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薪坤
“反向馴化”理論由英國學者羅杰·西爾弗斯通等人提出的“馴化理論”衍生而來，在強調人與技術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的同時，審視與反思媒介技術對人的“反向馴化”影響，為當前媒介技術在重塑人類社會形態時所扮演的角色和造成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解讀視角。①當前，微信作為國內第一大社交軟件，其發展已經重塑我們的社會生活。從社交到購物，從娛樂到辦公，我們已離不開微信，微信已經成為我們身體的“媒介”。不可否認，微信的發展使個體之間的聯系更加方便快捷，其背后的媒介技術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發展。但相伴隨的是，微信讓更多的人沉迷于虛擬社交，混淆“線下真我”和“線上自我”的邊界和屬性，也讓微信技術之外的人淪為“數字難民”。在這場以微信為代表的媒介技術變革中，人“馴化”了技術，讓其依附于社會發展的軌道，同時技術也產生了對人的“反向馴化”。
本研究建立在兩大社會現實的基礎之上。一是理論現實，即羅杰·西爾弗斯通提出的關于媒介技術與人的“馴化理論”。該理論的提出為審視媒介技術與個人主體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解讀視角。二是技術現實，不斷更新的微信技術正在對個體的社交與生活產生持續性和滲入性影響。本研究以微信為例，基于“反向馴化”的理論視角，重新審視微信自誕生之初到如今的發展過程，呈現其給大眾社會生活帶來的“馴化”特征，并從中窺探出微信對人所形成的“反向馴化”的原因，為大眾重新思考微信在個體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應當扮演的角色提供更加理性的建議。
“馴化”一詞原為生物學領域中的詞匯，意指動物經過人工訓練之后形成的基于本能行為的條件反射②，例如人與貓狗之間的行為關系。在新聞傳播領域中，“馴化”最早源于“家居化”一詞。“家居化”意指“傳媒技術（如電視）經過消費過程，進入人們的私人空間——家居，成為家居這個日常生活場景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理論由英國學者羅杰·西爾弗斯通提出。在其后的研究中，“家居化”被賦予更加廣泛的意義，其追求除電視媒介之外的研究意義。因而，羅杰·西爾弗斯通在其著作《電視與日常生活》中指出：“技術，在電視和電視節目這雙重意義上而言，如果要在‘家居’這個空間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被‘馴化’。”③之后，羅杰·西爾弗斯通以“馴化”來表達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規訓”傳媒技術使用形態的能動過程。在此過程中，“馴化”強調了人對物件的“使用痕跡”。在兩者之間，個體既創建與發展媒介技術，也在媒介技術環境中受到潛在的持續性被動改變，意即媒介技術的“反向馴化”。④在劉千才等人的論述中，“反向馴化”摒棄了技術悲觀主義的立場，也脫離了技術還原論的窠臼，既將人的能動因素納入考量，亦將技術意志作為影響因素。以微信為例，微信成為大眾的“一種生活方式”既是個體能動性的作用，也是微信帶來的媒介環境對大眾社交方式的“捆綁”并逐漸演變的結果。另外，反向馴化尤其聚焦于個體與技術之間的互動關系，將研究觀察的重點置于人與技術之間的“規訓痕跡”上，通過“痕跡”來探討技術對人的影響，這也在舊有的技術關系論基礎上提供了一種嶄新的且更加聚焦的視角。在反向馴化理論下，對具體的微信技術進行審視，一方面更易將其影響規制在微信和用戶之間的雙向作用上，另一方面更能窺探出微信發展背后的問題。
筆者以社交功能為篩選條件，歸納總結微信迄今為止的發展更新過程，如表1所示。2011年1月，微信可發送照片的免費短信功能出現，并開始逐步替代短信的社交功能。同年5月，微信的2.0版本出現，在文字聊天的基礎上增加了語音對話功能，降低使用門檻。之后，以空間地理為核心的“附近的人”“漂流瓶”社交功能上線，為陌生人交友提供了更加理想的平臺。2012年，“朋友圈”功能出現，微信用戶的生活展示與分享開始由線下轉移到線上，用戶黏性增強，其slogan改為“微信，是一種生活方式”。
表1 微信1.0至8.0.3的主要版本更新情況
2013年，微信5.0版本增加了微信支付和掃一掃功能，開始進入大眾的生活消費領域，用戶群體與微信逐漸呈現不可分的連接狀態，非用戶群體開始出現脫離數字時代的狀態。隨后，微信衍生出“微信紅包”“搶紅包”“紅包接龍”等一系列娛樂消費功能。2016年，微信推出小程序功能，實現操作平臺式運營，并嵌入娛樂游戲、消費支付、快遞服務、辦公等功能。2018年，平臺引入Vlog形式的短視頻功能，用戶可以通過拍攝短視頻的方式記錄生活，并通過點贊、分享、評論實現社交互動。表1所列出的技術更新序列，一方面體現了微信以“社交”為主打功能的每一次技術強化，為用戶提供了更快捷方便的使用體驗；
另一方面在“馴化”審視下，也體現出了微信的每一次技術更新對用戶可能產生的潛在“反向馴化”。
微信從最初的消息通知工具到智媒時代跨平臺移動社交功能的實現，背后依靠的是智媒時代的數字技術、媒體技術的發展與更新。在此過程中，社會主體創建并發展媒介技術，將媒介技術作為生活工具完成生活形塑。而媒介技術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量，在重構社會環境的同時影響著這種形塑，即技術與人之間的“馴化”和“反向馴化”。在這樣的理論與技術背景中，本文探討微信的更新發展對個體所形成的“反向馴化”現象。
本研究對微信反向馴化特征的考察以“反向馴化”為理論視角，以微信的社交屬性為對象。從“反向馴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微信的發展在給用戶帶來良好的社交體驗和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在為用戶制造交往的“虛擬監獄”。微信既不對技術發展持完全悲觀的觀點與立場，也不喪失個體在技術面前的能動作用。
（一）自由交往帶來“自由陷阱”
微信作為社交軟件出現在大眾生活中，打破了以往大眾傳統社交方式，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創建了虛擬社交平臺，為用戶自由獲取信息和分享展示自我提供了理想平臺。但這種打破時空限制，將用戶時間碎片化的方式，在為用戶提供技術自由的同時，也將用戶捆綁在碎片化的社交中，使其產生對微信社交的依賴。也就是說，“這種看似打破時空阻隔，自由交流不受外物控制的交流方式，卻將人類深深困于其中并不自知。”⑤從最初的免費圖片發送功能到如今支持聲、畫、字和視頻等全面社交功能，微信技術不斷深入用戶線下生活場景，為用戶打造和復制出一個虛擬的線上社交平臺，發展出用戶更多的線上線下社交關系，并不斷疊加。用戶置身于“各種圈層、各種性質關系的天羅地網中”⑥，難以脫身。
（二）社會比較滋生與加劇用戶負面情緒
學者楊逐原和郝春梅認為，社會比較的滋生與加劇深受現代社會和社交媒體的影響，當前社會中個體的自我身份認同已從“傳統的外在身份性自我認同”轉變為“內在反思性自我認同”，個體通過內在反思建構的自我意識不僅僅是在個體內部發生的事情，還滲透著他者評價，是“自我宣稱”與“他者評價”相一致的結果。⑦微信的出現為用戶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提供了技術條件。例如，朋友圈是用戶展示自我印象并獲得他人點贊和評論的理想平臺，用戶之間的分享和評論營造了一種“分享即存在”的社交氛圍。個體通過朋友圈進行“自我表演”，以獲得他人關注，并時刻通過他人對“自我表演”的反饋調整自己的“表演”。在此過程中，社交平臺便成了一種“圓形監獄”，每一個個體都同時成為“監獄”中的“獄警”和“囚犯”，雙方都通過各自的“表演”處于互動和比較之中。這種互動和比較讓個體時刻處于焦慮、孤獨與壓迫之中，這些情緒因線上社交關系的不斷強化和疊加而不斷加劇。
（三）微信之下的“數字難民”與“數字仆人”
“數字難民”通常是指出生于數字時代前的老年人群體，他們由于年齡被排除在數字社會之外。⑧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51億。60歲及以上老年人是非網民的主要群體，占非網民總體的41.6%，較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2.5%。騰訊的相關數據顯示，在微信近12億的用戶量中，18歲至35歲的年輕用戶群體占比達86.2%。由此可見，老年群體被排除在微信技術覆蓋之外。一方面，這種表征體現在家庭生活環境中，當年輕個體沉浸在微信社交的“各種圈層”中時，家中的老年人無疑已經被排除在其社交場景之外，陷于孤獨境況。另一方面，微信支付功能的出現，意味著繼社交生活之后，個體的消費生活也被微信納入技術范圍內。面對微信近12億的用戶量，微信支付已經覆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當越來越多的二維碼和“掃一掃”出現在公交車、超市、菜市場和銀行等公共空間時，微信之外的群體便成為這場技術革命中的“數字難民”。
“數字仆人”的概念是在“數字原住民”之上提出的。美國教育作家馬克·普倫斯基于2001年首次使用“數字原住民”的概念，指的是在信息時代長大、從小就熟悉數字技術和設備的人。⑨在此意義下，當前90后和00后都可以被納入“數字原住民”范疇中。而“數字仆人”重點強調人與技術的關系轉變。美國新奧爾良洛約拉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沙伯格認為，當前個體與數字技術之間的關系已從數字技術服務于人轉變為人服務于技術。這為審視微信之下的反向馴化特征提供了一種新視角。隨著微信技術從個體的社交生活到消費購物再到學習工作等領域的深入，個體開始越來越多地通過微信滿足生活和工作需求，如學生可以通過微信接收學校信息，上班族可以通過微信接收工作信息。在此過程中，微信的強弱社交圈層邊界已經變得愈加模糊，個體開始被迫接受大量來自公共領域的海量信息對私人領域的“入侵”，從最初的分享者轉變為技術捆綁之下的被動配合者，成為被動迎合技術的“數字仆人”。這既體現了技術發展帶來的強大力量，也反映了這種力量在發展過程中帶來的必然后果。
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意志支配的強大，對人的異化形成支配力量。社會決定論者認為，個體在技術面前所產生的行為和心理上的異化是在使用技術時沒有把握好尺度所導致的結果。兩種技術觀點都存在對技術或人類主體的絕對化傾向。在反向馴化的框架下，技術對人類的馴化是在個體與媒介技術的雙向互動中產生的，人與技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其中既包括技術本身的內在邏輯，也包括個體在使用技術時的主動性發揮。
（一）技術意志和技術邏輯使然
微信的發展代表了媒介技術的發展，其背后的技術意志和內在邏輯要求技術的使用者主動做出改變。微信從最初的免費圖片傳送應用轉變為如今的支持語音視頻等功能的移動社交軟件，每一步都在技術邏輯的支撐下致使用戶主動適應其技術改變。例如，朋友圈、紅包、群聊、掃一掃等功能都在用戶的使用和適應中獲得發展。與此同時，用戶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也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在技術更迭和重塑世界中成為意志的“能動實現者”。
（二）“非目的性規訓”下的精神依賴
作為一種工具化存在，媒介越來越成為人在生產、生活中須臾不可離的一個中介物，甚至有時候成為目的本身，即人們逐漸形成對媒介的某些非目的性的精神依賴。⑩美國社會學家伯納德·貝雷爾森在對報紙受眾進行研究時指出，“讀報本身也是人們閱讀的目的。”這一論斷實質上揭示了人與媒介關系的兩種屬性，即“目的化”和“非目的性”，或者說人對媒介的精神依賴。當前，微信已經深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很多人一睡醒就打開微信，睡前也會再看一眼微信，乘坐地鐵時看微信，等公交車時看微信，這些都是我們對微信的一種日常“非目的性”接觸和使用。這種接觸和使用是目的本身，并在“馴化”框架下成為媒介技術對個體的“非目的性規訓”，即微信披著“非目的化”外衣，在用戶身上打下“烙印”，并逐漸融入用戶的生活，讓他們形成精神依賴。
（三）忽視“工具理性”背后的“價值理性”
數字技術時代是工具理性的時代，技術依靠強大的內在邏輯和意志日益占領個體的生活，個體在此過程中也日益呈現出技術的反向馴化特征。微信憑借數據技術對用戶進行精細畫像，并實現精準推送，變成用戶“愛看”“愛用”的工具。而這種改變本質上是工具理性的勝利和價值理性的被忽視，工具理性成功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決定性力量。當前，微信帶來的諸多影響已經深刻體現出“技術作為生產力的純潔性已經消失，社會的一切行為都按照技術的邏輯進行理解和解釋，最終變成了技術行為”?。然而，這種被工具理性完全支配的力量也必然在個體生活的不同層面烙下技術的“痕跡”。例如，“數字難民”和“數字仆人”的出現正是技術在忽視價值理性的迅猛發展之下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人的力量在于價值，而技術作為工具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當技術力量開始完全支配人的發展時，人對技術的“馴化”就反其道而行之，成為技術對人的“馴化”。
微信的發展為人們的生活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聚焦于微信技術本身，這些問題本質上都在于微信代表的技術力量的發展已經忽視了個體的價值力量，其工具理性完全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因此，媒介使用者不僅需要發揮能動性，還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和媒介使用能力，以防止媒介對人的主體性的“馴化”。而媒介技術的創造者和開發者應平衡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關系，建立技術與人之間良性的雙向關系，讓工具實現價值，讓價值獨立于工具。
注釋：
①③潘忠黨.“玩轉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討新傳媒技術應用中的“中介化”和“馴化”[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4):153-162.
②④?劉千才,張淑華.從工具依賴到本能隱抑：智媒時代的“反向馴化”現象[J].新聞愛好者,2018(04):13-16.
⑤黃慧.馬克思交往理論視域下的網絡交往異化現象研究[D].西安:西安外國語大學,2020.
⑥彭蘭.連接與反連接：互聯網法則的搖擺[J].國際新聞界,2019(02):20-37.
⑦楊逐原,郝春梅.微信使用中的孤獨感研究——基于多重中介比較模型的視角[J].新聞與傳播評論,2022(05):37-51.
⑧顏昌武,葉倩恩.現代化視角下的數字難民：一個批判性審視[J].學術研究,2022(02):51-58+177.
⑨王悠然.謹防高校學生成為“數字仆人”[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01-21(003).
⑩趙瑞華.媒介化生存與人的異化[J].新聞記者,2010(0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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