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專題黨課：學黨史明初心知使命,供大家參考。

專題黨課：學DS 明初心 知使命

　　同志們，今天我們主要重溫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繼承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同時希望政協機關全體黨員干部能夠牢記宗旨,進一步增強圍繞中心任務、服務發展大局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過程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是緊密相連的。從國內來看，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為了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不屈不撓、前仆后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1919年，中國大地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重大事件。五四運動爆發于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五四運動前后，我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在追求真理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沖擊了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從國際來看，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了《共產黨宣言》，一經問世就震動了世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得到廣泛傳播。在馬克思親自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第一國際”等國際工人組織相繼創立和發展，在不同時期指導和推動了國際工人運動的聯合和斗爭。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世界范圍內如雨后春筍般建立和發展起來，人民第一次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成為實現自身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中國先進分子也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一）中共DS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1919年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鼓勵青年們“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沒想到一語成讖。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被京師警察廳逮捕了。這是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入獄。此時的他，思想激進，呼喚變革，但其實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被捕，是因為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領導者的惹眼地位。陳獨秀在運動中的地位，毛澤東評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非但是陳獨秀，那時的中國，其實也還沒有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直到“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嶄新的社會制度已成為現實，開辟了人類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時代，并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也傳到了中國。在這一時期，最早介紹《共產黨宣言》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是李大釗。1917年冬，李大釗應聘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后，他迅速在進步青年中開展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在圖書館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原著。1918年11月，在慶祝一戰勝利的講演會上，李大釗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庶民的勝利》。演講結束后，他又為《新青年》寫下了《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文中，李大釗不僅把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馬克思）為宗主的”，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創造以自由鄉土。文末，李大釗激昂地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和陳獨秀被捕，原本該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延期到當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釗編輯的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除了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外，李大釗還完成了一篇對自己和中國日后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點介紹和摘譯了《共產黨宣言》。原北京中共DS學會會長張靜如認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釗思想急劇變化的時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從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在《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出刊前不久，1919年9月17日，在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和呼吁下，坐了100天牢獄的陳獨秀終于出獄了。在獄中，陳獨秀仔細思考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對社會主義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思考。DS研究者一般認為，五四運動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陳獨秀思想向馬克思主義演變的開始。陳獨秀雖然出了獄，卻還在軍警的監視下。自己家里沒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適家，后來又在李大釗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終究不是長久之計。1920年初，他和李大釗商量，決定到上海去。陳獨秀此番南下，隨身帶著一本《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這是他特地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的。這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綱領，當時在中國還沒有完整的全譯本。陳獨秀帶的這本書，成了《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底本之一。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乘坐的外國輪船到達上海，在朋友們的張羅下，他住進了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也隨著陳獨秀遷回上海。陳獨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請在上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復刊之事。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時隔不久，李達從日本回國，也被邀請協助做編輯工作，并入住老漁陽里2號樓上房間。其中，李漢俊是在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將，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二）翻譯《共產黨宣言》，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包含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容，文字也極為優美、精煉，能準確譯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傳神就更難了。就連恩格斯都說：“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精通德語、英語、日語等《共產黨宣言》主要版本語言之一、擁有較高的中文文學素養、具備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才有可能翻譯《共產黨宣言》。邵力子推薦了小同鄉陳望道，親自寫信，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并隨信寄去了《共產黨宣言》日文版和陳獨秀帶來的英文版。陳望道果然不負重望。1920年的早春，山區的氣候還相當寒冷。29歲的陳望道躲進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間僻靜的柴屋。端來兩條長板凳，上面橫放著一塊鋪板當作書桌，在泥地上鋪上幾捆稻草當作凳子。入夜后，點上一盞油燈，借著昏暗的燈光，埋頭翻譯。當時的條件十分艱苦，柴屋因經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風透過四壁漏墻向他襲來，常常使他凍得手足發麻。但他只是憑借柴屋里簡單的用具，以及老母親給他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鄧明以在《陳望道傳》中詳細描述過陳望道蘸墨汁吃粽子這個故事的細節：母親見他夜以繼日地埋頭工作，身軀漸見消瘦，心疼極了，特地包了幾個粽子，讓他補一補身子。義烏盛產紅糖，母親將粽子端至柴屋時還隨帶送上一碟紅糖讓他蘸著吃。稍待片刻，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是否還需添些紅糖時，他連連回答說：“夠甜夠甜了。”一會兒母親進來收拾碗碟，只見他吃了滿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陳望道只顧全神貫注地譯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陳望道對翻譯工作相當嚴謹仔細，為使譯文準確符合原意，他不時翻閱著《日漢詞典》《英漢詞典》，斟詞酌句，一絲不茍。從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里，隨處可見一些開啟白話文修辭學風氣的精彩語句，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結的散作煙云，神圣的墮入穢褻。”語句表現出了顯著的中國特色。同時，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白話文運動方興未艾，漢語的書面表達正處在由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有些詞句的表達方式與現在的文字不盡相同，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比如《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而陳望道譯作：“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怪物”一詞，似乎略有貶義，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卻是一個準確的翻譯。1932年版華崗譯《共產黨宣言》，第一句是這樣的：“有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幾乎與陳望道譯本一樣。用“幽靈”比喻共產主義，最早出現在1943年博古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博古把這句話翻譯為：“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躑躅著——共產主義底（的）幽靈。”又有些不夠通俗了。當然，翻譯講究信達雅，譯作的文學水平見仁見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不但較為準確地表達了原著的含義，而且呼應了當時的文學改革運動，通篇以現代白話文譯出，文字簡明流暢，通俗易懂。陳望道把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交給了陳獨秀和李漢俊，請他們進行校閱。陳獨秀看罷《共產黨宣言》的首個中文版，大加贊賞，決定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列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譯稿已校好，出版機構也定了，就差出版經費了。恰在此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俄籍華裔楊明齋，經李大釗介紹來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系中國的建黨問題。維經斯基聽說要出版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立即資助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取義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中譯本在上海問世，但封面上最醒目的書名，卻有一個更醒目的錯誤：由于又新印刷廠排字工人的疏忽，“共產黨宣言”被誤印成“共黨產宣言”。這卻為后人鑒別《共產黨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據，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組織的艱苦和簡陋。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國出版。為此，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說：“中國不僅成立了共產黨發起小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中國革命的春天已經到來了。”《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面世一年后，中國共產黨成立。《共產黨宣言》的首個中文版，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中共早期領導人和黨員，無不是這本書的讀者和信徒，從中汲取知識和力量。1936年7月，毛澤東對來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露自己思想成長歷程時，深有感觸地回憶說：“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
《階級斗爭》，考茨基著；
《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二、中國共產黨的名稱由來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等和部分工學勵進會會員共20余人，在蒙達爾紀召開會議，史稱“蒙達尼會議”。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會議。在“蒙達尼會議”上，蔡和森主張組織俄式共產黨，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此改造中國。會后不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蔡和森更明確地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革命青年第一次提出“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從湖南省雙峰縣走出的蔡和森，以其遠見卓識，推動了建黨的進程。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給毛澤東寄出的第一封信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給毛澤東寄去一封6000多字的長信，在信中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信中，對蔡和森的主張，表示“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并與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系。經過幾次交談，他們一致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李達、李漢俊同陳獨秀、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陳獨秀、李大釗均因事務繁忙，未出席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開幕。會場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上海興業路76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首先致詞，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表示祝賀。他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概況，并建議把會議的進程及時報告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隨后，代表們具體商討了大會的任務和議程。7月30日晚，代表們正在開會時，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環視一周后又匆忙離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馬上中止會議。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十幾分鐘后，法租界巡捕包圍和搜查會場。由于活動已受到監視，會議無法繼續在上海舉行。代表們分批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從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有了可以信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革命有了堅強的領導力量。

　　三、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宣告：“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貫之體現到黨的全部奮斗之中。

　　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
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
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聯合共產國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中國的先進分子經過長時期的艱苦探索，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正確的革命理論，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飛躍。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他們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詳），代表著全黨195名黨員。大會通過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提出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奮斗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實際上制定出了黨在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宣言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表明黨的二大宣言堅持了一大綱領所規定的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黨的最高綱領。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成立后的第一個黨章。它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的建設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與黨的一大所通過的黨綱相比，它明確地闡釋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黨的二大第一次將黨在民主革命中要實現的目標同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不僅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任務，并指出要通過民主革命進一步創造條件，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一次深化，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一個重要成果。它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進行指明了方向。從黨的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二大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黨的戰略方針的一次重大轉變。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經過熱烈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指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D建立聯合戰線，“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文件還規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黨的三大決定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會解決了革命發展中的這個重要問題，就能夠在孫中山這面頗有號召力的革命旗幟下，通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廣泛發動群眾，發展革命力量，加速推進民主革命的進程。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黨的三大的重大歷史功績。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工作報告。這次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總結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后指出：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而右的傾向是黨內主要危險。共產黨要做到：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
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
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黨的四大以后，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進一步發展。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各地學生聯合會也十分活躍，會員有數百萬人。這些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從而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黨員57967人。以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大會。由譚延闿、徐謙和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政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略，反而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決議一方面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衛、唐生智控制的武漢政府當作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對其公開叛變革命的嚴重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精神準備。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雖然肯定“將耕地無條件的轉給耕田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原則，但卻又把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漢國民政府，使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成了一紙空文。黨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僅半個月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全黨上下最焦慮、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嚴峻復雜的局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這次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認真地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既然已經反革命，中國革命的性質便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錯誤認識，指出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大會明確了決定革命性質的不是革命動力，只能是革命任務。因此，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為統一全黨思想，克服黨內仍然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的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全黨121萬名黨員。大會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這是因為抗戰以來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將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使抗日戰爭在有利形勢下又潛藏著極大的危機。這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大會尖銳地指出：由于國民黨繼續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拒絕進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去。大會確信：“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斗，并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能夠勝利。”這也是黨的七大的中心任務。黨的七大提出黨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我們所要建立的新中國，既不應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應是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舊民主主義的國家，也不能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應當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各革命階級民主聯盟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綱領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大會也作出了全面具體的說明。黨的七大在黨的文件上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準來評判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黨的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規律，對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三項基本經驗，即武裝斗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黨的七大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是使黨的路線、方針得以順利貫徹的根本保證。黨的七大通過了新的黨章。新黨章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建黨思想，以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所形成的優良作風和革命風格，規定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偏向。新黨章明確規定：努力學習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在黨的工作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這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黨內生活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實行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的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概括起來，就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上下求索、攻堅克難，為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史。我們要把學習領悟DS、新中國史作為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徑。在深入學習和不斷領悟中，了解DS、新中國史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了解中國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我們黨100年的奮斗史、新中國72年的發展史，了解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弄清楚我們從哪里來、往哪里去，弄清楚艱苦卓絕是什么、是怎么來的，做到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做到常懷憂黨之心、為黨之責、強黨之志。

　　同志們，我們要不斷增強守初心、擔使命的思想和行動自覺。通過學習，進一步深刻認識我們黨先進的政治屬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純潔的政治品質，傳承紅色基因，堅定理想信念；
進一步深刻認識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艱辛探索和歷史必然，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進一步深刻認識黨的執政使命和根本宗旨，從黨和人民的魚水深情中恪守人民情懷；
進一步深刻認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的本質內涵，發揚革命精神和斗爭精神，勇擔歷史重任；
進一步深刻認識我們黨靠忠誠經受考驗、靠忠誠戰勝困難、靠忠誠發展壯大，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更好地凝聚共識，促進不同界別的委員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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