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冷戰時期開始，隨著非洲殖民地的相繼獨立，日本便開始關注非洲大陸上出現的年輕國家。對于日本來說，非洲具有獨一無二的戰略意義，這里不僅蘊含大量天然資源，還擁有人口龐大的市場，而且拉攏非洲國家更有助于日本推行其聯合國外交。與中日、美日、日歐相關問題研究相比，盡管國內學界對日非相關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中非合作愈發密切以及非洲大陸再次成為大國博弈的舞臺，研究日非關系、日本對非戰略及政策以及日本在非洲的動態，不僅可以充實對日本未來走向的了解，而且還可以通過研究日本援助非洲的案例，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提供重要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國內學界；
日本；
非洲；
學術動態
中圖分類號：G122；
D83/8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2-0061-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2.006
引 言
根據中國知網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學術界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有關日本的學術文章中，開始出現涉及日本與非洲的內容。由于日本與非洲間隔較遠，且當時的日本在外交領域動作“低調”，因此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內容主要涉及日本對非研究概況、日本對非經濟援助、日非經濟合作、日本人與南非的種族歧視等問題①。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刊登于《西亞非洲》《世界知識》《國際經濟合作》《民族譯叢》等學術期刊。到了20世紀90年代，關于日本運用對外援助強化同非洲，尤其是同“黑非洲”深化關系的研究開始出現②。
進入21世紀，國內學界關于日本與非洲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一是中國同非洲的聯系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的互動不斷深化，因此需要研究包括日本在內的域外國家同非洲的外交及經貿動向；
二是隨著中日在非洲博弈的增加以及日本將中日安全競爭引入非洲，學界既要分析日本涉足非洲對中國帶來的影響，也需要在預測日本走向的同時，提出針對性對策；
三是伴隨著國際社會同非洲對接，非洲的傳統及非傳統安全問題開始波及非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使得國際社會參與非洲安全治理成為了不可逆的趨勢，而日本在非洲安全治理中的一些積極表現也值得中國借鑒和參考。結合上述原因，21世紀的國內學界在研究日本與非洲相關問題時，主要關注以下幾個問題：日非關系及日本對非政策發展、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的動向、日本向非洲派遣自衛隊、戰略視角下的日本對非洲援助、日本對非洲特定領域的援助情況等。
從總體上看，20世紀**十年代的相關研究側重于科普或源自政治立場的批判，而21世紀的相關研究則更注重成果的參考、預測和實用價值。
一、關于日本對非關系及政策演變的研究
在近代，日非關系最初是通過歐美商人的貿易物流網建立的，由此形成的關系側重于經濟活動。二戰爆發后，日本與非洲的經貿往來基本中斷；
二戰結束后，日本逐漸同非洲國家恢復或建立邦交關系，從而使偏重經濟的日非關系向兼顧經濟和政治轉變。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開始將非洲同自身的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進行捆綁。圍繞日非關系的發展，國內學界側重于運用理論分析其轉變的動因。對于日本對非政策的調整，國內學界重視研究外界因素對其帶來的影響，如石油危機的爆發促使日本增加對非洲的援助，蘇聯解體使得日本對非援助增添了輸出西方價值觀的一面，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增大促使日本的對非政策呈現出同中國競爭的色彩等。
針對2005年日本“入常”失敗后如何調整其對非政策，楊恕、張茂春分析了日本與印度為獲得非洲國家的支持所采取的對非政策的異同。日印兩國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提出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要求，但在“入常”失敗后，日本轉而將資金和技術優先投入到“公益性”領域，即加大治理非洲國家難以應對的環境污染、清潔能源開發、水資源凈化等問題。印度則發揮在信息技術方面的優勢，通過支援非洲建設互聯網通信設施，并以此作為增進印非合作的互動平臺［1］。
就日本對非政策的演進特點，張永蓬指出，日本的對非外交經歷了從“以經濟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平衡戰略向戰略重視的轉變。前者從19世紀末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后者則始于冷戰結束以后。這里所提的“實用主義平衡戰略”泛指日本在缺乏對非影響力，且日非關系受制于歐洲列強以及美國相關政策的情況下，采取“將實質性獲得某一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利益”作為開展外交的優先原則，即回避意識形態對立，在非洲搞平衡外交。冷戰后，由于日本擺脫大國意識形態的束縛，其對非外交呈現出明顯的戰略指向性。通過籌辦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日本的對非外交開始向機制化、全方位兼顧的方向發展。同時，盡管歐美始終是影響日本對非政策的主要因素，但隨著中國對非影響力的增強，日非關系中的“中國因素”也將變得更為顯著［2］。對于如何在對非外交中同中國展開競爭，盧昊在文中指出，日本的對非援助及雙邊貿易的規模雖不及中國，但日本試圖在軟實力、國際形象塑造以及輿論主導等領域同中國展開“非對稱競爭”。在這一趨勢下，日本在對非援助上將更強調質量、可落實性、援助投放地點的戰略價值［3］。
宋效峰也就日本對非外交中的實用主義特點進行了分析。由于冷戰期間以及之前的日本在實用主義思維下，在非洲重點謀求經濟利益，因此于非洲樹立的“經濟動物”形象一時難以得到改善。進入21世紀，為了擺脫這一負面形象，日本一方面通過軟實力外交，同非洲加強在民生、文化交流領域的互動，借此提高非洲民眾對日本的好感；
另一方面，通過在對非外交中加入“人的安全保障”、環保、“共生”等援助理念，突出自身對非援助的“公益性”。實施上述措施的目的在于淡化日本對非外交的實用主義色彩［4］。
二戰結束以及冷戰的開始，促使日非關系以及日本的對非政策發生了變化。鄲嘯認為，從二戰結束直至21世紀，日本的對非外交先經歷了由經濟中心主義外交向政經兼顧外交的轉變，再由此向全方位政治化外交演變的過程。但作者也指出，盡管日本自冷戰后開始擴大對非介入力度，但其對非政策本身仍受制于國際體系結構以及日本自身力量的缺陷，前者表現為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缺乏影響非洲的力量，尤其是歐美等國重新積極介入非洲事務，使得日本不得不依附于之，后者指僅憑日本突出的經濟實力，尚不足以彌補其在軍事、政治領域方面的不足，而這也是日本難以在非洲擴大其影響力的根本性缺陷［5］。
冷戰結束之初，日本在世界上的經濟大國地位得以維持，但這也促使日本充當政治大國的權欲進一步膨脹。對于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非外交的主要動向，羅建波指出，日本的新動向主要表現為爭取非洲經濟發展的主導權以及擴大對非洲的政治影響力，前者的具體措施包括召開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繼續維持高額的對非援助、在亞非合作中發揮主導和銜接作用；
后者的具體表現為，通過多種渠道參與治理非洲的紛爭問題、根據非洲國家民主化推進程度采取獎勵或懲戒。作者認為，促使日本加大對非投入的動因主要包括日本對政治大國的訴求、爭取國際經濟的主導權以及非洲國家對外來援助的迫切需求［6］。
二、以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為對象的研究
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曾憑借經濟實力，一度在對非援助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間，日本設置了TICAD，將之作為和非洲國家及國際組織共同探討治理非洲安全問題的平臺，同時，這也是首個以援助特定區域為主旨的合作平臺。進入21世紀，隨著非洲戰略地位的提升，域外國家同非洲的經濟聯系變得更加密切，其間，中國、印度、韓國和歐洲國家也紛紛建立了類似的對非援助平臺，平臺的增多促使各國急需研究別國的平臺，從而優化自身的援助方案。圍繞TICAD，國內學界的關注點主要包括：歷屆會議議題與國際熱點的關系、會議涉及的安全問題的重要程度的波動、會議提出的倡議或引入的理念等。之所以如此關注TICAD，首先是同樣作為探討非洲安全治理的合作平臺，研究歷屆TICAD有關內容利于中國制定、優化對非援助政策，提高對非援助和安全治理的效率。而且，由于中國在非洲也主持著中非合作論壇（FOCAC），因此在對非援助領域，中日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而且近年來日本也利用TICAD平臺，向非洲國家兜售針對中國的政治主張，研究日本的動向，有利于中國制定相應的對策或采取反制措施。
圍繞歷屆TICAD的會議主旨，尤其是關于安全問題，曾探歸納并總結了日本在該平臺添加安全議題的發展過程。作者指出，20世紀90年代的安全議題著眼于傳統安全領域，并由沖突預防轉變為鞏固和平。進入21世紀，安全問題的涵蓋范圍被擴大，在原有基礎上增添了反恐、打擊海盜以及海洋秩序等內容，其涉及的安全問題從傳統安全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擴大。從議題目的上看，20世紀90年代主要針對如何援助非洲國家以解決其內部問題，而21世紀則是試圖拉攏非洲國家來對接日本的安全利益。但作者也指出，這一趨勢并不意味著非洲國家只能被動地接受日本的主張，如印太兩洋安全這類偏離非洲安全需求的主張，非洲國家也不會接受［7］。
2016年，日本首次在非洲的肯尼亞召開了第六屆TICAD，此次會議通過了《內羅畢宣言》，該宣言在強調增強充實教育、創造就業崗位以及推進產業多元化的同時，還提及了反恐問題以及維護海洋秩序等新內容。對此，呂耀東認為這是日本對非戰略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如在經濟領域，日本對非經濟合作開始由援助轉變為投資，加強對非洲這一“最后的世界大市場”的開發和占據。而在政治領域，日本欲爭取非洲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事務上支持自己，并且為實現“入常”做鋪墊。在安全領域，日本力求推進同非洲在反恐及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在為自衛隊進一步擴大海外活動尋求支持，另一方面則有意將亞洲問題帶到非洲，以此牽制中國正當的海洋維權活動［8］。
對于日本來說，通過召開TICAD，日本在對非援助領域添加了諸多新要素。李安山認為，日本的創新主要有三點：一是在TICAD中不設秘書處，突出聯合國的作用，使日本占據了道義制高點；
二是在機制性質上，TICAD可以協調西方援助國與非洲國家的關系；
三是在援助方針上，日本引入了“主事權”和“合作伙伴”的概念，該理念強調受援助國家的“自助努力”，有別于其他西方國家提倡的援助理念［9］。
黃梅波和洪燕秋歸納了前五屆TICAD提出的對非援助事項的特點，并對其成效作了分析。作者指出，日本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援助贈與、技術合作及援助貸款三種方式，其中技術合作的比重不斷提高，凸顯了日本在技術經驗方面的優勢。關于其發展趨勢，作者將其歸納為四點：一是援助目標從減貧向促進經濟發展轉變；
二是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增強援助的實效性；
三是積極容納更多的參與方；
四是以受援國為主導，避免出現援助依賴［10］。
從2013年以后，日本縮短了TICAD的召開周期，改為三年一次，此舉一方面是日本對非洲重視程度提高的表現，但另一方面也是針對FOCAC而采取的對抗措施。對此，宛如在文章中對比中日兩國的對非合作機制。作者從這兩類合作機制發起的背景、歷屆會議主旨、合作機制參與者以及后續機制建設四個層面出發，比較了TICAD與FOCAC的異同。作者認為，TICAD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其會議主旨由日本主導向日非協商轉變；
FOCAC則是由中非共同發起，且雙方始終維持著平等的伙伴關系。但日本的TICAD在學者、民間、個人層面的互動強于中國，這有利于主辦方了解到非洲社會的細微變化，值得中國借鑒［11］。
三、針對自衛隊參與非洲安全治理的研究
冷戰結束后，日本為實現政治大國化，開始加強對國際事務，尤其是對安全治理的參與力度。其間，日本除繼續提供財物支援外，也開始向海外派遣自衛隊參與安全治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受冷戰結束影響，來自蘇聯的威脅下降，日本急需為自衛隊尋找新的存在意義；
二是通過派遣自衛隊參與安全治理，一方面可回應日本國內要求增加國際貢獻的呼聲，另一方面也可通過突出安全治理的利他性和公益性，來改善自衛隊在日本民眾心目中的形象；
三是利用參與各類安全治理事務的機會，為修改日本國內安全政策提供機遇，從而推動自衛隊的“正常”化；
四是提升自衛隊在日本周邊乃至更遠地域的活動能力，在提升自身軍事威懾力的同時，也深化同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安全合作力度。目前，日本自衛隊參與安全治理的主要途徑有三類：聯合國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以及反海盜行動。而在非洲，上述途徑均有所使用。
原先，日本自衛隊涉足非洲安全治理是通過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而實現的。王競超認為，日本之所以積極參與在非洲開展的聯合國維和行動，其動機主要包括：增進日非關系以確保能源供給及維護日本在非洲的利益等經濟因素；
推動“修憲”“入常”并強化日美同盟等政治因素；
以“印太戰略”為載體，強化日本在印度洋海上安全事務中的影響力。但作者也認為，雖然日本將參與維和行動視為實現其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抓手，但受憲法、自衛隊人力資源不足、特朗普政權消極對待維和事務等因素的制約，參與維和行動所發揮的實際作用很難達到日本預期的程度［12］。
盡管制約自衛隊參與維和行動的因素較多，但日本仍嘗試逐步突破制度限制并拓展自衛隊的職能。張曉磊以日本參與在南蘇丹實施的維和行動為事例，分析了日本在該領域取得的戰略性突破，具體內容主要有：突破了原先不能執行聯合國維和行動“主體任務”的法律限制；
提高日本在維和行動中的“貢獻度”；
減少日本在維和事務上對美國的依賴程度；
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衛隊的作戰能力。然而，日本在維和行動中的戰略突破也會帶來消極影響，包括影響安倍政權和日美同盟的穩定，影響日本塑造的“和平國家”形象［13］。
由于非洲地區的傳統及非傳統安全問題長期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這里也成為安全治理的重點地區。李冰潔在文章中指出，正是由于非洲的基礎安全環境不佳，加之非洲并不是大國競爭的最前線，且當前的非洲未有過多的地緣政治爭端，因此便于日本以人道主義、保障投資環境安全為由，向該地區派遣自衛隊。此外，作者還認為，由于東南亞地區已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前線，所以不易于日本在此做過多“搶鏡”表現，但非洲則不然，不僅能為日本提供表現機會，還有助于日本與美國在中東地區開展戰略聯動［14］。
進入21世紀，日本在非洲的安全治理上出現了新的動態，其表現是派遣自衛隊參與亞丁灣的反海盜行動。對于日本派兵的動因，蔣旭棟認為主要包括四點，即擴展海權、響應美國、針對中國展開競爭以及轉移國內政治壓力。關于日本向亞丁灣派遣自衛隊所獲得的戰略收益，作者指出，此舉使日本在軍事上突破了憲法限制，而在政治上則突出了日本在國際合作領域的存在感。同時，此舉也促進日本將其海上力量投射到整個印度洋，進而對南海形成包圍，并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15］。早在參與亞丁灣反海盜行動以前，日本就曾介入馬六甲海峽的海盜問題治理，李秀石在分析日本參與馬六甲海盜問題治理的基礎上，將其與治理索馬里海盜相結合，梳理了日本如何從“反海盜”出發，將其轉變為“保衛”海上通道的政策演變過程［16］。
由于海盜問題屬于非傳統安全的范疇，其治理僅依靠軍事手段無法治其本，還需要從其他角度入手逐步治理。圍繞日本為治理索馬里海盜問題而采取的政策，王競超從法制體系構建和實際治理兩個角度分析了日本采取的行動，前者包括積極融入涉及反海盜內容的國際法體系，強化國內法律體系以加強海上保安廳與自衛隊的合作；
后者既有派遣自衛隊實施護航，也有向索馬里及周邊國家提供相關援助，還有借機在吉布提設置基地以提升在非洲的軍事影響力［17］。
針對日本在吉布提設置的基地，孫德剛、陳友駿在文中指出，吉布提基地的設置是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在海外實施軍事部署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日本在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時期實施的自衛隊派遣被視為前期準備階段。而且，之所以日本能在吉布提設置基地，作者認為其動因除了符合日本的戰略需要、日本國內輿論以及美國的支持外，吉布提政府及其國民愿意接受域外國家設置基地也起到了推動作用［18］。
國內學界在研究自衛隊參與非洲安全治理時，并未將之局限于非洲，而是從日本海外派兵、日本安全政策發展等宏觀角度出發的，在分析其實施路徑時，通過對比日本自衛隊在其他地區的表現，可以看出，非洲對于日本為自衛隊開拓活動空間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歷史優勢。由于日非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歷史糾葛，所以非洲國家對于日本向該地區派遣自衛隊持接納和歡迎的態度。正因如此，國內學界在該問題的研究上，在客觀肯定日本在非洲安全治理領域做出貢獻的同時，對于日本借機淡化其負面歷史形象，在未能正視歷史責任的情況下伺機恢復軍力的動向表示關注和警惕。
四、從宏觀視角分析日本對非洲的援助
日本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員，包括對外援助在內的國家行為，除了要體現日本的國家利益需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來自陣營以及國際社會的氛圍。冷戰時期，日本在對非洲實施援助時，其動機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和新生的非洲國家，特別是具有一定地緣影響力的國家奠定良好的關系基礎；
二是為了應對歐美國家指責日本只顧掙錢，不承擔陣營內義務的批判；
三是為緩解黑非洲國家對于日本同南非關系密切的不滿；
四是以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契機，在非洲開拓新的能源供應途徑，以求實現供應途徑的多樣化。而冷戰結束后，日本援助非洲的動機逐漸變為以下四點：一是通過援助深化日非關系，為日本實現“正常”國家化甚至是政治大國化贏得支持；
二是借援助開拓非洲市場，為日本企業進軍非洲打造良好的環境；
三是同其他援助非洲的域外國家，尤其是同中國展開博弈，削弱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四是通過在安全治理中的積極表現，樹立日本的戰后新形象，提升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二戰結束后，日本通過對外援助，同東南亞國家重新建立了經濟關系，并由此推動了日本經濟的復蘇與發展，這也使得日本的對外經濟援助除了具有經濟作用外，還具有修復外交關系、建立互信、解決雙邊問題、彰顯其國際影響力等政治作用。針對非洲在日本對外援助中所占地位的提升，周玉淵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日本對外援助由東南亞向非洲延伸的原因。作者認為，日本之所以擴大對非經濟援助，其原因有三點：一是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動向已經對日本國家安全及發展構成影響；
二是較日本國會而言，日本政府在對非援助政策制定方面發揮主要作用，注定了對非援助將與日本國內政治掛鉤；
三是對非援助確實有助于日本擴大其在非洲的影響力［19］。
對于日本而言，由于其在政治方面難以發揮足夠的影響力，因此將經濟援助作為彌補這一不足的工具。盡管日本強調其對外援助重視扶貧、人道援助、環保、維護民主及人權、支持善治，但吳波認為其本質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并無區別，僅是在援助風格上突出了日本的特點。日本的對非經濟援助是日本開展外交活動的重要工具。日本的對非經濟援助不僅是獲取資源以及打入非洲市場的鋪墊，還是拉攏非洲國家支持日本實現“入常”并擴大對非政治影響力的物質基礎，更是用來協助或配合美國對非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20］。
關于日本對非洲援助的方式，司艾華分析了日本所采取的“雙邊”和“多邊”兩種援助方式，前者泛指日本政府直接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后者則是指日本通過有關國際機構向非洲間接實施援助。日本的“雙邊援助”又可分為有償和無償兩類，其中，對非援助中的無償援助比重大于有償援助，這是由于非洲國家債務負擔重，償還能力差所致。日本采取的“多邊援助”主要是向聯合國機構、非洲地區開發金融機構以及同其他援助國共同實施的援助項目提供資金［21］。
正是由于對外援助是日本開展外交活動的重要工具，結合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對非外交的發展以及對非利益訴求的變化，熊淳認為，日本向非洲提供援助在從“被動反應”變為“主動反應”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下三個特點：一是通過援助為日本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其中既有淡化二戰時期侵略者負面形象的意圖，也有塑造二戰后負責任大國形象的目的；
二是對非援助要服務于日本的國家利益，尤其是確保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
三是力圖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機制，盡力回避對非援助陷入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施以“恩賜”的狀態［22］。
由于日本的對非援助多被落實在直接或間接的資金供應上，因此王濤、鄧榮秀分析了日本對非投資機制并對其效果進行了評估。日本對非投資的意圖主要是獲取資源、換取政治支持以及制衡中國。在投資機制上，TICAD作為主要機制平臺，日本政府是該機制的主導者和協調者，而“援助-投資”則是該機制正常運行的保障。從效果上看，日本的對非投資機制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的大型企業；
重點投資的地區及領域較為集中；
投資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非洲相關地區民眾的生活條件［23］。
在從宏觀視角分析日本對非援助時，國內學界研究的重心被置于冷戰后，因較冷戰時期的“被動反應”而言，冷戰后的日本在對非援助動機上表現得越發主動。而且，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削弱，日本的對非援助經過政策調整以及調配官民資源，其援助目的變得更為明確，援助方式也更加合理。加之，日本的對外援助講究細水流長，其可持續性配合合理的資源投入，在動機明確的情況下，雖然在非洲尚未產生日本所期待的“質變”，但其動向需要國內學界予以長期關注。
五、從特定領域分析日本對非洲的援助
如前文所示，在對非援助方面，經過冷戰時期以及冷戰后30余年的經營與發展，日本的援助基本上覆蓋到了非洲社會的各個層面。在冷戰時期，日本對非洲援助涉及的領域主要有農業、職業培訓、教育、醫療、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冷戰后，日本除進一步深化針對上述領域的援助力度外，也增添了對戰后重建及治安、善治、高科技、經貿、人權等新領域的援助。日本對非援助涉及領域不斷增加，其特點主要有三點：一是援助方式從過去的財物援助變為既出財物也提供人力；
二是援助在解決現有問題的基礎上增添了對相關運行機制的構建；
三是援助效果在保證能普及到基層的同時，也需要讓日本從中獲得更多紅利。
冷戰后，為了推動非洲國家同國際社會的接軌，日本積極支持非洲國家推動經濟改革。為了緩解改革帶來的“疼痛”，日本一方面通過出資建設職業技校的方式，促進當地人就業，另一方面則加緊利用留學、國際交流等機制，為非洲培養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人才。對于商貿人才的培養，張曉琪、李先軍、王歡星從商業教育的角度出發，以日本于2013年在第五屆TICAD上提出的“非洲青年商業教育計劃”為對象，分析了日本政府、高校以及企業在“人才培養”領域的嘗試及效果。在該計劃中，日本并不是通過設在非洲的培訓機構實施人才培養，而是經過嚴格的審查，將符合要求的非洲青年帶到日本，向其提供在日本攻讀研究生的機會。此外，還向留學生提供在日本企業實習的機會，以供其了解日本社會以及日本的就業環境。該計劃的優勢在于日本政府能在其中充分運用其投資，并保證受援者的素質，借此為促進日非間經濟合作培養人才［24］。
在綠色能源開發領域，日本也加大援助力度。龐中鵬在文章中指出，進入21世紀，日本之所以加強與非洲的能源合作，表面上除了應對國內的能源需求外，還具有試圖擺脫對中東能源依賴的一面。另外，在實現能源供應途經多元化的同時，日本加強對非洲能源合作還具有彰顯其海洋地緣政治影響力、服務于日本實現“入常”愿望等深層次目的。從表面上看，日本與非洲國家開展能源合作，雖然幫助非洲國家在開發天然氣、地熱等非化石能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其核心目的仍是服務于日本在非洲的博弈所需，其功利性特點依舊鮮明［25］。
針對能源供應，尤其是關乎日本經濟的石油供應問題，張彬彬針對21世紀后日本對非洲石油戰略發展進行了研究。作者指出，日本在非洲實施該戰略首先強調通過援助貸款、簽訂經濟合作協定、減免債務、派遣訪問團等手段，謀求同非洲產油國建立或強化合作關系。除了針對具體國家，日本還向非洲聯盟等區域組織提供資金，支援其下設機構的資源、能源開發項目。此外，日本政府通過實施官民協同參與的能源政策，鼓勵日本企業向非洲進軍，并予以扶持。對于該戰略的評估，作者認為該戰略的根基并不穩固，其原因在于日本企業無法以此掌握非洲石油的生產或銷售權，而且此戰略并未實現日本經濟與非洲經濟間的互補，地理距離過遠及歷史積淀單薄也限制了該戰略在非洲的滲透［26］。
在醫療衛生領域，王一晨就新冠疫情下，日本支援非洲強化醫療衛生機制進行了論述。作者指出，雖然較歐美國家、中國、印度及土耳其等國家而言，日本與非洲的合作無論從深度、密度還是廣度上都存在短板，但日本結合“全民健康覆蓋”理念，利用自身在援助非洲社會民生領域積累的經驗，通過支援應急機制建設、培養醫療和行政人才、提供物資設備等方式，使其援助的效果更容易在基層社會得到體現。另外，考慮到中美博弈趨向長期化，日本通過援助從民生領域滲透非洲，不僅容易在當地潛移默化地擴大影響力，同時也可借助大環境協助美國，拉攏非洲國家對沖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27］。
在教育領域，樓世洲、劉秉棟整理了前六屆TICAD的相關政策和援助方案。文中指出，日本對非洲教育提供的援助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始終將相關援助置于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框架之內，使之更加符合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理念；
二是在擴大援助規模的同時，也不斷增加師資人才的培訓種類，從以掃盲為主的初級教育向注重數理專業的中高級教育延展；
三是日本向非洲提供教育援助時，強調非洲國家要發揮主事權，因此其援助也多與非洲的區域性教育機制展開合作。作者認為，日本對非洲的教育援助在客觀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得到了國際社會認可，但其本質仍是通過援助積累成果，為日本在國際事務中贏得話語權，以求提升日本在非洲社會的影響力［28］。對于今后日本對非洲教育援助的動向，俞丹豐、樓世洲認為，令和時代日本的對非教育援助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日本作為援助實施者，其主體性增強；
二是援助更多地以合作項目為依托；
三是教育援助著重培養中高等師資人才和職業技術普及人才；
四是重點支援非洲的青年群體［29］。
國內學界在研究日本對非援助的具體領域時，主要從兩個維度切入，即對援助個案本身的分析，以及對相關援助與日本戰略利益訴求關系的探究。前者涉及援助的發展過程、政策制定或方案籌劃、運行操作模式、成果績效以及對中國的借鑒價值；
后者關注日本援助特定領域的戰略動機、通過實施援助所獲得的戰略效果、相關援助發展趨勢和對中國產生的影響。
結 語
綜上所述，通過整理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對于日非關系發展、日本對非洲政策、日本官民各層次在非洲的動態等問題的研究，均經歷了從少量言及到專精的發展演變。隨著研究不斷細化，中國的相關研究從偏向意識形態轉向從國家實際利益出發去探討問題。同時，除對日本在非洲的某些不利于中國的動向進行揭露和批判外，也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對策與建議。另外，考慮到非洲仍有諸多有待國際社會共同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分析日本在相關領域的表現，也有助于中國優化自身的相關政策。
然而，國內學界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對于日本參與非洲安全治理問題，國內學界尚未形成系統性的研究，尤其是較少從安全治理的角度出發，以日本的參與路徑或治理課題為對象的系統性梳理研究相對較少。其次，國內學界對日本援助非洲所取得效果的評估較少，由于日本在非洲實施的援助多為項目形式，且相關調查數據有賴日方調研，因此在分析其援助效果時，不易量化項目在該領域或某地區產生的效果。再有，國內學界側重于從宏觀角度出發，將日本的具體行動放在日本的對非戰略或日本國家戰略中加以思考，而且偏重于評估其戰略意義，對實際效益的言及較少。最后，國內學界對于日非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存在著一定的追風現象，如在TICAD召開或日本向非洲派兵時，同年前后相關研究成果的數量會出現顯著增加，但在熱點降溫后，相關研究成果的數量就會出現回落。
受中美競爭加劇、新冠病毒疫情、俄烏沖突爆發、國際產業供應鏈調整等因素影響，未來日本在制定對非政策或向其提供援助時，亦會結合上述背景，在拉攏非洲國家靠向西方的同時，也會加緊從非洲攫取更多實際利益。因此，國內學界不僅要對日本與非洲相關問題保持密切的關注，還需要長期跟蹤研究相關問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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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孫 麗］
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Issues Related to Japan and Af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ZOU Shengyi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30019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African colonies， Japan has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young countries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For Japan， Africa is of unique strategic importance， not only because it contains a lot of natural resources， but also has a market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helps Japan to pursue its UN diplomacy. Compared with research on China-Japan， Japan-U.S.， and Japan-Europe related issues， domestic academics started late in the study of Japan-Africa related issues. But a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ecomes closer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stage of the great power game，studying Japan-Africa relations， Japans strategy towards Africa and Japans dynamics in Africa can not only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future direction， but also， by looking into the case of Japans assistance to Africa，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y words：? domestic academics; Japan; Africa; academic dynamics
收稿日期：2022-08-14
基金項目：天津社會科學院東北亞區域合作研究中心項目“日本對非洲援助視角下的人才培養研究”（DBYBG2208）
作者簡介：鄒圣嬰，男，博士，天津社會科學院亞太合作與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日本對非洲援助、日本海外派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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