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同舫
***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1)***:《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需要深刻把握***文化思想的本質要求,堅持守正創新,接續歷史輝煌,譜寫文化新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在現實境遇中旨在實現世界文明格局的再造。經濟全球化與世界一體化是當今人類社會的鮮明特征,國際社會各主體在“世界歷史”舞臺上利益交織、命運相連、發展與共,人類社會的共同性特征日益強化,這構成把握全球性問題最基礎和最重要的現實語境。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試圖從文化構建視角形成一種與人類現實實踐相適應的新型全球發展觀,超越以啟蒙理性為奠基的“個體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價值原則,打破由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操控的國際政治秩序,真正立足“人類主體”的高度考察人類文明進步的整體訴求。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構建既要首先定位共同體理念與自身的內在關系,也要厘清自身對共同體合法性的容載,還要闡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性生成對自身的現實支撐。深入分析文化構建的現實指向和邏輯進路,有利于在提升共同利益和凝聚共同價值的過程中構建一種全新的全球秩序及“全球文明”觀。
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超越西方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文化秩序,是以揚棄依附型世界文明秩序為現實旨歸的社會共同體重構方案。“重構方案”同時指向重塑共同體和變革文明理念兩個維度:就共同體維度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不合理、非正義的國際交往體系的突破和對合理性、正義性全球秩序的構建;就文明理念維度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傳遞人類共同的價值愿景,將作為一種全新的世界精神為人類文明整體進步提供價值規范和精神引領。厘清共同體理念和文化構建的關系是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內涵不可或缺的重要維度。共同體理念決定文化構建的起點和水平,對文化構建的推進具有導向性作用。與此同時,文化構建對共同體理念具有正向反饋作用,促使共同體理念始終與歷史發展同頻。
共同體以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與共生關系作為自身的存在前提和基礎。從共同體的內涵來看,它作為人與社會的存在方式,不僅表征一種共同性關系,而且意味著一種共同性的文化價值觀念。共同體概念既是對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屬性的表達,又是對共同性、社會性、公共性和共生性等理念的彰顯。“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4頁。這種“有機體”的歷史發展經過了“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幾個階段。作為對前兩種共同體形式的歷史發展和超越,“精神共同體”可被理解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體”。(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第65頁。從共同體的發展歷史來看,共同體是以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前進方向為標尺展開的有機體,即以人類社會實踐為出發點,以國家與國家、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為考察對象,勾畫出人在社會生產和交往中共建公平正義世界秩序的基本條件和必然規律。共同體揭示出人類在社會實踐活動基礎上的演進趨向,展現出人類社會在多元結構的基礎上有機統一的發展模式,是一個物質形態與觀念形態相統一的范疇。共同體的精神維度在共同體的自我確證過程中占據不可或缺的地位,有學者明確提出,“個人主義時代之共同體重建”的任務在于“公共精神文化建設”。(4)[英]保羅·霍普:《個人主義時代之共同體重建》,沈毅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頁。在現代社會,“共同體”主要是作為積極的建構性概念而存在,內含引領和超越現實社會的價值追求和理念表達,詮釋了人們對**現代性生存困境的迫切期待。“‘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5)[英]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歐陽景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人類從傳統共同體進入現代社會后,社會的個體化趨向、個體主義的不斷膨脹、自私自利的行事規則和自我中心主義的發展訴求使得共同體精神走向沒落,共同體成為一種形式化的虛假性存在,而人們又終究無法脫離“共同體”的存在方式。“原子”在充滿危機和風險的現代性世界中因彼此的工具性關系和家園感喪失而陷入意義“真空”。以現代市民社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國家共同體同樣由于奉行個體主義原則而無法有效解決全球性問題,甚至固化了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強化了不平等和非正義性的全球秩序,致使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和掠奪合理化。
共同體作為人的社會性存在方式,其前提和基礎是特定主體的存在。共同體精神維度的展開,與主體的存在層次密切相關。地方性共同體的文化精神與價值表達以特定的“群體主體”為出發點和立足點,而人類社會共同體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表達則以“人類主體”為出發點和立足點。盡管當前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命運與共”的時代,世界一體化秩序在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以及交往全球化的過程中得以歷史性生成,但是真正以“人類主體”和“人類社會”為出發點和立足點的制度體系及倫理規范尚未普遍形成。在民族國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中,資本主義現代性所搭建的現存國際秩序仍然奉行以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利益為導向的自我中心主義交往原則,不僅忽視人類的普遍利益,而且形成了弱國從屬于強國、東方從屬于西方的不平等國際關系,其出發點依舊是“原子個人”與“叢林假設”。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既需要把握“共同體”作為“建構性世界觀”所蘊含的文化維度,也需要把握世界歷史進程中共同體理念與文化構建的關系。新的共同體理念對全球文明的社會形態把握是其超越“原子的個人”和分裂化形式的理論立足點。在社會形態的演進史中,作為全球文明主體的人類,既指在具體歷史情勢中形成一定社會關系的現實的類主體,又指參與具體文化構建活動中的現實個體。共同體則是由特定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人們的存在方式和社會結構。全球性生產方式要求全球性的社會分工與合作,因而全球化趨勢下的共同體在形態上必然需要超越地方共同體的邊界,達到一種世界主義的整體性和普遍性。然而,傳統的共同體理念卻以地方性為基本準則,落后于以人類為主體的共同體實踐需要。共同體理念對文化構建具有引領性作用,決定著文化構建的起點和水平,而文化構建能夠推動共同體理念始終契合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
現代大工業對全球化具有推動作用,在資本邏輯至上的共同體中,“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利用、勞動分工、生產協作以及普遍的“物”的依賴性關系的建立帶來的客觀結果是,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具有“世界性”。(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現代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助推了全球化進程的發展。馬克思在肯定資本主義生產對科技革命和技術發展的推動作用的同時,也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的物化造成普遍的物的依賴性關系,難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并解放人的自由個性。只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才能真正超越資本主義主導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實現全球生產力的增長與人的發展需要的和諧統一。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和技術運用的進步創造了先進的生產工具,開啟了工業革命的進程,交通技術的發展和交通工具的革新也促使全球范圍內資源配置和人員流動成為可能,這是全球性聯系得以建立的必要因素。伴隨新工業革命和人工智能時代的全面到來,地球家園正在進入一種“萬物互聯”的新階段,信息技術使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交融程度越來越高,傳統工業和新興產業的生產都成為全球生產體系和價值鏈條上的具體環節,科技革命與人工智能使得“文明化”的廣度和深度發生顯著變化,這就要求強化共同體內部的文化構建以推動文明的進步。
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社會生產力雖然構成“文明”的核心,但“文明化”意味著一種從社會存在到社會意識的整體性革新。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主義文明批判語境下曾交錯使用“文明化”“全球化”“現代化”三個概念,其表達的是同一歷史進程。“現代化”是“文明化”和“全球化”的根本動力,“現代化是一個社會整體性概念,在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背后,折射著社會全部文化層面的價值轉換”。(8)鄒廣文:《當代文化哲學》,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頁。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過程中得到融合,生產體系的全球化必然伴隨文化層面具有全球性特征的文化產品和公共文化精神的生成,即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世界文學”的誕生,“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文明的理解,既是希望說明每一歷史時期的文學發展都打上時代烙印,不同民族文學中體現的共同精神追求構成“世界文學”,又在深層次上表明文化構建與全球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文化構建的主體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啟示人類使用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統一的分析方法來對待“世界文學”和人類文明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現象。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之所以能夠展現世界性的文化意義,是因為共同體自身蘊含文化結構以及基于全球共同體交往而產生的世界文化成為現實。作為一種“世界文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得益于不斷擴大的世界文化交流與融合,在此過程中,蘊含于民族文化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因素不斷開顯、共同價值不斷凝聚,人作為“類主體”的共有精神家園在人類意識結構中逐漸凸顯。在全球化時代,人類文化呈現出極為強烈的整合現象,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學”逐步生成,它在人類的文化精神與價值層面形成越來越多的認同感和共同性。具有世界主義的“認同感”與“共同性”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客觀進程使然,另一方面體現了各個民族及國家人民的主動價值選擇和文化創造。就文化的凝聚力、引領力以及對人與社會的“化育”功能來說,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構建為基礎的世界范圍內的文化整合與價值認同,對于超越現代西方理性主義文化視野中的個體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邏輯、跨越全球現代性危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從全人類的文化構建主體出發,在具體構建實踐中貫徹實現人類共同發展的價值旨趣,在與資本主義交往的過程中注重克服社會物化的困境,促使文明朝著共同價值方向發展的自覺意識和文明視野,這是共同體從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價值維度對文化構建實踐提出的更高要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既是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文明秩序和文明觀的必然要求,又為生成以全體人類利益為導向的新型“全球文明”提供必備的文化滋養。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與超越中引領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使得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在新文明的基礎上得到解決,將“自然地方性”從生產方式、政治倫理和精神圖景等各個層面,整體性地提升為“普遍世界性”,真正將以現代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人類社會普遍聯系、人的“類本性”從資本主義狹隘的經濟政治文化中解放出來,使全球化時代的文明發展成果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訴求和共同價值關切。通過重新塑造文明觀和構建新的文明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真正被構建為一個普惠性、開放性、平等性、共享性的生命家園,這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法性來源和基礎。
從“普遍世界性”生成的意義上來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意味著社會共同體及其文明發展觀在“人類主體”維度上的真實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以“普遍世界性”的“人類社會”為立足點,充分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的精神基因,力圖不斷克服和解決現代性難題,最終指向一種新型文明秩序和文明觀的構建。“歐洲文明已經失去了自視優越的資格,過去不再由它控制;現在,歐洲和‘其他’文明共同面臨著一個任務——展開對話,繼而設法建構一個新的文明,一個全球文明。”(10)[美]布魯斯·馬茲利什:《文明及其內涵》,汪輝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17頁。在全球對話與合作中形成的既體現“多樣的統一”又體現“統一的多樣”的人類文明共同體,以共同體思維和共同體理念把握文明體之間的關系,而非以文明隔閡、文明優越或文明沖突的個體主義思維把握人類社會的內部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構建強調不同國家之間尊重差異、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提升對“自我”與“他者”發展之間休戚與共關系的認識,在具體的文化構建對策上展現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傾向。為避免在文化交往中對“他者”進行抽象化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立足具體實踐活動,探索共同目標指向的人類立場,在實踐中構建起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共通性和社會統一性。不同文明形態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值得我們尊重和平等對待,秉持互學互鑒和兼收并蓄的態度,不斷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涵。
克服由霸權秩序、資本邏輯、對立思維與個體主義支撐的資本主義文明及其衍生的種種弊端和困境,解決當前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必然呼吁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新型文明的生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全球文明”生成的內在精神高度一致。構建“全球文明”要求具備全球性視野與整體性思維,致力于創建多元共生的秩序和平等交流的文明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了“全球文明”新生的要求。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文明”構建問題上,學界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觀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蘊含了一種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樣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華新文明”;(11)韓慶祥、陳遠章:《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華新文明》,《學習時報》2017年6月26日。“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在‘現成地’占有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是以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來為其制定方向的”;(12)吳曉明:《“中國方案”開啟全球治理的新文明類型》,《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尊重世界文明的命運與歷史構成,理解世界文明的命運與歷史走向,營建符合世界文明變遷規律的新型世界文明,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目標”,(13)陳忠:《世界文明選擇中的命運共同體營建——基于文明批評史的視角》,《南國學術》2019年第2期。等等。新型“全球文明”的構建,不僅表現為文明呈現形式的轉變,而且體現在人類文明的思想基礎、價值訴求及未來發展趨向上。新型“全球文明”指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現實方向,即必須擺脫抽象資本力量的支配,合理調節并有效安排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秩序。國家主體不應當將參與共同體構建視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手段,而需要認識到共同體本身是實現共同發展的真正載體。無論是從世界文明發展的實踐建構意義來看,還是從社會文明批判與更新的理論建構意義而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歷史意義需要在構建新型“全球文明”的過程中得以釋放和彰顯。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力圖創建各個文明主體及其成員休戚與共的全新時代,具體表征為以“普遍世界性”為內在支撐的“全球文明”時代。與西方文明觀內在的二元對立、多元沖突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新文明觀”本質上是一種共生主義文明觀。“文明共生論”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求實現的“普遍世界性”的本質確證。在人類文明已經經歷的歷史時代,在“自然地方性”主導的各種共同體形態中,共同體的“共生關系”并沒有真正實現。古代社會主要是共同體本位社會,共同體的共同性掩蓋了其成員的個體差異性,個體的意義和價值被消解在共同體強大的同一性之中。自階級社會誕生以來,盡管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共同體成員之間構成共存關系,但由于不同階級之間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差別,因而本質上并不是一種共生性關系。在現代社會,盡管個體從傳統共同體的強力“捆綁”中解脫出來,使得個體主體性空前凸顯,但由于資本主體性對人的主體性的剝奪、人的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及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對勞動者的剝削,并把這種剝削性關系結構擴張到全世界,共同體的“共同性”反而被弱化甚至消解,甚至淪為“虛假的共同體”。海德格爾深刻指出人與人之間在哲學存在論層面的“共在”結構,認為“即使他人實際上不現成擺在那里,不被感知,共在也在生存論上規定著此在。此在之獨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14)[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40頁。他指明了人與人在生存論層面的相互聯系,這與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頁。的觀點具有一致性。然而,資產階級將社會共同體視為滿足自身需要的封閉組織形式,使得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其他國家陷入資產階級私人利益與人類普遍利益相一致的思想誤區。資產階級構筑的“自我”對“他者”的壓制成為共同體沖突的根源,促使了資本的人格化及資本邏輯抽象統治的永恒化。在現實世界中,“此在”的“共在”結構并沒有轉化為“共生”的事實,資本主義文明造就的不是一個“共生體”,而是一個“沖突體”,這就是現代性的困境與隱憂。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是建設一個“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共同體”,以“文明共生主義”的眼界和理念把握人類社會共同體的內部關系。“共生”是“存在”與“價值”相統一的范疇,既包含“共在”的存在結構,也蘊含“共生”的價值結構,體現了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共同體內部主體成員之間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確證、共同存在、共同發展以及共同實現的共同體關系。這種新的共同體關系建立在對現代性的批判與揚棄基礎之上,以推進人類社會文明進一步發展為實踐目標。不同于古代共同體以絕對的“同一性”壓制個體性、多元性和差異性,“共生共同體”高度包容個體性、多元性和差異性,始終以其內部主體成員的平等發展和共同實現為最終目標。作為共同體文明的高級形態,“共生共同體”強調個體性與共同性的辯證統一,實現了從“自然地方性”向“普遍世界性”的實質飛躍,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構建的正是這樣一個“共生共同體”。
現實中正在生成的“全球文明”必然是一種共生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傳遞的文明觀強調人類文明多樣多彩且平等包容,不同文明之間應互容、互鑒、互通,應該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對話超越文明隔閡。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普遍性在于其“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16)《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樣回答了時代提出的種種問題,它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文明批判和共同體重建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充分吸收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的精神精華,其“出場”占據了人類共同進步的正義制高點。作為一種“共生共同體”的人類文明新秩序和“文明共生主義”的人類文明新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必然為人類帶來文明的新生和家園的重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社會性和實踐性理解為文化構建的本質特征:社會性是文化構建的現實規定性,文化構建根本在于主體的交往活動,在本質上表現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實踐性是文化構建的存在論基礎,通過實踐創造新的人類文明秩序,能夠使人類確證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地位,在重構人類文明新形態上邁出關鍵一步。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在現實境遇中旨在實現世界文明格局的再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所以能夠重塑世界文明格局,一方面是因為共同體理念與文化構建之間存在內在關聯,另一方面是源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得以構建的重要文明基礎,即在社會主義文明的歷史生成中形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內生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對現代性危機的回應中釋放出巨大的文明進步效能,展現出民族性與世界性、當代性與未來性相統一的鮮明特質。
在人類共同面臨的風險挑戰面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相較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優越性不斷凸顯。尤其是面對當前全球性危機頻發的世界形勢,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應對“世界怎么了”的“中國方案”,是一種具有全新思想高度的理論議題和現實緊迫感的區域性及全球性的人類解放實踐,充分彰顯了以“人類解放”為旨歸的社會主義文明觀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中國方案”在積極推動全球化和多邊關系構建過程中展現出來的應對危機的有效性和資本主義社會在危機面前的“不力表現”之間形成巨大反差,這使孕育于社會主義文明母體中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越來越具有協同普遍利益、關切共同價值、指引人類文明出路的進步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生機與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不斷發展,并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社會主義文明從其誕生之初就以實現全人類解放為最高目標和宗旨,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立足市民社會、追求自私利益的狹隘性。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社會主義文明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發展壯大,體現了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辯證統一,對內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對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者統一于人類解放歷史偉業之中,為構建共建共享、和諧美好的世界準備了條件。文化既是文明得以形成的基礎,也是文明得以展現的形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孕育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共同融貫而成的文化土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蘊含的文明意義,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繼承,例如,“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念有利于為全人類文明交往提供和諧秩序,為維系人類文明有序發展提供“穩定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表征著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性生成,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性”特征則內生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和馬克思主義文化傳統的創新性繼承。
首先,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性”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歷史積淀。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過的古老文明,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惟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巋然獨存”。(17)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主義”“大同理想”與“和合精神”,使得中華文化“天人合一”“和實生物”的思維方式迥異于西方文化“兩極對立”“物我二分”的思維方式。中華文化的世界觀、社會觀與天下觀具有鮮明的協和萬邦、共在共生的精神氣質,而這種氣質歷經千年的發展積淀深刻地熔鑄到當代中國人的世界觀與國際觀之中,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產生提供了文化和價值基礎。“天下觀”是中國傳統政治與倫理觀念的集中反映,其突出特點在于兼容所有人的存在,關注“普天之下”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天下的存在秩序必以共在性為其建構原則,創制天下就是把沖突和分裂的世界建構為兼容的天下,實現世界的內部化”。(18)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頁。因此,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不是主客對立的,而是和諧一體的,“天下”概念本身就泛指全體社會或人類世界。梁漱溟先生指出,“在西洋人的意識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為個人與團體兩級;而在中國人則為家庭與天下兩級”。(1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159頁。在天下觀中,“國家消融在社會里面,社會與國家相渾融。國家是有對抗性的,而社會則沒有,天下觀念就于此產生”。(20)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第158頁。以單一民族國家為立足點,容易導致國際交往中以“自我”為中心,過分計較自身得失而無視“他者”利益,而以“天下”為立足點,則能夠有效超越民族國家間的對立性質,有利于維護全體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與西方追求自身利益和同化其他文明的思維模式根本不同,“天下觀”塑造了中國人民對社會整體穩定性的追求遠超于滿足個人利益的基本認知,成為中國抵抗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文明觀并拓展自身影響力的重要思想資源。針對當今全球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危機,“天下觀”仍然是中國重構全球治理體系和促進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重要價值內核。
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天下”為立足點,以“和合”作為方法論處理共同體成員間的關系,最終意在實現“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和合”方法論具體體現為“協和萬邦”,這是中國人歷來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謂之和”“講信修睦”“以鄰為善”的原則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和平共處,(21)參見張立文:《中國傳統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頁。這是“和合精神”在國際關系中的具體體現。直到當代,“和合”依然是中國人審視與對待世界文明的重要原則之一,并被運用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事業之中,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元素。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一貫主張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精神,倡導“禮之用和為貴”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和諧共生的方法原則與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中,彰顯出中華文化精神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
其次,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性”源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塑造,其在本質上屬于社會主義文明范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的文明形態。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共同構成當代中國的文化精神,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的當代價值延伸,又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的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主體意識、超越個體主義的共同體發展訴求以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都賦予人類文明新形態以鮮明的“世界性”特質。馬克思主義一向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社會主義運動中共產黨人的利益并不是某一個群體的特殊利益,“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頁。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時代最具革命性的階級,其“整個運動的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具有一致性,因為無產階級運動所要達到的根本目標,就是超越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不徹底性,把政治解放引向人類解放,以此為無產階級的自我解放創造條件。
馬克思主義不以某個階級或某個民族國家的自私利益為參照系。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以單一民族國家為載體的“文明”的發展始終建立在階級對立基礎之上,“共同利益”與“特殊利益”之間存在深刻的矛盾,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共同利益”始終代表著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構建的“虛假的共同體”中人的異化及人與社會的分裂,即人將自身視為私人的身份而非共同體中的存在來進行生產。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國家作為“虛假的共同體”極力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將資本主體性原則貫徹和運用得淋漓盡致,宣稱自身代表“共同利益”并大肆宣揚“普世價值”,這種種行徑是對資本剝削勞動事實的掩蓋和美化,實際不過是為特殊利益的攫取披上了“文明”的偽善外衣。與此相反,共產主義運動立足人類總體,真正實現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遮蔽的“共同利益”,其必然超越市民社會、特殊階級和作為“虛假的共同體”的特殊利益和自我中心主義。以追求共同利益為根本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共同秉持推動人類文明和諧發展的現實目的,能夠摒棄資本主義私有制滋生的個人主義發展觀,克服“虛假的共同體”導致人的異化的生產力量,促進人們在構建共同體的實踐中自覺創造自身發展的機遇和條件,從被迫勞動中掙脫出來,獲得自由和解放。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頁。無產階級的階級特質和歷史使命決定了其必須以追求實現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作為根本目標,唯有如此才能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局限,在更高級的文明形態中實現人的解放。社會主義運動具有開放性和世界性,而社會主義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更高級的文明形態,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的個體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原則,打造公平正義的人類社會共同體的現實路徑,實現人類整體的發展進步。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文化精神的實踐,要求對世界文明格局加以改造與重塑。這既是一種秩序構建,也是一種文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傳遞了“全球文明”的新發展觀與人類社會共同體的進步理念。和平與發展作為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構成人類文明需要探究的現實議題。各個國家都需要思考如何在人類文明的統一性與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之間保持適當的發展張力與均衡,促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交往中實現創造性轉化,構建起符合人類社會未來發展趨勢的嶄新文明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世界文明格局的再造,是對在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主導下的具有剝削性、殖民性和依附性的世界文明秩序的重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構建只有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高度上回應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關切,才能充分彰顯和釋放推動人類美好未來實現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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