容。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也區分為生物人和社會人兩類需要，把人的需要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與歸屬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五個層次。人類的實踐，就是在需要——滿足——新需要的反復中創造歷史。受到生產方式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局限，每一時期的實踐內容是不同的，其中“人都隱藏著五種需要，但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來的各種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勵人行為的主要原因和動力”[7]29。
“為什么”是人本論，是以凸顯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為中心的人本論。人的生存與發展需要的滿足是實踐的根本目標，“怎么辦”始終圍繞“為什么”開展實踐，滿足低層次需要、改造勞動工具、提升滿足活動，滿足新需要。“是什么”“怎么辦”導向“為什么”;“為什么”立足于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滿足的狀況，對“是什么”“怎么辦”追問、評價與反思，對人類自身的實踐進行反饋與調控，提升“是什么”“怎么辦”的效用。
1.“為什么”是驅動“是什么”“怎么辦”的內驅力，是實踐的原始動力。“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3]532，人類歷史就是在人類需要滿足和新需要產生中發展的，“是什么”“怎么辦”由“為什么”引發與驅動。
這也催生了“是什么”“怎么辦”的功利性，為滿足某個人或一些人的、片面的短期的需要，把“是什么”“怎么辦”的實踐導向一個人或一些人的片面的需要滿足。“為什么”對“是什么”“怎么辦”的內驅力，是立足人類持久和諧全面的即“人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又保證“是什么”“怎么辦”的獨立發展。讓“是什么”的本體論與“怎么辦”的實踐沉浸于自己的同時，還要看看遠處一直等他的人。
2.“為什么”對“是什么”“怎么辦”的反思與批判，是“是什么”“怎么辦”活動的推進和提升。“人類的需要構成了一個層次體系，即任何一種需要的出現都是以較低層次的需要滿足為前提的”。[7]26人類其他需要能否滿足，能否產生新的需要，這取決于人類較低層次需要的滿足狀況。“為什么”就依據先滿足的較低層次需要的“是什么”和“怎么辦”的活動結果，對“是什么”和“怎么辦”進行反思與批判，以實現對“是什么”和“怎么辦”的調整，在滿足“為什么”的需要活動中提升“怎么辦”的效用。從歷史發展趨勢來說，“為什么”對“是什么”和“怎么辦”的反思與批判，不能僅以功利性、片面、暫時的需要代替人類持久、和諧、全面的需要。
“為什么”是人本需要中心論的理論表達，“為什么”回答人是最終原因，人是根本，決定了“為什么”居于“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思維方式的中心地位。“為什么”驅動“是什么”與“怎么辦”，“是什么”為“怎么辦”提供對象以認識，“怎么辦”滿足“為什么”需要。“為什么”又反思與批判，“是什么”“怎么辦”，提升“是什么”“怎么辦”的效用。在這一思維方式中，人本論與認識論和實踐論始終處于互動中，改變了以往只是沉浸于人這一客體的人本論。
受不同地理與環境限制，尤其是受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歷史條件影響，“為什么”生存與發展需要的滿足活動常常凸顯某一主體的需要，或者是以主體某一片面需要代表了人類全部的需要。不同主體驅動與反思下的“是什么”與“怎么辦”的對象與內容也不同，出現了原始人驅獸與摘果的興奮，出現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法國大革命、為滿足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的英國工業革命、懶惰的土地所有者、忙碌的資本家、蕓蕓眾生的名利追求。
在馬克思早期文本中，“為什么”的主體就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絕大數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8]42。馬克思的經典文本就是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理論表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提出“向德國制度開火”，說明了無產階級對舊制度的破壞和新制度創立的歷史地位;《費爾巴哈提綱》第一次確立了實踐觀點;《共產黨宣言》科學說明了兩個必然（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編者注）與兩個決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編者注），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資本論》對剩余價值和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無情全面徹底的揭露與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闡明了國家觀和打碎舊國家機器的思想。[9]馬克思理論的“是什么”為無產階級的“怎么辦”準備好了精神武器。“怎么辦”在“是什么”的指導下，開展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認識、教育、學習、生產、革命暴動、選舉等不同形式的實踐活動，“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8]66，全面滿足“現實中的人”的溫飽、平等、自由、教育等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最終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本需要中心論的理論自覺
（一）中國共產黨始終立足于人民生存發展需要
清朝末年，面對各國列強的欺辱，中國人民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受到嚴重威脅。為了滿足人民獨立自主自強的需要，仁人志士開始了各種探索，先后經歷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依然沒有滿足人民獨立民主富強的基本需要。客觀存在的需要一直驅動中國人民探索“是什么”和“怎么辦”，正如1923年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上的題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馬克思經典文本呈現“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的思維方式，與當時中國人民在滿足獨立民主富強需要的實踐中對“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問題的探索需要天然而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與道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4]1360，中國的革命斗爭迎來了希望，開始了滿足人民獨立民主富強需要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中國共產黨始終立足于人民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分別進行了滿足人民平等、自由、獨立需要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滿足人民富裕需要的改革開放。胡錦濤同志在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指明了我們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思路和戰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相結合達到了新的高度和階段。①
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人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中國人民實踐中“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思維方式的理論自覺。“核心是以人為本”體現了“為什么”在“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思維方式中的中心地位，“第一要義是發展”則要求發展“是什么”與“怎么辦”以滿足核心“為什么”的需要，“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是對“怎么辦”的要求。
（二）從以人為本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要求我們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②強調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思維方式上的理論自覺的具體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實踐從人本論到人本需要中心論的發展，是人類滿足史實踐上的人本需要中心論的明確主題。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是“為什么”的需要在新時代的發展，從以人為本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本需要中心論的具體體現與明確。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強調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中心地位，強調社會發展服務于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是人中心地位的具體體現與要求，即社會發展立足于人的具體需要。******這樣描述人民的美好生活：“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10]212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是“為什么”對“是什么”和“怎么辦”的具體要求，人民生活中的各項具體需要是“為什么”的中心需要，是以人為本的具體化，凸顯人民生存與發展各項需要的美好滿足，這是人本主義的新發展，是對人本需要中心論的明確和回歸。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改變了原有的“怎么辦”發展模式，突破了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片面化和碎片化需要的發展模式，立足于滿足人民全面的美好生活的具體需要，是人本需要中心論的回歸。黨的十九大之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規范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強調人民物質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在“怎么辦”的實踐中成了經濟中心論，遮蔽了發展經濟最終服務于人的實踐目的，經濟成了“為什么”。為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一味追求GDP，便有了浪費資源粗放型發展、破壞環境的污染發展，經濟需要遮蔽破壞了人民的其他發展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由物質文化需要轉向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突破了物質文化片面需要滿足的發展，真正實現了物質文化發展最終服務人的需要的發展模式，是人本需要中心地位的回歸。
從人本論到人本需要中心論是新時代的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踐的時代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是什么—怎么辦—為什么”思維方式上的理論自覺。
人類歷史就是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需要的滿足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國共產黨人新時代為人民服務的明確主題。沉浸于“是什么”的科學家與思想家，務實于“怎么辦”的工人、農民、教師、公務員、商人，執著于“為什么”反思與批判的哲學家與批評家，都要為“人民美好生活”服務。和平發展年代，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為“人民美好生活”的“怎么辦”服務，更多的是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揮積極作用，正如******所說：“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新時代也是干出來的。”③
注 釋：
①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2007年10月15日。
②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2017年10月18日。
③***2018年4月30日回信勉勵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模本科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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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郝海利（1978—），男，漢族，河南焦作人，單位為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