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菲菲
（**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烏魯木齊 830046）
電影傳入**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11年，由來往于歐洲的**商人在經商過程中帶入**，并在阿圖什、伊犁為親友無償放映；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電影開始傳入**， “不少白俄達官顯貴逃亡到**，就在那些逃亡者中，有一部小型手搖式電影放映機，并附帶有兩盤蘇聯影片，時而在自己家里就像拉洋片一樣，自取其樂”[1]。1924年后，蘇聯駐喀什領事館開始放映蘇片。此時的電影放映都是私人放映，并未向普通百姓開放。作為那個時代的新鮮事物，**民眾對電影有著好奇和渴望，這為電影在**的營業性放映提供了受眾基礎。**早期以營業為目的的電影放映基本采取半流動半固定的放映形式，固定場地基本也都是簡陋的廟院，很多還是露天場地。在迪化，直到1932年，客商楊元富開辦第一家私人影院——德元電影院，售票放映電影；
1934年， “俄羅斯經濟協會” 集資于南梁修建 “歸文會俱樂部” ，1935年初開始售票放映蘇聯無聲影片；
同年冬，開始放映蘇聯有聲影片。
盛世才主新后，在其 “親蘇、聯共” 政策的影響下，蘇聯影片的放映占據主流；
1938—1942年間，得益于受盛世才之邀由延安來到**的中共黨人的積極介紹，從中國上海等地引入**的國產進步影片不斷增加。1942年下半年盛世才公開投蔣，剛剛發展起來的**電影事業慘遭厄運，國產進步影片和蘇聯影片均被封存審查，不得放映。
目前，有關20世紀30—40年代電影在**放映與傳播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現有成果厘清了早期電影在**放映與傳播的概況，但對1938—1942年間中共黨人在**電影放映與傳播中所發揮作用的研究還較為薄弱，本文將通過對此階段電影在**放映與傳播情況的分析與深研，明確中共黨人通過選擇與介紹進步影片，對**現代文化發展的正確引導，以及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
1938—1942年間，是**各項事業發展最興旺的一個階段，也是**電影放映和傳播比較活躍的幾年，在中共黨人的領導和推動下，電影放映已在全疆各地有相當規模的發展，輻射全疆各地及各層次民眾。由中共黨人負責實際工作的反帝民眾聯合會（簡稱反帝會）、各民族文化促進會在電影傳播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反帝會、各民族文化促進會均在全疆各地設置了分會和分支機構，他們將電影作為宣傳抗戰的有力武器，放映了大量的蘇聯影片和眾多的國產影片，電影在全疆各地得以廣泛放映與傳播。
據現存1938—1942年間《**日報》信息統計，放映電影最多的是迪化（今烏魯木齊），伊寧、吐魯番、奇臺、阿山（今阿勒泰）、焉耆、塔城、阜康、哈密、于闐（今于田）、皮山、鄯善、和闐（今和田）等地均有放映電影的記載，①參見世杰《本省簡訊》，《**日報》，1939年11月3日，第3版；
奔波《吐魯番的銀幕》，《**日報》，1940年1月17日，第4版；
《阿山發展社教成立民校多處》，《**日報》，1940年1月18日，第3版；
毅《塔城區——漢文會俱樂部落成召開晚會報告工作計劃行政長親臨致辭》，《**日報》，1941年1月8日，第3版；
良瑜、巖濱《阜康縣長赴游牧解決草場糾紛——縣府召開群眾大會》，《**日報》，1941年1月23日，第3版；
小林《南疆旅行團抵于召開市民大會團長報告該團任務號召民眾熱烈繳槍》，《**日報》，1941年2月6日，第3版；
河源《阿山商業銀行召開股東報告大會——通過改善工作議案十三件電督辦兼**致敬》，《**日報》，1941年6月7日,第3版；
宗瑞《伊中舉行第三屆畢業典禮——各機關首領蒞場作懇切訓示校方報告改訂特殊教育制意義》，《**日報》，1941年7月1日，第3版；
鋒、林《哈·輪漢文會工作活躍》，《**日報》，1942年5月9日，第3版；
峰《和·焉兩區積極推行掃盲運動——召開晚會報告識字益處》，《**日報》，1942年8月12日，第3版；
葡《繼續響應 “女實” 募股號召——哈密吐魯番再度展開宣傳并組織宣傳隊深入鄉村游牧》，《**日報》，1942年8月13日，第3版；
《增加特種農作物收獲皮山銀行貸款三千元——筑路工人工作情緒高漲呈準行署撥款購牛慰勞》，《**日報》，1942年8月19日，第3版；
《和市筑路完竣行署慰勞工友》，《**日報》，1942年8月28日，第3版。民眾觀影熱情高漲， “……奇臺民眾久所盼望之小鈴子臺兒莊，春到人間等影片，前會館放映小鈴子，最近交通處又到臺兒莊，春到人間影片，于日昨在王爺廟放演參觀民眾非常踴躍”[2]。
“鄯善……最近焉新華電影公司攜影片抵此，放映四日。參觀者異常踴躍。”[3]除了營業性電影放映之外，全疆各地在召開會議、舉辦各類活動之后 “放映電影，以助余興” ，成為當時 “流行” 的做法，這在很大程度上為**民眾提供了接受現代新文藝的機會，擴大了以反帝抗戰為主題的電影的傳播范圍，起到了宣傳抗戰、凝聚人心的作用。
在迪化，反帝總會俱樂部、漢文會俱樂部、維文會俱樂部、**日報社俱樂部是放映電影最多的場所。1938年1月，漢文總會俱樂部經省政府批準提前啟用，可演戲、放電影；
1938年12月，維文總會俱樂部開業并放映電影；
其他各民族文化促進總會也都修建了俱樂部，演戲、放電影，舉辦各種活動。1939年4月，**日報社新址落成，職工俱樂部對外開放，演出戲劇、放映電影，宣傳抗戰。迪化之外，全疆各地也興起修建俱樂部和電影院的高潮。伊寧、塔城、庫爾勒、阿克蘇、喀什、莎車、葉城等地均大力興建俱樂部，促進了電影在全疆各地的放映與傳播。
“據1940年統計，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各級各民族文化促進會295個，擁有自建自管的俱樂部70多座，擁有放映設備44部；
1941年統計：全疆俱樂部已達90座，電影放映設備近百部。” “至1942年底，阿克蘇區及所屬各縣的各族文化分會投入運營的俱樂部10處；
伊犁區投入使用的區、縣各族文化分會俱樂部達30處。”[4]
1938—1942年間放映的主要為蘇聯電影（含紀錄片）和中國上海等地攝制的進步電影（含紀錄片）。據現存《**日報》刊載的資料統計，1938—1942年間電影放映的信息共計161條，共放映影片86部（含紀錄片）。其中有關蘇聯電影的相關信息94條，涉及影片66部（含紀錄片）；
有關中國電影的信息20條，涉及影片20部（含紀錄片）。②本文中所列相關數據為本人根據現存1938—1942年《**日報》刊載的電影放映信息所統計，如有不準確之處，以《**日報》原版為準。
從數量上來看，此階段蘇聯電影占**電影放映的絕大部分。從影片內容來看，蘇聯電影以蘇聯革命時期的傳奇人物、蘇聯的建設成就和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為主，展現的是令人向往的社會主義國家形象；
而中國影片則為左翼電影、國防電影及抗戰電影，以現實主義手法展現中國社會的黑暗現實、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抗戰中奮起抗爭的英雄形象，打開了**民眾了解抗戰前線戰況和國內各地百姓生活的窗口，引發現實的切膚之痛，激發了**民眾的抗戰熱情。
1938—1942年間，雖然蘇聯影片占據了**電影放映的絕大多數市場，**與國內其他地區交通不暢且政府實行文化封鎖政策，但自延安來到**的中共黨人不遺余力地向**引介了許多國產進步影片。從影片選擇到放映都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文化事業發展方向的積極引導，以維護祖國統一、喚醒中華民族意識為主線的指導思想。
1938—1942年間，在**放映的中國影片大多都是國防電影，是左翼電影的延續和發展。正如 “國防文學” 要 “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5]一樣，國防電影也以抗戰救國為主題。據現有資料統計，1938—1942年間在**放映的能在相關資料①參見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
陳播《中國左翼電影運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年。中明確查到的中國電影有14部：《孤城烈女》（聯華影業，1936）、《小玲子》（明星影片，1936）、《春到人間》（聯華影業，1937），以上3部1939年在**放映；
《青年進行曲》（新華影業，1937）、《滿園春色》（藝華影業，1937）、《小孤女》（新華影業，1936）、《夜半歌聲》（新華影業，1937），以上4部1940年在**放映；
《搖錢樹》（聯華影業，1937）、《人海遺珠》（聯華影業，1937），以上2部1941年在新警放映；
《蘭谷萍蹤》（天一影片公司，1932）、《狼山喋血記》（聯華影業，1936）、《將軍之女》（聯華影業，1937）、《天作之合》（聯華影業，1937）、《小女伶》（天一影片公司，1932），以上5部1942年在**放映。另外還有6部紀實反映抗戰前線戰事的紀錄片：1939年放映的《臺兒莊》，1940年放映的《新大道》《保衛廣州》《抗戰特輯第三輯》，1941年放映的《綏遠抗戰記》《臺兒莊戰役》。這些影片為遠在邊疆的**民眾了解抗戰前線的殘酷戰況和百姓痛苦的生活提供了直觀印象，起到激發民眾反帝抗戰、保家衛國、支援同胞熱情的作用。
可以確定出品發行的14部影片中，1936—1937年出品的影片有12部。由于**和國內其他地區的不同步，就放映時間來看，20部影片（含紀錄片）在**放映的時間主要集中在1939—1942年，1940年放映的影片最多，有7部。1940年2月25日，《**日報》載 “本市訊：交通處為了提倡大眾文化生活起見，前曾在蘭州租賃中國有聲電影，此項影片，已于日前運到計：小孤女、保衛廣州、抗戰特輯第三輯，夜半歌聲等數部，現已晝夜在該處之交通俱樂部，繼續放映，甚得一般觀眾好評云”[6]。1941年元旦，《**日報》載 “……又于是日**印刷廠為歡迎新年，于報社俱樂部召開職工同樂晚會，并邀請報社職工參加，放映中國有聲影片《人海遺珠》，……此外有醫院速成學校表演話劇，并放映中國有聲電影《搖錢樹》。……商人分會與工商聯合會議慶祝新年在反帝民眾俱樂部聯合召開新年晚會，屆時抗戰建新報告，并放映中國有聲電影《搖錢樹》……”[7]。另據相關資料顯示，抗戰期間在**放映的國產進步影片還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壯志凌云》等。
在**放映的國產進步電影大多運用現實主義手法，主題幾乎都是抗敵救國。其中由沈浮、費穆編劇，費穆導演的《狼山喋血記》尤為突出，它的攝制配合了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進行的政治斗爭，促進了國防電影運動的發展。影片中的狼群，影射日本帝國主義，電影藝術工作者 “以這種隱晦的方式宣傳抗日思想，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抨擊了不抵抗主義的可恥，寫出了人民群眾的抗日覺悟和他們的愛國精神，指出對付日寇侵略，只有團結起來堅決抵抗，才有出路”[8]472。由史東山執導的《青年進行曲》②據現有資料統計，《青年進行曲》是此階段中在**放映次數最多的影片。以反漢奸斗爭為主題， “揭露了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賣國奸商的無恥嘴臉，描寫了中國廣大知識青年，在抗日民族解放斗爭中的覺悟和成長”[8]492。《孤城烈女》大力肯定和歌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底層女性的革命性， “影片為當時左翼電影留下新時代的印痕并在最終定格于歷史背景的同時，又從一個特定角度，為1949年后大陸新中國電影文化和電影藝術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持和藝術資源”[9]215。這些影片所描繪的社會狀況與當時的**社會正處在同一歷史階段上，影片所關注的問題正是**社會的歷史積怨所在。
“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大建筑及都市轟炸的慘狀，我軍英勇的游擊戰，民國十七年，軍閥橫行，欺壓良民，烈女的反抗不從，土豪劣紳的卑鄙行為，都反映在臺前一張大白布上面。‘孤城烈女’演到陳燕燕用刀刺殺軍閥，反被她丈夫用槍打死的時候，一陣不約而同的掌聲，好似慶祝烈女革命的成功，這證明了群眾文化的提高，對于軍閥虐待壓迫有了相當的認識。”[10]《綏遠抗戰》《臺兒莊戰役》等紀錄片真實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領土上慘殺中國人民的血腥暴行，反映了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了救國救民英勇殺敵、流血捐軀的感人情景。
由于封建軍閥統治的制約，以及**與上海等地距離遙遠，**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國內其他地區存在著時間和內容上的錯位。從電影方面來看，1936—1937年間攝制的國防電影直到1938年以后才在**放映。這些影片在**的廣泛放映，激發了**民眾反帝抗戰的熱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開**各族民眾眼界、了解新文化、關注抗戰的作用，奠定了**民眾理解黨的斗爭歷史的基礎，同時也促進了**現代文化的發展。
以反帝抗戰為內容的國產進步電影在**的放映，得益于中共黨人的甄別和選擇。首當其沖的是影片內容的選擇。雖說國防電影是左翼電影的延續，但二者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左翼電影具有很強的 “階級性、暴力性和宣傳性” ，而國防電影凸顯的是 “民族性、抗日思想和現代國家觀念的啟蒙性”[9]216。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國防電影能在**廣泛放映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族性、抗日思想、現代啟蒙” 正是此時的**所需要的，這是中共黨人在團結盛世才、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所作出的選擇。
另外，自延安來新的中共黨人和國內各地來新的進步人士，大都分布在**的政府機構、文化部門和學校中，**日報社、反帝會及各民族文化促進會中都有中共黨人的身影，并且他們在事務管理中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影片選擇的進步方向。1938年，反帝會進行了第二次改組，中共黨員黃火青（化名黃民孚）擔任秘書長，主持反帝會的日常工作，中共黨員徐夢秋（化名孟一鳴）、白大方（化名劉百珩）分別任宣傳部部長，宣傳部文化科科長、戲劇科長。1940年，聯共黨員趙實（化名王寶乾）接任反帝會秘書長一職。在**日報社，中共黨人汪小川（化名汪嘯春）任副社長、薩空了任副社長、李宗林（化名李嘯平）任編輯長，洪履和（化名李何，筆名小黎）、白大方、鄺宗球（化名馬殊）、王謨（化名王謨行）、陳清源（化名陳浩然）等黨員也分別在各部任職，時任社長王寶乾。①以上信息參見朱培民《**革命史1933—1957》，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7-68頁；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烏魯木齊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烏魯木齊文史資料》第一輯，烏魯木齊：**青少年出版社，1982年，第9頁；
**日報社史志辦《**日報社志》，烏魯木齊：**日報社印務中心，2005年，第15-16頁。
除了各機構、單位有中共黨人把關以外，由中共黨人參與其中的**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為國產進步電影在**的發行提供了保障。1938之前，在**放映的蘇聯影片曾由蘇聯駐迪化、喀什代辦處及國際書店統一發行；
1938年，蘇聯影片輸出公司在**設立代表處，取代了蘇商代表和國際書店的影片發行業務。1940年底，在**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王寶乾、**省教育廳代廳長孟一鳴（徐夢秋）的共同主持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籌備委員會成立。1941年2月9日，《**日報》載 “本省自成立了電影公司籌備委員會以后，在這短短的兩個月過程中，現已籌備就緒，**電影公司業已正式成立。該籌備委員會為了推動進行電影公司今后的工作起見，特于本月七日，在教育廳辦公室召開第二次籌委會，當場出席有王處長寶乾，孟廳長一鳴，臧行長谷峰，電影公司閻副經理學古，實驗劇團的朱今明、劉百珩，郭文華等先生”[11]。上述參會人員中，王寶乾、孟一鳴、劉百珩等人均為共產黨員。會議做出幾項決議，其中之一為：
“三、電影公司最高議事機關為理事會，理事會負責人為王處長。”[11]此處王處長，即為聯共黨員王寶乾。電影公司成立后，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哈密、焉耆、喀什、和田、阿克蘇等地均設有辦事處，**電影發行放映從此進入由中共黨人直接參與的管理有序、進步影片占據主導地位的新階段。
**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其 “章程” 明確規定 “發展**文化，宜傳政府政策（六大政策），增強人民抗戰意識及倡導文化娛樂為宗旨” 。還向社會各界明示 “加強人民抗戰及反法西斯侵略的意識，是開展業務的準則”[12]。自**電影公司成立以來，積極引介國產進步電影。1940年12月15日，《**日報》載：
“**電影公司辦事處已于中國制片廠簽訂合同，于1941年每月由內地供給**抗戰影片一套。”[13]1942年12月2日，《**日報》載：
“至于國產影片，**電影公司多次與重慶中國制片廠和中央攝影場進行交涉，代為租賃抗敵影片……已蒙該廠同意；
并將代映影片選擇八種：計《委座言行》《青年中國》《塞上風云》《勝利進行曲》《八百壯士》《東亞之光》《火的洗禮》《好丈夫》等內容均關抗戰之電影。”[14]此時盛世才已公開投蔣，**電影放映進入 “冰凍期” ，雖然這些影片并未能如愿在**放映，但是影片選擇指向明確——反帝抗戰，保家衛國。
在全疆各地工作的共產黨員也積極在當地放映進步電影。1940年，中共黨員林基路任庫車縣長時， “庫車縣城集資購買了電影放映機，使龜茲古都的人民第一次看上了電影，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15]。不僅如此，林基路 “組建的電影隊曾到溫宿放映黑白有聲影片，從而揭開了該縣各族群眾觀看電影的歷史”[16]。
在中共黨人的領導和影響下，電影發行和放映單位對在**放映的影片進行了甄別和選擇，保證了在**放映的影片都是以反帝抗戰為內容，以維護祖國統一為核心要義的影片。這種選擇也可以從與同時期內地電影放映中出現的問題相比較而得到證實。1933—1935年間，中國上海等地掀起了 “硬性電影” 和 “軟性電影” 的論爭①“硬性電影” 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題材和內容，具有革命傾向性，堅持電影運動大眾化路線的左翼電影為代表的愛國進步電影。
“軟性電影” 則鼓吹 “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 ，以 “冰淇淋” 路線反對左翼電影運動的大眾化路線，以 “純粹電影題材論” 反對左翼電影的工農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題材，以 “形式論” 反對左翼電影的革命的思想和政治內容，以 “美的照觀態度論” 反對左翼電影的革命傾向性；
其實質就是要引導觀眾脫離當時的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轉移觀眾對現實斗爭的注意力，麻痹觀眾的意志，毒害觀眾的心靈，從而達到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鞏固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目的。參見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第395-412頁、第495-499頁。，有些電影公司也已經拍出了部分 “重形式而輕內容，重藝術而輕思想” 的 “軟性電影” ，且在市場上放映，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而中國電影史上著名的《初戀》《新婚大血案》等 “軟性電影” 并沒有出現在**電影放映的歷史記錄中。
**的新文化運動起步晚，民眾啟蒙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如果不是中共黨人和受中共黨人影響的進步人士對在**放映的影片進行甄別選擇，后果將不堪設想，封建思想、雙泛思想、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都會趁機興風作浪。正是由于中共黨人的正確引導和選擇，才保證了**放映影片思想內容的正確性，抵制了 “軟性電影” 、反動影片的不良影響，中國共產黨 “為大眾服務” 的文化戰略和文藝策略得到了充分的應用和體現。也正是因為中共黨人精心選擇的國產抗戰愛國電影在全疆各地的放映與傳播，讓**各族民眾進一步了解了抗戰前線中國軍民奮勇殺敵、視死如歸的民族精神，激發了各族民眾的抗戰熱情。在以抗戰愛國為內容的國產進步電影和戲劇②有關中共黨人在**領導的戲劇運動，相關研究可參見何菲菲《承自延安 “向內” 凝聚的**話劇演出活動——〈**日報〉文學史料分析（1935—1943）》，《**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76-80頁；
楊華《延安戲改對**抗戰劇運的歷史意義重估——〈**日報〉文學史料分析（1935—1942）》，《**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81-86頁。的影響下，各族民眾在全疆各地組織的抗戰募捐中踴躍捐獻，以實際行動支援抗戰，以愛國主義凝聚起抗戰必勝的共同信念，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最初電影進入**時只是貴族或有錢人的娛樂品，囿于地位、經濟等各種因素的限制，受眾面并不廣。自1938年中共黨人來到**，他們帶來了延安文藝發展的思路和經驗，積極介紹和推廣以反帝抗戰為主題的電影，使得電影成為了**普通民眾最喜歡的藝術形式之一。正如《**日報》1939年5月10日載 “……但內容豐富表演精彩的新劇，還未結束，而群眾急迫要看電影”[10]。這種在**百姓中普遍性的電影放映活動，既實現了反帝抗戰精神的宣傳，又提高了全民的電影藝術欣賞水平，更推動了**電影事業的發展。電影觀眾主體的改變，體現出現代文藝的受眾由貴族轉變為普通大眾的新文化建設基本思路，它來自于五四文學革命中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所提倡的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17]。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攝制的左翼電影、國防電影繼承了 “文藝為人生” 的理念，將反帝抗戰、反封建的思想灌注在電影中，引發民眾的共鳴。這是中國共產黨 “文藝大眾化” 政策的一種具體表現。
電影在**的放映與廣泛傳播，還有力地促進了國語的傳播及普及。無論是國產進步有聲電影，還是譯制片，其音幾乎都是標準國語。通過觀看電影圖像、聽配音，識字率較低的**民眾，尤其是不識國語的少數民族群眾都或多或少地能學到一些國語詞匯和表達方式，這是電影放映對國語傳播及普及所具有的極為鮮活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早就在**各族民眾心里扎下了根，是輕易不可能被撼動的。外在的物質優勢和 “精神引誘” 都無法改變**民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和堅守。國產進步電影中呈現的內容與**民眾正面臨的反帝抗戰的現實一致，這些電影以比文字更加真切、直觀的影像、畫面形式，撕破了 “瞞和騙” 的虛幻表象，使**各族民眾直面反帝抗戰、維護國家統一的現實。對于國語識字率較低的**各族群眾來說，電影畫面所具有的震撼力遠超口頭講述書面的道理。在這一點上，國產進步電影要實現的是 “同呼吸、共命運” ，**民眾和國內各地百姓之間突破了民族、語言、交通距離帶來的隔離感，拉近了心理距離，激發出反帝抗戰的 “共情” 力，人心 “向內” 凝聚，起到了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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