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鷹，金 丹
（1．上海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學院，上海 200237；
2．浙江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杭州 310023）
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
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超過4 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超過28%，但與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差距和提升空間。黨的二十大閉幕不久，***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書面演講中明確指出，“我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繼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等收入群體在未來15 年超過8 億，推動超大規模市場不斷發展。”［1］這意味著未來15年，中國將增加4 億中等收入群體，這是一項十分艱巨和繁重的任務。
按照中國目前的群體收入結構來看，農民工群體具備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資格和條件，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也作出“進城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2］144-145這一重大判斷。
本課題圍繞這一判斷，就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實現進路等問題展開研究。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催生的一類特殊群體，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是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內容看，農民工即為擁有農村戶口，并在城市非農領域長期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勞動人口；
從本質看，農民工是因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互嵌耦合而產生的制度現象，也是受工業化和城鎮化同頻共振而出現的經濟現象。
毋庸諱言，農民工是沖破城鄉二元體制、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的先行者，也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力軍，正如******所述，“幾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長時間、大范圍有序有效轉移，不僅沒有帶來社會動蕩，而且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3］。
尤其是近年以來不斷涌現的隊伍龐大、受教育程度高、能勝任高新技術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未來更會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關鍵力量。
但不可置否，在我國勞動力市場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期后，農民工群體的絕對收入（不考慮城市生活成本）雖然有所增加，但其相對收入和社會地位自評反而不斷下降，呈現“逆成長”態勢，使得相當一部分農民工陷入消費相對貧困、基本權利相對剝奪、人力資本存量相對較低的壓力與困境，也使得其自我更新和價值輸出受到一定程度的桎梏與束縛。
因此，亟需盡快提高農民工群體收入水平，而要切實化解這一涉及超大規模人口和超復雜性現實的發展困局，破題關鍵無疑在于必須將其置于具體國情與頂層設計中通盤考慮、統籌規劃。
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動態的增量概念，其實際內涵與界定標準會隨經濟社會發展而進階。
中等收入群體概念接近于西方學界的中產階級（或階層）概念。
在經濟學視域，中等收入群體是指個人或家庭收入達到全社會中等水平或平均水平的居民群體；
在社會學視域，中等收入群體是指處于全社會中間位置職業、財產相對富有、文化層次與道德素養相對較高、生活相對寬裕的居民群體。早在2019 年，***就指出，“我國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如以家庭年收入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作為標準，已超過4 億人”［4］。
中等收入群體對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繁榮、維護社會穩定、實現長治久安、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都至關重要。
首先，中等收入群體是促進經濟繁榮的核心支柱。
這一群體可支配收入穩定并呈剛性，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相對于高收入群體），其強勁消費能力構成了緩和經濟下行、恢復經濟持續平穩增長的動力引擎，而其消費潛力釋放則會形成激活超大規模市場、拓展內需空間的潮涌能量，進而穿透循環堵點，加速暢通內循環，同步帶動外循環，推動新發展格局漸成。
其次，中等收入群體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政治基石。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指出，“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政體是最符合正義原則的，是最穩定的”［5］。
美國當代政治學理論家亨廷頓也指出，“中間階層與穩定的關系，頗似富裕與穩定的關系一樣，一支龐大的中間階層猶如普遍富裕一樣，是政治上的一支節制力量”［6］。
聯接理論，觀照現實。
我國現有的中等收入群體作為改革開放的穩定受益者，不僅對國家治理機理的認同感更深，對政府治理范式的接受度更高，對社會治理功能的包容度也更強，而且會影響并支持國家、政府、社會去調整或強化作為治理媒介的政策與策略，使其更加契合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最后，中等收入群體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力量。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中等收入群體已解決生存問題與基本發展需要，并積極追求更高層次的生命自由與生活幸福，其目標明確、態度篤定、方式理性的個人奮斗會疊加成為社會進步，也會給底層人民努力向上流動帶來希望與示范，從而協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注入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義，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屬于正向的社會人口變遷，既有助于緩和由貧富差距所蘊蓄的對立情緒與利益矛盾，也有助于消弭由貧富分化所衍生的動蕩因素與階層裂痕。
共同富裕則指社會結構從低收入群體占比高、中高收入群體占比低的“金字塔型”朝著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最高、收入極低群體和收入極高群體占比極低的“橄欖型”轉化的形態嬗變過程。
我國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在發展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致力于將合理分配“蛋糕”放在與繼續做大“蛋糕”同等重要位置，構建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讓國家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進而達到穩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構建“橄欖型”社會結構、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奮斗目標。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之后，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7］64，故而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窠臼，解除計劃經濟體制禁錮，“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7］142。進入21 世紀，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8］；
新時代以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補充提出，要“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9］。2016 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10］，而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從2020 年到2035 年，要使“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11］；
“十四五”規劃綱要深入提出，從2020年到2035 年， 要使“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12］8，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2］9。
2020 年，***在《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中提出，“要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重要政策目標”［13］，2021 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細化提出，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將是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14］作為是否邁出堅實步伐、是否取得實質進展的動態判斷準則。
以上系列重要論述，既揭示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邏輯關系，擎畫了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來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部署，也明確了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和比重的關鍵性和緊迫性。
特別地，其表述從“中等收入者”轉變為“中等收入群體”符合新時代以來中等收入者呈現量的激增的實際狀況與演進趨勢，而“明顯提高”“顯著擴大”等詞則蘊含著黨中央對推動中等收入群體在規模和比重上取得質的飛躍的懇切要求與堅定信心。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抓住重點、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2］144，其中，進城農民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來源。
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能否成功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在于能否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使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達到50%以上。
經合組織統計顯示，以高收入發達經濟體為主的經合成員國中等收入群體平均占61%［15］。
瑞信研究院《2015 年度財富報告》顯示，澳大利亞中等收入群體占成年人口比重為66%，比利時和新加坡達到60%以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英國也達到55%以上。
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約在30%～40%之間，人數多，但占比不高，這是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顯著的特殊性，且在疫情沖擊下，這一群體在比重上甚至一度呈現階段性收斂態勢。
可見，能否在未來10—15 年之內精準“擴中”，即能否在已有的4 億中等收入群體的基礎上，推動這個群體增加4 億～5 億人，達到8 億～9 億人，占到總人口的60%左右，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是決定我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這里要強調的是，無論是“擴中”數量不足，或者是“擴中”質量不高，抑或“擴中”是時間滯后，都將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對此，“十四五”規劃提出，“要實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行動計劃，以高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技能型勞動者、農民工等為重點，不斷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12］146就農民工群體而言，當前我國共有近3億農民工，加上其家庭成員約可構成近一半的國民人口，其中不乏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能夠從事較復雜勞動和創新勞動，可以匹配更高勞動報酬的技能型人才，也不乏個人收入高于4 432 元這一平均水平，以家庭收入計算已然接近中等收入群體門檻的相對高收入者。
因此，我國黨和政府必須盡快為農民工群體打開上升通道，切實破除制約農民工收入提高和財富積累的藩籬障礙，讓這一龐大群體安心進城、穩定就業，并獲得體面收入，也讓其中盡可能多的人有序有效跨入中等收入行列。
從知識結構看，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概率隨著存量提升而加碼。
人力資本存量是決定農民工經濟獲利能力強弱的核心要素，是決定農民工就業質量優劣與收入水平高低的關鍵成分，也是決定農民工能否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本質條件。
農民工群體人力資本存量提升集中體現在兩點：一方面，農民工人力資本內部結構漸進優化。從文化程度構成看，隨著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的普遍發展，農民工文化程度也持續升高，2012—2021年，盡管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民工仍為絕大多數，但其占比卻在逐年下降，并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占比已從19%增至29．6%，其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占比增長速度明顯快于高中文化程度（詳見表1）；
從職業技能培訓看，隨著國務院扶貧辦發起的“雨露計劃”、農業部發起的“陽光工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的“春潮行動”、科技部負責的“星火計劃”等福利計劃的啟動實施，以及“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16］等利好政策的成效初顯，僅2012—2017 年，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農民工占比已從25．6%增至30．6%，特別是在2012 年，未接受過農業或非農技術培訓的農民工占比高達69．2%，而到2017年，既接受過農業職業技能培訓也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比已為7．1%。
農民工文化程度和職業技能同步提高的這一趨勢變化，同時也是農民工人力資本質量躍遷的現實投射；
另一方面，農民工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積累循序升級，從3～5 歲隨遷兒童入園率、義務教育階段兒童在校率看，隨著將農民工隨遷子女納入城鎮義務教育、隨遷子女異地升學、異地高考等保障政策的貫徹落實，近五年以來，我國已總體實現了確保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符合入學條件“應入盡入”的階段性目標（詳見下頁表2），這就為農民工家庭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積蓄了規模龐大的有生力量。
農民工隨遷子女受教育程度穩中有進的這一趨勢變化，同時也是農民工家庭人力資本增量擴容、農民工家庭邁向中等收入群體步伐加快的具體映照。
表1 2012—2021 年農民工文化程度構成（%）
表2 2017—2021 年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園及在校情況（%）
從收入結構看，逾半數農民工收入水平已達中等收入群體標準。
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供給減少，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增速放緩，城市經濟發展與就業環境改善，農民工收入水平呈現持續上漲趨勢。
2014—2021 年，全國農民工月均收入的年均增速為6．45%，到2021 年增至4 432元。
分區位看，2015—2021 年，本地、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別為5．71%、6．92%，到2021 年分別增至3 878 元、5 013 元；
分行業看，2013—2021年，從事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農民工月均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別為7．48%、7．15%、5．74%、6．42%、5．54%、6．21%，到2021 年 分 別 增 至4 508 元、5 141 元、3 796 元、5 151 元、3 638 元、3 710 元；
分 地 域 看，2014—2021 年，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2016—2021 年）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的年均增速為7．10%、6．21%、5．55%、4．50%，到2021年 分 別 增 至 4 787 元、 4 205 元、 4 078 元、3 813 元。截至2021 年，若以世界銀行提出的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 ～100 美元之間，那么此人屬于中等收入群體的較低標準測算，農民工日均收入皆已超逾10 美元的下限標準；
若以國家統計局提出的家庭（擁有兩個勞動力的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 萬～50 萬元之間，那么該家庭屬于中等收入群體的較高標準測算，不論是占農民工總數58．7%的本地農民工，或者是占農民工總數53%的從事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農民工，抑或是占農民工總數52．77%的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的家庭收入水平均已跨過10 萬元的下限標準。
但是，囿于農民工流動性強、身份難以清晰界定等因素，這一群體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也未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所以其收入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仍顯不足，并且極具不穩定性與脆弱性，所以在農民工群體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因病返貧、因大病致貧等現象，因此，必須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從而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
從代際結構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正在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力量。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于20 世紀80 年代以后，年齡在16 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17］。總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增速穩中趨升，其占農民工總量比重早在2017 年便已超過半數，并且近年以來均處50%左右，已經成為農民工的實際主體。
據學者常興華估算，到2035 年，農民工內部將會完成代際轉換，屆時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將會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要來源之一。
具體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在綜合素質、就業結構、收入水平、融入城市程度等方面皆優于全國農民工整體水平，尤其是老一代農民工，更具備逐步跨入中等收入群體的初始條件和成長規律。
限于我國統計現狀，在此以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個案”數據暫代全國“共性”數據進行分析，從中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首先，新生代農民工綜合素質穩步提升。
從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農民工學歷層次既顯著高于老一代（詳見下頁表3）水平，也明顯高于全國水平，截至2020 年，新生代農民工大學本科學歷的占比為20．0%，研究生學歷的占比為1．2%，而老一代農民工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占比僅為12．2%；
從職業技能等級看，新生代農民工擁有職業資格證書的占比24．1%，高于老一代10．1 個百分點；
從接受公共就業服務看，新生代農民工接受公共就業服務的占比為23．3%，高于老一代8．1個百分點。
其次，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分布初顯質變。
新生代農民工除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等傳統行業就業外，亦有實力并更傾向于且多選擇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薪酬福利待遇更豐厚的高新技術行業。
再次，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日趨提高。
參照2020 年，新生代農民工月均收入為6 214 元，高出全國50%以上，并且其中66．5%在5 000元及以上；
新生代農民工月均收入的年均增速為6．2%，高于全國3．4 個百分點。
最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程度易于提升。
相比老一代，新生代農民工務農經歷較少、鄉土情結亦弱，尤其不再以獲取更高薪酬作為流向城市的唯一目的，而是向往城市便利的現代生活、豐富的發展機遇，同時其所面對的也是越來越認可農民工對城市建設所在突出貢獻的城市居民，以及日益開放、包容并蓄的新型城市，因而兼具適應城市、融入城市的主體優勢與客觀條件。
表3 2019 年北京市不同代際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情況（%）
從對GDP 的驅動作用看，農民工群體蘊藏著助力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潛力。
2022年7 月，世界銀行將中等偏低收入國家、中等偏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標準分別上調至人均GNI在1 086 ～4 255 美元之間、人均GNI 在4 256 ～13 205美元之間、人均GNI 超過13 205美元，而同年我國人均GNI 約為12 500美元（GNI 等于GDP加上從國外獲得的初次分配收入凈額），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僅一步之遙。
可見，繼續提高人均GDP 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所在，而農民工群體正是推動GDP 增長的重要力量，其對GDP 驅動作用可以概括為兩方面：一方面，從生產看，農民工群體是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關鍵推力，學界普遍認為，農民工群體對GDP 增長貢獻率在10%～20%左右；
另一方面，從支出看，農民工群體蘊含著龐大的消費潛力，學者蔡昉認為，如果農民工轉為城鎮戶口，那么即使工資沒有提高，這一群體的消費能力都能提升27%，進而拉動GDP 增長。
隨著農民工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一群體從生產、支出兩側對GDP 的驅動作用會更加顯現乘數效應。
只要我國經濟基本面持續向好、GDP 不斷提升，尤其是人均GDP 不斷提升，那么中等收入群體必然會大幅增加，同時我國也必然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加強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農民工群體工資性收入。
人力資本投資能豐富農民工知識儲備，夯實農民工技術積累，也能強化農民工工作能力，升級農民工就業質量，進而能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推動經濟社會正向發展，又能反過來刺激投資受益主體擴大投資規模。
正是這種良性循環構成了農民工群體工資性收入長期持續增長的內在引擎。
由此可見，必須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一方面，大力推進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多元化。要鼓勵公共財政向農村教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等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領域大力傾斜，完善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激勵、約束等配套機制，引導社會參與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增強農民工投資自身人力資本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構建農民工人力資本多元化投資格局，有效擴容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增量；
另一方面，持續促進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模式多樣化。
要聚焦智能制造、現代服務等重點行業，改變單一課堂授課、“填鴨式”教學等枯燥乏味的傳統形式，推廣企校合作、工學一體化、“互聯網＋職業培訓”、職業培訓包、多媒體資源培訓等靈活多樣的新興方式，開展農民工崗前培訓、崗位技能提升培訓、高技能人才培訓等，精準優化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存量。
這實質上就是以將農民工培養成高素質技能勞動者的具體方式來提高農民工群體工資性收入。
除此之外，必須進一步拓寬高素質技能勞動者上升通道，同時提升其高薪酬待遇，保障其政治待遇和社會地位，切實為農民工轉變為高素質技能勞動者賦能，也為農民工提高工資性收入，以及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提供基本前提、奠定基礎條件。
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增加農民工群體可持續性財產性收入。
毋庸置疑，在“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推動農村集體資產資源保值增值將會一以貫之地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關鍵抓手。就農民工群體而言，不論是進城務工，還是舉家進城都依然面臨高成本、高門檻，本身就需要持久穩定的資金支撐，而同時大部分農民工也還有土地房屋空佇在農村，亦有家庭成員留守于農村。
因此，既要搭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順風車”，也要進一步出臺針對性解決農民工資產資源新政策，以此順勢而為地增加農民工群體財產性收入。一是加快盤活農民工家庭閑置資產資源。
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做好村莊規劃編制工作、推進確權頒證行動，重點在盤活林地、宅基地、農村建設用地、承包地等土地資源上下功夫、求突破，引導農民工家庭以土地為資本紐帶，通過土地入股、土地流轉、土地托管、聯耕聯種等經營方式獲取分紅與租金，借力增加農民工家庭財產性收入。
二是發展契合農民工家庭留守成員特點的農村產業。
要結合農民工家庭留守成員以婦孺老幼為主的構成特征，壯大手工制作、原料加工，創新性拓寬農民工家庭增收渠道。
三是探索建立進城落戶農民工自愿有償轉讓退出農村權益制。
要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工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有效維護其資財安全；
要暢通“三權”退出市場化渠道，完善“三權”退出補償機制，按照依法自愿原則，支持進城落戶農民工有償轉讓或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退出“三權”，鼓勵倡導農民工“帶資”進城、盡快落戶。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挖掘農民工群體獲取更高收入潛能。
戶籍制度是導致農民工群體長期處于社會底層、遭受不公平對待，以及收入水平與其對城市建設作出的貢獻不相配適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約農民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障礙之一。
從宏觀維度看，必須加快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徹底破除制約農民工市民化藩籬。
既要放開放寬城市落戶條件，有序降低符合標準城市的落戶限制門檻，全面構建政治、文化、經濟等全方位農民工市民化轉化機制，貫徹推進農民工在城市落戶專項行動，也要探索建立農民工城鄉雙向自由流動的戶籍管理制度，有效消除農民工進城就業創業失敗后無法返鄉的后顧之憂；
從微觀維度看，必須充分發揮縣城作用，有序促進農民工就近市民化。
一般而言，流動范圍對農民工向城市遷移意愿具有負向影響，即流動范圍越小、流動距離越近，農民工向城市遷移意愿就越強。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農民工省內流動占比在2011 年高達52．9%，到2020 年則進一步上升到58．4%。
要全面落實取消縣城落戶限制政策，建立健全省以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同時大力吸引各類生產要素向縣城流動，聚焦完善縣城產業服務功能，從而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也要以縣城為銜接，引導農民工更多地在人口相對較少的中小型城市落戶，有力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與大中小城鎮體系合理化相互借力、同向發力。
完善農民工共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相關政策，阻斷農民工群體滑回低收入群體隱患，也降低其再次返貧風險。
在醫療上，探索切實有效的農民工就醫管理方式，拓寬農民工異地就醫辦理渠道，增設農民工異地就醫備案窗口，提供預約延時、優先辦理、簡化備案等服務滿足農民工流動群體特事、急事需求；
在住房上，要針對農民工群體開展安居房工程。
安居房工程應由政府主導制定實施，并且統籌資金資源與監督管理，要降低放寬購買資格門檻，且不歧視無戶籍、無學位人口；
在養老上，既要加大農民工養老財政投入，也要提升高齡農民工參保意識，提高凈收入低的農民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既要彈性延遲農民工退休年齡，也要鼓勵退休農民工加入社工機構實現二次就業；
在社會保障上，要打破現有社會保障城鄉分割、地區分割、人群分割、管理分割的碎片化狀態，按照應保盡保原則，擴大征繳覆蓋面，推動農民工社會保障在全國范圍內的轉移接續和高效統籌，面向農民工群體建立涉及養老、醫療、住房、失業、工傷、生育等領域的社會保障體系，并將農民工群體完整納入包括應急救助、困難救助、法律援助在內的城市社會救助體系，更好地幫助農民工群體融入城市、扎根城市。
推動農民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既要抓住“十四五”時期歷史機遇，也要抓住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在“十四五”時期，從世界范圍看，隨著西方經濟體陷入停滯，發達國家陸續出現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萎縮與發展質量下滑“雙碰頭”的風險現象。
從我國實際看，隨著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取得實質進展的動態，社會財富、相對富裕群體也將迎來爆發式的增長階段。
因此，我國既要警惕危機，也要用好機遇，既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中乘勢而上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聚勢而強地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特別是，必須堅持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重點要從以量為主轉變為“質量”雙提，重點從強化就業質量、拓寬收入空間、降低發展負擔、回應市民化訴求等方面綜合施策，助力以接受高中階段以上教育、專業技能掌握相對更完善、綜合創新能力相對更全面、蘊含中等人力資本為主要特征的新生代農民工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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