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2年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經驗情況評析報告（精選文檔）,供大家參考。
區域數字經濟的發展經驗情況評析報告
自××年×月《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數字經濟”以來，圍繞數字經濟的討論和研究成為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區域一體化、實體經濟發展等實踐領域的熱門。××年×月×日，在×開幕的第六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布了世界互聯網大會藍皮書《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全面總結了當前中國數字經濟方面所呈現的高速增長態勢。比如，中國數字經濟總量××年就已經達到×.×萬億元，占GDP比重高達×.×%。另外，××年×月×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發布了第×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系統全面地揭示了當前我國在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網民規模及結構、互聯網應用發展、互聯網政務發展、產業與技術發展和互聯網安全等方面的快速增長態勢。
實踐中，全國不少城市尤其是長三角區域城市，都在圍繞“兩化”深度融合國家示范區和信息經濟示范區建設，探索如何讓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新優勢。比如，××年，×提出把發展數字經濟作為經濟轉型升級的“一號工程”來抓。當前，×省在數字產業化方面，已經涌現出以×等為代表的優質企業。尤其是在電子商務、云計算、信息安全等領域取得了大量先進經驗，代表了國際領先水平，在產業數字化方面探索出許多新的模式。
數字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年至××年為初創期，即×.×階段，本階段以互聯網應用為主，主要形態為電子商務。××年至××年為成長期，即×.×階段，本階段的突出特征是以移動互聯網應用為主，同時以各類平臺為載體，以數據為基本驅動力，主要表現為“互聯網+”形式。××年起為成熟期，即×.×階段，至此中國正式進入后移動互聯網時代，本階段的突出特點是以云網端等新一代基礎設施為基礎，正逐步走向萬物互通、萬物互聯的發展階段，同時開始全面進入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為主流方向的數字化轉型。
不過，就全國范圍來講，當前數字經濟發展仍然存在數字產業化總體水平不高、規模偏小、比例偏低、傳統產業數字化主體動力不足、產業間發展不平衡、賦能平臺經濟不足等方面的問題。本文重點解析數字經濟的現狀、特征及功能，揭示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化治理之間的聯系。
從源頭上講，數字經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美國學者唐•泰普斯科特（DonTapscott）在××年撰寫的《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威脅》中的相關論述。其中，泰普斯科特預見性地提出，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將會出現新的經濟體制，這一論斷宣告了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此后，泰普斯科特在《數據時代的經濟學：對網絡智能時代機遇和風險的再思考》一書中，更是站在經濟學的理論層面，頗具預見性地展示了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之路。該著作從科斯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如何影響整個互聯網經濟的制度框架設計出發，對以下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包括在數字經濟概念對生產性消費、即時性、分子化、不調和性、去中間化與“再中間化”的影響思辨性分析基礎上，對網絡智能概念的興起、分類學研究和語言研究對數字革命的影響、網絡與數字經濟對整個互聯網行業的影響、網絡經濟對企業及企業領導活動的深遠沖擊，以及網絡時代對個人隱私的影響、數據時代的危險與不確定性等問題進行了全面詳細的論述。
以××年泰普斯科特《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威脅》為起點，從××年起，美國商務部連續五年出版了從《浮現中的數字經濟》到《再度崛起的數字經濟》的研究報告。進入×世紀之后，數字經濟的概念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接受和使用。比如，××年×月在×召開的G×峰會公布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對數字經濟進行了規范化的定義，即“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正是基于以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形態，從××年開始，國內將數字經濟的內涵界定為構建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基本分析框架。當前，圍繞數字經濟的內涵又延伸出兩條研究路徑：一是數字產業化，二是產業數字化。前者通常被稱為數字經濟的基礎和核心部分，屬于信息通信產業的基礎領域，具體業態包括：基礎電信業、電子制造業、軟件及服務業和互聯網業等；
后者比較復雜，通常被稱為數字經濟的融合和延伸部分，主要表現為傳統產業由于信息技術的改造，借助應用數字技術所衍生出來的生產數量和生產效率的提升。
不過，在××年×月×日由江蘇南京市人民政府主辦的××年度南京市長國際咨詢會議上，南京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楊學鵬提出，數字經濟應當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數字產業化，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信息通信業、軟件服務業等；
其二是產業數字化，包括傳統產業由于應用數字技術而帶來的生產數量、質量和效率提升；
其三是數字化治理，即數字化的社會管理與服務，包括智慧政務、智慧交通、智慧警務等。
事實上，無論是二重分類，還是三重分類，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作用路徑是一致的。當前，數字產業化的發展較為成熟，產業數字化則處于快速上升期，是未來數字經濟發展的主流方向。而數字化治理，即數字化的社會管理與服務，則是前二者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和重要保障。
數字經濟不僅是牽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也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之所在。比如，裴長洪等學者認為，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更高級、可持續的經濟形態，作為以信息通信技術為核心的技術手段，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起著前所未有的促進作用。因此，數字經濟所強調的不僅是數據信息，而且通過所傳送的技術手段，融入到傳統經濟，實現經濟“質”和“量”的提升。一方面，依托數字經濟可以培育出新的產業生態，形成新經濟、新動能；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通過改造傳統工業及服務業的生產方式、銷售渠道和消費模式，能夠促進產業升級。比如，《中國制造××》就十分強調從“物理”到“信息”、從“群體”到“個體”的過程，其主線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融合，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互聯制造和數據制造，實質是從資源驅動變為信息驅動。
××年×月×日的《人民日報》第×版刊文指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通過技術植入所催生出來的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態。這種以平臺技術為典型特征的技術形態，更容易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正在日益成為全球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新要素、新動能。據此，本文認為，所謂數字經濟，本質上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性投入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網絡技術作為基本傳播載體，同時以數字化的技術創新作為核心驅動力，再通過信息網絡技術的有效鏈接和貫通，最終借助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提高傳統產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促進技術效率的提升，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最終使得社會治理模式得到重構的新型經濟形態。
從本質上講，數字經濟發揮作用的前提和關鍵是科技。數字經濟的產生，不僅源于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同時以數據資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全要素的數字化轉型為最重要的推動力。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數字產業化為基礎，以產業數字化為主導，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升產業競爭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根據京東科技CEO陳生強在《中國經貿導刊》和《學習時報》上發表的觀點，數字科技作為實現數字經濟的手段，驅動了“產業×科技”的無界融合，突破了產業增長的傳統邊界。以數據和平臺技術作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形態，正成為“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的重要引擎，催生了繼蒸汽機革命、電氣化革命、計算機信息和通訊革命之后的數字化科技革命。從此，以數字科技革命為主要載體的技術變革，驅動了全球經濟社會由當初的人類社會和物理世界所組成的二元結構，逐漸向由人類社會、物理世界和信息空間共同組成的三元結構進行轉變。數字科技同時也是“數字中國”的重要驅動力量。其間，那些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科技，不僅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而且通過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傳導，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類型學來看，所謂科技，通俗來講就是“科學+技術”，包括基礎性科學和應用性技術兩個大方面。前者的本質在于如何將金錢或者說資本轉化為知識，后者的本質在于如何將知識轉化為金錢和資本。
正如區域經濟理論所揭示的，在區域創新系統的構建過程中，科技創新一體化的空間和主要載體是城市。而依照區域和城市稟賦結構的差異和特點，不同類型的科技創新發展模式應當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級。從理論上講，高等級的城市由于具備相對完善的各類高級生產要素，因而，能夠定位和匹配科學層面上的研究活動。相反，那些等級較低的城市，由于資源和要素稟賦的限制，只能定位和匹配技術層面上的實踐活動。而處于同一等級的城市層面上，則可以匹配對應層次的城市功能。因此，在不能接受外圍技術溢出和輻射的前提下，小城市匹配的自然是低技術產業，中等城市匹配中技術產業，大城市匹配高技術產業。
比如，在長三角三省一市省會城市層面上，科技創新的戰略選擇優先考慮的自然是該城市應當承擔和如何承擔國家重大科技戰略層面上的內容。結合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區域實際，在現有的×個核心城市中，那些處在東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和平臺，作為區域中心城市或特大甚至是超大型城市，其功能定位應當首要考慮如何充分利用自身優越的科教資源和技術優勢，在將其被塑造成為以中國為主的全球價值鏈的鏈主角色的同時，更要打造產業和技術創新的高地，肩負起引領國家重大科技創新戰略的國家使命。相反，對于那些處在地市級層面的城市，更多應考慮在應用產業領域，如何承載更多技術職能和應用技術創新的產業化基地。
此外，數字科技通過從離線的“記錄過去”，開始向在線的“預測未來”的戰略轉變。尤其是要在對產業數據進行在線化、標準化、結構化改造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對相關生產要素和對運營流程的數字化技術改造，并通過對關鍵的生產和經營環節進行精準預測，優化功能布局，實現精細化運營，并通過實時反饋信息和動態技術進行修正，進而突破傳統產業增長的既有模式和邊界，促進產業升級。比如，×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主要體現在公司層面、產業內部層面和產業融合層面等三個層面的價值鏈重構。這里，公司內部的價值鏈重構主要集中于流程再造和智能化生產方面，產業內部的價值鏈重構改變了產業整體價值的獲取模式，產業融合的價值鏈重構是利用數字經濟中的平臺化模式。在這種以平臺化技術為主體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全面重構中，傳統制造業的戰略優勢就不再僅僅局限于成本方面的單一維度。相反，個性化方案和增值服務逐漸成為新的經營理念和核心價值的增長點，使得制造業的品牌價值空間陡然增加。在此背景下，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的跨界融合，推進了產業的質量提升。
另外，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的相關研究，數字經濟通過個性化服務，塑造了需求端新的生活方式，豐富了數字經濟的內涵，開啟了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商業范式、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新生產要素，和以信息物理系統為載體的新基礎設施的產業空間。
當前，“數字經濟是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的驅動力”已經成為廣泛共識。全國各地都把數字經濟作為區域經濟增長新引擎來培育，最為典型的是×省，其不少地市都在把數字經濟作為“一號工程”來抓。比如，一大批像阿里巴巴、海康威視等數字經濟企業、經濟基地和平臺，正引領×省成為長三角甚至是全國的互聯網產業，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轉變、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拓展，打造數字經濟產業化的示范區。例如，×市×區以物聯網產業為基礎的基地，已成為國家新型工業化創新和示范基地；
而城西科創大走廊的云谷智慧園區，已成為全國云技術領域最大的示范平臺；
阿里云已成為全國最大、全球第三大的共有云公司；
網易“嚴選”已成為電商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桿性模式。此外，×市×港的數字平臺和模擬中心，也已成為重要的行業支撐平臺，通過大數據的集成和共享，×江海聯運大數據項目，已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重大項目，成為賦能鄉村振興的重要平臺。
事實上，除了×之外，長三角在數字經濟均有不俗的成就。比如，根據《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的數據，在××年全國××個城市數字經濟綜合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第五，×第八，無錫第九，蘇州第十三，南京第十五，合肥第十八，長三角一共有七座城市進入第一梯隊（見圖×）。
以南京市為例，首先，南京重視“一谷兩園多點”的空間布局。以“一谷”為先導，“兩園”為雙翼，多點發力的空間發展格局業已形成。近年來，南京注重軟件、信息電子等產業的發展，依托豐富的高校資源，尤其是××、××、“雙一流”高校的軟件、信息電子等的專業優勢，推動軟件、信息電子等產業發展。“一谷兩園多點”空間布局，不僅為南京數字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前期保障，也為南京產業數字化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其次，南京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瞄準平民化、全民化方向，立足便利南京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目標，著力營造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目前南京在發展數字經濟的環境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在硬件環境和政策環境兩個方面為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和保障。再次，南京市不斷夯實數字經濟發展的資源基礎，擁有數字經濟發展的創新動力和數字產業化的優勢之源，為推動數字領域的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提供了強大的資源保障。同時，南京還緊緊圍繞ICT（信息通信技術）主導產業，深度發展數字經濟，從數字產業、數字創新、數字企業、數字人才和數字應用等方面擴大數字經濟規模。
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重要議題中，園區開發、產業合作、科技創新，尤其是長三角南北兩翼產業帶的數字經濟，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熱門話題。比如，××年在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剛剛上升為國家戰略之際，一條覆蓋長三角三省一市九個城市（區）的G×科創走廊便呼之欲出。在這條覆蓋“一廊一核九城”，即上海松江、嘉興、×、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的“人字形”南北兩翼產業帶中，處在“人”字形“捺”筆畫的南翼產業帶，覆蓋了上海松江區，途經×的嘉興、×和金華。處在“撇”筆畫的北翼產業帶，從上海松江區出發，途經江蘇蘇州，與×湖州相連，最后經安徽宣城、蕪湖，一直延伸到安徽省會合肥。
而在數字經濟語境下，南翼產業帶的一個的突出特點是，在阿里云大數據平臺支撐下，整合了×眾多的中小企業集群。在這些中小企業集群當中，聚集了各類輕工、紡織和小家電等輕資產的中小微企業。與之相對比，長三角北翼的產業帶則聚集了大量的電子信息、機械裝備等重資產的產業。正如××年×月筆者在《×日報》撰文所言，長三角南翼產業帶的最突出特點，是以×溫州商人闖世界市場和義烏小商品城開發建設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模式。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之所以產生，源于眾多集中扎堆的中小微企業對世界市場的商品需求信息的渴求，由此催生了淘寶等大型互聯網和電商網絡交易的平臺經濟。與之相對比，長三角北翼產業帶以“訂單經濟”為主，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企業大多來源于早期的鄉鎮企業改制，以及之后陸續被政府規劃入工業園和高新區的企業。
長三角的科技創新，成功演繹了“無民營經濟不活，無產業集群不富，無龍頭企業不強，無名牌產品不響”的亮麗景觀。××年×月筆者在《×日報》撰文進一步指出，如果說十年前長三角以中小企業集群為主體成功演繹的是“小產品積極創造大市場、小概念產生出發展大前景、小企業引發專業化的大合作、小集群造就了發展中的大作為、小產品形成了產業的大配套”的時代畫卷的話，那么，如今以G×為主要載體和通道的科創走廊，通過數字經濟一體化，正在演繹的是長三角真正走向世界科技創新前沿的升級版。
當前，長三角南北兩翼產業帶正處在全新的一體化窗口期。在數字經濟方面，南翼產業帶向北翼延伸。突出的特點是×模式中“需求拉動”的電商平臺經濟，正在向制造經濟模式轉型和融合。以支撐南翼電商平臺經濟的核心元器件芯片為例，阿里、海康威視等以平臺為依托的運營模式，其早期的核心元器件和技術支持主要依賴國外市場。大抵出于擺脫國外種種技術鎖定和產業安全的考量，目前，長三角尤其是×這些巨型網絡平臺企業，正迫切需要依托北翼產業帶，發揮長三角北翼產業帶在電子信息產業研發和制造等方面的優勢，并且緊緊圍繞“中國芯”的研發和生產，逐漸向產業鏈的上游逆向延伸，一直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發等環節，從而形成國際營銷→信息集成→電商平臺→芯片研發→芯片材料的切換，即完成從市場到技術的模式切換。
基于同樣的邏輯和思路，當前長三角北翼產業帶的代表性企業，由于早期在參與外資代工和配套生產時，嚴重依賴外資經濟模式，形成了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要特點的被動技術升級的路徑。目前，長三角北翼這條產業帶，正面臨著房價過高等因素導致商務成本攀升過快的倒逼，使得園區內的企業，必須依托長三角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園區開發和園區共建，發揮園區飛地經濟優勢，開拓國內外市場空間，推動產業向外轉移，實現從技術到市場的模式切換。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中的數字經濟，不僅僅體現在南北兩翼產業帶數字平臺的信息共享，更多還體現在園區的互動與協作中。以××年×月公布的首批國家級雙創示范基地為例，×個區域示范基地中長三角地區占據了×個，分別是上海市楊浦區、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省×市余杭區××未來科技城和安徽省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個高校和科研院所示范基地中有×個位于長三角，分別是南京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企業示范基地中，×省的阿里集團成為×個企業示范基地之一。此外，截至××年底，在××個國家級高新區中，長三角三省一市中占據×個。
××年國務院批復并印發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正式明確提出，要“共同打造數字長三角”。同時，還明確要求，要“協同建設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共同推動重點領域智慧應用”“合力建設長三角工業互聯網”。可見，數字經濟作為實現長三角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和新動能優勢，正在重塑區域經濟主產業發展形態。而數字經濟一體化又將使得勞動力、資本、人才、技術等優勢資源，能夠得到最合理的調配和使用，使得數據最終成為最為核心的區域資源。
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區域內部的園區合作，最重要的成功經驗是能明晰區域內每個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城市依托現有的產業基礎和稟賦條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承擔符合其定位及發展狀況的經濟和產業職能，發揮不同城市的力量，實現總部經濟和工廠經濟的有機協調，推動長三角內部的區域一體化協作發展。其中，總部經濟可以分為綜合性總部、區域性總部和專業性總部三種類型。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園區經濟良好的發展基礎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上海作為長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主要致力于發展綜合性總部經濟和數字中心建設，引領整個長三角的發展。南京、×和合肥作為省會城市，蘇州、無錫、×等作為制造業發展良好的城市，都重點發展區域性總部經濟，并輔以其區縣的專業性總部經濟發展；
而周圍其他城市，專注發展與其自身稟賦情況相符的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特色工廠經濟。通過數字經濟紐帶和清晰的區域職能分工，實現長三角內部的合理分工協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目前，長三角園區經濟呈現出多功能專業化的發展態勢，有經開區、高新區、保稅區、雙創示范基地、飛地經濟等多種靈活的形式。比如，××年新成立的中新嘉善智能傳感現代產業園，就是×世紀×年代中期中新蘇州工業園區的升級版。現代園區的共同特點是，均是由兩國政府牽頭，都在經濟最發達和產業基礎最好的區域，位置毗鄰，人文背景相近。長三角園區合作的數字經濟成功經驗和遵循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貫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動的發展理念。園區合作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統籌設計，需要企業自下而上的主動參與。長三角堅持以國家政策為指導，根據國家出臺的相關指導意見，有針對性地圍繞重點產業和重點領域開展園區共建。在操作層面則堅持以加快培育園區合作為載體，出臺相關文件保障區域聯動共建合作園區，圍繞產業鏈對專利分布進行分類，實現對園區規劃建設的精準招商。同時，企業主要依托上海以及蘇南模式的成功經驗，積極主動參與園區合作共建。
二是嚴格遵循產城融合發展的基本原則。這里，“產”主要是指園區中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產業，“城”則是指產業發展當中所必須依托的城市空間和載體。園區建設的目的是實現當地經濟的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只有“產”沒有“城”的園區，不能實現其歷史使命，無法推動一體化進程。相反，利用合作園區內的數字共享，有助于將產業融入載體城市，使之具有城市形態和城市功能。因此，長三角一體化中的園區建設，充分考慮到園區所在城市的能力及稟賦結構，通過建設不可替代的產業園區，實現產城融合發展。
三是利用輸出區域和目標區域的推拉力。一方面，由于現有區位產業集聚的經濟要素成本大幅提高等因素，推動了相應的過剩產能必須借助“飛地經濟”向外地產業轉移。其中，既包括土地成本的提高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利潤的壓縮，也包括環境及生態管制和強迫使耗能高、污染大的長三角企業向外轉移生產環節。另一方面，充分考慮到目標區位低廉的成本優勢和良好的投資環境等拉動力，主動實現轉移產業與目標區域的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稟賦狀況的匹配與耦合。比如，蘇州很早就選擇了人口結構年輕化的埃塞俄比亞以及政策寬松的東南亞等地進行投資。
總之，長三角數字經濟的經驗，源自頂層設計和科學規劃，源自統籌謀劃和整體布局。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繼續重視數字經濟生態圈建設，重視“以人為本、信息共享”的數字化治理模式，并使其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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