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張民選
（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教育大數據與教育決策實驗室”，上海 200234）
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與金磚國家，與我國具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人口大國和世界文明古國，經濟發展快速，政府不斷通過制定五年規劃引領社會發展，目前和中國都是世界最重要的留學生來源地等。與此同時，印度具有區別于我國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獨特性，僅用10年時間就躍升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軟件與信息技術產業國家，世界第一大軟件外包供應國。[1]印度信息科技產業的高速發展，與其私立高等教育、高等技術教育與理工科教育發展顯著，重視基礎學科人才儲備，職業技術教育靈活，快速增長的出國留學人員規模等有關。本研究旨在通過中印兩國教育發展關鍵數據的對比，從差異性中為印度“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路徑作出有限度的合理解釋。
印度作為我國重要的周邊鄰國，其教育科技人才政策不僅受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影響，而且同時也會對我國教育對外開放政策以及人才全球生存發展空間與競爭力產生影響。近十幾年，印度人才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影響力正在顯著上升，多項指標力壓我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關于美國少數族裔生存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印度裔群體在美平均收入與學歷情況居亞裔之最。在美華人擁有學士及以上學歷的比例約為57%，而印度則達75%。收入方面，印度裔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約12萬美元，華裔僅有8.2萬美元。[2]與此同時，印度向全球出口高級人才趨勢明顯，印度裔在美國政界、商界、學界表現出色，在印度以外國家擔任政界高官、企業高管、學術要職及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持續上升。[3]除美國之外，印度裔還不斷進入歐洲、亞洲、非洲多個國家政壇中心，如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毛里求斯、蘇里南、愛爾蘭等，印度裔人才在全球的影響力也不斷擴大。
印度人才的全球影響力持續擴大與其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不無關系。值得關注的是，2021 年印度教育發展指標已有多項高于我國，一是印度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值已經超過我國；
二是印度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在校生總數已經高于我國，理科的在校人數占比及總量已經高于我國；
三是印度在美、英國家的留學生增速已經超過我國，印度留學美國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學生比例高于我國，其中數學與計算機學生絕對人數已經超越我國。從人力資本角度看，印度人才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和其教育優先戰略、科技人才儲備、人才跨境流動有很大關系。這也是印度實現“全球知識超級大國”“全球科技大國”“全球領導型大國”目標的重要路徑。
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可以從人力資本理論中獲取分析框架。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最先提出“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并進一步將人力資本投資劃分為教育、培訓、成人學習、醫療保健、就業遷移等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開始關注技術內生性的人力資本，將人力資本分為原始性人力資本與專業性人力資本，后者更加強調高水平、高層次的科技人力資本，以凸顯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并進一步彌散到各國開始重視科技人才創新與培養的教育政策中。[4]基于此，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路徑可以從教育總體投入與結構、專業人才規模與結構以及高等教育人才遷移三個數據維度來透視，進一步分析印度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呈現出的規律（表1）。
表1 中印教育數據比較統計與分析框架
教育是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核心內容，對個人發展與國家經濟增長發揮基礎作用。教育投入總量與結構體現了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優先戰略、教育體制中不同教育領域的發展重心，是原始人力資本積累的基礎投資。科技發展的基礎是高等理工科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基礎規模與學科結構，尤其是理工科高學歷人群的規模與結構，可視為科技發展潛力的重要指針。另外，全球化時代人才的跨境流動對于提升個人全球勝任力、國家競爭力與全球影響力的作用不言而喻。從人力資本遷移的角度出發，盡管人力資本境外遷移可能造成智力流失風險，但與此同時，也有觀點認為人力資本遷移有利于輸出國的經濟增長，且可以部分代替公共教育補貼成為人力資本積累方式。[5]受國際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留學生回國后可以加強國內人才競爭，刺激本土加大教育投資，進而通過社會關系網絡效應吸引外資，擴大貿易規模，促進研發合作，對生源國技術進步具有推動作用。[6]因此，選擇高等教育出國留學人員規模與結構，可以分析印度通過人力資本遷移發揮在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中的作用。
印度一直在追尋“大國”的全球政治地位。盡管是人口大國，但由于不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印度對于自身在全球缺乏“領導力”始終在意，于是提出通過知識生產與科技創新實現“全球大國”地位。2013年印度出臺的《2013年科技創新政策》（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2013）提出2020年要建成“全球科技大國”的愿景[7]，2015 年莫迪政府提出要帶領印度成為“全球領導型大國”，2020年出臺的《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提出建設“全球知識超級大國”的愿景，對未來20年教育發展設計了路線圖。從“全球知識超級大國”“全球科技大國”“全球領導型大國”的發展目標中，可以看出，印度在追逐“全球大國”目標實現過程中教育、科技與人才的協同發展策略。
（一）教育優先戰略：教育財政投入與結構
建設“全球知識超級大國”首當其沖是教育優先戰略，突出體現在印度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決心與水平。同時，從其教育辦學特色與結構中還可以看出，印度教育優先戰略體現在重點發展高等技術教育，重視職業教育，以及公私立理工科教育并重發展。
1.政府重視教育財政投入
國際上，通常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作為衡量國家對教育領域的投入水平和重視程度。和我國一樣，印度也屬于“窮國辦大教育”，但其早在《1968年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1968）中就提出教育公共開支要占GDP 6%的目標，這一目標在《1986年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1986）中再次得以重申，盡管至今仍未實現，但《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中又一次重申6%的教育投入目標，可見印度政府“教育優先”的決心與雄心。[8]在持續的國家教育政策愿景支持下，2021年印度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4.64%，已經超過了我國4.01%的水平（表2）。盡管印度GDP總量與我國相比尚有很大差距，教育投入總量不及我國，但4.64%的投入水平足以說明其政府對發展教育的重視。
表2 中印2021 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分配情況對比
2.重視技術教育與職業培訓
印度高等技術教育類型多樣，層次多元：第一層級是頂尖國家重點院校，如印度理工學院；
第二層級是邦立工程技術院校；
第三層級主要是私立工程技術院校。[9]從中印兩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分配結構來看，中小學教育占大頭且幾乎經費投入占比持平，不同的是印度高等技術教育的財政性投入占比較大，達到20.47%，高于普通高等教育，充分說明技術教育在其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突出地位。印度的高等技術教育在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中占比相對較高，且其經費占GDP 的比例呈現連年上升趨勢，2018-2019財年（0.81%），2019-2020財年（0.91%），2020-2021財年（0.95%）[10]，說明印度近5年十分重視技術教育發展，而印度信息科技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發達的高等技術教育。
印度信息科技產業的飛速發展，其原因不僅包括前述的政府對高等技術教育財政投入份額較高，而且還在于政府非常重視職業技術培訓。印度《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提出，計劃在2025 年使學習者中50%的人數接受中高等職業教育。除正規職業教育院校外，印度職業培訓市場異常活躍，不能授予學位的私人技術培訓學院也遍地開花，被印度人稱為“技能店”（T-shop），專注為學生提供實踐經驗或實習機會。由于大公司對信息科技人才基本都有“文憑+經驗”的要求，因此在“技能店”接受培訓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少技能店還開始為學生量身定制碩士所需課程。由于培訓機構成本遠小于私立院校，因此其數量遠高出私立院校。同時，培訓機構信息科技課程相比海外培訓非常低價，印度技術人員很多都會選擇不斷從海外回國充電學習。在此情形下，印度有亞洲最大的IT培訓學院“全國信息技術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為全球頂尖科技企業輸送大批信息與軟件技術人員。另外，印度在《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中指出，未來將更加重視中學的“職業教育”環境建設，不僅要加強中學與理工科大學、技術大學、當地產業的聯系，而且還要在中學建立“技術實驗室”（Skill Labs），并建立示范校，以點帶面推動中職教育的發展。
3.公私立理工科教育并重
首先，印度擁有高度發達的公立高等理工科教育與研究系統，如安得拉邦有包括電子理論材料中心（The Centre for Materials for Electronics Theory）等10個國家研究中心、7所國家軍事研究院，為信息科技產業發展儲備了大量科技人才。印度在高等教育方面重點部署理工學院發展，如1950年仿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立的7所印度理工學院已成為培養信息科技精英人才的搖籃。其次，印度高等教育愈發重視跨學科發展，尤其是“文理大交叉”，《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提出未來人文社科專業學生都應該學習理工科課程，理工科學生都應加強人文知識。同時，高校學制與課程設置將更加靈活，本科將變為3年或4年，職業教育也會根據學習領域設置1年證書、2年文憑等，為學生轉專業、繼續深造、職普融通、終身學習、隨進隨退等提供制度便捷。[11]再次，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發達。據2020/2021學年印度高等教育統計，印度普通大學為1113所，其中私立大學456所，占比約40%，在校生規模占比26.3% ；
普通大學中理工類大學有188所，占比約17%。學院類型高等教育機構中，私立學院則占據了78.6%，在校生規模占比65.5%。[12]在此基礎上，私立工程學院的大量發展為信息科技發展注入強勁動力。這些高校完全照搬美國計算機與數學等課程，旨在為學生提供出國留學或出海工作機會。
（二）科技人才儲備：高等教育規模與結構
印度“全球科技大國”的目標實現與科技人才儲備密切相關。高學歷人群規模是國家科技人才儲備的重要指針，而高等教育學科結構則可以更好地反映教育發展、科技進步與人才培養鏈條的吻合度和黏性。從印度歷次國家教育政策制定方針中可以看出，理工科優先發展一直是其高等教育的戰略重點之一。在《1986年國家教育政策》中，印度就提出要重視科學與技術學科方面的課程與研究，通過設立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協調高校科學與技術研究領域發展。與此同時，印度還特別提出要加強科學教育，重視科學教育的全民參與以及早期培育。[13]這些方針在《1992年行動計劃》（Programme of Action 1992）中，通過機構制度建設、財政傾斜支持、課程建設、信息技術建設等得以具體落實。[14]在《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中，印度政府尤為重視理工科領域的跨學科發展與制度設計，要求文理大融合，以提升人才培養質量；
同時，要求高等專門學科院校，如農業院校、技術大學、醫科大學等要加強多學科建設，拓展并豐富理工科學生知識體系。
1.高學歷人群規模迅速擴大
首先，從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來看，2021年我國為57.8%，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而印度為27.3%，尚處于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表3）。但值得關注的是，由于印度目前高等教育階段適齡人口（18-23歲）總數遠高于我國，已經是我國的兩倍左右，因此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需達到30%左右，高等教育在校人數規模就會超過我國。印度當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當于我國2010年左右水平（26.5%），但其高等教育在學規模已經與我國非常接近，即印度會用更快的速度培養大批高水平高知人才。早在2013年，印度工商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發布《印度高等教育：2030年愿景》（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 Vision 2030）報告就預判，到2030 年，印度有望成為全球最大人才供應國，印度教育系統培養的大學畢業生將占全球大學畢業生總數的 1/4。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上升到50%，高校在校學生人數將達 7000 萬。[15]
表3 中印高等教育學生人數與結構對比
其次，從研究生規模來看，印度研究生招生計劃占高等教育招生比例和我國已經基本持平，研究生規模意味著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能力。印度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是我國一半的時候研究生人才培養占比就基本和我國持平，在可預見的5年內，其研究生在學規模會高于我國。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2021年已降至1%左右，低于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2.1%，而2021年印度總和生育率在2%左右。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的最新數據，印度2023 年總人口是14.286億，已經超過我國大陸的14.257億，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16]因此，其高等教育在學規模也將很快超過我國。
2.儲備大量理工科人才，重視基礎學科
首先，從普通本科在校生的專業修讀人數占比來看，2020/2021 學年印度選擇理科（Science門類）的本科生占所有本科生比例為15.52%，我國只有6.72%左右。相反，我國本科生中占比最高的是工科學生，比例為34%，印度只有11.87% （表3）。通常而言，理科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屬于研究自然運行規律的“基礎學科”，而工科屬于應用型學科。印度本科生與碩士研究生中，理科占比高于工科，到博士生階段，其工科生比例卻又高于理科（表3）。這一方面說明印度更加重視高校的理工科基礎學科人才的培養和規模，另一方面，也說明印度理工科人才具有“先理科再工科、先基礎后應用”的良好知識技能結構。
其次，印度的IT發展與其高等教育人才儲備結構不無關系。從2020-2021學年印度高等教育調查報告來看，理工科中本碩博在校總人數為9，469,022人，已經超過我國2021年的統計數據9,192,549人。從理科和工科分別統計來看，印度工科總人數為3,920,213人，占理工科總人數41.4%,理科總人數為5,548,809人，占理工科總人數58.6%。我國理工科本碩博在校生總數中，工科占比83.1%，理科占比16.9%（表3）。單從工科在讀人數來看，印度計算機學科人數總量排名第一，達到1,118,612人，占工科總量28.5%，排名第二的機械工程與第三的電子工程人數則分別占16%與15.7%。從中印理工科人才儲備來看，印度在毛入學率是我國一半左右的規模時其理工科人數已經超過我國。從學科結構來看，印度理工科是“理科大于工科”儲備規模，而我國則是“工科大于理科”儲備規模，說明我國高等教育中“基礎學科”人才儲備規模低于印度。因此，在高等教育潛在人口增加、教育經費占比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加的背景下，印度“基礎學科”人才培養規模、高等教育在學人數、研究生在學人數會很快超過我國，成為高等教育大國，為其未來科技發展以及“全球科技大國”目標達成提供高等專門人力資源支撐。
（三）人才跨境流動：強化全球勝任力與影響力
“全球領導型大國”地位離不開本國高級人才的全球流動與全球勝任力養成。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人才跨境流動是實現人才知識體系構建與完善，加強國家間人文交流與政治互信，促進科技與創新體系積累與遷移的重要路徑。印度國內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機會需求與高質量高等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顯著，高等教育在地國際化程度不高，加之其經濟的增長和英語通用語言優勢等因素，印度高等教育出國人數顯著攀升，增幅較大，且留學后在目的國工作比例較高，這些都為其科技人才獲得全球勝任力，并進一步強化全球影響力奠定了基礎。
1.印度出國留學人數增幅較大，總量不斷攀升
從出國留學增幅來看，截至2023年12月，我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但自2019年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數增幅趨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近3年呈現下跌趨勢，我國留學生在全球留學生市場中占取份額正不斷被印度擠壓。從在美留學生總人數來看，2021/2022學年美國高校國際學生中，中國仍是最大生源國，約29萬人，占美國高校國際學生總數的30.6%，但是同比減少了8.6個百分點，呈下降趨勢；
反之，印度是第二大生源國，其占比為21%，約19.9萬留學生，同比增長約19個百分點（表4）。2022年美國高校在招收國際學生中，58%的院校將印度作為未來第一優先市場，其次是越南（44%），第五是中國（32%）。[17]由此可見，印度已經逐漸成為美國高校招募海外留學生的第一選擇。
表4 近十年中印兩國在美留學生人數變化
與此同時，2021/2022 學年英國國際學生中，中國仍是最大生源國，占比27%，但是印度留學生增長最快，目前已占比23%。印度在英研究生總數為101,765人，已經超出中國（88,755人）13,010人。[18]可以預見，隨著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提升以及經濟水平的發展，其國際留學生在英美國家占比將超過我國。疊加國際政治因素，如美國對華科技、教育與人才的精準限制與封鎖，致使我國高校赴美留學人數，尤其是理工科人數呈現下跌趨勢。美國印太戰略呈現“親印排華”特點，對印度留學生的限制顯著低于我國；
與此同時，英國印度裔首相蘇納克上臺后，英國的高等教育國際交流政策對印度留學生更加友好，我國留學生在國際市場中份額將被印度持續擠壓。長遠地講，大批留學生不論是留在國外還是歸國發展，都會對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和國內科技創新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印度出國留學生總量與增幅，以及留學生學科專業結構，是其未來國內科技發展與創新的重要風向標。
2.印度留美工作學生比例較大
從赴美學習層次來看，中印兩國都是研究生占比較大，人數較多，但印度的研究生增速迅猛，2020/2021學年為68,869人，2021/2022學年就上升到102,024人，增幅達48.1%，總人數已經逼近2021/2022學年我國的123,182人。與此同時，印度留學生中2021/2022學年拿OPT簽證也就是畢業后一年工作簽證的比例為34.2%，我國僅有17.6%，印度拿OPT的學生總數為68,188人，已經超過我國的51,199人（表5）。此外，疫情前2019 財年美國政府簽發的18.8 萬份外籍高技術人才H-1B簽證中，印度人占比72%，中國大陸占比只有13%。[19]H-1B簽證中90%以上的簽發給STEM領域高級人才，自2001年以來，印度裔獲得美國H-1B 簽證的比例就一直保持在外國人總量50%左右，是我國大陸人才獲得此簽證的5 倍多。[20]畢業生留美工作對于國家在美政商界加強影響力，鍛煉學生的國際視野與工作素養，增強國家潛在人才全球勝任力有一定作用。從這一指標看出，未來印度在美國科技、企業甚至政界的影響將進一步加強。
表5 2020-2022 年中印兩國在美留學生層次及趨勢
3.印度學生在美留學專業結構
從留學生在美國修讀專業比例來看，我國留學生在美國修讀專業人數占比前三分別是數學和計算機（23.1%）、工程（17.2%）和工商管理（14.6%），印度留學生在美國學習專業占比前三分別是數學和計算機（36.8%）、工程（29.6%）、工商管理（13.3%）。如果將數學與計算機、工程、物理和生物科學算作主要STEM學科來看，中國在美留學生中修讀STEM 只占50.1%，而印度占比為72.9%，高出我國將近23個百分點（表6）。如果按實際人數測算，印度在美學習STEM 人數為145,204 人，我國為145,333人，已經基本與我國持平。單看修讀數學與計算機學科人數，印度為73,299人，我國為67,009人，我國已經少于印度人數。數學與計算機學科不僅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學科，一定程度上決定人工智能發展的速度與質量，而且是所有高科技產業的基礎學科，對國內工業4.0迭代升級以及科技創新發揮基石作用。
表6 2021/2022 學年中印兩國在美留學生專業占比（%）
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曾講過，“IT是印度的明天”。印度信息科技產業正以“高管+中層+底層”的全方位人才梯次走向海外，本科與研究生層次人才海外留學為IT產業人才在全球的高層與中層布局奠定了基礎，職業技術培訓的海外人才循環則進一步將印度IT產業的影響力擴展到世界IT產業鏈的底層，印度已經日益成為全球IT人才“協調中心”。與此同時，印度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還在反哺教育數字化建設，加速國家現代化進程。印度正在通過課程資源數字化、教育教學軟件創新、大規模在線學習等舉措提升全民讀算水平，促進教育公平，拉動外商投資，刺激經濟發展，發揮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的正生態效應。
“教育科技人才”協調發展需要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印度當前優勢與挑戰并存。從國際環境來看，在當前大國博弈背景下，印度的科技發展與人才輸出具有一定的優勢空間與時間。從國內環境看，階層流動意志、嫁妝制度、IT人才儲備充足等都為IT 人才發展提供了推拉作用，而教育資金不足、基礎教育發展滯后、教育國際化程度較低、種族與宗教等社會因素則成為制約印度教育科技人才協同發展的因素。
（一）印度在大國博弈中擁有相對優勢時空
中美貿易戰與科技戰爆發以來，美國對華科技、人才、教育等要素進行限制。同時，美國拉攏政治盟友，尤其是“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芯片聯盟”等國家對華進行封鎖，在此背景下，我國科技發展的國際循環環境、高等教育正常對外交流受到了影響。與此同時，同為亞洲國家的印度，則擁有了相對優勢發展空間與時間。美西方國家等對其科技、教育、人才的對外交流設限較小，尤其在中美關系緊張局勢下，印度拾取了更為優越的發展環境。美國拜登政府在“印太戰略”下，與印度共同啟動了《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CET），旨在加強芯片、網絡等高科技領域的深度合作與捆綁。[21]印太戰略不僅加強了印度與美國在科技、人才、教育方面的進一步交流優勢，而且在此框架內，印度與日本、澳大利亞、東盟等國家的戰略合作關系也進一步得以擴大。[22]從印度莫迪政府立場出發，印度始終將自身成為“全球領導型大國”視為夙愿，“印太戰略”為印度自身身份認同構建賦予了更高的戰略地位與角色，在中美博弈與地緣政治的局面中為其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帶來了相對更大的空間與時間優勢。與此同時，印度僑民社團領導力強，注重團結和幫扶，IT產業海外抱團態勢明顯。與最開始僑民領袖是醫生不同，現在絕大部分印度裔僑民領袖為工程學背景。另外，得益于諸多國家的海外移民政策“理性化”和國家“智慧化”轉型，為印度IT人才國際化以及發揮全球影響力敞開了大門，進一步為印度科技溢出效應與人才回流提供了機會。
（二）印度正成為全球重要留學來源國市場
從美國、英國與澳大利亞3 個世界留學大國數據來看，2022年，在這3個國家的留學生群體中，中國仍然占據第一，印度緊跟第二，但印度增幅大于我國。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對未來的教育國際化戰略謀劃均將印度作為未來5-10 年的優先第一留學生吸引市場。英國在《2021國際教育戰略升級：支持復蘇，驅動增長》（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2021 update: Supporting recovery, driving growth）中指出，未來幾年深入開拓的留學生市場主要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越南和尼日利亞[23]；
澳大利亞在《國際教育戰略：2021-2030》（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21-2030）中指出，國際教育戰略重點之一是要加強全球校友網絡，重點要加強印太地區校友網絡構建，根據外交優先重點加強區域校友聯絡，最根本目的在于服務國家外交利益。[24]從推拉理論來看，世界主要留學大國的國際教育戰略為印度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向外輸送并培養高質量人才，以及后期的人才回流與全球影響力發揮提供了重要的拉力。從推力角度出發，印度國內基礎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機會的上升、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才競爭壓力與“內卷”等因素都為人才對外輸出接受全球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提供了推力。
（三）印度國內社會因素助推IT 科技人才發展
首先，IT科技發展與印度國內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的強大意志有關。與早年出海工作或移民大都來自富裕家庭不同，近十年印度IT技術人員大多數來自鄉鎮農村，一方面與農業盈余投資高等教育比例不斷上升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地種姓制度有關。盡管印度IT 技術人才大量來自鄉鎮農村，但80%多屬于“高種姓”。這些人才的前輩源于農耕階級，但在20世紀不斷通過加強教育投資、創辦西式學校、廣設教育基金會、“反婆羅門運動”等躍升為“鄉村中產階級”。為鞏固階級利益，這些“先富者”不斷創辦私立高校為后代創造更好的高等教育機會。[25]其次，從社會因素來看，IT人才興盛還與印度的嫁妝制度有關，一個家庭如果有個成功的IT兒子，那么會為家庭掙來數額可觀的嫁妝。男方在事業上越出色，越有資本向女方索要高額陪嫁。加之印度社會相對歧視女性晚婚，不少家庭都想盡早將女兒嫁出去，這使得作為補償的高額嫁妝更有必要。而且，只要是IT從業者，即使沒有像公務員、行政人員、大公司員工這種相對固定的工作，也能得到高額嫁妝。這種婚約風俗為印度“出IT人才”提供了社會土壤。再次，由于印度國內培養了大批IT人才導致人才過剩和過高失業率，這為印度技術人員出走海外、發揮全球影響力提供了拉力和推力。
（四）印度教育發展面臨長期復雜挑戰與問題
盡管印度在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方面擁有不少優勢，但對于其實現“全球知識超級大國”“全球科技大國”“全球領導型大國”的目標，挑戰與問題也十分明顯。首先，教育科技人才的統籌發展需要大量財政投入，印度國內生產總值2022年為3.39萬億美元，我國是17.96萬億美元，印度無論是財政收入總量還是人均GDP與我國均有較大差距。因此，盡管印度很早就提出教育投入要占GDP6%的目標，但在落實中易受到資金不足限制，落入教育政策“不切實際”的傳統桎梏，多項教育發展指標如基礎教育入學率、國民識字率、生均教育投入等仍然較低，與政策愿景仍有較大差距。[26]其次，印度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仍然有限，原因在于教育投入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高等教育投入較多，但基礎教育卻投入不足。[27]在此基礎上，基礎教育學生學業成就在全球重要測評，如國際學生測評PISA、國際閱讀素養進展PIRLS中表現不佳。“基礎不牢”容易弱化人力資本發展總體潛力及根基。再次，印度國內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仍然較低，世界一流大學數量較少。盡管印度已成為世界主要留學生來源國，但其國內高等教育吸引國際留學生總量、教學與科研質量、高校國際影響力等與我國仍有較大差距（表7）。第四，受國內宗教、種族、社會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影響，教育不公平問題突出，主要體現在女性與處境不利群體受教育機會不足，制約高等教育人才發展的潛力與韌性。[28]
表7 中印“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 年世界大學排名”數據對比
從中印兩國教育發展數據的對比可以看出，首先，印度“教育優先”的投入決心更大，更加重視技術教育投入與結構；
其次，印度為其高科技產業儲備了大量高水平專業人才，理工科人才儲備占比較大，重視高等教育基礎學科規模與結構；
再次，國際國內環境與多重推拉因素促使印度出國留學規模增長較快，研究生與理工科占比較大，留學后在地就業比例較高，說明高層次科技儲備人才在全球勝任力與競爭力獲得方面擁有更多機會，對未來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力資本回輸與技術溢出效應潛力不容忽視。基于此，我國在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戰略中應更加重視教育投入與結構優化，加強基礎學科人才儲備，在新形勢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統籌做好人才出國留學與歸國工作。
首先，我國實施“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發展首要任務就是要提高教育經費投入，應提出“5%”，甚至“6%”的教育投入目標，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 4%的水平已經持續了十多年，未來應進一步提升教育投入總量。要重視經費結構的優化，適度提升職業技術教育，尤其是高職技術教育的經費占比。在此基礎上，還應加強對私立高等院校的引領支持，尤其要鼓勵有實力的企業等根據市場與職業需求創辦高等院校，并給予較為寬松的政策與中外合作辦學支持。
其次，我國必須加強基礎學科人才培養的系統性。高等教育在招生計劃中須進一步提升基礎學科專業的招生名額比例，提升基礎學科人才培養質量，尤其是“理工科”中的“理科”人才培養。根據國際經驗，一些發達國家在科技人才培養上特別重視高中的大學先修教育以及與大學的學分銜接，鼓勵高中開設自然科學相關專業的大學先修課程。中學理科教師隊伍建設和培養基礎學科拔尖人才還應同步提升中學理科教師的學歷層次，不斷促進其專業發展，改進中學理科課程與教學質量。
再次，我國在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的同時，必須進一步堅定并擴大教育對外開放。第一，要拓寬大學生出國留學途徑和去向，在大國博弈，尤其是美國對我國設限的背景下，一方面要與歐洲一些對我相對友好的國家繼續加深人文交流機制；
另一方面要繼續擴大與一些“小國”的留學派出規模，如瑞士、新加坡、荷蘭、比利時等，使這些國家的STEM教育優勢輻射我留學人員。第二，要大力鼓勵民間留學，并給予自費出國留學生更多支持，尤其要有意識提升出國修讀STEM專業或基礎學科專業的人數與結構。第三，要統籌做好留學生在外工作服務與歸國工作支持，協助留學生在畢業就業、風險創業、企業管理、技能培訓等方面獲取全球經驗，以進一步發揮人力資本全球化與遷移對國內科技進步的溢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